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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上海公共租界乔杨案抗争的多重驱动共16页
1921年上海公共租界乔杨案抗争的多重驱动
内容提要1921年6月初,上海公共租界的四川路上发生了一起因买卖纠纷而枪击毙命的案件,称之为乔杨案。
该案发生后,坊间迅速流传开来,在马路商联会、同乡会等商界团体的组织下,华商进行了理性抗争,对租界当局形成了强大的压力,凶犯受到了应有的法律制裁。
在这场理性抗争中,街缘、乡缘与民族意识集结在一起,构成了抗争中的多重驱动力量,参与抗争的范围逐步扩大,参加抗争的人数逐渐增多,基于街缘性的马路商联会与基于乡缘性的同乡会在抗争中构建起了相互协调、一致行动的新型互动关系,同街、同乡等地域意识也成功地转化为民族意识。
作者彭南生,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历史文化学院院长。
(武汉430079)
在近代中外不平等条约的束缚下,居住、生活、工作在租界里的华人不仅受到歧视,而且时常发生被殴、被杀等恶性案件,如1926年浦东人陈阿堂被日兵殴毙案①、1927年宁波人詹林来在沪被外国巡捕开枪杀害案②、1930年宁波同乡忻丁香在沪被法国兵击毙案,等等,不胜枚举。
1921年上海公共租界四川路致远呢绒杂货号伙计乔学歧、杨镜泉被英属锡兰人彼得斯枪击毙命(以下简称乔杨案)③,是众多华人被毙案中的一个。
从法律角度看,乔杨案只是一起刑事案件。
但该案发生后,沪埠坊间民情“甚为愤激”、“莫名惊骇”,纷纷要求杀人者偿命,报纸也作了追踪报道。
为什么一起普通的刑事案件引起了如此大的反响?
代表西方舆论的《字林西报》曾发表社评,认为华人对乔杨案的反映完全系少数“鼓噪家”所为,“一华人店伙,为一外人所杀,则大出丧也,开追悼会也,但一可怜印捕,于保卫华人之时,为一中国凶徒所杀,则马路联合会会员或学生或其他平素叫号之人,未有致一言以悼惜之者也。
”④事实果真如此吗?
民众愤激的背后究竟蕴含着怎样的情绪?
五四运动后活跃的商界团体又是如何应对的呢?
尤其是以商业街区为活动范围的、以中小商人为主体的数十个马路商界联合会(以下简称商联会),和以乡缘为纽带、以联络乡情为诉求的旅沪同乡会,他们是如何对待乔杨案的呢?
本文主要以《申报》的追踪报道为依据,重构该案的历史场景,着重透视乔杨案发生后各方的反映程度及其深层原因,并藉此个案的分析,进一步窥探商联会与同乡会关系中的某些侧面。
一
乔杨案发生于1921年6月5日。
该案发生后的第二天,上海《申报》第10版就以《换香水开枪击?
懒矫?
之重案:
凶手为外人》为题报道了这起突发命案,详情如下:
本月(六月)三日午后一时,有外人在北四川路蓬路左近之致远号(闻系北四川路商界联合会副会长刘子荣所开)购香水一瓶,计价一元。
购去后,已将瓶塞开过,于前日(即四日)复往致远号调换。
该号伙乔学歧云,既已开瓶,不能再调。
该外人云,汝究竟调与否?
乔云,实不能调。
该外人即将香水瓶放下,并云,明日(五日)再来。
至五日(即昨日)十二时二十分,该外人又至该号,向乔君再调,该号伙杨镜泉出与理论云,汝此瓶香水之塞已经开过,譬如汝买鞋子一只,已经着过,是否能够退换,今香水已经开过,万不能调。
该外人云,究竟能调不能调?
杨伙严词拒之。
该外人即出手枪向乔喉部施放,向杨脑部轰击,二人即行倒仆,该外人第三枪,再打该号刘伙裕华,刘伙迅即避开。
该外人遂乘黄包车而逃,为对面茂生利伙友所见,当即与余姓一同追捕。
追过五间门面,在华兴木器店门口,与蓬路相近,该外人又由车内取出手枪来击刘,刘即紧据该外人之手,该外人又以手枪向刘击来。
正在互扭之间,有印捕三百十三号前来,将刘推开,即将该外人手中之手枪拿下。
该外人下车,刘即回店,而余姓复往追,捉住凶手,其时有九百七十九号华捕走来,余姓乃与凶手同赴虹口闵行路捕房,三百十三号印捕及九百七十九号华捕亦均随往该捕房。
⑤
证之以案犯彼得斯的供词⑥,除在要求调换香水过程中店伙指责彼得斯为“恶汉”未作记载外,该案发生的时间、地点、原由等情节属实。
该案中的乔学歧系浦东川沙十一墩人,年23岁,15岁时至致远号充当学徒,能操英俄语,时年已升任总司帐。
杨镜泉系广东香山人,年24岁,时任致远“总当手”一职,能操英日语,是四川路商联会发起人之一。
⑦北四川路284号致远呢绒杂货号业主刘子荣时任四川路商联会董事(该报道误认为刘子荣为副会长)并兼四川路出席商总联会董事。
案犯系英属锡兰人彼得斯,时年32岁,曾任工部局救火会员役,案发前的6月1日辞职,案发时尚无正式职业。
⑧
针对这样一个突如其来的敏感案件,案发当日,四川路商联会立即召开紧急会议,“一面请总联合会开临时董事会议,一面发出通告二百八十余封,遍请各公共团体共同讨论对付方法”,几乎与此同时,广东旅沪同乡团体――广肇公所也召开紧急会议,“结果决定公推汤节之、卢炜昌二君,一面延聘律师,一面与被害人家属接洽,与各团体一致行动。
”⑨汤节之系广东高要人,时任广肇公所董事,上海《商报》总经理,1921年9月当选为上海各路商界总联合会总董,卢炜昌亦系广肇公所董事,时任中华工界协进会会长。
案发所在地的四川路商联会与案件受害人籍贯地之一的广肇公所可以称之为受害人的当事方,他们在案发后立即行动起来,迅速成为抗争的核心。
可见,街缘性与乡缘性是支撑两团体起而抗争的主要因素。
6月7日,四川路商联会召开第二次会议,出席会议者30余人,会议通报了各马路商联会声援来函,决定由“致远号刘子荣延毕士华大律师辨理此案,以期伸雪”,并征集该案目击者自愿作见证人,“于开审时为见证”,还推定代表出席各马路商联会为乔杨案召开的专门会议。
⑩6月8日晚,四川路商联会为乔杨案举行了第三次会议,提出善后办法三种:
“
(1)为杨乔二伙开追悼会。
(2)二伙家境萧条,先由本路急筹体恤,推及各路。
(3)出殡时本路各职员执绋相送”,并通告本路全体商店,“每店派出一人执绋敬送,准于是日十二时半聚集一处(聚集地址北四川路元济堂),务望踊跃同进,以昭公愤,千勿观望不前,贻笑中外。
”B11广肇公所还联合四川路、南京路商联会等发起组织各团体联席会委员会,专门应对乔杨案。
6月10日下午,浦东公所为同乡乔学歧等被毙案召开紧急会议,到者数百人,会议进行了两个小时,推举张伯初等三人为与各团体委员会接洽之代表,并围绕抚恤、送殡、交涉、聘请律师、惩办凶手、惩治纵凶者、奖励捕凶者、取缔租界外人携带武器等议题进行了讨论,“众议与各团体一致进行”。
B12并致函交涉使许秋?
c,恳请“迅予转达领袖领事,即行照办。
”B13此外,川沙县商会、大埔同乡会等团体也纷纷召开会议,或通电予以声援。
同乡组织之间还加强联系,采取一致立场,浦东公所推选倪菊裳、潘振声为代表参加广肇公所有关乔杨案的专门会议。
至此,受害人籍贯地之一的另一同乡组织――浦东公所也加入到了抗争的行列中来。
二
在四川路商联会、广肇公所、浦东公所等团体的呼吁下,为乔杨案抗争的范围在不断扩大,一些非街缘、非乡缘的马路商联会、同乡会纷纷参加进来。
6月6日下午二、三、四、五时天潼福德路、汉口路、山东路、爱克界三路等商联会分别召开了紧急会议,均要求商界总联合会召开专门会议,讨论应对办法,天潼福德路商联会对杨乔案的处理提出了三点要求:
(甲)租界外人,自由置手枪,遂酿成自由枪毙华人之惨案,嗣后请外人当局,一律取缔。
(乙)印度律,谋杀人可以抵命,故杀与谋杀同,请援照该国法律,要求抵偿。
(丙)此案当凶手乘黄包车逃遁之时,店伙刘裕华追扭该凶手,而三百十三号印捕反将刘裕华摔推开,且有掌颊情事。
我商民之所以纳税,原以得巡捕之保护,今适其相反,祈请将该印捕革除,并予以相当之惩词。
天潼福德路商联会表明了租界“华人”与“外人”的区别,从某种意义上说,与受害人相同的“华人”身份及其不平等待遇是他们起来抗争的重要因子,而惩治主凶与革除帮凶,则是抗争的直接诉求。
山东路商联会在致商总联会的函中提出了联合华人团体的重要性:
(一)须尽法惩治凶手,以慰死者冤魂。
(二)设当局对于某外人或有他方窒碍,不能行使职权,吾辈须群起力争至达目的为止。
(三)函告总联合会,咨请华人纳税会致华顾问及沪上各公团,加以援助。
(四)由本路群起追悼,请各路赞同。
(五)如果死者身后萧条,所遗家属,不能自给,除本路酌贴恤金外,再由各路代表等筹募恤金,以免生者之苦。
B14
“吾辈”是不同于外人的华商,“群起”强调了华人在抗争中的一致性。
在各商联会的请求下,各路商界总联合会于6月6日晚召集各路出席董事开临时紧急会议,到会者50余人,通报了乔、杨案详细经过情形,据载“群情颇为激昂,讨论再三,结果再征集各路分会意见。
”B15
6月7日,南京路商联会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函促总商会开会讨论,并推举蒋梦芸赴广肇公所、宁波同乡会发起召开各路商界联席会议,同时推举倪念先、余华龙、陈惠农、卓乐生四人为代表出席总联合会讨论办法。
河南路商联会适值职员常会之期,乔杨案自然成为会议的中心议题,讨论之下,最后决定:
“以严惩凶手为第一义,应请总会函请许交涉员严重交涉,咨请该管领事尽法惩治,务达杀人偿命之目的,不得以解回本国治罪之语笼统了事。
”B16当天开会声援的还有汉璧礼路、海宁路、文监师路、沪北五区等各路商联会及宁波同乡会、绍兴七邑旅沪同乡会等。
宁波同乡会提议“召集各团体代表组织一会,专办此案”,绍兴同乡会则专门致函上海总商会,请求召开会议,讨论对付方法:
贵会代表商界,未闻有何种表示,非特商人解体,转虑外人窃笑,用特请愿贵会,提出交涉,务达严惩凶犯,杀人偿命及惩办该管巡捕之目的,人命重大,国体攸关,幸贵会注意及之,无任激切待命。
B17
绍兴同乡会是上海总商会的团体会员,对总商会在乔杨案发生后的消极态度颇为不满,并上升到“国体”的高度,希望引起总商会的关注。
6月8日,英领署公堂对乔、杨案进行了初审,被告彼得斯对乔、杨因遭枪击而毙命的指控供认不讳,并决定次日午后二时半再审。
当天为乔、杨案召开会议的马路商联会有崇明路、福建路、五马路、东北城、西华德路、沪北六路、北海路、北山西路唐家弄、嘉兴梧州路、沪西、法租界、新闸九路、百老汇、民国路、北城等,各路商联会或致函商总联会,希望其“联络各团体,一致力争,必达到目的而后已”,或致函交涉使,希望其“与英领严重交涉,不能敷衍了事”。
至此,不仅公共租界上的马路商联会,法租界、华界上的马路商界团体也积极行动起来,加入到共同抗争的行列。
如闸北商业公会就表示“本会虽在华界,自当一致进行,务求将该凶犯尽法惩治,并要求工部局抚恤死者家属,不达目的不止”。
东北城商联会也指出“此事发生,虽在租界,而同属华人,有休戚与共之谊,理应一致援助,以期伸雪。
”B18在各路商联会的共同要求下,商总联会终于致函交涉署,除详述乔、杨案经过情形外,表达了商界的愤怒和忧虑,“商民闻悉之下,愤慨异常,人命重要,视同儿戏,若不严行交涉,从重办理,将租界数十里,无华人安居乐业之地”,并希望交涉署“从严交涉,详细究问,该外人所持凶器来源,以重人命而慰众情,不胜迫切待命之至。
”交涉署复函表示,“立即函致领袖领事,严惩凶犯,以慰冤魂,并饬工部局彻究凶器来源,迅筹取缔外人带枪办法,以防后患,并查明纵凶印捕,严予究处,以重捕务,而保公安。
”B19随后,又表示“派员届时前往观审,以昭慎重。
”B20
6月9日午后,英领署公堂续审乔杨案,主犯事实清楚,无从辩驳,遂将焦点集中到印捕纵凶情节上。
检察官认为“当华人愤集之时,印捕或有驱众清道之必要。
当时渠不知此为何事也,警察见旁观者,意欲干涉拘人事,则推去之,此乃在所不免之事”B21,否认了对印捕纵凶的指控。
是日晚7时,广肇公所、宁波同乡会、绍兴同乡会、各路商总联会、南京路、山东路、四川路、法租界、四马路、崇明路、文监师路、邑庙豫园、唐家弄、海宁路、天潼福德路、汉璧礼路、爱克界、吴淞路、武昌路、北城等商界联合会及国货维持会、浦东公所、振华堂洋布公所、金银工业会、工商友谊会、首饰工业会、时间守约会、广帮华洋杂货商会等28个团体代表在广肇公所召开联席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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