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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文化交际古文化与中世纪

——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城市的类型》之五

录自《经济与社会》下册第九章第七节

<5>古代和中世纪的民主

内容提要：

南欧和北欧中世纪城市类型互相比较和与古代城市类型的比较。

古代和中世纪的阶级对立。

古代和中世纪的城市宪法：

地方共同体和职业团体作为政治组织的基础。

古代的农民和中世纪城市里手工业行业的市民作为早期民主的典型的体现者；希腊和罗马之间进一步发展的差异。

古代和中世纪城市民主制度的经济政策；古代城市里利益首先以军事为取向。

典型的中世纪手工业行业的内城首先以经济为取向。

同中世纪城市比较古代城邦里的等级分层。

与中世纪手工业内城对立的古代城邦作为军人行会。

罗马绅士寡头政治世袭制的和封建制的结构。

城市市民同非市民阶层及其经济的生活形式基本的经济对立，并非就是他们发展历史的特殊地位赋予中世纪城市的东西。

勿宁说，在中世纪政治的和等级的团体内部城市的整个地位，对此才是决定性的。

在这里，典型的中世纪的城市不仅最明显地不同于古代的城市，而且在中世纪城市的内部，本身又分为两种由模糊的过渡相联接的、但是在其最纯粹的特征上十分迥异的类型，其中一种基本上是南欧的、特别是意大利和法国南部的类型，尽管有种种差异，它比另一种类型更加大大地接近古代城邦的类型，另一种主要是法国北部的、德国的和英国的[类型]，尽管相互间有种种的不同，它在这方面方式是相同的。

于是，我们必须再次对中世纪的城市与古代的城市作个比较，并且有的放矢地同另外两种城市类型作比较，以便相互关联地观察其差异的动因。

南欧城市的骑士城市贵族占有个人的、城外的城堡和农村产业，完全像古代一样，我们已经以[古代希腊的]米尔提亚德为例多次探讨过。

[热那亚的]格里马尔第家族的产业和城堡遍布普罗旺斯海岸各地，分布得很广。

再往北走，这种情况就要罕见得多了，稍后时代典型的中欧和北欧的城市，未见过这种情况。

另一方面，像阿提卡人民期望得到受纯粹政治权力制约的城市补贴金和租息分配，中世纪的城市同样根本不存在这种情况，虽然完全像雅典的公民曾经分得过拉夫里翁矿井的收益一样，中世纪的和甚至是现代的社区也曾经直接分配过社区产业的经济收益。

[古代和中世纪城市]最底下的等级阶层，相互对立是异常尖锐的：

古代的城市认为产生一个有充分权利的公民阶级是经济分化的主要危险，因此一切党派都反对这种分化，只不过采取不同的手段，有充分公民权的家庭的后代，经济上破产，负债，一无所有，不再能够装备自己的军队，期望能从推翻一个统治者或者建立僭主政治中，重新分配土地，或者免除债务，或者从公众的钱财中得到供给：

施舍粮食，无偿拜访庆典、表演、竞技比赛，或者由公家花钱得到直接的补贴，以期能参加庆祝活动。

中世纪虽然并非没有这种阶层，但是在近代，在[北]美洲的南部各州的土地上，发现还有这种阶层，那里一无所有的“贫穷的白人”，同奴隶主的财阀统治形成对垒。

在中世纪，有些由于债务而末落的贵族阶层，例如在威尼斯，同样也是人们担心的对象，正如卡蒂利纳时代在罗马的情况一样。

但是，总的来说，这个事实起的作用微乎其微，首先是在实行民主制的城市里。

无论如何，它不是阶级斗争的典型的出发点，而在古代情况则完全是这样的。

因为在古代的早期，阶级斗争是在居住于城市里的望族作为债权人和农民作为债务人及被剥夺了财产的债务奴隶之间进行的。

“市民无产阶级”，即有充分公民权的市民的“后代”，是典型的没落者。

在晚期，像卡蒂利纳那样的负债的贵族地主同有产者阶层形成对垒，而且成为激进的革命政党的领袖。

古代城邦里受特权损害的阶层的利益，基本上是债务人的利益。

而同时：

也是消费者的利益。

与此相反，在古代的土地上，在城市经济政策的内部，那些在中世纪成为民主的城市政策核心的利益在日益消失：

手工业行业的利益。

那种城市经济性质的行会的“粮食供应政策，在古代民主的升腾初期也有所展现，但是随着进一步发展而愈来愈明显地退居次要地位。

至少在其生产者政策方面如此。

勿宁说，希腊城市充分发展了的民主，不过同样，也还有罗马充分发展了的绅士统治，只要考虑到城市的居民，除了商业的利益外，几乎就还只剩下消费者的利益了。

古代的和中世纪的以及重商主义的政策共有的禁止谷物出口，在古代还是不够充分的。

由公众机构直接关照谷物的进口，控制着经济政策。

友好的王公们的谷物馈赠给了雅典以修改公民注册登记，排除无权利的人。

本都王国*的谷物产区的歉收迫使雅典向盟国进奉贡品；面包价格极大地左右着生产能力。

城邦直接统购谷物也存在于希腊地区。

不过，在罗马共和国的晚期，也大规模地利用各省的谷物税，对市民的谷物以施舍。

中世纪的特别受苦受难者是贫穷的手工业工人，即手工业行业的失业者；古代特别的受苦受难者是“无产者”，即政治上落魄的人，因为他是变成毫无立锥之地的从前的地主。

古代也把手工业者的失业看作是问题。

对付的特殊手段是国家大兴土木，像伯里克利所实行的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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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黑海沿岸，建于公元前281年，灭于公元63年。

——译者

手工业行业大模规的奴隶劳动就已经改变手工业的状况。

无疑，在中世纪，也有一部分城市长期有奴隶。

一方面，直至中世纪行将结束之际，在地中海沿岸的城市里甚至还存在着真正的奴隶交易。

另一方面，截然相反的大陆的类型，例如农奴解放之前莫斯科这样的城市，则完全具有东方地区的、诸如戴克里先时代大城市的特征：

农村土地和奴隶产生的租息以及官职的收入在那里耗费。

但是，在西方典型的中世纪城市里，奴隶的劳动在经济上起着一种十分微不道足的作用，时间愈长，作用就愈小，最后甚至根本不起作用。

不论在什么地方，有权有势的行会从不允许产生一个必须向其主人交纳人身租息的奴隶手工业者阶层，成为自由的手工业的竞争者。

在古代正好相反。

在那时，任何财富的积累都意味着：

奴隶财产的积累。

任何战争都意味着大规模虏掠奴隶和奴隶充斥市场。

这些奴隶部分用于消费，用于伺候他们的主人。

在古代，拥有奴隶是属于有充分公民权的人的生活之所需。

职业重步兵在漫长的战争状态中，把奴隶当作劳动力是不可缺少的，犹如中世纪的骑士需要农民一样。

谁要是不得不在生活中不用任何奴隶，那么无论如何是一个无产者（在古代的意义上）。

罗马贵族高贵的家庭消费性地大量使用奴隶于人员的伺候，奴隶们进行了十分广泛的职能分工，操持着大家庭的事务，而且在生产方面，至少按家族经济的方式，满足需求中相当可观的一部分。

当然，奴隶们的粮食和衣服大部分是采用货币经济的方式获得的。

在雅典的经济里，完全采用货币经济的家庭预算被视为准则，而在希腊帝国统治下的东方地区，货币经济的家庭预算已经占统治地位。

但是，伯里克利还特别强调，他为了在手工业者中间赢得人心，他尽可能通过在市场上采购来满足自己的需求，而不是通过自营经济。

另一方面，城市的手工业生产的相当可观的一部分，不管怎么说是掌握在独立经营的奴隶手中。

关于手工业工场，我们早已谈过，除了手工业工场外，还有不自由的零售商人和小商贩。

不言而喻，奴隶和自由市民两者的并存，正如在埃雷希修神庙的劳动中，在混合的计件工资的群体所发现的那样，在社会方面对劳动本身有压力，奴隶的竞争在经济上也必然是明显可感的。

但是在希腊地区，奴隶利用的最大膨胀正与民主的繁荣时代相一致。

显而易见，这种奴隶劳动和自由劳动相并存，也使产生中的行会发展的任何可能都受到挫折。

在城邦的早期，估计——即使不能有把握地证明——也有处于萌芽状态的手工业行业的团体。

但是，种种迹象表明，像在罗马的手工业者百人队一样，在处于等级斗争中的雅典，“手工业者”也是作为在军事上重要的老的作战手工业者有组织的团体存在过。

不过，政治组织的这些苗头恰恰在民主之下消失得无影无踪，根据当时手工业行业的社会结构，这也不可能是别的样子。

古代的小资产阶级也许可能与奴隶同属于一个神秘教教区（如在希腊）或者属于一个“集体”（如后来在罗马），但是不可能同属于像中世纪的行会那样要求政治权利的团体。

中世纪有人民运动作为行会组织起来，与望族对立。

恰恰在古代的古典时代，在“德莫”的统治下，反而缺乏行会的任何痕迹（与较早的行会萌芽形成对照）。

“民主的”城市不是按照行会来划分，而是按照德莫或者按照部落划分，即按照地方的、而且（形式上）主要按照农村地区的区域划分。

这就是它的特征。

而中世纪又根本没有这方面的任何痕迹。

当然，在城市内部分为城市驻防区，是古代和中世纪与东方地区和东亚的城市共有的。

可是，把政治的组织仅仅建立在地区的共同体之上，首先把它扩大到整个属于城市的政治区域的平原地区上，因此在这里形式上正好村庄成为城市的下属部门，这种情况在中世纪是没有的，在其他地区，所有的其他城市里也是没有的。

划分德莫（基本上）与（历史形成的或者特别建立的）村庄马克*相一致。

德莫拥有公有地和地区政府权限。

这作为城市宪法的基础在历史上是很奇特的，它本身就表明这正是古代民主城邦的特殊地位，而这种特殊地位再怎么强调都不为过。

与此相反，手工业行业的团体作为一个城市的选区，只发现在古代早期有过，而且是与其他等级的团体相并立。

它们适用于选举的目的：

例如在罗马，在过去的阶级军队里，除了有骑士百人队外，还有手工业者百人队，而且很可能——但是，完全无把握——在雅典，在梭伦之前等级妥协的手工业者也一样。

按其根源，出现这种情况可能追溯到自由的结社——正如这肯定适用于罗马的、在政治宪法中同时注意到的、拥有职业神墨丘利的、很古老的商业协会一样——，或者其最后的渊源也可能在按社区捐赋制度形式为了军事的目的而组成的团体：

古代的城市在其需求满足方面起初是建立在市民的徭役之上的。

个别的同业公会式的现象是存在的。

例如，在米勒都的阿波罗舞蹈家的迷信崇拜团体和它在城里完全正式的、通过按团体领导者的名字进行“名年”**所表现的特殊地位（更具体的内容不详），一方面在中世纪欧洲北部的同业公会显然也有相同的现象，另一方面在美洲一些部落的魔法舞蹈家行会和印度的魔法行会（婆罗门）以及以色列的犹太祭司行会，也有类似现象。

但是，人们不会把这类崇拜团体想象为一种职业神棍的客居部族。

勿宁说，可以把它看作是一种在历史年代里，有资格参加阿波罗宗教仪式行列的绅士们的俱乐部，因此，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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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指边区的村庄。

——译者

**公元前7世纪初希腊的一些城邦开始实行“名年官制”，即城市首脑每年选举一次，该年取名执政官的名字。

——译者

与科隆的富人协会最为一致，不过，古代与中世纪不同，这里仅仅是确认一个迷信崇拜的特殊共同体在古代很典型的与身居统治地位的政治市民行会的相同之处。

如果说，另一方面，发现在古代晚期在吕底亚又有其首领可以世袭继承的手工业经营者的团体，它们似乎取代了部落的位置，那么，这肯定是从旧的手工业行业的客居部族产生的，即体现了一种与西方的发展正好背道而驰的、令人想起印度情况的状态。

在西方，按照职业来划分手工行业的经营者，只有到了罗马的晚期和中世纪的早期，领主的手工业才又分为“官方义务”的和“手工制品”的。

后来在向中世纪过渡时，发现有一些城市手工业的团体，这些手工业为市场生产，但是个人依附某一个领主，即有交纳捐赋义务，就现在所知，它们似乎仅仅需要交纳捐赋，但是，也许它们原先是一些由领主建立的、负有社区捐赋义务的团体。

除了这些后来消失的团体外，也还有一些与它们同样古老的、具有垄断目的的自由手工业者的协会，这些协会在市民阶层反对望族的运动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与此相反，在古代古典的民主中，根本不存在这种现象。

有社区捐赋义务的行会，也许可能在城市发展的早期曾经存在过，虽然除了罗马那些军事团体和投票团体外，未能可靠地证明其存在的迹象，到了后来古代君主政体的社区捐赋的国家里，才又发现这类行会。

然而，自由的会社恰恰在古典的民主时代，虽然可能包括其他领域的种种可能性，但是就现在所知，不管在什么地方，它们都不具有或者争取具有行会的性质。

因此，它们与我们这里所作的论述毫无干系。

即使它们在某个地方想达到经济的行会性质，那么也会像中世纪的城市一样，它们也不会区分自由的和不自由的成员，因为有大量的不自由的手工业者存在。

但是此时，它们不得不丧失政治的意义，而这结果对它们将会具有严重的经济性质的损害，我们很快就会了解到这些害处。

古代的民主是自由公民的一种“市民行会”，而且——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其整个政治的行为是由此所决定的。

因此，迄今所知，当古代城邦的政治作用最终结束之际，恰好在这时，第一次开始形成自由的行会或者与它们相似的社团。

然而，压制、驱赶或者有效限制不自由的或者自由而不享有充分公民权的（获释自由的、无公民权的）手工业工人的思想，对于古代的民主来说，显然是行不通的，根本不能考虑的。

在等级斗争的时代、尤其是在立法者和僭主的时代非常典型地存在着这方面的一些苗头，后来彻底地消失了，而且恰恰在民主取得胜利之后。

正好在德莫绝对统治的时代，国家的建设工程和国家的供应方面，除了自由的公民和无公民权的居民外，吸收私人奴隶主参与的规模清楚表明：

对此奴隶简直是不可或缺的，也许也表明：

他们的主人不想丧失从中可以获得的利润和有权力阻止把他们排除在外。

否则，人们至少不会吸收他们参加。

也就是说，自由的、有充分公民权的市民手工业行业对于大的国家需求的目的来说，是根奉不够用的。

在这里，显示出古代德莫统治时代的恰恰是充分发展的古代城市，与[意大利]人民运动时代充分发展的中世纪的城市相比，有着根本不同的结构。

在由重步兵军队控制的、早期民主的古代城市中，居住在城市的、不拥有田产的、在经济上[没有]军事防御能力的手工业者，在政治上不起任何作用。

在中世纪，居住在城市的资产阶级大企业家（富人）和小资本的手工业者（穷人）居领先的地位。

但是，这些阶层——政治的事实显示出这一点——在古代的市民阶层内部没有（决定性的）权力。

正如古代资本主义以政治为取向一样：

以国家供应、国家的建设工程和军备、国债（在罗马早就作为布匿战争中的政治因素）；国家的扩张和掠夺奴隶、土地；获得和抵押占有土地的纳贡义务和特权；在臣服城市的贸易和供货等等，古代的民主也是以政治为取向的：

农民只要仍然是重步兵军队的核心，那么他们就对用战争手段获得土地感兴趣，目的是去定居。

但是，居住在城市的小资产阶级则对从所依附的社区的腰包里直接或间接获得利益感兴趣：

国家的建筑工程，看戏补助和陪审官补贴金，由国家发放的来自臣仆腰包的谷物和其他物品。

主要由农业地区的地主组成的重步兵军队在其胜利的时代，在[雅典]克利斯提尼和（在罗马）十人委员会*的等级妥协中，由于它对得到便宜的供应这种消费者的利益，肯定永远不会让一种中世纪方式的行会政策得以出现。

而后来的、尤其受到居住在城市有关利益者影响的、希腊自主的德莫，显然对此也不再感兴趣，而且也许再也没有这种可能。

古代民主的政治目标和手段根本不同于中世纪市民的政治目标和手段。

这表现在已经多次触及到的城市政治结构的不同之中。

如果说在中世纪，望族不仅没有干脆消失掉，而是不得不加入此时作为选区的行会，进入市民阶层，那么这意味着：

它们在市民之内可能被中产阶级的多数所压倒，即形式上丧失它们一部分的影响。

当然，情况往往相反，行会因此会按伦敦同业公会的方式，被推到了成为财阀政治式的吃租息者团体的轨道上。

但是无论如何，这个进程意味着在城市内部直接参加商业和手工业行业的人或者对此感兴趣者的、在这种现代意义上资产阶级阶层权力地位的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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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公元前450年左右制订十二铜牌法的十人委员会。

——译者

相反，如果说在古代，城市的划分不用老的、属人的望族团体，部落和半族，或者除了有望族外，不用部落和半族，而是把城市划分为德莫或者部落，而唯独这些团体及其代表的手中握有政治权力，那么这有两方面的含义：

首先是摧毁望族的影响。

因为它们的上地财产是通过抵押和债务到期而形成的，大部分是分散的地产，在什么地方也形成不了强大的力量，而是各个德莫里以它们财产的微小部分发挥作用。

在那里即在各个德莫里，现在地产必须注册登记和纳税，而这在压制大土地所有者政治权力的意义上，其含义要比今天①德国东部的容克庄园区域划入州社区严重得多。

此外，整个城市区域分割为德莫就首先意味着：

所有市议会和官员的职位都由德莫的代表所占据，正如在希腊所发生的那样，或者如同在罗马所实行的按照部落（31个农村部落，4个城市部落）划分为委员会（部落委员会）一样。

至少根据原先的意图，这应该意味着，并非居住在城市的阶层、而是居住在农村的阶层占有决定性的地位，意味着他们对城市的统治。

即并不意味着像意大利的人民运动里那样，城市里从业的市民阶层政治上的崛起，而是恰恰相反，意味着农民政治上的上升。

也就是说，在中世纪从一开始，手工业行业就是“民主”的载体，但是在古代，在克利斯提尼时代，农民是“民主”的体现者。

诚然，从事实上看，这仅仅出现在罗马，而且至少某种程度上较为长久地出现在罗马。

在雅典，人们一旦属于某一个德莫，那么这种德莫成员的资格就是一种持久的可以继承的品质，它不取决于住所、地产和职业，恰如半族和氏族与生俱有的那样。

例如像狄摩西尼的家族那样，一个帕安尼亚人的家族，经历了无数世纪，在法律上籍贯一直属于这个德莫，在其中要承担各种义务和抓阄担任官职，不管他是否由于住所或者地产还同那里有最低限度的关系。

但是这样一来，一旦迁入雅典几代人之后，这些德莫地区的农民团体的性质自然就丧失掉。

此时，形形色色的居住在城市的手工业经营者都算作是农业地区德莫的成员。

因此在事实上，这时德莫是市民阶层纯粹按属人原则划分的，犹如部落也是按属人原则划分一样。

这样一来，实际上出席到雅典的公民大会地点的市民，不仅出席会议这一事实得到特权，而且随着城市的日益发展．他们也日益构成形式上农业地区德莫的多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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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指1918年前。

——德文版出版人

罗马的情况则不同。

对于4个旧的城市部落来说，虽然似乎适用过一种类似的原则。

但是，任何一个后来的农业地区的部落都仅仅包括那些在各个地区拥有土地产业的人。

放弃这处地产并在别处购置新的地产，人们就变换部落，例如，克劳迪亚家族后来根本不再属于那个依它命名的部落团体。

其后果是：

虽然无论如何，有利于出席参加部落委员会的、亦即居住在城里的部落，而且由于幅员广阔，还比在雅典更为有利。

但是，与雅典不同的仅仅是这么一些人，他们曾是农村地区的地主，而且手中拥有这么大规模的地产，使得他们居住在城里与由外来劳动力经营这些地产能够协调一致：

即吃土地租息的人。

因此，在平民胜利之后。

大大小小的农村地区吃土地租息者控制着罗马的各个部落委员会。

一方面是在罗马，居住在城市的土地贵族的优势，另一方面是在雅典城市德莫的优势，保持了这种差异。

（古代）罗马的平民并非（中世纪意大利那种）人民运动，不是商业和手工业经营者行会的联合，而主要是农业地区有军事装备能力的地主的等级，一般只有居住在城里的地主控制着政治。

起初，平民并非诸如现代意义上的小农，更非是一个这里所谈的中世纪意义上的农民阶级，而是乎原地区经济上有充分军事防御能力的地主阶层，在社会方面虽然不是“绅士”，而是“自耕农”，在平民崛起的时代，根据地产规模和生活方式，具有中产阶级的性质：

即一个农业市民阶层。

随着（罗马国家的）日益扩张，居住在城里的土地受益者的影响也日益上升。

反之，整个具有城市手工业行业性质的居民联合为4个城市部落，即：

毫无影响。

罗马的达官贵族始终坚持这一点，而格拉古兄弟的改革也绝不会想改变这种情况，并实现希腊式的民主。

罗马军队的农业市民的性质，使得大的、居住在城市的元老院议员家族能够坚持进行统治。

希腊民主通过抽签任命执行事务的市议会，并且消灭了基本上是由前官员组成的、与罗马元老院相当的作为最高法院的元老会；与希腊的民主相反，（在罗马）元老院仍旧是城市的领导机构，而且从未作过对此有所改变的尝试。

在大扩张的时代，军队的指挥总是掌握在城市贵族家庭出身的军官手中。

但是，后来共和国时代的格拉古改革派，像一切特殊的古代社会改革家一样，首先想建立政治团体的军事防御力量，阻止农村土地所有者丧失社会地位和无产阶级化，阻止大地主把他们的土地买光，增加他们的数目，借以维持进行自我装备的市民军队。

亦即它主要也是一个农业地区的党，格拉古兄弟为了能够实现某些目标，也不得不争取那个对承包国家工程和向国家供货感兴趣的、由于参加职业而被排除在官职之外的资本家阶层：

骑士，来对抗达官贵族。

伯里克利的建设政策也许可以有理由理解为服务于手工业者就业的政策。

因为由联盟成员的纳贡来支付建筑工程费用，因此联盟成员是那些赚钱机会的源泉。

不过，正如墓志铭证明确定无疑的．无公民权居民和奴隶参与工程建设所表明的那样，这种政策绝不仅仅有益于有充分公民权的手工业者。

在伯里克利时代，勿宁说，下层的真正“不劳而获”是：

水兵工资和战利品，首先是海战战利品。

因此，恰恰是人民能轻而易举地被争取去参加战争。

这些失去社会地位的公民在经济上脱得开身，而且一无所有，无所丧失。

与此相反，迄今仍然没有发现整个古代的民主发展有一种真正为手工业生产者制订的政策作为举足轻重的因素。

因此，如果说古代的城市政策首先遵循的是城市消费者的利益，那么这肯定也适用于中世纪的城市。

但是在古代，措施要严厉得多，显然是因为像雅典和罗马这样的城市，似乎不可能把谷物供应仅仅让给私人商业去经营。

而相反，在古代偶尔也有些鼓励特别重要的出口生产的措施。

但是首先根本不是手工业行业的生产部门。

没有任何地方的一个古代城市的政策是受这些生产者的利益控制的。

勿宁说，起初在古老的沿海城市里，对政策方针起决定性作用的是那些地主的和骑士的、对海上贸易和海上掠夺感兴趣的、并从中发财的居住在城市的新贵族，他们到处都出现，但是后来在早期的民主中，也包括那些居住在农村的、有参加重步兵能力的有产者，后者以这种方式仅仅出现在地中海的古代。

但是最后，还有一方面是货币和奴隶拥有者的利益，另一方面是城市小资产阶级各阶层的利益，两者只以不同的方式，作为大小企业家、吃租息者、军人和水兵，对国家的需求和战利品感兴趣。

在这一点上，中世纪的城市民主制度原则上是不同的。

随着城市的建立，差别的种种原因就已经存在，并且当时就已经发挥作用。

它们出自于地理的和军事的以及由文化史制约的因素。

古代地中海地区的城市在形成的时候，发现城市之外的政治—军事力量具有重大的意义，首先是技术极为高超，自己根本无法与之相比。

勿宁说，它们本身就是最高度发展的军事技术的体现者：

首先在望族城市里，骑士的密集方阵的体现者，尔后是、而且主要是纪律严明的重步兵战斗的体现者。

凡是中世纪在这种军事方面存在着类似情况的地方，例如在中世纪早期欧洲南部沿海的城市和意大利的城市贵族共和国里，也显示出在发展中有着与古代比较广泛的相似之处。

在中世纪早期欧洲南部的城邦里，城市组织的贵族结构早就受到军事技术的贵族性质所制约。

正是这些沿海城市，以及除了它们而外，还有一些（比较上）贫穷的内陆城市，它们拥有大片的、政治上屈服的和被居住在城市的吃租息的城市贵族所统治的地区（如伯尔尼），这两种城市最少实现民主制度。

与此相反，中世纪手工业的内陆城市，首先是大陆欧洲北部的城市，面对着国王及其领主封臣的军事和官职的组织，领主封臣是骑士，居住在城堡里，他们遍布欧洲大陆广阔的内陆幅员。

它们从建城伊始，很大部分就建立在政治的和领主的、被纳入到封建的军事和官职团体之内的当权者的妥协之上，而愈是往北，愈是往内陆，这种现象就愈突出。

随着时间的推移，设立“城市”的建制就愈不是为了某一个定居于农村的军事防御团体政治和军事的利益，而是首先出自创建者的经济动机：

因为当权者期望能从中采取海关和其他的交往措施，以及能够收税。

设立城市建制对他来说，首先不是一桩军事事务，而是一项经济措施，或者无论如何，凡是还有军事考虑方面的地方，军事方面的意义日益退居到次要的地位。

城市自治是西方中世纪城市特有的，历史发展导致了十分不同规模的自治，仅仅是因为城市之外的当权派——这是唯一的始终如一的决定性因素——尚不拥有那种官员的训练有素的机构，能去尽可能地满足城市事务行政管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