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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术教育史讲义
中国古代美术教育史纲
著作者:
李永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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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录
第一章 先秦典章仪轨规范下的美术教育
一 “六艺”与美术教育
二 “信而好古”的经典教育思想
三 工师及“四民分业、相学以巧”制度
四 《考工记》与百工美术教育
第二章 秦汉书画分立下的美术教育
一 图形状物的绘画技艺学习要求
二 汉代黄门画工、尚方画工设置
三 书法艺术教育初步
四 秦汉及魏晋官私工匠技艺教育
第三章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古代美术教育基本形态初步建立
一 魏晋官私书法教育
二 东晋南朝士族书法品格教育
三 “师资传授南北时代”与《摹拓妙法》
四 佛教美术传入对美术教育的影响
第四章 隋唐美术教育制度化及粉本师授
一 学校书法教育体制的完备
二 书、画、百工直官美术教育机制
三 “外师造化”与画工粉本师授
四 画行的出现及行会教育机制
第五章 五代两宋以画院、画学为主的官方美术教育
一 翰林图画院与国子监画学制度
二 画院教育
三 画学教育
四 宋代官工教育与《营造法式》
第六章 宋元文人画教育
一 “气韵非师”与文人修养
二 评品精高、学有法度
三 山水画诀
四 竹谱梅谱
第七章 明代美术教育的全面拓展
一 元、明内廷美术机构及教育机制
二 宗派和地域画派师承
三 多方面的手工工艺美术教育
四 印刷术与版刻画谱的兴盛
第八章 清代美术教育嬗变
一 画院处、如意馆美术教育及西洋画法传授
二 文人绘画教育漫衍与流变
三 《芥子园画传》
四 人物画谱与民间年画画诀传授
余绪
第一章
先秦典章仪轨规范下的美术教育
中国古代美术教育的历史,可以上溯至原始文明时代。
近代以来,经考古发掘获得了不少属于原始时代的文物,较为典型的类别有新石器时代的彩陶及玉器。
这些距今逾五千年历史的文物,经时代与地域的分类,在造型和纹样上呈现出有一定规律的样式,如庙底沟类型彩陶中的花瓣纹,马家窑文化彩陶中的涡线纹,特征明显,既是一定文化观念和造型规律的反映,也是一定工艺样式传承的结果。
就其工艺样式传承的途径而言,即为原始美术教育的雏形,并贯穿于整个中国古代美术教育历史,成为工艺匠作一系美术教育的基本形态。
同时,作为礼器的原始玉器,并体现出礼制对工艺样式传承的严格规范,如玉璧、玉琮、玉璜、玉玦等,样式恒定,最具代表性。
伴随中国文明的礼制进程,至周代时,完整的礼仪典章制度,对几乎一切器物的形制,包括形式、纹样、色彩、材质、尺度等,作了工艺样式上的详尽规定,并以“文物昭德”为宗旨,使之纳入中国文明的基本表象范畴。
《左传》桓公二年臧哀伯谏曰:
“君人者将昭德塞违,以临照百官,犹惧或失之。
故昭令德以示子孙。
是以清庙茅屋,大路越席,大羹不致,粢食不凿,昭其俭也。
衮、冕、黻、珽、带、裳、幅、舄、衡、紞、纮、綖,昭其度也。
藻率、鞞、鞛、鞶、厉、游、缨,昭其数也。
火、龙、黼、黻,昭其文也。
五色比象,昭其物也。
锡、鸾、和、铃,昭其声也。
三辰旂旗,昭其明也。
夫德俭而有度,登降有数。
文物以纪之,声明以发之,以临照百官。
百官于是乎戒惧而不敢易纪律。
”礼仪典章制度的规范,成为先秦以工艺样式传承为主的百工美术教育最基本的要求,其中的具体内容,在先秦典籍《考工记》中有代表性的记述和总结。
上古“六艺”教育以贵族子弟为主要对象,设为庠、序、学、校,教授礼、乐、射、御、书、数“六艺”,以提高文化教养为目的,以成就文武兼备为要求。
“六艺”中包含有重要的艺术教育内容,对先秦美术教育有直接影响,对中国古代美术教育品格和性质的确立,亦具有根本性意义。
一、“六艺”与美术教育
中国古代学校的设立,可以追溯至上古五帝时代。
西周成康之世,以礼、乐、射、御、书、数“六艺”为基本教学内容的学校教育制度,已经完备。
礼、乐是“六艺”中最主要的内容。
《礼记》曲礼称:
“夫礼者,所以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也。
”《论语》为政曰:
“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礼是尊卑亲疏等级名份的规范,并通过相应的礼仪制度,在社会生活各个方面体现出来。
以工艺样式传承为主的先秦百工美术教育,所遵循的礼仪典章制度即系于此。
《论语》阳货云:
“子曰:
‘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
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
’”《乐记》乐论云:
“乐由中出,礼自外作。
(中略)乐至则无怨,礼至则不争。
揖让而治天下者,礼乐之谓也。
”礼、乐是先秦文明教化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礼是外在的规定,乐是通过钟鼓歌舞、五音八声,陶冶内心情感,以通伦理。
“六艺”教育中的乐教,主旨在于以乐风德,同时也是主要的艺术教育形式,对于艺术情感、艺术品味等素养的造就,有重要作用。
乐的内容包括音乐、歌舞等,是中国古代艺术中成熟得最早的门类,乐教在先秦时代已经发展得很完善,在先秦教育中居于主导位置。
由于艺术形式和性质不同,乐教与美术教育没有直接关联,但乐教对艺术规律的揭示,对艺术素养的培养,以及对雅俗正邪艺术品格区别的强调,对后世艺术教育,有广泛的影响。
“六艺”中与美术教育有重要关联者为“书”。
《周礼》地官保氏称:
“保氏掌谏王恶,而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驭,五曰六书,六曰九数。
”保氏教国子以“六艺”,凡礼、乐、射、驭(御)、书、数,其中“书”的教学内容包括文字的识读与书写1。
由于汉字特殊的形象、意态特征,以及在中国文化传承中的重要位置,其识读和书写,对于中国视觉文化习惯的形成,具有根本性教化作用。
因此,“六艺”中“书”的教学,对于中国古代美术教育的意义非常深远。
中国古代有“仓颉造字”的传说。
仓颉传为黄帝的史官。
《荀子》解蔽曰:
“好书者众矣,而仓颉独传者,壹也。
”所谓传者,盖指流传,或曰传授。
殷商甲骨文单字有近五千个,殷商时期,对于文字识读和书写的传授、教学,在王室贵族和巫史阶层子弟中以一定规模进行,可能而且必需。
有一件殷商甲骨,重复五行契刻由甲子到癸酉十干支名,其中一行明显书刻熟练,字形精整,其余四行刻划生拙,笔划错落几不成字2。
这件甲骨即可能是书契示范和练习的遗物。
《尚书》多士曰:
“唯殷先人,有典有册。
”商周以来,文字典册是传承文化知识的重要媒介。
《礼记》学记曰:
“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
”在各类学校中,文字的识读和书写教育都是基本的内容。
周时保氏教国子以“书”,有专用的字书一类教材。
《汉书》艺文志称:
“《史籀》者,周时史官教学僮书也。
”《说文解字》称:
“周宣王太史籀,著大篆十五篇,与古人或异,世谓之籀书者也。
”这部《史籀篇》,是所知最早的汉字识读、书写教材之一,由西周晚期周宣王的史官太史籀写成。
唐人张怀瓘《书断》称《史籀篇》“以史官制之,用以教授,谓之史书,凡九千字”,其书虽不传,但大篆籀书这种字体,可以从周宣王时期的《毛公鼎》等周室重器铭文以及《石鼓文》中,见其大概。
张怀瓘《书断》称籀书“其迹有石鼓文存焉,盖讽宣王畋猎之所作”。
《礼记》内则记载了以“六艺”为主要内容的一般教育程序:
“六年,教之数与方名。
七年,男女不同席,不共食。
八年,出入门户及即席饮食,必后长者,始教之让。
九年,教之数日。
十年,出就外傅,居宿于外,学书、计。
衣不帛襦褥。
礼帅初,朝夕学幼仪,请肆简谅。
十有三年,学乐,诵诗,舞勺。
成童,舞象,学射、御。
二十而冠,始学礼。
”郑玄注云:
“肆,习也。
谅,信也。
请习简谓所书篇数也。
请习信谓应对之言也。
”可知当时“六艺”教育中,文字的识读、书写,以及文辞表达的修习,是在学童十岁时,“出就外傅”即延请老师来进行的3。
以贵族子弟为主要对象的“六艺”教育,有比较完备的学校教育制度。
《礼记》乐记曰:
“德成而上,艺成而下。
”“六艺”教育宗旨在于明德,而不在于执技。
天文、历算、医术、匠造等技艺、技术,则通过学校以外的途径,由从事相应职业者,父子相传,师徒相授,并且世代继承。
《礼记》王制称:
“凡执技以事上者,祝、史、射、御、医、卜及百工。
凡执技以事上者,不贰事,不移官,出乡不与士齿。
”这些“执技以事上者”,社会名誉不高,“不贰事”即不能迁业,“不移官”即不能入仕,“出乡不与士齿”,与“士”相比,他们没有地位。
由此,规定了中国古代百工的基本身份,三千年大体不变。
在先秦礼仪典章制度规范之下、以工艺样式传承为主要原则的百工美术教育,在整个先秦社会教育体制中,处于边缘位置。
二、“信而好古”的经典教育思想
公元前770年,周平王东迁雒邑,春秋时代即此开始。
越三百年,进入七国争雄的战国时代。
随着周室的衰落,西周完备的官学教育体制逐渐颓废,所谓“天子失官,学在四夷”4,原来宫廷中主持礼乐的祝史、乐师,和官学中教授“六艺”的老师,纷纷四散流出5,促成了各地私学的兴起。
同时,招贤纳士、百家争鸣的风尚,促进了教育思想的充分发展。
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主张尚礼好古、以经典为宗的教育理论,对后世影响巨大。
《论语》所录孔子言语,如“温故而知新”,“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性相近也,习相远也”,“有教无类”,“不学诗,无以言”,等等,两千余年来,妇孺皆知。
孔子于礼的强调,于古典的强调,于雅正的强调,有普遍的观念指导意义。
《论语》述而曰:
“述而不作,信而好古。
”古典、古训的作用,在重视教化传承的中国古代文化中有特殊的地位。
《诗》大雅蒸民曰:
“古训是式,威仪是力。
”正义云:
“古训,先王之遗典也。
式,法也。
”凡古训、古典、古雅、古道、古义、古意、古风之谓,不惟在时间上追溯仰慕古人,更重要是强调其典则、经典、肃正、典雅、雅正的品格,并归乎于礼。
孔子“信而好古”其所谓古者,要义在此。
这一“信而好古”、崇尚经典、以经典为法则的教育理论,是孔子教育思想中最重要的理论之一,并随着儒家学说的传播,渗透到中国文化各个领域,成为中国古代教育思想中最主要的原则。
同时,也随着中国美术的不断发展,成为中国古代美术教育史上最重要的教育思想。
《孟子》尽心上:
“公孙丑曰:
‘道则高矣美矣,宜若登天然,似不可及也,何不使彼为可几及而日孳孳也。
’孟子曰:
‘大匠不为拙工改废绳墨,羿不为拙射变其彀率。
君子引而不发,跃如也,中道而立,能者从之。
’”又,《孟子》尽心下:
“梓匠轮舆,能与人规矩,不能使人巧。
”遵从典则的教育思想,在百工父子相传、师徒相授的工艺实践中,表现为规之矩之。
《孟子》离娄上称:
“离娄之明,公输子之巧,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员。
”这一规矩绳墨的教育思想,在经籍和诸子言论中多所强调,如《礼记》玉藻云:
“周还中规,折还中矩。
”《礼记》经解云:
“规矩诚设,不可欺以方圜。
”《墨子》天志上云:
“譬若轮人之有规”。
《荀子》劝学云:
“其曲中规”。
《考工记》这篇对“百工”工艺规范详加记述的古代著作,即是在这种教育思想的背景下,被列入儒家经籍并流传于世。
对礼、仪、法、规的遵从,在教育实施的过程中,又表现为对“为人师表”的师、傅的尊重。
这种思想在荀子著作中体现得最为集中。
《荀子》修身曰:
“礼者,所以正身也。
师者,所以正礼也。
无礼,何以正身?
无师,吾安知礼之为是也?
”《荀子》大略曰:
“国将兴,必贵师而重傅。
贵师而重傅,则法度存。
国将衰,必贱师而轻傅。
贱师而轻傅,则人有快。
人有快,则法度坏。
”《荀子》儒效曰:
“有师法,人之大宝也。
无师法,人之大殃也。
”《荀子》大略曰:
“言不称师,谓之畔。
教而不称师,谓之倍。
”师道尊严是教育的基本前提,“师云亦云”是基本的要求,未可以“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相诋讦。
荀子在《劝学》篇中又说:
“《礼》、《乐》,法而不说。
《诗》、《书》,故而不切。
《春秋》,约而不达。
方其人之习君子之说,则尊以遍矣,周于世矣。
故曰:
学莫便乎近其人。
”这些对师法的重视,对师、傅言传身教重要性的揭示,在教育思想上,与“信而好古”的观念一脉相承,也成为中国古代美术教育中普遍遵循的原则。
《易》系辞下:
“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
”先秦典籍言法则仪轨,莫不以“古者”为文化之本。
汉代王充《论衡》曰:
“夫俗好珍古不贵今”,又曰:
“画工好画上代之人”。
王充固不以古为然,亦不能触动信而好古的文化理想。
商周鼎彝之铭文,始皇泰山之勒石,皆为万石洪钟,意在传诸久远,其时固然自尊,今日惟见高古。
汉之《熹平石经》,魏之《正始石经》,立意正同。
南朝王微《叙画》,有“且古人之作画也,非以案城域、辩方州、标镇阜、划浸流”语。
王僧虔《笔意赞》曰:
“书之妙道,神彩为上,形质次之,兼之者方可绍于古人。
”都表古人为楷模。
及至唐宋,张彦远《历代名画记》云:
“古之画,或能移其形似,而尚其骨气。
以形似之外求其画,此难可与俗人道也”,又云:
“上古之画,迹简意澹而雅正”。
欧阳修句云:
“古画画意不画形”,乃借“古”以树立品格之典范。
米芾《画史》自云:
“以李(公麟)尝师吴生,终不能去其气,余乃取顾(恺之)高古,不使一笔入吴生。
”后世论画论书,凡所鉴评,高古、古雅、古邈、古香、古风、古意,俱为上品。
元人赵孟頫所谓“作画贵有古意,若无古意,虽工无益”,最称言简意赅。
这种信而好古的观念,通过艺术理论反映出来,形成中国古代以典范为宗美术教育思想的基础,并通过遵循典章仪轨、摹拓临写样范法帖和粉本白画等主要美术教育途径,达到师授传习的教育目的。
无论百工伎匠,宫廷画师,或是轩冕贵胄,士子文人,莫不以模范经典为入手法门,贯通于整个中国古代美术教育历史,成为最基本的原则,与最普遍的观念。
北朝颜之推《颜氏家训》论文章曰:
“宜以古之制裁为本,今之辞调为末,并须两存,不可偏弃也。
”宋人郭若虚《图画见闻志》以题材为类,称“若论佛道人物,士女牛马,则近不及古。
若论山水林石,花竹禽鱼,则古不及近。
”颜氏明于本末兼综,若虚通于古今之变,又不可不知。
明代董其昌《画禅室随笔》言画学,主张“画家初以古人为师,后以造物为师”,最为透彻。
三、工师及“四民分业、相学以巧”制度
上古虽有大量出土陶器、玉器等手工制品遗存,但由于文献缺失,周以前的百工制度不详。
据西周金文铭有关资料,对当时的百工制度可以形成一些初步的概念。
如《蔡簋铭》云:
“令汝及舀□足对各死司王家内外毋敢有不闻司百工出入姜氏令”。
《伊簋铭》云:
“王呼命尹封册命伊□官司康宫王臣妾百工”。
可知,“司王家内外”者亦“司百工”,且“百工”与“臣妾”并称。
又《师□簋铭》云:
“余命女死我家□□我西□东□仆驭百工牧臣妾”,可知“百工”与“仆驭”、“牧”分列。
由此可见百工隶属王家官府,但与奴隶仆驭身份有所区别。
《礼记》月令云:
“命工师令百工审五库之量。
金、铁、皮革、筋、角、齿、羽、箭干、脂胶、丹漆,无或不良。
百工咸理,监工日号,无悖于时,无或作为淫巧,以荡上心。
”又云:
“工师效功,陈祭器,案度程,无或作为淫巧,以荡上心。
必功致为上,物勒工名,以考其诚。
工有不当,必行其罪,以穷其情。
”《荀子》王制云:
“论百工,审时事,辨功苦,尚完利,便备用,使雕琢文采不敢专造于家,工师之事也。
”可见百工属“工师”掌管。
工师“陈祭器,案度程”,要求百工所造器物必“物勒工名”,以资考核或追究责任。
这一制度贯彻整个中国古代工匠造作的历史,成为督促工匠努力习艺、精益求精的重要机制。
《论语》子张曰:
“百工居肆以成其事”。
正义云:
“肆,谓官府造作之处也。
”春秋时百工聚居一处从事,是为工官制度。
《左传》襄公十四年云:
“官师相规,工执艺事以谏。
”《国语》周语上云:
“百工谏,庶人传语。
”百工与庶人并称,可以进谏。
《左传》鲁昭公二十二年云:
“王子朝因旧官、百工之丧职秩者,与灵景之族以作乱。
”春秋后期,百工因丧失工官之职而叛乱,可见工官制度已在解体。
战国时,百工挟技艺四散,名匠良工为诸国所纳,如燕国征聘巧工,楚国称善铸者为“铸客”,秦国李斯作《谏逐客书》,称:
“必出于秦然后可,则是宛珠之簪,傅玑之珥,阿缟之衣,锦绣之饰,不进于前。
”天下百工重新进行了一次调整组合,并随着商业的发展,分工愈细。
公元前685年,齐桓公即位,任管仲为卿。
管仲锐意改革,使齐国一度成为春秋时期最强大的国家,以至“帅诸侯而朝天子”。
据《国语》齐语记载,管仲在齐国推行改革,有一项重要措施是“四民分业”,即将国中人民划分为士、农、工、商“四民”,并通过“叁其国而伍其鄙”与“四民定业分居”政策,以“定民之居,成民之事”。
所谓“叁其国”,即将士、工、商三民分别为二十一乡,分居于国都城郊范围内,其中士包含军士,“士乡十五”,“工商之乡六”。
所谓“伍其鄙”,即将都城远郊之外的“鄙”、“野”划分为五属,使农业人口居之。
如此,士、农、工、商四民,各有所居,各守其业,毋令杂处或擅自迁徙,“士之子恒为士”,“工之子恒为工”,“商之子恒为商”,“农之子恒为农”,从而将人民世代固定在某一职业上。
其目的在于通过严密的组织和行政管理,一方面寓兵于士,保持并暗中发展兵力,一方面以安居乐业为宗旨,稳定人心,并通过同业聚居方式,使人民“相学以巧”,加强专业化技艺交流和职业教育,促进生产,发展经济。
其中,“工”即手工业者之间技艺的交流和传授,即属“百工”美术教育范畴。
中国古代手工业技艺的教育途径,历来以父子相传为主。
《礼记》学记称:
“良冶之子,必学为裘。
良弓之子,必学为箕。
”《国语》齐语称:
“少而习焉,(中略)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肃而成,其子弟之学不劳而能。
”齐国经过有组织的行政手段,实行四民分业以后,手工业者同业聚居,更将这种以家庭为单位的技艺传授优势,扩大到闾里之间,百工“相语以事,相学以巧,相陈以功”,彼此交流工艺技巧经验,从而形成一种特殊的、行业化百工美术教育形式,为后世所继承,在中国古代美术教育史上有重要意义。
《国语》齐语云:
“处工,就官府。
处商,就市井。
处农,就田野。
”齐国百工基本上是专业城市手工业者,以向官府提供日用器物为主,也生产工具和武器。
百工作坊和居处亦距官府不远。
今人对齐国都城所在地临淄故城遗址进行了发掘整理,可见大小城之分,都城宫殿建筑在小城,工匠作坊则设在大城。
沿袭西周以来礼仪典章制度的需要,百工匠作皆受到相应规范,“处工,就官府”,也是这种规范的要求。
齐国四民分业政策下手工业的繁荣,以及行业化百工美术教育的规范,在《考工记》一书中有所反映。
《考工记》以礼制为宗,记述了春秋战国时代手工技艺和产品形制的重要内容。
从西汉起,《考工记》即作为《周礼》所阙《冬官》一篇的补遗,被列为儒家经籍。
郑玄注《考工记》,已指出文中一些齐国方言,如“则于马终古登阤也”句,郑玄注云:
“齐人之言终古,犹言常也。
”宋人林希逸在《考工记解》中明确指出《考工记》“须是齐人为之”。
郭沫若著有《考工记的年代与国别》一文,称“《考工记》实系春秋末年齐国所记录的官书”6。
因此,《考工记》关于百工工艺详细而严整的记述,正反映了齐桓公以后齐国手工艺规范以及百工美术教育发展的情况。
四、《考工记》与百工美术教育
《考工记》者,考校百工之书也。
全文七千余字,依“攻木”、“攻金”、“攻皮”、“设色”、“刮摩”、“搏埴”六大部类,分别就轮、舆、弓、庐、匠、车、梓(以上为攻木之工)、筑、冶、凫、■[上卤下木]、段、桃(以上为攻金之工)、函、鲍、韗、韦、裘(以上为攻皮之工)、画、缋、钟、筐、■[左巾右荒](以上为设色之工)、玉、楖、雕、矢、磬(以上为刮摩之工)、陶、旊(以上为搏埴之工)凡三十个工种的工艺规范、尺度形制、质材处理、制作技巧等,进行了系统的总结和记述7,涉及工艺造物设计原理,以及色彩纹饰造型观念等理论,在中国古代工艺美术史、建筑史、科技史等研究领域,有重要地位。
《考工记》作为“工师”据以考校百工之书,法理兼备,具有类似手工业专业技艺守则乃至教科书的性质,可视为中国古代美术教育史上最早的一部具教材性质的重要典籍。
《考工记》篇首开宗明义提出了“百工”的概念,指出了其在社会中所处的位置,并规定了百工的职责范围:
“国有六职,百工与居一焉。
(中略)审曲面势,以饬五材,以辨民器,谓之百工。
(中略)知者创物,巧者述之守之,世谓之工。
百工之事,皆圣人之作也。
”后面的两句话,显然是告诫百工要安守本分,有明显的正名定份的教育意义。
随后,指出了工艺精良的最高境界:
“天有时,地有气,材有美,工有巧。
合此四者,然后可以为良。
”这一部分总论文字,从百工的身份本职和专门技艺两方面,作出了规定和要求,体现了明显的进行专业意识教育的目的。
总论之后,《考工记》划定出六类共三十个工种。
分工的详细,反映出很高的专门化程度,为技艺教育的单一化和具体化规定了界线。
随后,以造车的法、理为例,指出了造物设计的一些基本要素。
如“兵车之轮六尺有六寸,田车之轮六尺有三寸”,属于造物之法。
“不朴属,无以为完久也。
不微至,无以为戚速也”,属于造物之理。
郑玄注云:
“齐人有名疾为戚者。
”
“轮人为轮”句以下,是各个工种法、理的依次分节论述,直至篇末。
由于工种不同,各节文字或详或略,或多记尺度、形制,或偏重质材、技巧,或执意功能,或阐明文理。
树立了中国古代百工美术教育文献(包括守则、教本、口诀汇编等)的典范。
以下选择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数节,略以论述。
“辀人为辀”一节末段云:
“轸之方也,以象地也。
盖之园也,以象天也。
轮辐三十,以象日月也。
盖弓二十有八,以象星也。
龙旗九斿,以象大火也。
鸟旟七斿,以象鹑火也。
熊旗六斿,以象伐也。
龟蛇四斿,以象营室也。
弧旌枉矢,以象弧也。
”
“画缋之事”一节云:
“画缋之事,杂五色。
东方谓之青,南方谓之赤,西方谓之白,北方谓之黑。
天谓之玄,地谓之黄。
青与白相次也,赤与黑相次也,玄与黄相次也。
青与赤谓之文,赤与白谓之章,白与黑谓之黼,黑与青谓之黻,五采备谓之绣。
土以黄,其象方,天时变,火以圜,山以章,水以龙,鸟兽蛇。
杂四时五色之位以章之,谓之巧。
凡画缋之事,后素功。
”
以上两节文字,以星云、历象、水火、龙蛇等等天文地理,来统系和规范轸、盖、辐、弓、旌、旗之类人工造物,以及青白五色、黼黻绣绘之类人文章彩。
堂堂皇皇,存敬畏,彰礼仪,条理分明,可遵可循。
既合于物理(轸方盖园),又合于文理(青与白相次也,赤与黑相次也,玄与黄相次也)。
反映了先秦百工美术教育重视文化依托、强调文化表象的特点,以及有代表性的相应表达形式。
“玉人之事”一节,记述了圭、璧、琮、璋四类多种礼玉的名谓、长度、形制,及其礼仪规范和用途。
如“大圭长三尺,杼上终葵首,天子服之”。
“大圭”为名谓,长度三尺,“杼上终葵首”指其形制上部尖削作椎形,“天子服之”乃其礼仪规范,强调大圭作为礼玉,专属天子服执。
本节关于礼玉的尺度与礼仪规范的表述尤其简明,如“圭璧五寸,以祀日月星辰。
璧琮九寸,诸侯以享天子。
谷圭七寸,天子以聘女”,强调了礼玉的品类形制尺度,与礼仪制度之间严格的一一对应关系。
“称于礼”,成为礼玉一类礼器工艺规范的基本要求。
因此,相应的记述不涉及物理物性和工艺技巧,而尽属规格“教条”,以令玉器工匠即“玉人”便于严格遵照。
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未必不是一种主动的教育策略。
这种简明教条形式的教育方法,是先秦百工美术教育中针对礼器工匠的重要手段,最充分地体现了先秦典章仪轨规范下,百工美术教育以形制、样式传承为主要要求的特点。
《考工记》中关于建筑营造业的记述,集中在“匠人建国”、“匠人营国”、“匠人为沟洫”三节中,均以建筑制度的规范原则为内容。
其中,“匠人营国”一节对礼制营建制度的陈述,与“玉人”一节有相类的、着重礼制规范的特点,如“匠人营国。
方九里,旁三门。
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
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市朝一夫。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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