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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钟书的学问方式
钱钟书的学问方式
光明网[微博]刘梦溪2015-05-1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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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二十世纪现代学者的学术,是不是也有瑕疵?
陈寅恪就讲过,王国维的学说可能有错误,他自己的学说也有错误。
同样,钱锺书的学术也有。
但是他们的学术精神,为学的态度,是后学的典范,绝无问题。
钱锺书先生的赠诗
学术殿堂的引桥
我和钱锺书先生没有见过面。
但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因为创办《中国文化》杂志,也由于当时想着手对钱先生的学术思想作一些研究,跟他有不少通信。
我从未把这些信拿出来,觉得不好意思。
他是我非常尊敬的前辈学者,不仅是欣赏,而且是特别尊敬和心仪的人。
我研究晚清民国以来的现代学术思想史,钱先生是我关注的重点学术案例。
八十年代中期,我开始做这方面的题目,决定对王国维、陈寅恪、钱锺书这三位真正大师级的人物,做个案分疏和综合比较研究,于是开始读他们的书。
最先读的,是钱锺书。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他的每一本书、每一个字,我都读三遍以上。
内子陈祖芬写过一篇文章,叫《不敢见钱锺书先生》,其中写到,在八十年代,如果你在北京的街头巷尾,看到一个人,或者在公共汽车上,或者在路上,在树下,在墙边,在任何地方,都拿着书看,这个人看的一定是《管锥编》或者《谈艺录》。
她这样写是写实,不是文学描写。
我的确读钱先生读得很熟,熟到他成为和我日夜相伴的人。
不仅他的书一本一本被我划乱了,读钱的笔记也积下好多册。
读完钱锺书之后,就读王国维。
王的东西多,必须选读。
先是早期的《静安文集》和《静安文集续编》,然后是《人间词话》《宋元戏曲史》《古史新证》等。
王国维后,开始读陈寅恪。
非常“不幸”,我读陈寅恪以后,扎进去就没有出来。
结果不是三个人一起写了,变成对陈寅恪做单独的个案研究。
我现在写的关于陈寅恪的文字,大概有五十多万言,公开发表的文章,出版的著作,只是其中一部分。
但是对我如此熟悉的钱锺书,却一直没有写文章发表。
我的一些朋友也知道我研究钱锺书。
一次厦门大学召开关于钱先生的研讨会,李泽厚得知,说应该去,你是研究钱锺书的。
我问他何以知之,他说当然知道。
但何以知之的理由他没有讲。
近三十年我所做的研究,很大一块是围绕二十世纪现代学者的学术思想。
我的体会是,这些大师巨子是我们晚学后进进入学术殿堂的比较便捷的引桥。
通过他们,可以通往古代,走向中国传统学术,也可以通过他们连接西方,走向中西学术思想的会通。
更重要的,他们为我们树立了学术典范。
我曾经用“空前绝后”一语,形容他们学问结构的特点。
“空前”,是指这些现代学者,在西学的修养方面,汉儒、宋儒、清儒,都比不过他们,因为当时不可能有这个条件。
汉宋儒不必说,乾嘉学者也不能跟二十世纪现代学者在这方面相比肩。
虽然早期的传教士跟明末清初的一些学人有一些关联,但我们看不到乾嘉大师们的西学修养有哪些具体而明显的呈现。
二十世纪学者不同,他们常常十几岁就留学国外。
陈寅恪十三岁留学日本,然后美国、欧洲,前后大约有十六七年的时间在国外。
连马一浮也有在美国、日本的经历,也是很年轻的时候就去的,尽管停留的时间前后不是很长,毕竟扩大了学问的视野。
另一方面,二十世纪现代学人的国学根基,又是后生晚辈不能望其项背的。
他们四五岁开始发蒙,到七八岁,十几岁,不用说五经四书,十三经、诸子集成、前四史,差不多都读过了。
他们有这样的学问积累的过程,所以在学术的知识结构方面,既是空前的,又是绝后的。
“绝后”不是说后来者的聪明智慧一定少于他们,而是没有当时那些个具体条件,包括对学人为学非常重要的家学和师承。
国学需要童子功,年龄大了补课,实际上为时已晚。
因此后来者要赶上他们,难之又难。
就研究我国固有学术而言,二十世纪学者也开了先路。
经由他们可以更自觉地进入原典。
二十世纪现代学者的学术,是不是也有瑕疵?
肯定会有。
陈寅恪就讲过,王国维的学说也可能有错误,他自己的学说也会有错误,自然可以商量。
同样,钱锺书的学术,也一定有可商之处。
但是他们的学术精神,为学的态度,纯洁的资质,堪称后学的典范,应无问题。
我们今天的学术风气所缺乏的,恰好是二十世纪大师们的那种精神、那种风范、那种态度。
勿误读钱锺书
现在关注二十世纪现代学术的人多起来了,但研究得远不够深入。
有一些方面的研究,刚刚开始,就刮起这个“热”那个“热”的风。
学术研究最怕刮风。
一刮风,“热”得快,凉得也快。
然后骂声随之而来。
钱锺书先生不幸也遭此命运。
我看到一篇文章,题目是《钱锺书是卡夫卡的绝世艺人》。
这篇文章写的倒是很俏皮,但认为钱先生的学问,不过是一个杂耍艺人用以谋生惑众的绝活,除了博得看客的几声叫好,没有任何实用价值。
他说《谈艺录》和《管锥编》,本质上应归属于诸如绕口令、回文诗、字谜等文字和语言游戏一类,是一种自娱性的、习惯性的、享受性的东西。
这位作者甚至还声称,《谈艺录》和《管锥编》是自私的,势利的,是抬高门槛为难人的,是以显摆为目的的等等。
我无论如何不能认同这篇文章对钱锺书先生的评价。
如果不是牵引卡夫卡蓄意做一番拟于不伦的文字游戏,我认为他至少是没有读懂钱锺书。
读懂钱,并不容易。
陈寅恪先生的书,马一浮先生的书,也不容易读。
读懂读不懂,不完全是文字障碍,文字没有那么多障碍。
马一浮的著作不多,无非《泰和会语》《宜山会语》《复性书院讲录》《尔雅台答问》等。
但读懂马先生,我认为是非常难的事情。
难就难在,阅读者是否能够进入马先生的学问世界和精神世界。
陈寅恪给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写审查报告,提出一个极为重要的思想,就是对古人的著作,对古人的立说,要具有“了解之同情”的态度,因而能够体会古人立说的“不得不如是”的苦心孤诣。
钱锺书先生的著作,为什么采用现在我们看到的这种呈现方式?
为什么用文言而不是白话?
他是文学家,小说《围城》和散文《写在人生边上》等,可以证明他的白话同样令人绝倒。
这涉及到如何理解钱先生的学问态度和学问方式问题。
他对学问有一个宿见,就是认为大抵真正的学问,不过是荒江野老,二三素心人,商量培养之事,而不是闭目塞听地“做”出来,或是吵吵嚷嚷地“讲”出来的学问。
他说一旦成为朝市的“显学”,很快就会变成俗学。
这些话,深入体会,才能知道一点学问的滋味。
以虚妄浮躁的心态,试图了解稳定的学问,不可能对学问得出正解。
钱先生的学问方式,毫无疑问是活跃的,多姿的,千变万化的,但他的学问精神是恒定而守持不变的存在。
他认为古与今、中和西,不是截然不搭界的两造,而是可以连接一气,互相打通的世界。
他说:
“古典诚然是过去的东西,但是我们的兴趣和研究是现代的,不但承认过去东西的存在,并且认识到过去东西的现实意义。
”(钱锺书:
《古典文学研究在现代中国》,转引自郑朝宗著《海夫文存》,厦门大学出版社,1994年,页8)
他对“专学”的看法也很特别。
他说因研究一种书而名学的情况不是很多。
一个是选学,《文选》学,一个是许学,研究许慎的《说文解字》的学问,可以称为专学。
《红楼梦》研究成为红学,是为特例,但他认为此学可以成立。
其余的研究,包括千家注杜(杜甫)、百家注韩(韩愈),都不能以“杜学”或者“韩学”称。
可见他对学问内涵的限定,何等严格。
这是大学问家的态度。
现在到处使用专学的称谓,把学问泛化,结果取消了学问本身。
钱先生还特别指出“师传”的弊端,认为弟子多,对其师尊崇的结果,反而把师也扭曲变形了。
这就是《谈艺录》反复讲的“尊之实足以卑之”。
钱先生的好友郑朝宗先生说,钱先生是“但开风气不为师”,可谓真知钱先生之言。
钱先生从不以师自居,不聚徒讲学,也没有弟子。
钱锺书的学问构成
钱锺书先生的学问结构,都由哪些部分构成,他的学问脉分如何辨识,学术界没有一致的看法。
我长期读钱,三复其义,认为他的学问构成,约略可分为四目:
第一是经典阐释学;第二是学术思想史;第三是中国诗学;第四是文体修辞学。
前面提到的说钱先生是卡夫卡的绝活的文章,不承认钱先生著作里面有解释学的内容,未免令人感到意外。
《谈艺录》也好,巨著《管锥编》也好,独不缺少解释学的内容。
只不过钱先生对解释学有独辟胜解。
《左传正义》三,隐公元年,解一“待”字,令人绝到。
郑庄公由于“寤生”,惊吓了他的生母武姜,因而母子失和。
庄公即位之后,武姜便与庄公的胞弟共叔段结为联盟,封地逾制,一人独大。
郑大夫祭仲建议及早除掉,免生滋蔓。
庄公说:
“多行不义必自毙,子姑待之。
”这是大家都知道的进入中学课本的《左传》名段“郑伯克段于鄢”。
我们且看钱锺书先生如何解释此一“待”字。
他先是征引《左传·闵公元年》,齐国的仲孙湫提出:
“不去庆父,鲁难未已。
”齐桓公回答说:
“难不已,将自毙,君其待之。
”又引定公六年,公叔文子谏卫侯:
“天将多阳虎之罪以毙之,君姑待之,若何?
”再引《韩非子·说林》,下有与悍者邻,欲卖宅避之,人曰:
“是其贯将满矣,子姑待之。
”钱先生具引之后申论说:
“‘待’之时义大矣哉。
‘待’者,待恶贯之满盈、时机之成熟也。
”然后又引《汉书·五行志》董仲舒之对策:
“鲁定公、哀公时,季氏之恶已熟”、《孟子·告子上》以麰麦喻人性:
“至于日至之时,皆熟矣”。
这就如同郑庄公等待到共叔段谋反在即,并得知其起事的具体日期,于是下定决心,说:
“可矣!
”也就是可作为的时机真正成熟了。
钱先生接着又引《史记·韩信卢绾传》:
“太史公曰:
‘於戏悲夫,夫计之生熟成败,于人也深矣!
”以及《北齐书·陆法和传》里的陆氏发为议论:
“凡人取果,宜待熟时,不撩自落,檀越但待候景熟。
”抑犹未尽,更引西典助发,一是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政论家的“待熟”之说,二是培根论“待”时提出的“机缘有生熟”,三是孟德斯鸠论修改法律,提出“筹备之功须数百载,待诸事成熟,则变革于一旦”,四是一名李伐洛者,认为“人事亦有时季,若物候然”(《管锥编》,三联版,页276~277)。
中西古典万箭齐发,齐来会战,“待”之一词被包围得水泄不通,只好俯首就擒。
其实所谓“待之”,就是为人举事,要讲究条件和时机。
而时机须由条件来酝酿。
舍此二端,急于从事,揠苗助长,冒行躁进;或灰心气沮,知难而返,坐失良机,都是不明不智的表现,亦即尚不懂钱先生反复阐释的这个“大矣哉”的“待”字。
钱先生又引清儒之言写道:
“乾嘉‘朴学’教人,必知字之诂,而后识句之意,识句之意,而后通全篇之义,进而窥全书之指。
虽然,是特一边耳,亦只初桄耳。
复须解全篇之义乃至全书之指(‘志’),庶得以定某句之意(‘词’),解全句之意,庶得以定某字之诂(‘文’);或并须晓会作者立言之宗尚、当时流行之文风、以及修词异宜之著述体裁,方概知全篇或全书之指归。
积小以明大,而又举大以贯小;推末以至本,而又探本以穷末:
交互往复,庶几乎义解圆足而免于偏枯。
”(《管锥编》,三联版,页281)这也就是乾嘉学者何以重视小学的原因。
小学是进入经学的阶梯,故“读书必先识字”是清儒的常谈。
小学包括文字学、训诂学、音韵学,即读书进学,首在认识字,知读音,明义训。
然后再由小学进入经学。
经学的旨归在义理,就进到中国传统学问最高的形上之境了。
钱先生把这一过程概括为“积小以明大,而又举大以贯小;推末以至本,而又探本以穷末”。
此亦即西哲所说的“循环阐释”。
钱先生告诉我们,阐释的方式或有中西的不同,但阐释学,中西宜有共理。
钱氏阐释学,则明显带有经典阐释的特点,既吸收了西方的理论范式,又直承中国传统传注义疏的阐释传统。
他学问构成的第二脉分,是学术思想史的内容。
绝不光是文学,他的学问早已超越单一的文学一科。
特别《管锥编》一书,处理的主要是学术史的问题。
他选出来作为研究案例的那些典范著作,《周易》、《毛诗》、《左传》、《史记》、《老子》、《列子》、《焦氏易林》、《楚辞》、《太平广记》、《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涵盖了传统四部之学的最精要的内容。
他丝毫没有轻视作为我国固有学术统领地位的经史之学,而是将其置于先位来加以研究。
《诗经》《易经》均可分称为“六经”之首,《左传》是《春秋》三传中最重要的一传。
而《焦氏易林》的列入,则是钱先生的所好,喜其文辞古雅,诗意馥馥。
钱先生虽出身中西文学,其经史之学的根底岂可限量哉。
只不过他解“经”的方法不仅与清儒不同,与昔日的时流亦迥然有别而已。
他的“经解”,集部之学并为入室阶梯。
钱先生学问构成的第三脉分的内容,是中国诗学,这是他学问结构中最重要的部分。
他喜欢诗,长于写诗,有诗眼,也有诗心。
他的精神意象在诗里边存活并得到再生。
笔触一旦进入中国诗学,他自由得如同水里面的鱼,欢悦而快乐,似乎有无穷无尽对诗学的独得之秘,顷刻化作语言文辞的泉水,重叠交会,喷涌而出。
《谈艺录》就是一部关于中国诗学的大著述。
还有可与专著相埒的诗论《中国诗与中国画》,以及《诗可以怨》。
《通感》其实也是一篇诗学的会通之作。
《宋诗选注》虽受到彼时精神环境的限制,未能畅意发抒,被他称为“模糊的铜镜”,但经钱先生手泽润色,自有他人所不及的佳风景。
他诗学的义理情愫所锺,是为宋诗,自己为诗也是宋诗的风致。
但《谈艺录》论诗,唐宋之别,不以历史时段,而以“体格性分”。
对清末同光体诸人,是非得失均看得清爽,不掩善,也不护短。
钱之诗论,通贯古今,兼采中西,旁征博引,胜解如云。
我未见有另外的诗评家能和钱先生对中国诗学的贡献相比伦。
老辈如陈石遗,终因缺少西学根底,不能不让钱一箭之地。
杨绛先生也说:
“他酷爱诗。
我国的旧体诗之外,西洋德、意、英、法原文诗他熟读的真不少,诗的意境是他深有体会的。
”(《管锥编》三联版杨序,写于1997年)
他学问构成的第四脉分,是文体修辞学。
钱先生无异是修辞高手甚或圣手。
他的言语文辞的讲究,见于他所有各体著作。
丰赡、睿智、幽默的特点充溢字里行间。
不妨一读他的散文《人·兽·鬼》《写在人生边上》,以及长篇小说《围城》,他的独特的修辞风格,踵武前贤而不袭前贤,迥异时流而无法模仿,开篇即知此为“钱氏体”。
《谈艺录》等涉及文评诗话的学理文章写作,《管锥编》所展示的经典诠释系统,都是自家体貌,古今中外的要言妙道齐来登场,共同搬演中国诗学和中国学术的传奇大戏。
钱锺书先生的学问呈现方式,体现了古今文体的兼美。
如果是白话,他使用的是典雅的白话,不是通俗的白话。
文字里带有诙谐的隐喻,和繁富扬厉的比类观照。
“典雅的白话”,是我的概括语,自认比较确切。
如果是文言,他使用的是典雅的文言。
至于在什么情况下使用文言,我的理解是,《谈艺录》、《管锥编》有大量原典引用,所引原典都是文言,如果述论者以白话来阐释文言,繁简失序,两不相融,必令文体不相统一。
这在常人不成为问题,在钱先生则情非所愿。
现在史学界正在组织人写清史,我的老师戴逸先生主持该项目。
原来的《清史稿》自然多有舛误,但当时撰写《清史稿》的那些作者,可都是一时之选,譬如赵尔巽等,学问文章相当入流。
现在写清史,如果用浅近的白话,只能无限地扩大篇幅,史著的味道,过去二十四史的味道,就没有了。
钱先生撰写《谈艺录》和《管锥编》,以他对文体修辞之道的精熟老到,自然懂得,如果用白话通释文言典藏,无异于在茶水里兑上白开水。
他深知不同的研究对象,不同的域区类属,宜乎以不同的文体来加以呈现。
而中国的文评诗话,他认为向无定体。
《谈艺录》的方式,应归于中国的文评诗话之属,文体上叫“诗文评”。
钱先生说过,“文评诗品,本无定体”。
陆机的《文赋》是赋体,杜甫的《戏为六绝句》是诗体,郑板桥的《述诗》、潘德舆的《读太白集》、《读子美集》,是词体。
钱先生说,“或以赋,或以诗,或以词,皆有月旦藻鉴之用,小说亦未尝不可”。
(《管锥编》,三联版,页1002)小说也可以用来评文论诗,古典小说如《红楼梦》、《儒林外史》、《镜花缘》,事例多有,而《围城》发抒此道,尤见文体修辞家的法眼机杼。
钱氏修辞典则:
“说破乏味”
钱锺书先生认为,“遮言为深,表言为浅”(《管锥编》,三联版,页840,引《宗镜录》)。
他的修辞典则是:
“说破乏味。
”其实就是含蓄为美。
所谓行文典雅,语言使用的诀窍,是为不露,是为含蓄。
有人说,钱先生的著作不见义理,光引那么多故书,意欲何为。
其实钱著充满了义蕴理趣,到处都是创发的观点和独出的见解,思想的烛光照亮著论全体。
如果钱著没有思理意蕴,他就不会拥有那么多读者了。
只不过他不喜欢空疏著论,而是善用遮言和隐喻,将理趣意蕴寓于古今典例故事的征引叙述之中。
也就是不把问题全都“说破”,点到为止,引而不发,留给读者以三隅反的空间,是为钱氏修辞学的特点。
所以他特别提醒:
“善运不亚善创,初无须词尽己出也。
”(《管锥编》,三联版,页371)
钱先生的名言是:
“不道破以见巧思。
”(《管锥编》,三联版,页2364)并且引吴文溥《南野堂笔记》里的诗句作为例证:
“怕闻桥名郎信断,愁看山影妾身孤。
”把西湖的断桥和孤山巧妙地织入诗的语句中,以自然风景映衬人的心情意绪。
怕听到“断桥”的桥名,是担心爱恋的对象音书断绝;愁看“孤山”,是因为看到孤山的山影,会联想到己身的孤单。
钱先生本人的文学写作,何尝不是如此。
重峦叠嶂,溪流百转,山穷水复,柳暗花明,文心诗笔,吊诡有术,趣味无穷。
《管锥编》卷《焦氏易林》“大有”引晋李顒的《雷赋》云:
“审其体势,观其曲折,轻如伐鼓,轰若走辙。
”钱先生认为,斯雷鼓之喻,还未能尽“声势之殊相”,只有《易林》以声声相续为声声相“逐”,“活泼连绵,音态不特如轮之转,抑如后浪之趁前浪,兼轮之滚滚与浪之滚滚,钟嵘所谓‘几乎一字千金’,可以移品。
”这段话,“移品”钱氏的文体修辞,虽不中亦不远矣。
钱先生又引杜句“青山意不尽,滚滚上牛头”,状其“峰峦衔接,弥望无已,如浪花相追逐”,以及岑参诗句“连山若波涛,奔凑似朝东”,是又将此意境推至无穷。
自然也可以“移品”钱锺书先生。
以是之故,惟懂得了钱氏的学问方式和修辞典则,才能懂得他学问本身;反之亦复如是,懂得他的学问内涵和理蕴,才能知晓他的不与人同的学问呈现方式和修辞法则。
学者的立身行事,也为钱锺书先生所关注。
他有一个信守不移的观念,就是学者最忌出位之思。
学问做到一定程度,会明白一个浅显的道理:
对自己不了解的问题不应该也不必发言。
这其实是学者的自知之明和理性自觉。
知不知道对哪些问题自己不具备发言条件,考验一个学人学问的知性程度。
《谈艺录》初版于1948年,到八十年代才第一次重印。
三十多年的时光,他不是没有机会再行出版此书。
1965年,北京和上海的出版社都曾向他提出申请,他一律予以婉拒。
1982年重印此书,他道出个中原委:
“壮悔兹甚,藏拙为幸。
”(《谈艺录》引言,中华书局,1984)他深谙避世避俗之道。
“隐身适成引目之具,自障偏有自彰之效,相反相成,同体岐用”(《管锥编》,三联版,页10)的哲理,为他所深谙。
杨绛先生也写过《隐身衣》。
但钱锺书不是隐者,他不同于马一浮。
马先生是真正的隐士,长期在西湖,住陋巷,不入讲舍。
钱先生也不入讲舍,但他有许多青年朋友,对文坛世相的了解出于很多人的想象。
我跟钱先生并无接触,但一次他在信中,称我和内子是“文章知己,患难夫妻”。
不晓得他是如何知道的不入正传的“野史掌故”,我们夫妇因此非常感念他。
钱先生不是隐者,只是“默存”而已。
探讨钱锺书先生的学问方式,还必须讲几句不能不说的话。
就是你想向钱先生要什么?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有一本流行的书,是前苏联的作家柯切托夫写的,叫《你到底要什么》,一本反思苏俄正统的书。
但是它的书名我很感兴趣。
对钱先生,也有个到底要什么的问题。
本文开始提到的那位说钱先生是杂耍艺人的文章,他要的是钱先生自己不想要更不想做的东西。
钱先生不是革命家,不是政治家,也不是游旋于政学两界的人。
你向他要革命,他没有。
要政治,他不喜欢谈。
要亦学亦政,他反对这种骑墙式的人生状态。
他是非常单纯的学者。
不应该向他要这些反其道而行之的东西。
你要他出头?
参与街头政治?
他不愿意那样做。
换句话说,他不是梁任公,他不是冯友兰。
冯友兰先生的学问当然很好,三十年代的《中国哲学史》,上、下两大册,陈寅恪先生评价很高。
抗战时期的“贞元六书”,构建自己的哲学体系,也是开创性的建树。
冯友兰的学术成就,没人能够否定。
但冯先生一生于学问之外,有不能忘情于政治的一面,所以容易遭受各种訾议。
但我不赞成否定这位杰出的大哲学史家,到现在我给学生开书目,他的《中国哲学简史》,还是必读书。
但钱先生不是冯友兰,他没有投身政治活动的激进的经历。
他和熊十力也不一样。
熊十力是新儒家的领军。
我们讲熊十力、马一浮、梁漱溟,是新儒家的三圣。
熊十力早年投身国民革命,参加过起义,行伍出身,学问资历不高,但他的学问成就是一流的。
钱先生没有参加过革命,甚至学生运动他也不是很赞成。
要知道,他的尊人钱基博老先生,也不赞成学生搞运动。
钱穆钱宾四先生,也不赞成年轻学生参政,他们认为学生主要是读好书,积累知识学问以备将来有用于家国,或至少有益于世道人心。
陈寅恪先生就是这样的主张。
但他不涉身政治,不等于不懂政治,他的信念和信仰非常牢固。
如果对政治有看法,也是通过学问的途径来表达,不轻易作出位之思。
钱锺书先生所以养成宁静的不旁骛的治学心态,固然由于对学问本身的如同宿契般的兴趣,还由于他很早就获得了终生不渝的爱情。
爱情是一副良好的安定剂。
躁动不安的青年时期,让他得到了安宁。
八十年代中期,我参加厦门大学的一个研讨会,当时有幸拜望郑朝宗先生。
我去拜访他,是由于正在研究钱锺书。
我向郑先生提出一个问题:
以钱先生的睿智和锋芒无法掩藏的性格,1957年的风雨环境他何以能够平安度过。
郑朝宗先生用很大的声音说:
那是由于他有杨绛先生。
他有了杨绛,觉得什么都有了,何须外求。
我认为郑先生讲的是知钱知人生知爱情之言。
古典意味的学术自由主义
关于钱先生的学术成就,除了众多的具体学科门类的学术创获之外,在学术观念上的一大贡献,是打破了中外学问的神秘。
他告诉大家,中国的学问没有那么神秘,不像传说的那样遥不可及。
有人说钱先生的著作不免有卖弄学问之嫌,我以为是看错了。
其实他是把被人神秘化的学问,打破了锦囊,揭开了谜底。
他似乎在说,人们奉若神明的那些学问,并没有什么了不起,东西就那么多,难点也可以数出来。
我相信他内心有这个东西。
另外一点,他虽然不缺少整体把握的能力,但他绝不想构建框架完整的体系。
这一点恰好是中国学问的方式。
中国的先哲,从不以构建体系为能事。
只有少数例外,一个是《文心雕龙》,不能不承认这是一部具有完整的理论体系的著作。
这和其作者刘勰受到佛理的影响有关。
还有宋代朱熹的哲学,是有一个理学的理论体系的。
除此之外,即使古代圣贤,也很难说建立了完整的理论体系。
但不构建体系,不等于乏于辨证思维。
《管锥编》开篇“论易之三名”,引皇侃《论语义疏》的自序:
“一云‘伦’者次也,言此书事义相生,首末相次也;二云‘伦’者理也,言此书之中蕴含万理也;三云‘伦’者纶也,言此书经纶今古也;四云‘伦’者轮也,言此书义旨周备,圆转无穷,如车之轮也。
”钱先生于此写道:
“胥征不仅一字能涵多意,抑且数意可以同时并用,‘合诸科’于‘一言’。
”具道吾国语文的特点。
然后又说:
“黑格尔尝鄙薄吾国语文,以为不宜思辩,又自夸德语能冥契道妙,举‘奥伏赫变’(Aufhe?
ben)为例,以相反两意融会于一字(外文省略——笔者),拉丁文中亦无义蕴深富尔许者(省略同前)。
其不知汉语,不必责也;无知而掉以轻心,发为高论,又老师巨子之常态惯技,无足怪也;然而遂使东西海之名理同者如南北海之马牛风,则不得不为承学之士惜之。
”(《管锥编》,三联版,页4)嗣后遍举中西典例进而阐说,于是又言:
“语出双关,文蕴两意,乃诙谐之惯事,固词章所优为,义理亦有之。
”(同上,页7)此论虽为畅述中国语文的思辩功能,也可以理解为钱先生对自己著述体例的理蕴自道。
钱先生还告诉我们,中国的东西不是独得之秘,正如西方有“奥伏赫变”,中国也有相应的理趣;我们中国有的,域外之文化渊深之国度,并不是没有。
人类的奇思妙想的智慧结晶,中国人、外国人常常不约而同。
所以学术思想上才有“轴心时代”的提出,亦即全世界最早出现第一流思想家的时代,都是在纪元前8世纪到5世纪左右,佛祖释迦牟尼、中国的孔子和老子,古希腊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都产生于此一时间段。
钱先生的名言是:
“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
”(《谈艺录》序)他的著作里充满了“貌异心同”这样的话。
比较文化学所追寻的,归根结底是尚同。
人类的相同点远远多于不同之处。
持续在那里讲不同,互相标异,就要打架了。
追求同,可以使人类走向和解。
主张尚同,能把学问做大。
标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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