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打工妹群体的市民化倾向.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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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打工妹群体的市民化倾向
近代中国打工妹群体的“市民化”倾向
近代中国打工妹群体的“市民化”倾向
收稿日期:
20140126;修回日期:
20140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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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09BZS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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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池子华(1961-),男,安徽涡阳人,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中国近现代社会史研究;梁?
F(1982-),男,博士生,从事中国近现代社会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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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格式:
池子华,梁?
F.近代中国打工妹群体的“市民化”倾向――以长三角地区为中心的考察[J].安徽师范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3):
327-333.
关键词:
近代;长三角地区;打工妹;“市民化”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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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以上海为龙头的近代长三角地区是打工妹最为集中的区域。
无论打工妹通过什么方式进城打工,抑或从事何种职业,其劳动方式和生活方式都发生了迥然不同于农村的新变化。
为适应这种新变化,打工妹从外表到内涵进行适应性改变,向市民“看齐”,以融入城市。
经过“市民化”的洗礼,她们中有的虽然踏上回乡之路,但却给封闭的乡村带来一股清新之风;有的被城市所吸纳而真正地“市民化”了。
打工妹“市民化”对城乡社会变迁具有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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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K25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12435(2014)03032707
OnCitizenshipTendencyofModernFemaleMigrantWorkers-YangtzeRiverDeltaRegionasResearchC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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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Zihua,LIANGMin(CollegeofSociety,SoochowUniversity,SuzhouJiangsu215023,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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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words:
moderntimes;YangtzeRiverDelta;femalemigrantworkers;citizenshiptend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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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hanghaiastheleadingregioninYangtzeRiverDeltawasthemostconcentratedareaofthefemalemigrantworkers.Nomatterhowtheycometoworkinthecityorwhatprofessiontheytake,theirworkingwayandlifestyleareverydifferentfromthoseintheruralareas.Thefemalemigrantworkershavetoadapttothenewchangesfromtheoutwardtotheconnotationinordertointegrateintothecityasthe“newcitizens”.After“citizenization”,someofthemreturnedhomewhiletheybringabreathoffreshairtoaclosedcountryaftertheycomeback;someofthemareabsorbedbythecityandturnedintothetrue“citizens”.Theeffortofthecitizenshipofthefemalemigrantworkershadaprofoundimpactonurbanandruralsocialchan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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池子华,等:
近代中国打工妹群体的“市民化”倾向
“市民化”,从狭义上讲,不仅是居住地由乡居到城居的改变,更重要的是完成由农民向市民的身份转变;从广义上讲,还包括价值观念、生活方式、行为方式等向市民“看齐”。
所谓“市民化倾向”,是指打工妹群体主动或被动适应城市生活的态度、行为,这是她们融入城市的基本条件,同样也是实现“市民化”的基本条件。
全面研究近代中国打工妹“市民化”倾向,非本文所能蒇事,因为这是一个涉及面较广的大课题。
本文以长三角地区为中心,截取几个侧面,对此进行一些考察,以抛砖引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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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众所周知,以上海为龙头的长三角地区,是近代中国的工商业中心。
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和城市近代化的推进,长三角地区的聚集效应不断增强,吸引着八方来客。
其中打工妹就是一支庞大的群体。
长三角地区是全国轻纺工业基地,打工妹最为集中,乃至形成“阴盛阳衰”的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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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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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难想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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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聚长三角地区的打工妹,来自于长三角本区以及苏北、安徽、山东、河南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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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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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论她们通过什么方式进城打工,抑或从事何种职业,其劳动方式和生活方式都发生了迥然不同于农村的新变化。
要适应这种新变化,打工妹必须调适自我,改变自我;通过改变,适应、融入城市生活,向市民接近,才能立足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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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自我包括“内”与“外”两方面。
“内”即内心、内涵,主要是思想观念、个人修养方面的改变;“外”即外表,主要是外貌、生活习惯及方式的改变;市民则是改变的倾向性“参照”。
改变自我,先要掸去身上的“土气”,在外表上使自己“洋气”“时髦”起来。
苏州有首《骚大姐新山歌》唱道:
“乡下姐儿年纪轻,面孔生来蛮端正。
弗长弗短真有样,一双俏眼勾郎魂。
只为家中无饭吃,出外帮工做佣人。
托仔荐头寻生意,一荐荐到大墙门。
太太老爷看见都欢喜,小姐爱俚煞干净。
会拍马屁会讨好,少爷少奶叫弗停。
乡下来仔弗长久,时髦样式学得呒啕成。
夏丝葛衫啥人送,少爷当俚意中人。
空来无事常在门房里,还要搭仔车夫寻开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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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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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下姐儿”进城不久,便在穿着打扮等方面追赶“时髦样式”。
在上海为人佣工的“乡下姐儿”当然更是洋气十足,“妆风雅,爱打扮……回思昔日在乡之情事,竟有判若两人者”
《论男女无耻》,《申报》1879年9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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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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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乡间常态有不留分毫者”
《书乐陈氏愿归原夫事》,《申报》1883年8月7日。
。
“扮靓”自己,这是一般打工妹“市民化”必做的“功课”。
家政服务领域打工妹如此,在工厂做工的打工妹也不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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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是国际性大都会,不仅是工商业的中心,也是时尚的中心。
自清末以来,服饰花样翻新,“男女乃皆趋于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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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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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潮流所向,势不可挡,士农工商均被“席卷”其中。
打工妹要适应城市生活而“市民化”,不能不“沾染都市风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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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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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顺应时代的要求。
有位家住“女工荟萃之处”的虹口兆丰路,因而“对于那一带的女工情形有深切的考察和研究”的君立说:
“虹口一带的女工十六岁至廿四岁的占大多数,但十三四岁的小女工亦不少。
”她们年纪轻,爱美,尤其进账较多的打工妹,有条件“时髦”,所以“衣服也趋时化”。
她们“白的脸披着一头的青丝长发,穿着拖到脚面的长旗袍(工作时当然是脱掉的),平底黑皮鞋,如果你不仔细看出她略呆板的身躯,一定要认为是在学校里读书的女学生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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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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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着入时,“俨然是一副城市市井女子的新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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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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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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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装流行,打工妹赶潮流亦步亦趋,被人称为“学生派”。
这种情况十分普遍。
如在上海棉纺织工业中,“有些女工们的服装,比较考究点的尤其比较有知识点的女工,很多的被人叫做‘学生派’,因为她们大都是长旗袍、皮鞋,到冬天外面加上一件绒线外套,插上一支自来水笔,完全象读书的学生一样。
特别是江南各县如上海、苏州、无锡、常州等地女工欢喜这样打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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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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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于“工厂生活学校化”的企业如无锡华新制丝养成所,打工妹穿着更像学生了,有一篇《参观华新丝厂记》描述说:
“年龄20岁以内之青年截发旗袍,貌亦楚楚,见之几令人以为女校学生,疑非工人。
”
转引自茅家琦、李祖法主编:
《无锡近代经济发展史论》,企业管理出版社1988年版,第76-77页。
这种“学生派”的装束,正是打工妹极力改变“土包子”的外表而朝向“市民化”迈进的集中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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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美之心人皆有之,追逐时尚,更是包括打工妹在内的青年女性的“天性”。
而身处时尚中心上海的打工妹,虽然不能引领潮流,但内心深处也不希望落人之后,即如“1938年夏天,正当日寇围攻徐州,抗战进行得如火如荼的时候,上海年轻的纺织工人中大大的盛行穿大红袜子白跑鞋,尤其是在女工当中,更是风靡一时的争相仿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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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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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她们成为时尚潮流的推波助澜者,并在此过程中不断改变自己的外形外貌,以适应“市民化”的客观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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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上海打工妹如此,“小上海”无锡打工妹也是一样。
曾经流行一时的时新小调《无锡景》唱道:
“西门面粉厂呀,纱厂连丝厂,厂里格工人乡下大姑娘呀,一做末丝厂学洋腔,身上那格衣衫末触鼻又喷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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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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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不仅有衣衫的时髦,连语言也迥异于“乡下大姑娘”了。
有观察者发现,许多丝厂打工妹上工放工时,“瞧她们谁不打扮得花枝招展?
”工作之时,花絮飞扬(俗称“飞花”),落满全身,弄得“人人白头”,好似“老婆婆”。
但是“在放工时前的一刻钟,第一次回声狂叫的时节,她们就手忙脚乱的梳洗起来,小镜子香粉是随身带的,化装好了,姗姗的走出厂门,比较时髦的,连那白铁小饭桶也交给同淘的小女工拿着,好像显出她是一个小姐身份”
《丝厂职工生活素描》,《锡报》1932年10月24日。
!
更有细心的人发现,“女工们的内衣比外衣来得考究些,这因为她们在高温的工场里工作,非脱剩内衣不可,朝夕相对着男管理员,一件比较的美丽内衣,实在是不可缺少的。
我这样想,她们或许也这样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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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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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细心人的猜测并非毫无根据,因为“女工们的标致和她的职业地位待遇有密切的关系的,因为女工‘摩登’了,才可以博得工厂职员的怜爱,所以,女工们是常有做职员夫人的希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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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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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此看来,打工妹外表的“摩登化”,不仅仅是爱美的天性使然,“市民化”的需要,还表达了招人怜爱收获爱情的美好愿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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赶时髦,向“市民”看齐,当然需要财力支撑。
打工妹收入低,往往心有余而力不足,毕竟“衣服、脂粉以及一切的装饰品,在女工们每年的支出账上占了一个大的数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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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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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为了融入城市社会,不能不要“面子”,不能不降低生活标准,以致生活压力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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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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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不少打工妹尤其是已成家的打工妹,因生活所迫,也会有衣衫不整、寒酸的窘态。
尽管如此,与“乡下姐儿”“乡下大姑娘”的装扮相较,已不能同日而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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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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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内涵方面说,打工妹也努力塑造完美的自我。
改变自我,仅仅掸去身上的“土气”是不够的,还必须在“内涵”上努力塑造自己,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树立“市井女子的新形象”。
有时论指出,打工妹服饰虽然摩登化,但“无论一件很好的衣料,一穿到她们身上,便觉得有些‘土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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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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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也?
关键在于气质、涵养与“市民”的要求相去较远,竟至于原本洋气的衣料穿到她们身上反而给人“土化”的感觉。
因此,要实现“市民化”诉求,提高自身素质是一条重要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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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质,是多种指标构成的综合体,除了身高、相貌、健康状况、技能等等之外,受教育程度也是不可小视的重要指标之一。
江苏省立教育学院曾于无锡黄巷工人教育实验区举行文盲调查,将该区工友分为文盲、半文盲、非文盲三种,调查结果如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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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89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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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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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无锡工人教育实验区文盲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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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龄
文盲
半文盲
非文盲
男
女
总计
男
女
总计
男
女
总计
7―11岁
19
77
96
22
4
26
2
1
3
11―16岁
12
169
181
19
9
28
8
5
13
16―21岁
17
249
266
―
17
17
18
21
39
21―26岁
28
126
154
―
4
4
39
10
49
26―31岁
48
112
160
―
―
―
49
5
54
31―36岁
23
62
85
―
―
―
41
1
42
36―41岁
29
55
84
―
―
―
28
―
28
41―46岁
15
39
54
―
―
―
15
―
15
46―51岁
13
25
38
―
―
―
6
―
6
51―56岁
4
20
24
―
―
―
5
―
5
56―61岁
3
34
37
―
―
―
4
―
4
61―66岁
―
9
9
―
―
―
1
―
1
66―71岁
1
10
11
―
―
―
1
―
1
71―76岁
―
1
1
―
―
―
―
―
―
总计
212
988
1200
41
34
75
217
43
260
百分比
78.18%
4.89%
16.93%
从表1可以发现,民工中文盲半文盲竟达
83.07%
!
而打工妹文盲率,更是大大超过了男性。
有资料记载,在上海棉纺织业中,85%以上的女工是文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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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815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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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内外棉第七厂中,“女工3000多人,能认字的只有五六十人,其中只有极少数能够看报的,读过《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的,便算是括括叫的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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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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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造成打工妹文盲率高的原因是家庭贫困,还是重男轻女,抑或其他因素,但“市民化”的客观要求是人的“现代性”
英格尔斯认为:
现代性“可以被认为是一种‘精神状态’”,“个人的现代性,应该而且也能够在很多不同的形式与内容中表现出来。
换言之,我们认为‘现代性’是很多性质的综合体,而非某一种单独的特质”。
他认为,“现代人”应该具备12个方面的品质,即准备和乐于接受他未经历过的新的生活经验、新的思想观念、新的行为方式;准备接受社会的改革和变化;思路广阔,头脑开放,尊重并愿意考虑各方面的不同意见、看法;注重现在与未来,守时惜时;强烈的个人效能感,对人和社会的能力充满信心,办事讲求效率;计划;知识;可依赖性和信任感;重视专门技术,有愿意根据技术水平高低来领取不同报酬的心理基础;乐于让自己和他的后代选择离开传统所尊敬的职业,对于教育的内容和传统智慧敢于挑战;相互了解、尊重和自尊;了解生产及过程。
([美]英格尔斯《人的现代化――心理?
思想?
态度?
行为》,殷陆君,编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0-33页)根据近代中国的国情,笔者认为,“现代性”是一种能够适应工商业发展和城市化所要求的基本素养,是人的现代化(近代化)的基本条件,也是人之成为“现代人”的基本条件。
(池子华《农民工与近代社会变迁》,安徽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91页)
。
打工妹要适应城市现代生活,必须提高自身素质。
况且,“城市生活的需要促使某些现代化特征得到发展,例如城市人口的识字率提高了,因为人们要在城市里自由来去或上下班,都需要阅读时刻表、街上的路标等等,所以他们必须识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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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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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打工妹自己也清楚地“知道穿女学生服饰,扁担大的一字都不认识,是一件笑话事情”,因而利用可能的机会学文化,用知识涵养自己。
“所以民众夜校,如兆丰路底麦伦中学所设的民众夜校(目前才改的民众学校)和天宝路临平路的屋顶花园夜校,都有她们的芳踪。
因为她们用功的缘故,日子长了,知识也有了,所以习惯也跟着良善起来。
信也不要求教(叫)人写了,自己喜欢什么时候写就什么时候写,尤其家里或朋友们,甚至情书也不要:
东‘先生请你给我看一看信。
’西‘先生请你给我看一看信。
’自己的内容还没有知道,秘密却叫人家先知道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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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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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改变,更具有实质性意义,才更符合城市社会的“现代性”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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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资本家为满足企业发展对“现代人”的需求,也对打工妹开展文化、技术方面的培训,如20世纪20年代后期,国际丝市兴旺,无锡缫丝行业进入历史上发展的全盛时期,出现了一片添车、开厂的情景。
为在短期内迅速造就一批生产技术工人和专业管理人员,永泰丝厂率先开办“练习班”“制丝指导员训练班”,招收制丝养成工,采取半工半读形式,组织养成工学习国文、数学、制丝等,以适应缫丝行业生产发展需要。
据记载,短短五六年间,永泰系丝厂对5000余名青年女工(内含数百名练习生)进行了文化、技术培训。
无锡其他丝厂如乾?
`、泰丰、民丰等厂也竞相仿效设立女工养成所,培训了一批女工,提高了丝厂女工的文化、技术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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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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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强化”训练,有助于打工妹整体素质的提高,客观上有利于打工妹的“市民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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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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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自我,走“市民化”之路,融入城市生活,还要求价值观念的深刻变革。
毕竟“现代人的文化以都市文化为其特征,它有别于乡村文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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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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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工妹要树立“市井女子的新形象”,必须更新观念,塑造“有别于乡村文化”的具有“都市文化”特征的“市井女子的新形象”。
事实上,不管打工妹主动的接纳抑或被动的适应,在都市文化的熏陶之下,她们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却必然会起重要的变化,足够使他自己觉得已异于乡下人,而无法再和充满着土气的人为伍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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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
不仅如此,由于观念的不同,极易引发代际冲突。
就社交公开来说,打工妹认为男女交往在城市社会中是普遍而寻常之事,不值得大惊小怪,但老一辈却极力反对。
陈达的调查资料中就记载了这样一个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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オ?
她是一个打工妹,在乡下时,没有机会读书,进厂后经朋友介绍,在青年会夜校读过三年书,由于她的努力,很有长进,可以阅读《文汇报》。
眼界开阔了,思想观念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她说:
“她的母亲和她是处在两个不同的时代观念中,常常要彼此发生冲突,特别是在男女社交方面,她的母亲非常看不惯她的行为。
”她是一个活跃的女孩子,外面结交的朋友很多,她的母亲是反对的。
母亲认为一个23岁的大姑娘,怎么能随便在外面和男子来往?
每天她要是晚10时回家,母亲总要骂她的。
有时候,母亲故意把大门关上,好久不开门,让女儿在门外等得发急。
母亲说:
“你这样迟回来,何必还要回家呢?
”可是姑娘的意见是“只要自己人格好,男女的来往有什么关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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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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オ?
这个案例具有一定的典型性。
类似的冲突客观存在,而冲突的背后实际上是新旧观念的碰撞。
透过外在的冲突,我们也可以看出打工妹群体观念变迁以及努力改变自我朝向“市民化”的心路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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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自我,向“市民”看齐,对打工妹群体而言,无论在观念上,还是行动上,都有一个绕不开的“焦点”问题,那就是婚姻问题。
在近代,婚姻自由固然是妇女解放的一个重要方面,而晚婚现象的凸显,更成为打工妹群体“市民化”过程中突出的新问题。
众所周知,早婚早育,多子多福,是农业社会“大家庭时代”的基本特征和主流意识。
这种“生育文化”随着工业时代的来临、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和西方文化的“东渐”而不断受到冲击,“中国视为早婚多产的理想社会,一变而为独身、晚婚、避妊及堕胎等风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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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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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观念在先发达地区的长三角各城市浸淫蔓延,不能不对身处其中的打工妹产生影响并为其所逐渐接受,根据1930年拉姆森对70名上海棉纺厂女工的调查,15-19岁已婚者占11.54%
,20-24岁已婚者占
5.14,25-29岁已婚者占81.82%
刘明逵、唐玉良主编:
《中国近代工人阶级和工人运动》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2年版,第588页。
另据[法]让?
谢诺《中国工人运动(1919―1927)》的记载,1930年上海棉纺厂女工中,20岁以下的多数未婚(转引自刘明逵、唐玉良主编《中国近代工人阶级和工人运动》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2年版,第587页)
。
另据沪东几个工厂不完全统计,21300名女工中,有7000多成年女工尚未结婚,就拿颐中烟厂来说,有40%尚未结婚,她们的年龄都在23岁以上。
而沪西情形并不次于沪东。
据一般估计,全市至少有4万产业妇女尚未结婚
华:
《四万女工为啥不结婚》,《生活知识》1946年第32期。
。
这在农村社会是不可想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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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社会中晚婚观念、晚婚现象盛行,打工妹“入乡随俗”,做出“适应性”响应,也是自然的。
一则与她们婚姻价值观是一致的。
调查资料显示,“她们选择丈夫的标准也很高,不马虎随便,这由于两方面原因所造成,有一些妇女,因为工人中一时很难找到有知识学问而且志趣相同的对象;有一些妇女,在等待嫁一个可以作为依靠解决自己出路的丈夫,但是这种丈夫,在工人中也不容易找到。
因之,她们结婚大都是很迟的,普通廿五六岁的年纪,很多是没有结过婚,而且有些甚至到了三十多岁,情愿死守着不嫁”?
?
?
?
[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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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出现“剩女”现象也就不足为奇了。
二则工作不稳定,生活负担沉重。
“因为大部分女工有着家庭重担,她们考虑到:
要是结了婚,那么另外开了门头,娘家的开销,谁来负责呢?
这是各地乡下来的女工占着主要成分。
也有一部分本地女工,虽然家里门头主要的不一定靠她,现在一个人做做用用还可以,要是结了婚,生了小囡,就呒没介写意,这年头单靠男人不一定撑得住门头。
许多绸厂女工坦白地说,害怕丝织业危机,影响男女共同失业,生活呒没办法,因而不愿意和绸厂男工结婚。
”
华:
《四万女工为啥不结婚》,《生活知识》1946年第32期。
三则许多工厂企业雇用女工“以未婚为雇用条件之一,故结婚即解雇”?
?
?
?
[21]150?
?
。
在这样的“雇用条件”下,打工妹也只能“选择晚婚的道路”了?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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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01?
?
。
?
?
值得注意的是,打工妹晚婚的价值取向,不仅顺应了“市民化”的大趋势,而且逐渐得到了家长的认可,研究中国工人运动的法国学者谢诺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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