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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史第三专题
第三专题新中国的成立与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创造性地完成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实现中国历史上最伟大最深刻的社会变革,开始了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征程。
——江泽民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面对建国初期国内外错综复杂的形势,毛泽东和党中央从中国国情出发,带领全党认真实践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构想。
1953年6月,党中央审时度势,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制定了以“一化三改造”为中心的过渡时期的总路线。
到1956年底,成功地实现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这些深刻的社会变革是一个世纪以来,中国人民在前进道路上的第二次历史性巨变。
从此,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了艰辛的探索。
一、新中国的成立与执政党地位的确立
(一)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形势与任务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中国的历史从此掀开了新的一页。
中国社会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从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变成无产阶级及其政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并开始了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
建国之初,中国共产党面临的国际国内形势是极其错综复杂的。
在国际上,新中国的成立,得到苏联、东欧与亚洲的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民主国家以及一些民族独立国家的承认、同情和支持,这有利于我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发展。
但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敌对势力不甘心在中国的失败,不但坚持敌视和拒不承认新中国的立场,还阻挠其他国家承认我国,阻挠恢复我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企图在政治上孤立、经济上封锁、军事上威胁我国并支持国民党残余势力进行破坏和捣乱,妄图把新中国扼杀在摇篮里,这是新中国来自外部的主要威胁。
在国内,解放战争已经取得了基本胜利,人民盼望已久的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终于诞生,这是当时形势的主流。
但是,还有许多民主革命的任务没有完成。
首先,在全国尚有三百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包括广东、广西、云南、贵州、四川、西藏、台湾的全境和福建、湖南、湖北、陕西、甘肃的局部地区尚未解放。
国民党反动派在这些地区还保留有二百多万政治土匪,妄图在大陆建立所谓的“反共”基地,继续与人民为敌。
其次,在广大新解放区农村(相当于全国总面积的三分之二左右),土地改革还没有进行,封建的土地剥削制度尚未废除,农民和地主之间的矛盾还没有解决。
再次,国民党反动派从大陆溃逃时,还遗留下大批反革命分子,他们妄图东山再起,死灰复燃,亟待清理和镇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经济形势也是十分严峻和困难的。
由于长期战乱和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的掠夺和摧残,国民经济遭到严重破坏,陷于山穷水尽、难以为继的局面。
1949年工业生产比历史上最高水平下降50%(其中,重工业生产下降70%,轻工业生产下降30%),农业生产比历史上最高水平下降25%,工厂关闭,农田荒芜。
关内的铁路没有一条能够全线通车,有的路段连路基也荡然无存。
城乡贸易停顿,市场物资奇缺。
由于解放战争还在进行,军费开支浩大,以及政府负担的公教人员的迅速增加,还有重点恢复和救济灾民的需要,国家财政开支数额巨大。
然而由于生产的破坏以及正常税收制度尚未建立,国家的财政收入十分有限,入不敷出,出现巨额财政赤字。
为了弥补财政亏空,国家被迫增发通货。
这样做,虽然缓解了财政危机,但却引起了货币贬值,物价上涨。
加之,投机资本的火上加油,兴风作浪,从1949年4月到1950年2月,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全国出现了4次大的物价上涨风。
其结果是,社会经济环境进一步恶化,处境困难的工农业生产进一步受到冲击,人民群众叫苦不迭。
在我国财政经济面临严重困难的情况下,西方敌对势力和国民党残余势力断言中国共产党无法克服这些困难,等待着我们的失败。
当时在一些资本家中间也流传着种种说法,诸如“共产党军事内行,经济外行”,共产党“军事上一百分,政治上八十分,经济上零分”,等等。
上述情况表明,新中国建立之初,一方面是人民大众同地主阶级、国民党残余势力和西方敌对势力的矛盾仍然是当时的主要矛盾;另一方面,尽快地把经济形势稳定下来,迅速恢复国民经济,乃是涉及到新的人民政权能否存在与巩固的更为困难、更为紧迫的大事。
因此,新中国当时面临的主要任务是:
继续将人民解放战争进行到底,并彻底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以最大的努力迅速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巩固人民民主政权,在全国范围内建立和健全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以便为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和有计划的社会主义改造创造条件。
(二)党为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而斗争
建国初期国内矛盾错综复杂,工作千头万绪,集中力量迅速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就成为当时一项牵动全局的中心任务。
建国前夕,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就曾指出,从我们接管城市的第一天起,我们的眼睛就要向着这个城市的生产事业的恢复和发展,其他工作“都是围绕着生产建设这一中心工作并为这个中心工作服务的”。
1.恢复国民经济的努力
1950年6月,中国共产党七届三中全会又把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确定为党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中心任务,领导全国人民为恢复国民经济而斗争。
党的工作重心由军事向经济转移,这是党的历史进程中的一次深刻转变。
抗美援朝战争的爆发,使不少人担心国民经济恢复工作不能继续进行下去。
中共中央及时制定了“边打、边稳、边建”的方针,把确保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放在第一位,同时经济建设则采取重点进行和有计划推迟两项方针。
当时西方国家的封锁禁运,阻碍了我国的对外开放。
我们只有坚持自力更生才能打破封锁,依靠全国人民加倍努力为恢复国民经济而奋斗。
在国民经济恢复中,党和政府一直把重点放在作为国民经济基础的农业方面。
农村土地改革的完成,解放了亿万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爱国增产运动的发展。
在充分注意发挥农民个体经济积极性的同时,党还引导农民按照自愿互利的原则开展劳动互助,到1952年底,已有40%的农户走上了互助合作的道路,这些农户普遍增产增收。
国家还从减轻农业税收、大力推广先进农业技术、发放农贷、奖励丰产等方面,特别是动员农民兴修水利方面,积极促进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
国家在财政还十分困难的情况下,拨出巨款用于水利建设。
三年中用于水利工程的投资达8.25亿元,占国家基本建设投资总额的10.5%。
在这些水利建设中,比较著名的有治淮工程、荆江分洪工程和官厅水库工程。
交通运输是国民经济的大动脉,直接关系到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的生活。
三年中中央人民政府用于交通建设的投资达17.7亿元,占国家基本建设投资总额的26.7%。
到1950年,全国原有的铁路网基本修复。
在交通特别是铁路建设上,到1952年底新建成的铁路有成渝(成都到重庆)、天兰(天水到兰州)、来睦(来宾到睦南关)等线,正在修建的有宝成(宝鸡到成都)、兰新(兰州到乌鲁木齐)、丰沙(丰台到沙城)等线,使全国铁路通车里程达2.4万多公里。
与此同时,人民政府还新建公路3846公里,使全国公路通车里程达到12.67万公里,其中有通往世界屋脊拉萨的康藏公路和青藏公路,有沟通新疆和内地的兰新公路等。
为了迅速恢复和发展工业,党和人民政府主要依靠国营经济的发展,特是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充分调动他们的劳动积极性。
为此,在国营工矿交通企业中进行了民主改革和生产改革。
建立了工厂管理委员会和职工代表会议,吸收工人参加工厂管理,同时也进一步加强了工人阶级内部的团结,这样就使社会主义的新型生产关系在这些国营企业中开始体现出来。
在生产改革中主要是在经营管理中建立严格的经济核算制,在生产中大力推广和使用新技术。
通过改革,使国营企业的面貌焕然一新,广大职工的生产积极性大大提高,有力地促进了工业生产和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2.合理调整工商业和开展“三反”、“五反”运动
建国初期,资本主义工商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在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中有重要作用。
人民政府在打击投机资本、限制私营工商业消极作用的同时,对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营工商业大力扶持。
但是,到1950年春物价稳定后,由于长期通货膨胀形成的虚假购买力的消失,致使私营工商业出现商品滞销、工厂关门、商店歇业、失业增多、劳资关系紧张等情况。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人民政府进行了调整工商业的工作。
国家采取扩大对私营工业的加工订货,大量收购农副产品,调整税收负担,使工商税目由1136种减为358种,适当收缩国营商业,教育私营企业工人努力完成生产任务,用协商方法解决劳资纠纷等措施,合理调整了公私关系、劳资关系和产销关系。
通过这次调整,不仅使私营工商业渡过了难关,而且有很大发展。
1951年同1950年相比,私营工商业户数增加11%以上,生产总值增加39%,零售总额增加36.6%。
这一年,资本家所得的利润超过在国民党统治下22年的任何一年。
但是,尽管资本家的利润大大增多,他们中的不法分子却不满足于获得一般利润,出于资产阶级唯利是图的本质,他们采取向干部行贿等手段来牟取暴利。
这种情况的严重发展,使中共中央不能不决定在党政机关干部中开展一场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在私营工商业者中开展一场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偷工减料、反盗骗国家财产、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
“三反”运动的实质是在执政的条件下保持共产党人和国家干部的廉洁,是反腐败长期斗争的初战。
通过“三反”运动,教育了大多数干部,挽救了犯错误的同志,清除了革命队伍中的腐败分子,进一步巩固了人民民主专政。
通过“五反”运动打击了不法资本家的违法行为,在工商业者中普遍进行了一次守法经营的教育,推动了在私营企业中建立工人监督和实行民主改革,开始造成我们国家有可能完全控制私营工商业的局面,为后来的社会主义改造创造了有利条件。
“三反”、“五反”运动也是一个移风易俗的社会改革运动,它增强了广大干部和群众抵制资产阶级思想腐蚀的能力,树立了新社会廉洁奉公、艰苦朴素的良好风气。
“五反”运动后,党和政府进一步采取措施调整工商业,扩大加工订货和收购包销,保证合理利润,使私营工业总产值增长54%。
特别是1953年上海私营工商界几十个行业都消除了亏损,全部获得创纪录的赢利。
所以,工商界人士称为“难忘的1953年”。
3.国民经济恢复的成就及其历史经验
经过全党和全国人民三年的努力,到1952年底,七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三项任务已全部实现,国家财政经济状况也随之发生了根本的好转。
1952年工农业总产值810亿元,比1949年增长77.5%,比建国前最高水平的1936年增长20%,三年中平均递增率为21.1%。
主要工农业产品的产量已超过建国前最高年产量,钢产量134.9万吨,比建国前最高水平增长46.2%;发电量72.6亿度,增长21.8%;原煤6649万吨,增长7.4%;粮食3278亿斤,增长9.3%;棉花2607.4万担,增长53.6%。
随着工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国家财政收支平衡,金融物价稳定,这标志着我国财政经济状况已获得根本好转。
文教卫生事业也得到相应发展。
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人民生活有所改善,就业人数逐年增加,全国职工总数由800万增加到1580万人;职工年平均工资到1952年为446元,比1949年增加70%左右。
在国营企业中实行劳动保险制度,在公教人员中实行公费医疗制度,使职工的社会福利有很大的提高。
农民收入平均每户增长30%以上。
三年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各项任务的胜利完成,使新中国经受住了严峻的历史考验,政治安定团结,经济欣欣向荣,人民共和国牢牢地站稳了脚跟。
同时,也为开始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和全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创造和提供了良好的经济和政治条件。
党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工作是十分成功的,在新中国的历史上谱写出了光辉灿烂的一章。
党在这个历史时期成功的经验是:
(1)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把紧紧抓住恢复和发展生产作为一切工作的中心,正确处理了政治和经济的关系,坚决贯彻了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和七届三中全会的方针,牢牢地把恢复和发展生产,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作为党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一切工作的中心。
尽管这一时期政治运动频繁,工作千头万绪,但并未因此而影响和妨碍国民经济的恢复工作。
(2)从中国的国情特别是建国初期的具体情况出发,中国共产党制定了“不要四面出击”等正确的方针政策。
在经济上,正确处理了各种经济成分之间的关系,在坚持社会主义经济的领导地位的前提下,充分利用和发挥其他经济成分的积极作用,包括合作经济、个体经济、资本主义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使之在国营社会主义经济的领导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有力地促进了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3)正确处理了各个阶级之间的关系,在坚持无产阶级的领导和巩固工农联盟的基础上,注意团结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实行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从而调动和团结了一切积极政治因素为恢复国民经济服务。
(4)党在这个时期,十分注意发扬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传统,从而使自己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较好地反映和符合中国的实际,受到了人民群众的拥护。
(三)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的确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成为全国的执政党,面临着在全国执政以后大量的新问题、新考验。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加强执政党的建设,已是摆在全党面前的一项重大任务。
1.确立执政党地位的重大举措
第一,中央关于在中央人民政府内组织和建立中国共产党党委会和党组的决定。
由于建国初期召开普选的人民代表大会的条件尚不具备,因此由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全体会议依法组织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赋之以行使国家政权的职权。
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对外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内领导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一切政务。
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既是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又行使统一领导最高行政、军事、审判和检察机关的职能,是中央一级的两级政府的过渡性体制。
建国初期,党中央的最高领导核心为中央政治局(书记处)。
书记处的构成及职能相当于后来的政治局常委会。
在中央政治局(书记处)下设立党的军事委员会,负责党对整个军事工作的领导。
在政府系统,为了实现和加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共中央根据党章的规定和中央人民政府的具体情况,决定在中央人民政府内组织和建立中国共产党党委会和中国共产党党组。
第二,坚持党对军队的领导。
党指挥枪这是中国共产党的一贯原则。
新中国成立后,朱德在军事学院的一次讲话中,进一步论述了党和军队的关系,他说:
“全军每一个党员、每一个干部都必须明确认识:
军队是在党的领导之下建设和发展起来的,是在党的领导之下战胜了敌人的,党是军队的领导者,军队是党发展革命和巩固革命胜利的工具,没有党的领导就没有军队。
就是说:
全军每一个同志特别是高级干部,要忠实地服从党的领导,坚决地团结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之下,成为党和人民的工具。
只有这样,全党全军才能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完成我们艰巨的历史任务。
”①
第三,加强对青年团和工会等群众团体的领导。
早在1949年1月,中央作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决议》已指出:
为着团结教育整个青年一代,以及更大地发挥青年群众在人民解放战争中与新民主主义国家建设中的积极性与创造性,中央正式决定在中国普遍建立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组织。
新中国成立后,青年团的组织迅速壮大,青年团的工作有了很大的发展。
为了进一步加强对青年团工作的领导,1950年3月29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各级党委应加强对青年团的领导与帮助的指示》。
中央要求各级党委必须十分注意青年团的工作,给他们以积极领导和帮助,以便使青年团在国家各项工作中发挥最大的作用,成为党最亲密有力的助手之一。
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对工会工作十分重视。
1949年7月,中共中央召开全国工会工作会议。
会议要求各地城市党委加强对工会工作的领导,指出:
工会是新民主主义政权的重要支柱,是联系工人群众的传动带。
把广大工人群众组织起来,是搞好政权建设和经济建设的基本环节,各级党委要用自己的主要注意力和主要干部去加强工作。
建国以后,中央又强调指出:
全国总工会及各级工会必须在党中央及各同级党委的统一领导下进行工作。
工会应该无条件地帮助党在群众中的工作,扩大党在群众中的影响,并帮助党在工人群众中发展组织,以发挥工会为党与群众联系的纽带,以及共产主义学校的作用。
各级工会的党组也必须无条件地服从同级党委的领导。
第四,加强对各民主党派的领导和合作。
新中国成立后,党的统一战线工作有了新的发展。
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工作主要的和大量的是对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的工作。
中国共产党执政后,如何加强对民主党派的领导和合作,是一个关系到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和充分发挥民主党派作用的重大问题。
到1949年,我国共有9个民主党派;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中国民主建国会、无党派民主人士、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国致公党、九三学社和台湾民主自治同盟。
9月,中国共产党邀请各民主党派参加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一起制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共同纲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的国家,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
承认工人阶级在政治上的领导地位。
在组织人民政权时,吸收了民主党派的代表人物参加中央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的工作。
它们的领导人,分别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委员、政务院副总理、政务委员,一些部、委的正副部长和主任,有的担任省、市等地方人民政府的领导工作。
这是中国共产党从我国的国情出发,在政权建设中的一个创举,是我国人民民主专政制度的一大特点。
它同时也表明,我国各民主党派,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它们的地位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成为新中国人民政权的参加者,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和共产党一起担负起管理和建设国家的任务。
2.从革命党开始向执政党的转变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意味着中国共产党经过二十八年的艰苦奋斗,已经成为一个幅员辽阔,历史悠久,人口占世界四分之一的国度里的执政党。
执政后的中国共产党在地位作用、中心任务、工作对象与活动环境等方面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客观上需要中国共产党人重新寻找自己的社会角色定位,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完成好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历史转变。
第一,从进行革命战争向支持人民治理和管理国家转变。
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斗争,往往表现为垂直式地领导千百万群众开展疾风骤雨式的革命运动。
取得全国政权后,党仍然要按照自己制定的纲领进行治国,但更多是表现为网络式的进行间接的领导。
一方面,党通过权力机关和行政机关去治理和管理国家,另一方面,要通过在党领导下的各个社会团体和群众组织领导群众进行直接实践。
应当指出,党代表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但不包办代替去实现人民的利益。
党反映人民的意志和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但同样是积极支持人民当家作主,管理和治理国家。
党的领导主要是思想、政治和组织领导。
所以,执政党要正确处理和广大群众的关系以及直接代表人民的权力机关和行政机关的关系。
要支持人民通过选举、决策、管理和监督行使民主权利,参与治理和管理国家。
第二,从社会革命向巩固与发展新政权的社会改革转变。
在近代中国社会的两大历史任务面前,中国共产党的首要任务是进行社会革命,革命是中国社会走向现代化的历史前提。
因此,民主革命时期,党的目标是通过社会革命来夺取政权。
建国以后,由于社会革命任务的基本完成,我党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执政党的任务则是巩固和发展政权,发展经济,实行民主,进行文化建设,为此要通过改革进行广泛的社会变革。
要面向社会各个阶级和阶层,制定正确的政策,统筹兼顾,全面安排,整合各个阶级、阶层和社会各个成员的利益,尤其要解决城乡之间、沿海与内地之间由于经济发展不平衡造成的经济差别,正确处理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公平与效率以及局部与全局,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关系。
要调动积极因素,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平衡各种社会力量,保持社会稳定,为经济建设和最终消灭阶级创造经济和政治条件。
在处理重大的国际问题上,执政党不能光从意识形态上来区别敌友,制定国际战略,而是要从争取实现国际和平环境和国家民族的根本利益上,来正确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
第三,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转变。
中国共产党执政以前的主要任务是领导全国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其中心任务是用革命的武装反对反革命的武装。
而党执政以后,疾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在我国已基本结束,党除了领导人民为建设和巩固新政权而斗争外,中心任务由进行革命战争转向经济建设。
党执政的任务与指导革命战争比较起来,更加艰巨和复杂,需要更长的时间和付出更加艰苦的努力。
尤其在我们这样一个经济文化十分落后,自然经济、半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的国家,如何进行经济建设,怎样把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更是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的一个十分困难、十分艰巨的历史任务。
对此,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即将胜利的前夕就指出:
“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
”“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
”①革命党的任务是通过阶级斗争和进行社会革命最终夺取政权,把工人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把政权牢牢掌握在自己的手里。
执政党则是要运用取得的政权进行社会变革,实行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转变,对内进行改革,对外实行开放,“尽可能增加生产力总量”,“创造比旧社会高得多的劳动生产率”,不断满足社会的物质需要,提高广大人民的生活水平。
第四,从打破旧的国家机器到向建立新的法制秩序转变。
革命是造反,革命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打碎包括旧的法律制度在内的上层建筑及其物质附属物,即旧的国家机器。
执政党为了巩固政权,发展经济,除了革命胜利后要镇压国内外阶级敌人残余势力的反抗外,在很长的时期内还要打击刑事犯罪分子和境外反动势力的渗透和颠覆。
而执政党更重要的是要建立文明、民主和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要发扬民主,不断完善法制。
党同国家宪法和法律的关系,历来是马克思主义执政党需要解决好的重大问题。
建国以后,我国的民主政治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在法律制度形成的过程中,党领导人民制定法律,实行依法治国,建立法制国家,用法制规范包括党及其领导人在内的各个集团和个人的行为。
综上所述,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党转向执政党,社会角色发生了重大变化。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共产党面临着全国执政以后大量的新问题、新考验,如何加强执政党的自身建设已是摆在全党面前的一项重大任务。
为了保证党在思想上、组织上、作风上的纯洁,适应革命和建设新形势的需要,1950年5月1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在全党和全军开展整风运动的指示》。
1950年下半年,开展了建国以来我党第一次全国范围的整风运动,主要是克服胜利后以功臣自居和自满情绪、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以及少数人存在的腐败现象。
这次整风运动,密切了党和人民群众的联系,增强了党的战斗力。
整风运动经过半年多时间,到1950年底基本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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迅速恢复了在旧中国遭到严重破坏的国民经济
旧中国,由于国民党反动政府的腐败统治以及十多年战争的摧残,社会经济日益衰落破败,到1949年全国解放前,已经处于全面崩溃的境地。
以1949年与历史上最高年份相比,工业总产值减少50%左右,其中重工业减少了70%,轻工业减少了30%,煤炭产量减少48%,钢铁产量减少80%以上,粮食产量减少25%,棉花产量减少48%。
由于生产大幅度下降,财政赤字越来越大,通货膨胀加剧,市场物价猛涨。
据统计,从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到1949年5月的十二年间,国民党反动政府的通货增发了一千四百多亿倍,物价上涨了八万五千多亿倍。
广大劳动人民贫困失业,生活下降到可怕的地步。
新中国成立以后,为了迅速恢复和发展被破坏了的工农业生产,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的根本好转,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采取了坚决的步骤和强有力的措施。
随着人民民主专政政权的建立,人民政府没收了占旧中国资本主义经济80%、掌握国家经济命脉的官僚资本主义经济,把它们改变为社会主义的国营经济,为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奠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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