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暗中的独立者.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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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暗中的独立者

黑暗中的“独立者”

　　朵渔是黑暗中的“独立者”。

朵渔的诗歌质地既是柔软的也是坚硬的，他既是一个大爱者，又是一个对峙者。

正如波兰诗人扎加耶夫斯基的诗《尝试赞美这残缺的世界》一样，残缺和赞美之间，爱与恨之间，恰好是诗人的位置。

我们并不一定不幸地成为流亡者，但是对于写作而言是需要承受沉痛、孤独和灵魂的失重状态的，“他拎起满箱浓缩的黑，说不清/是什么样的期待在他的内心里/怎样的惊恐在未来的路途上，从此/自由的边界大不过一只旅行箱。

”

　　朵渔的诗中有当代诗人和作家少有的清醒、自省和凛冽，既尖锐又宽阔，有着类似于卡尔维诺的“重”，也有着生活常态和想象真实的双重意义上的“求真意志”。

朵渔的诗歌秉持了发现性的努力以及对“羞耻感”的回应与反拨。

其视域、想象空间、词语命名和个人化的历史想象力都相当突出。

朵渔的诗歌既具有强烈的“现实性”和历史感，又具有深刻的“时间感”和寓言性特征。

当下诗歌的语言难度和精神难度正在遭遇双重挑战，而只有在孤独中坚持个体主体性的写作，坚持自由、独立、容留和良知的话语方式才能最终呈现出带有历史性和重要性的“大诗”。

在此意义上而言，朵渔是中国当代诗坛不多见的坚持“民间”和“自由”立场的知识分子，是暗夜中的“独立者”。

中国一直缺少知识分子精神，这种精神曾一度遭遇到极权政治和经济霸权的双重规训。

朵渔的诗歌有着对“历史的个人化”叙事和“求真意志”的表述能力，展现了自由知识分子的命运轨迹、精神动荡以及更为深切的家族历史和社会场域。

他在驱赶着惯见、世俗和现场黑暗的同时也撕开了一道道或醒目或隐忍的伤口。

这使得他的诗歌能够持有对日常“惯见”的“不满”甚至“反动”。

朵渔尽管其诗歌写作在更为广阔的多元空间同时掘进但是他的诗歌一直持有质疑和自省、盘诘的立场。

他在一个发着低烧的时代以内心的巨大风暴和不安为时代提交了一份扭曲而尴尬的病历表。

朵渔的诗歌写作一直没有被所谓的“主流”和“学院”所认可，当然这种认可对于诗人和真正的诗歌写作而言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在我的阅读体验中，朵渔的诗有着凛冽和尖锐、平静和紧张、明澈与繁复相交织的“含混”质素。

朵渔诗歌写作的视域、想象的空间、词语命名的力度和个人化的历史想象力都相当突出。

对于已经人到中年甚至有的写作时间已经达到二十年之久的诗人而言可能性的出路越来越被压窄了，而只有在孤独中坚持个体主体性的写作，坚持自由、独立、容留和良知的话语方式才能最终呈现出带有历史性和重要性的“大诗”。

或者如朵渔所说的我们缺少和应该坚持的是一种“羞耻的诗学”，只有如此方能对抗虚荣、权力、浮躁和假相。

　　每次去南开大学或路过天津，我都会不由自主地问自己在天津这个城市有哪些重要诗人。

而我首先想到的就是――朵渔。

在天津这个让所有外来者都迷失路向的城市里，朵渔这位来自山东、毕业京城的诗人的存在多少带有某种时代寓言的性质。

时至今日，一些诗坛“宿将”在和我谈起朵渔时仍更多停留于十多年前的“下半身”写作。

确实朵渔曾是“下半身”诗歌重要的命名者和运动发起者之一，但是当新世纪已经走完了第一个十年，包括朵渔在内的“70后”诗人已经逐渐呈现为成熟的个体言说方式并且不断丰富和发展的时候，业内人士仍然停留和纠缠于对朵渔诗歌的“下半身”和“口语”的观感不免是一种悲哀。

这只能说明有很多批评者已经多年没有阅读诗歌了，起码对于朵渔是如此。

即使朵渔的部分诗歌关涉“身体”和“性”，但是众多的阅读者显然并未从田野考察的角度和谱系学的方法关注这种类型的诗歌写作更为复杂的根源、背景、动因、策略和文化意义。

正如诗人所说“我们可以像谈论革命那样/谈谈性交吗？

”而提请人们注意的是朵渔二十年的诗歌写作是丰富的、复杂的和变化的。

这正如一条滚滚向前的河流，它的终点还远未可知，但是它流淌过程中所携带的各种复杂地形所带来的信息、变化、形态显然足以值得关注。

朵渔在他练习诗歌写作的“学徒期”也有着“为赋新诗强说愁”和对流行趣味的“迷恋”，但很快一个诗人特有的自省意识使得他的诗歌迅速走向了更为复杂、开阔或者更为艰深的地带。

在谱系性生成和变化中朵渔的诗歌和随笔一起构成了一个繁复、深邃的有机性场域。

而时至今日还很少有人能走进它并近距离观察它的纹理和深晦的沟壑。

朵渔的诗集《追蝴蝶――朵渔诗选（1998-2008）》勒口的作者简介标明“曾获得多项民间诗歌奖项”。

真正意义上的“民间”作为一种先锋诗歌的关键词和重要的诗歌场域越来越成为少数人的“知识”。

应该说朵渔是相当自知、自省和富有历史感的写作者。

1990年代末期以来的诗歌写作有回到日常生活现场的倾向，但是这并非意味着诗歌写作简单回到对当下就丧失了诗歌先锋精神、独立立场的丧失。

当然，更多的诗人在对时代的漠视和自我的极力张扬中丧失了以诗歌的方式对“历史”的个人想象和对生存现场的介入，从而集体性地丧失了“历史的个人化”叙事和“求真意志”的表述能力。

这种日常化写作伦理和“惯见”实际上对诗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而朵渔的诗歌显然并非扮演了个人和日常叙事中小感受、小反思者的角色，而是有意识在文本的尽可能拓展的巷道上延展自己个人化的历史想象力和求真意志，展现除了个人的命运轨迹和更为深切的家族历史以及一个时代并不轻松的面影和内心。

　　朵渔所特有的生存经历、情感经验和思考方式使得他更多地充当了理想主义和怀疑主义的双重角色。

他站在黑暗中，希望用烛火取暖；但是当大风席卷吹熄的时候他只能独自承受。

几乎温暖和冰雪一起裹挟在朵渔多年来的诗歌写作中。

即使朵渔已经拥有了一间不小的书房，但是那些积雪仍然不可能消尽。

一定程度上朵渔以诗歌话语的方式毫不留情地呈现了一个骤然寒冷的时代冰库，每一个读者都会为其中的一个个难以避免、纷至沓来的寒风和暴雪不停寒噤。

所以从精神和文化的角度来考量朵渔的诗歌写作，他在一个发着低烧的时代以内心的巨大风暴和不安为时代提交了一份个人史。

更具生命体验和历史感的家族叙事和个体精神成长在朵渔诗歌中得到了越来越深入的掘进。

很大程度上朵渔诗歌的家族形象更为真切地与个体的生存体验和历史想象直接关联。

在家族记忆和历史日常化的抒写中朵渔关于“家族”的诗歌呈现出真切的个体生活史和命运史的“全息图景”。

其间历史变迁、社会动荡、情感履历以及个体生命的反思、自责、痛苦、难以言说的情感都榫结在一起。

这些诗歌带有强烈的挽歌性质，更带有与诗人的经验和想象力密不可分的阵痛与流连。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朵渔在家族叙写上不仅对现实进行了相当深度的省思与反问，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在历史意识观照下的沉重的社会景观以及更为驳杂的精神图景。

换言之，这些关涉家族的诗作不乏个人化的历史想象力，这种关于命运的历史性表述不是来自于单纯的时间想象而是与生存背景和对历史、命运的态度相当密切地联系在一起。

家族命运与个体体验和时代语境脐带式的胶着、缠绕，而这呈现的是“雨夹雪”般的寒冷图景。

在《日全食》、《父亲和母亲》、《妈妈，您别难过》、《第一夜》、《委屈》、《北风，北风》、《北风，月亮》、《高启武传》等诗中朵渔关注的不只是家族亲人的命运遭际。

诗人通过这些卑微的生命，这些亲人的饥饿、贫穷、痛苦、烦恼和本真状态的乡村史表达了疼痛感、虚无感、抗争感和救赎意识。

在我看来，朵渔是一个以寓言化的方式呈现他对现场甚至历史化的态度。

这体现在朵渔的代表性长诗《高启武传》中。

值得注意的是《高启武传》是由两个文本组成（也是两个互补的声部）的，一个是现代诗歌形式的文本，另一个则是每首诗之前的“文言”形式的序文。

这两个带有“新”和“旧”、“传统”与“现代”、“历史”与“当下”的文本不断龃龉、碰撞和生发出意味深长的寓言性和命运性融合的“真实”景观。

《高启武传》带有“僭越”的性质，但正是这种“僭越”和“非法”使得历史那道真实的缝隙被无情撕裂开来。

而其间挤压、挣扎的戏剧性的家族命运就被“有效”地“发现”。

可以说是“诗史”式的语言拯救了历史。

这些诗作既具有强烈的“现实感”，又具有因“历史感”的想象力而呈现出家族和乡村的寓言。

沉默的村庄、无言的家族就是历史的真相或是生存宿命的底色。

值得注意的是，朵渔更多是在乡土化的历史背景中呈现了沉重而不乏戏剧性的家族叙事。

沉寂、苍凉、孤独成为诗歌的基调和底色。

朵渔通过诗歌的方式还原了中国农村的生存现实和精神现实，透析出一个真正“民间”意义上灵魂履历。

“乡愁”的产生和作为“发现者”的痛苦和荒诞显然是来自于朵渔对“乡村”、“历史”和“时间”的凝视状态。

正是这种“凝视”状态使得朵渔的“羞耻”诗学成为一种写作的命运。

朵渔的诗歌以极具个人化风格的方式展现了个体的灵魂、家族的履历和时代的命运之间的巨大碰撞和交锋。

而这种诗歌中的“现实感”和衍生意义的空间地理已经远远超出了一般诗人对诗歌和“现实”认识的限度。

诗歌曾被精英文化认为是最为隐秘、最为高贵的一种献给无线少数人的手艺，然而当工业和城市文明以无限加速度野蛮前进的时候，包括朵渔在内的诗人都不能不面对一个严酷时代的黄昏和即将到来的沉沉暗夜。

在知识分子的良知和真切的个体和时代体验面前，诗人作为一个手艺人可能还远远不够。

对于这个疯狂的世界，隐秘的历史和沉沦的良知都不断成为问题的时候，一种“羞耻”的诗学在朵渔这里诞生。

在此意义上，诗人成为了“文明的孩子”。

这种建立于个体主体性和真切言说基础上的历史想象力和求真意志在最大程度上打开了现代诗歌应有的空间视阈，将消逝的和正在消逝的事物共时性的凸现。

朵渔在日常的背后揭开由想象的真实、语言的真实和诗歌的真实所构成的常人难以发现的空间，这种发现秘密和日常诗意的强大势能反倒是印证了诗歌作为一种特殊记忆方式的膂力。

尽管伦理和道德不是评价一首诗的唯一标准，但是在当下这个完全世俗化、娱乐化的时代，持有质疑、警惕、批判、反讽立场和“羞耻感”肯定是可贵的。

这让我想起尼尔?

波兹曼在《娱乐至死》中所强调的在一个科技发达的时代里造成精神毁灭的敌人更可能是一个满面笑容的人，而不是那种一眼看上去就让人心生怀疑和仇恨的人。

这个造成精神毁灭的敌人给诗人带来的压力甚至惩罚是巨大的，难以想象的，更是很多人难以承受的。

在朵渔的诗歌写作中“诗歌道德”、“介入”、“时代”的诸多诗学问题成为了核心。

诗人该如何处理好个人与时代、诗歌与现实之间的关系，“‘诗人与时代’作为一个持续性的话题，在这十年里依然大热。

‘诗人要有所承担’，这大概无所争议。

但‘诗歌要有所承担’，却是个充满争议性的话题。

承担什么？

为什么要承担？

如何承担？

”（《羞耻的诗学》）。

实际上关涉这些问题的争论可能永远都不会形成共识。

而对于真正意义上的诗人而言，“承担”、“道义”是不可丧失的诗歌良知之一，尽管诗歌的技艺和语言、修辞的多元性维度同样重要，尽管不能用“承担”和“道义”作为唯一的标准衡量和规范所有诗人的写作。

朵渔对现实社会和生存现场的毫不犹疑的“介入”和拒绝合唱式的辩白与反问立场一直以来都是存在的。

在这点上朵渔无疑是具有“现实性”和“历史感”的诗人。

只是这种现实性和历史感的呈现方式是极其个人化的，是属于朵渔自己的特殊方式。

在朵渔看来诗歌这种手艺不能不承受一个时代的压力，因为这个时代是手艺人的黄昏。

众多的手艺人几乎在一夜之间就被从简陋而温暖的作坊中被驱赶出来，走上一条完全相反的路。

手艺开始荒废，诗歌的田园开始荒芜。

而正是源于对手艺人处境、命运的冷峻观察和忧虑，朵渔才更为义无反顾的要做一个具有发现和创造能力的“手艺人”――“在手艺人看来，诗歌只是发现，重新发现已经存在的东西，被阴影覆盖的东西，被记忆蒙尘的东西”。

（《手艺人札记》）而朵渔近年来的诗歌写作越来越呈现出一种近于救赎的紧张状态。

在冷静、尖锐中朵渔抒写了一个人的内心隐痛和精神成长史。

我不敢肯定朵渔和时代的关系就是尖锐的不可弥合的关系，但是在朵渔为数不少的诗作中诗人无疑有着坚持独立、自由的个性立场、自省意识和批判精神。

无所不在的耻辱感以及对羞耻感的回应和对抗成为朵渔诗歌写作的重要伦理驱动之一。

朵渔在诗歌中不断确认了“龌龊”与“不洁”就是世界存在的常态。

这也因此唤醒了诗人理想化冲动。

朵渔的诗有一种特殊的紧张感，诗人倾诉的欲望、救赎的情怀、盘诘的姿态和独语的无奈都充满他的诗歌写作。

这种不协调的话语方式增加了阅读的疼痛感。

诗人将激情与沉思，火焰与黑暗，分裂与融合，独白与对话，盘诘与磋商在充满差异的纠葛冲突中结合在一起。

而当诗人试图以一己之力抹去这种“耻辱”时候他感受到的是前所未有的挑战和时代巨大的“离心力”。

在《2006年春天的自画像》等诗中我强烈感受到每一个词语都是埋藏已久的军火――思想的、良知的和道德的军火。

它们随时都准备着牺牲和爆炸。

这样的诗句也只是在当年的北岛的诗句中涌现，而这种历史相似性是否暗示了对于每个时代而言诗人所面临的尴尬和困境都是相似的呢？

这多少证明在任何一个时代做一个“文明的孩子”是一个多么严苛的甚至不可思议的话题。

当年布罗茨基评价“文明的孩子”曼德里施塔姆的话可能也一定程度上适合今天评价朵渔：

“俄国的这一走向只会带来一个东西――可怕的加速度。

首先，这一加速度改变了其诗的特征。

其诗崇高、静思、充满休止的流动转变为一种急速、突然、阵雨般的运动。

他的诗成为一种高速度的诗，暴露精神、有时甚至暴露秘密的诗”。

强烈的时间体验、历史的个人化想象的冲动、对现实生存场景的钻探式的叩问与质疑成为朵渔诗歌的精神底色。

他近乎在一意孤行的方式中最终发现了现实表层之下的内里与真相。

　　朵渔的诗歌在深入“当代”和“自我”的个人化想象力中呈现的是“骨刺”般的寓言。

这是一份并不轻松的知识分子撑场史，也是一份关于社会、历史与个体的白皮书与“自供状”。

诗人曾给自己的一本诗集命名为“最后的黑暗”。

那么是否有一天黑暗会终将散尽？

这是一个诗学命题，也是一个历史命题，“走了这么久/我们是该坐在黑暗里/好好谈谈了/那亮着灯光的地方/就是神的村落，但要抵达那里/还要穿过一片林地/你愿意跟我一起/穿过这最后的黑暗吗？

/仅仅愿意/还不够，因为时代的野猪林里/布满了猎手和暗哨/你要时刻准备着/把我的尸体运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