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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课文翻译

Unit2—A

尼克莱·彼得罗维奇·安尼金一点都不像我想象的那么吓人。

不，他不可能是我父亲特地送我来见的那位前苏联教练。

可他的确是尼克莱·彼得罗维奇·安尼金本人。

他请我进门，在沙发上坐下，又拍了拍身边的垫子，让我坐在他旁边。

在他面前，我真的很紧张。

“你还年轻，”他的英语带着俄语口音：

“如果你愿意试着向奥林匹克运动会进军，我想你能行。

长野奥运会来不及参加了，但你可以准备参加2002年盐湖城奥运会。

”

“完全可以，不是吗？

”看到我脸上惊愕的表情，他又说道。

我那时是一个很有前途的业余滑雪运动员，但在国内决不是顶尖选手。

“当然，你需要进行很多艰苦的训练，你会哭鼻子，但你一定会进步的。

”

的确，后来我经历了无数痛苦的训练，还为此流了不少眼泪。

但在后来的五年里，我总能从尼克莱讲的有趣故事和他的幽默感中得到鼓励。

他开始总是说：

“我的朋友们常去看电影，去跳舞，去和女孩子约会，”然后他会压低嗓门接着说：

“我就在运动场上训练、训练、再训练。

第二年，我的15公里滑雪比赛成绩缩短了1.5分钟。

”

“朋友们问我：

‘尼克莱，你怎么做到的呢？

’我回答：

‘你们去看电影、跳舞、和女孩子约会，而我一直在训练、训练、再训练。

’”

故事通常到这儿就结束了。

但有一次──后来我们知道那天是他结婚25周年纪念日──他穿着一件旧的毛衣，很自豪地站着，微笑着轻声说道：

“告诉你们，我可是在26岁那年才第一次亲吻女孩子。

她后来就和我结了婚。

”

不管他是不是懂得浪漫，尼克莱知道什么是爱。

他以一贯的幽默、默默的感恩、敏锐的感觉和真诚的态度为爱设立了奥林匹克般的标准。

即使在我结束了滑雪生涯之后，我仍一直努力去达到那个标准。

但他又从不娇惯我。

二月里的一天，我头很疼，感到十分疲倦。

我在一片空地上遇见了他，在寒风中的雪地里滑了大概十五分钟后，我赶上了他，有点小题大做地说：

“嘿，尼克莱，我感觉我要死了。

”

“如果活到一百岁，人人都会死的，”他对我的痛苦无动于衷，态度坚决地接着说：

“但你现在必须滑、滑、再滑。

”

在滑雪板上，我照他说的去做。

但在其他事情上我会反抗他。

在一次经费并不宽裕的滑雪露营活动中，他让我们十个人挤在一个单身汉住的芬兰式屋子里。

第一天我们醒来时发现尼克莱正在做早餐。

然后我们坐在临时拼凑起来的椅子上，围着张小小的牌桌，用勺子很快地吃完早饭。

吃完后，尼克莱把摞起来的油腻腻的碗向我和我唯一的另一个女队友前一推，武断地说：

“女孩子们，现在去洗碗吧！

”

我把餐巾往地上一扔，向他骂道：

“让该死的男孩子们去洗吧！

这不公平！

”他没再让我去洗碗，也没对我的大发脾气显得太在意。

他只在滑雪时才显露出强烈的情感。

训练的时候，他会岁着我们迈步的节奏大声发出指令：

“对，就这样，一二三，一二三。

”

我祖父的一个好朋友──一位上了年纪的女士──看了尼克莱带我训练的录像带后问道：

“他也教舞蹈吗？

”

在训练时，我一刻不停地纠正着尼克莱指出的错误。

每完成一个动作，我都会问他自己是否有了进步。

“是的，还行。

但如果膝盖能屈得更快些就更好了。

”

“可我滑得够快了吗？

”我坚持问他。

最后他会皱起眉头说：

“你得无数次地重复，动作才能达到完美。

”他提醒我“必须有耐心”，言语之间流露出“我已经告诉过你无数次了”的意思。

尼克莱的耐心和我的勤奋使我赢得了全国第四名的好成绩，并开始为奥运会季前赛做准备。

但后来我没能被选拔去参加2002年奥运会。

去年夏天，我回去拜访尼克莱。

他给我沏了茶......还自己洗了碗！

我们坐在沙发上聊天。

怀念起前一年的奥林匹克队，我一时沉默，回想起自己曾经获得的一切──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和这个穿着颇具热带风情衬衫、个子不高的男人之间形成了并不张扬但又牢不可摧的纽带。

尼克莱教会我即使需要无数次的努力，也要凭借勇气、热情和严格的纪律来坚持下去。

他还教会我为了能在这世界上生活一辈子而预先心存感激，并每天提醒自己：

即便面临许多挑战，“现在心里有的必须是爱、爱、爱。

”

Unit2—B

奥林匹克运动会依然是一个为竞争而竞争的最纯粹的例子。

运动员们在事业和身体上作出牺牲，他们冒着受伤、受挫和彻底失败的危险，仅仅为了国家和自身的荣誉而竞争。

为了获得这样的荣誉，运动员必须发挥在自己的项目上的最佳水平，在世界最大的竞技舞台上发挥模范作用。

虽然必须承认，有的运动员利用兴奋剂来提升自己的表现，从而取得优势，但他们从未获得过奥运会所能给予的唯一真正的奖赏，那就是荣誉。

而且他们也从未体验过通过刻苦训练与决心这些美德而获胜所带来的光荣感。

迄今为止，卡尔·刘易斯是奥运会田径项目最伟大的选手，也是奥运精神的典范。

这不仅是因为他屡屡获得金牌──刘易斯在四个项目的比赛中获得过九枚金牌，在100米短跑和跳远比赛中保持世界记录──而且是因为他天性中所富有的竞争力和从1984年到1996年间在每一届奥运会上所表现出的竞争和获胜的能力。

如果不是美国拒绝出席1980年奥运会，他也会参加那一年的奥运竞赛。

凭着速度、稳定的发挥、诚实，尤其是获胜的渴望，刘易斯的表现非秒表所能计量，甚至使时间也停滞不前。

他要求自己发挥出最佳水平，而且他取得最好成绩靠的不是服用药物，而是无与伦比的自制力和训练时的完全投入。

令人惊讶的是，卡尔·刘易斯的父母在他年幼时鼓励他去上音乐课，而不是去参加田径训练。

但是他不愿去，而是把一条胶带粘在地上，以此标出跳远世界记录的距离，然后以非凡的决心开始向着目标练习跳远。

他的父亲评价道：

“有些孩子今天想着以后当消防员，明天又梦想成为电影明星。

卡尔决心练习田径，后来始终没有改变。

他说他想成为最好的，就这些。

”

他多年的训练和从容的自信为他以后卓越的田径生涯打好了基础。

然而在1985年，卡尔·刘易斯的运动生涯蒙上了一片阴影：

加拿大短跑运动员本·约翰逊在100米短跑中频频击败刘易斯。

虽然1988年刘易斯参加汉城（现称首尔）奥运会时满怀信心，但就算对径赛知之甚少的旁观者们也都认为约翰逊会获胜。

全世界都急切地观望着，等待着，想知道谁是“世界上跑得最快的人”。

当选手们在最后一轮比赛中站在起跑线上时，所有照相机的镜头都对准了刘易斯和约翰逊。

发令枪“啪”地一声响过之后，运动员从起跑线上冲了出去。

人们习惯于看到刘易斯在赛程的前一半落在后面──他就是这种与众不同的风格──最后来个大跨步的奋力冲刺。

因此，当他们看到约翰逊凭着起跑时的爆发力领先时都屏住了呼吸，不知道刘易斯最后的冲刺是否能够击败对手。

当他们逼近终点线的时候，刘易斯奋力加速，但是，可惜的是，刘易斯9.92秒的个人最好成绩不敌约翰逊9.79秒的世界记录。

约翰逊被称为“历史上跑得最快的人”，而刘易斯看来在以后的比赛中只能争夺第二名了。

但两天以后，约翰逊因赛后的药检结果显示其服用了类固醇而被取消了金牌，并被国际奥委会遣送回国。

金牌被转而授予刘易斯，可很多人并不认为他获得了真正的胜利，而他也被席卷进对田径赛的一片指责声中。

更糟糕的是，刘易斯以前的一个对手指控他也服用了类固醇。

刘易斯对此坚决予以否认，并在法官面前证明杂志刊登这样的消息是毫无根据的行为，以此作为反击。

他一次次地参加药检以证明自身的清白。

刘易斯反对在比赛中服用类固醇。

除了在谣言中，他从未和使用药物的丑闻联系在一起过。

凭着对运动的持续奉献和对竞技的热爱，刘易斯消除了人们对径赛项目的一些疑虑，阻止了汉城奥运会后民众对奥运会支持下降的颓势。

他以自己的不断努力和对短跑与跳远的诚实参与向世界证明，奥林匹克精神并未消亡。

1992年，刘易斯第三次参加奥运会，并在跳远和4×100米接力赛中获得两枚金牌。

他在公众中所受到的欢迎不亚于一位国王受到的礼遇。

令人惊叹的卡尔·刘易斯已经证明自己不同于历史上任何一位运动员。

这并不是因为他能获胜，而是因为他能诚实地获胜，他热爱竞争，他能在最长的时间里做出最大的努力。

他对体育竞技的热爱真正为奥林匹克的卓越设立了新的标准。

Unit3—A

我和盖尔计划举行一个不事张扬的婚礼。

在两年的相处中，我们的关系经历了起伏，这是一对情侣在学着相互了解、理解和尊重时常常出现的。

但在这整整两年间，我们坦诚地面对彼此性格中的弱点和优点。

我们之间的种族及文化差异不但增强了我们的关系，还教会了我们要彼此宽容、谅解和开诚布公。

盖尔有时不明白为何我和其他黑人如此关注种族问题，而我感到吃惊的是，她好像忘记了美国社会中种族仇恨种种微妙的表现形式。

对于成为居住在美国、异族通婚的夫妻，我和盖尔对未来没有不切实际的幻想。

相互信任和尊重才是我们俩永不枯竭的力量源泉。

许多夫妻因为错误的理由结了婚，结果在10年、20年或30年后才发觉他们原来是合不来的。

他们在婚前几乎没有花时间去互相了解，他们忽视了严重的性格差异，指望婚姻会自然而然地解决各种问题。

我们希望避免重蹈覆辙。

事实更说明了这一点：

已经结婚35年的盖尔的父母正经历着一场充满怨恨、令人痛苦的婚变，这件事给盖尔带来了很大打击，并一度给我们正处于萌芽状态的关系造成了负面影响。

当盖尔把我们计划举办婚礼的消息告诉家人时，她遇到了一些阻力。

她的母亲德博拉过去一直赞成我们的关系，甚至还开过玩笑，问我们打算何时结婚，这样她就可以抱外孙了。

但这次听到我们要结婚的消息时，她没有向我们表示祝贺，反而劝盖尔想清楚自己的决定是否正确。

“这么说我跟他约会没错，但是如果我跟他结婚，就错了。

妈妈，是不是因为他的肤色？

”盖尔后来告诉我她曾这样问她母亲。

“首先我必须承认，刚开始时我对异族通婚是有保留意见的，也许你甚至可以把这称为偏见。

但是当我见到马克时，我发现他是一个既讨人喜欢又聪明的年轻人。

任何一个母亲都会因为有这样一个女婿而感到脸上有光的。

所以，这事跟肤色没有关系。

是的，我的朋友们会说闲话。

有些朋友甚至对你所做的事表示震惊。

但他们的生活与我们的不同。

因此你要明白，马克的肤色不是问题。

我最大的担心是你也许跟我当初嫁给你爸爸一样，为了错误的原因而嫁给马克。

当年我和你爸爸相遇时，在我眼中，他可爱、聪明、富有魅力又善解人意。

一切都是那么新鲜、那么令人兴奋。

而且我们两人都认为，我们的婚姻是理想婚姻，至少表面上看是如此，而且一切迹象都表明我们的婚姻会天长地久。

直到后来我才明白，在我们结婚时，我并不十分理解我所爱的人——你的爸爸。

”

“但是我和马克呆在一起已有两年多了，”盖尔抱怨道。

“我们俩一起经历了许许多多的事情。

我们彼此多次看到对方最糟糕的一面。

我可以肯定时间只能证明我们是彼此深情相爱的。

”

“你也许是对的。

但我还是认为再等一等没坏处。

你才25岁。

”

盖尔的父亲戴维——我还未见过他的面——以知事莫若父的态度对待我们的决定。

他问的问题基本上和盖尔母亲的问题相同：

“干吗这么匆忙？

这个马克是什么人？

他是什么公民身份？

”

当他得知我办公民身份遇到了问题时，就怀疑我是因为想留在美国而娶他女儿的。

“不过爸爸，你这话讲得太难听了，”盖尔说。

“那么干吗要这样着急？

”他重复地问。

“马克是有公民身份方面的问题，但他总是在自己处理这些问题，”盖尔辩解道。

“事实上，当我们在讨论结婚的时候，他清楚地表明了一点：

如果我对任何事情有怀疑，我完全可以取消我们的计划。

”

她父亲开始引用统计数据说明异族通婚的离婚率比同族结婚的要高，而且还列举了接受过他咨询的、在婚姻上有麻烦的异族通婚夫妇的例子。

他问道：

“你考虑过你将来的孩子可能会遭受的苦难吗？

”

“爸爸，你是种族主义者吗？

”

“不，当然不是。

但你必须得现实一点。

”

“也许我们的孩子会遇到一些问题。

但谁的孩子不会呢？

可是有一样东西他们将会永远拥有，那就是我们的爱。

”

“那是理想主义的想法。

人们对异族通婚生下的孩子是会很残酷的。

”

“爸爸，到时候我们自己会操心的。

但是假如我们在做什么事之前，就必须把所有的疑难问题全部解决的话，那么我们几乎什么都干不成了。

”

“记住，你什么时候改变主意都不晚。

”

Unit3—B

经过反复思考，我终于想出了一个绝妙的计划：

让里奇与我妈妈见面，并把她争取过来。

事实上，让我妈妈特地为他掌勺烧饭是我做的安排。

一天，妈妈打电话给我，要我参加爸爸的生日宴。

我弟弟文森特将带上他的女友莉萨·卢姆。

我也可以带一个朋友去。

我知道妈妈会亲自下厨的，因为烧菜做饭是表达她的爱、她的自豪和她在家中权力的方式，也可用以证明她比其他任何人都懂得多。

“千万记住在饭后告诉我妈妈，说她做的饭菜是你吃过的饭菜中最可口的，”我对里奇说。

“相信我的话。

”

爸爸生日宴的前夜，我坐在厨房里看着妈妈忙乎，等待合适的时机来告诉她我们的结婚计划。

我们已决定在7月结婚，大约还有7个月的时间。

她正在把大蒜切成小方块，把卷心菜切成小片，同时闲聊着有关素媛姨妈的事：

“她只会看着烹饪指南烧菜，而我对烹饪了如指掌。

我只要用鼻子闻闻就知道该放什么佐料了！

”她切得很快，好像一点也不注意她手中那把锋利的切菜刀，我真害怕她的手指尖也会成为紫色蔬菜烧猪肉的佐料。

我希望她会先提起里奇。

我注意到了她开门时的面部表情，她当时勉强地笑了笑，从头到脚地打量着里奇，以验证素媛阿姨对里奇的评价。

我尽力设想她会有哪些不满意的地方。

里奇不仅不是华人，而且他还比我小几岁。

更糟的是，由于他那头红色的卷发、光洁白晰的皮肤以及鼻子两边一片桔黄色的雀斑，他看上去比我年轻了很多。

他稍微矮了一点，长得很结实。

他身穿深色套装，看上去讨人喜欢，但让人过眼就忘，就像追悼会上遇见的某个人的侄子。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公司里一起工作的第一年里我没有注意到他的原因。

但是我妈妈却把一切都看在了眼里。

“你认为里奇怎么样？

”终于，我屏住呼吸问道。

她把大蒜扔进了烧热的油锅里，发出了刺耳的响声。

“他脸上那么多斑点，”她说。

我听后感到背上起了鸡皮疙瘩。

“那是雀斑，你知道雀斑象征着好运。

”

我感到我得为他辩解。

我提高嗓门压倒厨房里的噪声，我自己也感到我太激动了点。

“哦，是吗？

”她不经意地说。

“是的，雀斑越多越好。

人人都知道这一点。

”

她想了一会儿，然后笑了，接着用汉语方言说：

“也许是这样。

你小时候得过水痘。

长了许多小痘痘，你只好在家里呆了10天。

可真走运啊，你想想！

”

我在厨房里救不了里奇，后来在餐桌上我也救不了他。

他买了瓶法国葡萄酒，并不知道我父母不喜欢这玩意儿，

我父母甚至连像样的红酒杯也没有。

接着他又犯了个错误：

他喝了不是一杯，而是满满两大毛玻璃杯的葡萄酒，而其他人的杯子里都只有半英寸高的酒，大家只是“尝尝而已”。

最糟糕的是他批评了我妈妈的烹饪手艺，而他竟然没意识到自己做了什么。

我妈妈总是要对她自己的烹饪发表一些评论，说一些自己的菜烧得不好之类的话，这是中国厨师的习惯。

那晚她原打算说说自己的拿手菜——梅干菜蒸肉，上这个菜时她总是特别得意。

“唉，这个菜不够咸，没味道，”尝了一小口后，她抱怨道。

“太难吃了。

”

这句话在我们家意味着让大家来尝一点，并且还要说这道菜是妈妈做得最好的一次。

但是我们还没能来得及说一些这样圆滑得体的话，里奇就说：

“嗯，这菜只需要加一点点酱油。

”

接着他无视我母亲惊诧的眼光，把许多咸乎乎、黑溜溜的东西倒进了瓷盘里。

虽然吃饭时，我一直希望我妈妈能从某种角度看到里奇的善良、幽默感和魅力，但是我清楚里奇在她的眼里已经是一败涂地了。

很显然，里奇对那晚有完全不同的看法。

那晚我们回到家里，安置肖莎娜上床睡觉后，他谦虚地说：

“嗯，我觉得我们相处得很不错。

”

Unit4A

大中央车站问询处桌子上方的数字钟显示：

差六分六点。

约翰·布兰福德，一个年轻的高个子军官，眼睛盯着大钟，看确切的时间。

六分钟后，他将见到一位在过去13个月里在他生命中占有特殊位置的女人，一位他素未谋面、却通过书信始终给予他力量的女人。

在他自愿参军后不久，他收到了一本这位女子寄来的书。

随书而来的还有一封信，祝他勇敢和平安。

他发现自己很多参军的朋友也收到了这位名叫霍利斯·梅内尔的女子寄来的同样的书。

他们所有的人都从中获得了勇气，也感激她对他们为之战斗的事业的支持，但只有他给梅内尔女士回了信。

在他启程前往海外战场战斗的那天，他收到了她的回信。

站在即将带他进入敌人领地的货船甲板上，他一遍又一遍地读着她的来信。

13个月来，她忠实地给他写信。

即使没有他的回信，她仍然一如既往地写信给他，从未减少过。

在那段艰苦战斗的日子里，她的信鼓励着他，给予他力量。

收到她的信，他就仿佛感到自己能存活下去。

一段时间后，他相信他们彼此相爱，就像是命运让他们走到了一起。

但当他向她索要照片时，她却婉然拒绝。

她解释道：

“如果你对我的感情是真实和真诚的，那么我长什么样又有什么关系呢。

假如我很漂亮，我会因为觉得你爱的只是我的美貌而时时困扰，那样的爱会让我厌恶。

假如我相貌平平，那我又会常常害怕你只是出于寂寞和别无他选才给我写信的。

不管是哪种情况，我都会阻止自己去爱你。

当你来纽约见我时，你可以做出自己的决定。

记住，那时候我们两个人都可以自由选择停止或继续下去──如果那是我们的选择……”

差一分六点……布兰福德的心怦怦乱跳。

一名年轻女子向他走来，他立刻感到自己与她之间存在着一种联系。

她身材修长而苗条，漂亮的金色长发卷曲在小巧的耳后。

她的眼睛如蓝色的花朵，双唇间有着一种温柔的坚毅。

她身穿别致的绿色套装，犹如春天般生气盎然。

他向她迎去，完全忘记了她并没有佩戴玫瑰。

看他走来，她的嘴角露出一丝热情的微笑。

“当兵的，跟我同路？

”她问道。

他不由自主地向她靠近了一步。

然后，他看见了霍利斯·梅内尔。

她就站在那少女的身后，一位四十好几的女人，头发斑斑灰白。

在年轻的他的眼里，梅内尔简直就是一块活脱脱的化石。

她不是一般的胖，粗笨的双腿移动时摇摇晃晃。

但她棕色的外衣上戴着一朵红色的玫瑰。

绿衣少女快速地走过，很快消失在了雾中。

布兰福德觉得自己的心好像被压缩成一个小水泥球，他多想跟着那女孩，但又深深地向往那位以心灵真诚地陪伴他、带给他温暖的女人；而她正站在那里。

现在他可以看见，她苍白而肥胖的脸上透着和善与智慧。

她灰色的眼中闪烁着温暖和善良。

布兰福德克制住跟随年轻女子而去的冲动，尽管这样做并不容易。

他的手抓着那本在他去战场前她寄给他的书，为的是让霍利斯·梅内尔认出他。

这不会成为爱情，但将成为一样珍贵的东西，一样可能比爱情更不寻常的东西──一份他一直感激、也将继续感激的友情。

他向那个女人举起书。

“我是约翰·布兰福德，你──你就是霍利斯·梅内尔吧。

我非常高兴你能来见我。

我能请你吃晚餐么？

”

那女人微笑着。

“我不知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孩子，”她答道：

“那位穿绿色套装的年轻女士──刚走过去的那位──请求我把这朵玫瑰别在衣服上。

她说如果你邀请我和你一起出去，我就告诉你她在公路附近的那家大餐厅等你。

她说这是一种考验。

”

Unit4B

1942年冬季的一天，寒冷刺骨。

但在纳粹集中营中，这与别的日子没有什么差别。

自我从家中被人带走并随着数万犹太人被带到这儿以来，我已濒临死亡，只能活一天算一天，活一小时算一小时。

我们在纳粹可怕的皮鞭下受尽煎熬。

明天我还会活着吗？

今晚我会不会被带到毒气室去？

或是被警卫简简单单地用来复枪射杀？

我在铁丝网边踱来踱去。

我并没有留意自己的脚步，只是机械地在这块地上移动，在发现可以用来生火的一小块木头或其他东西时，我偶尔跪下来查看一下。

突然，我看到一个小女孩从铁丝网那边走来。

她的步履轻盈，仿佛不受重力的影响，宛如仙子。

她停下来，用忧伤的眼睛看着我。

集中营里的生活已经损害了我的健康。

我想把目光挪开，因为我一副病容、枯瘦如柴，又穿着破烂肮脏的衣服，被一个陌生人这样打量，我感到特别害臊，但我的目光却无法从她的眼睛移开。

这时她把手伸进口袋，掏出一个红苹果。

噢，我有多久没有看到这样的苹果了！

它又是多么地闪闪发亮——比任何水晶都耀眼！

她非常谨慎地左右看看，然后一下子把它抛过铁栅栏。

我把它捡起来，用我冻僵的手捧着它。

在这充满死亡的世界中，这苹果无疑代表了生命，而她的举动就是爱的果实。

我抬头瞥见那女孩在远处渐渐消失。

第二天，就像被磁力吸引一样，我又来到了铁丝网边的那块地方。

我希望她再次出现。

我是不是疯了？

当然是。

但在这里，我不放弃任何一丝微小的希望。

她又来了。

她又一次给我带来了苹果，

比上次更精确地将它抛过了铁丝网。

苹果飞过铁丝网，正好从我的头顶上方落下来。

我在空中接住了苹果，

高举着让她看。

她的眼中闪着光芒。

接下来的七个月我们就这样相会，而我也习惯了这样的苹果餐，但不久一切都结束了。

一天，我听到一个骇人的消息：

我将被押往另一个集中营。

第二天，当我再见到她的时候，我的心都碎了，我几乎无法说话，但我必须说明白：

“明天别再给我带苹果了，”

我告诉她说：

“我将被押往另一个集中营。

我们再也不能见面了。

”

在我完全失去控制前我转身从铁丝网边跑开了。

我实在不忍心再回头看。

如果我转身，我知道，她会看见我的脸颊上滑落的眼泪。

岁月流逝。

转眼到了1957年。

我住在纽约，生活状况与纳粹德国期间的情景相差何止天地。

我做铝栅栏安装和回收的生意，并且发了点小财。

我一个做保险的朋友劝说我与他的一位女性朋友相亲。

我勉强同意了。

她人还不错，叫罗玛，

像我一样，她也是移民，因此至少在这一点上我们有共同之处。

“你是在战争期间流亡来到这里的吗？

”罗玛用移民相互之间问及那段岁月时所特有的体贴方式柔声细语地问道。

“不是。

那时我在德国的集中营里，”我答道。

我没有说明哪个集中营，也没有说其他任何细节。

这个故事太乏味了，因为我已经重复过许多次了。

罗玛的双眼透出若有所思的神色，好像回忆起了某件痛苦而又甜蜜的事情。

“你怎么了？

”我问她。

“是这样，我小时候住在集中营附近。

那儿有一个男孩，一个小囚犯，有很长一段时间我每天都去看他。

我记得我常常带苹果去扔给他。

我把苹果从铁丝网上扔过去，那时他会非常开心。

”

我的心猛地一下子剧烈地跳动起来。

我凝视着她问：

“是不是那个男孩有一天对你说‘明天别给我带苹果了。

我将被押往另外一个集中营’？

”

“没错，是啊，”罗玛用颤抖的声音应道。

“但你怎么会知道的？

”

我从桌边站起身来，拥抱着她说：

“因为我就是那个小男孩，罗玛。

”

Unit5A

我女儿抽烟。

她做作业时，脚搁在前面的长凳上，计算器嗒嗒地跳出几何题的答案。

我看着那包已抽了一半、她随意扔在手边的“骆驼”牌香烟。

我拿起香烟，走到厨房里去仔细察看，那里的光线好一点──谢天谢地，香烟是有过滤嘴的。

我心里十分难过。

我想哭。

事实上，我确实哭过。

我站在炉子旁边，手里捏着一支雪白的香烟，制作得非常精致，但那可是会致我女儿于死地的东西啊。

当她抽“万宝路”及“普雷厄尔”牌香烟时，我硬起心肠，不让自己感到难过。

我认识的人当中没有人抽这两种牌子的香烟。

她不知道我父亲、也就是她外公生前抽的就是“骆驼”牌香烟。

但是在他开始抽机制卷烟之前──那时他很年轻、也很穷，眼睛炯炯有神──他抽的是用“阿尔伯特亲王牌”烟丝自己手工卷的香烟。

我还记得那鲜红的烟丝盒，上面有一张维多利亚女王丈夫阿尔伯特亲王的照片，他身穿黑色燕尾服，手里拿着一支手杖。

到40年代末、50年代初，我的家乡佐治亚州的伊腾顿已没有人再自己手工卷烟了（而且几乎没有女人抽烟）。

烟草业，再加上好莱坞电影──影片中的男女主角都是烟鬼──把像我父亲这样的人完完全全争取了过去，他们无可救药地抽烟抽上了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