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琵琶记
南戏的兴起
兴起:
在元代,南方戏剧圈既有杂剧演出,又流行以南曲为唱腔的戏文,两种戏曲体裁相互辉映。
戏文,是在东南沿海地区发育成熟起来的。
它最早出现于浙江温州(旧名永嘉),称为“温州杂剧”、“永嘉戏曲”,亦称南词。
后人为有别于北曲杂剧,简称之为南戏。
在南戏作品中,《琵琶记》以其耀眼光辉,不仅影照着当时的剧坛,而且笼罩着整部戏曲的历史。
在元代,它是戏曲创作的殿军;对明清两代而言,它是传奇的开山之祖。
南戏的产生时间,实际上早于北曲杂剧。
明祝允明在《猥谈》中说:
“南戏出于宣和(1129~1125)之后,南渡(1127)之际,谓之温州杂剧。
予见旧牒,其时有赵闳夫榜禁,颇述名目,如《赵贞女蔡二郎》等,亦不甚多。
”赵闳夫是宋光宗赵惇的同宗堂兄弟,他发榜文禁止南戏演出,说明当时南戏的影响已经较大了。
徐渭《南词叙录》则说:
“南戏始于宋光宗朝(1190~1195),永嘉人所作《赵贞女》、《王魁》二种实首之。
……或云:
宣和间已滥觞,其盛行则自南渡。
号永嘉杂剧,又曰鹘伶声嗽。
”可见南戏大约在宣和之后即由温州的艺人创立,到宋光宗朝已流传到都成临安(今杭州),盛行于浙闽一带。
在咸淳四年(1268),更有太学生黄可道创作的《王焕》戏文,盛行于都下。
到南宋末年,南戏已扩展到江西南丰等处,元刘埙《水云村稿》卷四《词人吴用章传》说:
“至咸淳(1265~1275),永嘉戏曲出,泼少年化之,而后淫哇盛,正音歇。
”可知当时戏文颇受民众的欢迎,但文人士大夫把它排斥在“正音”之外。
宋代城市繁荣,经济发展,市民阶层兴起,勾栏瓦舍遍布,为众多民间伎艺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宋室自南渡之后,定都临安,宗室勋戚、文武百官纷纷南迁。
温州是南宋除杭州以外最繁华富庶的商业都市,宋高宗在南渡之初,为避金兵,曾浮海逃至温州,以“州治为行宫”(《温州府志》),甚至把太庙也迁来温州(见《宋史》)。
北方士绅平民,纷纷随之来到温州,温州人口在短期内骤增一半。
城市消费人口与日俱增,进一步推动了温州商业经济的发展。
同是,诸色艺人也纷至沓来,各种民间伎艺云集于此,相互影响,也相互促进。
一种新的艺术样式--南曲戏文,就在这样的土壤中孕育、萌发。
南戏是在宋杂剧脚色体系完备之后,在叙事性说唱文学高度成熟的基础上出现的。
它是民间艺人“以宋人词而益以里巷歌谣”(《南词叙录》)构成曲牌连缀体制,用代言体的形式搬演长篇故事,从而创造出一种新兴艺术样式。
就形式而言,它综合了宋代众多的伎艺,如宋杂剧、影戏、傀儡戏、歌舞大曲,以及唱赚、缠令等在表演上的优点,与诸宫调的关系则更为密切。
所有宋代存在的民间伎艺都是南戏综合吸收的对象,说唱文学则是其叙事方式的主要来源。
由于它是在其他伎艺成熟发展的基础上出现的,又能兼采众长,所以能后来居上;另外,由于其他伎艺在表演上有许多地方可以与南戏沟通,使得伎艺演员也能熟练地掌握新兴的南戏,当南戏受到观众的欢迎时,他们便改弦易辙成为南戏演员。
而演出队伍迅速扩大,也促进了南戏在东南各地的繁衍。
体制特征:
南戏用南方方音演唱,分平上去入四声,不像北曲的入派平上去三声,用韵上也较为宽松,体制上与北曲杂剧有所不同。
初期南戏的曲调配合,虽有一定的惯例,但还没有形成严密的宫调组织,可以根据剧情需要作较为自由的选择。
南曲轻柔婉转的音乐风格,适合于演唱情意缠绵的故事,与北曲的高亢劲切,宜于表现威武豪放的气概大不相同。
器乐伴奏,北杂剧以弦乐为主,南戏则以管乐为主,以鼓、板为节。
杂剧一秀只能一人主唱,南戏则场上任何角色都可以唱,而且有独唱、对唱、接唱、同唱,还有在后台用以渲染气氛的帮腔合唱。
演唱形式的灵活多变,不仅可以调节演员的劳逸,活跃场上气氛,而且有利于表现各个角色的思想感情,有利于刻划身份不同、性格各异的人物形象。
在结构方面,它以“出”为单位,人物上下场,出而复入,叫做一“出”。
一本戏往往长达几十出,演出时间则需要一天甚至多日。
南方温暖的气候条件,为通宵达旦的演出提供了便利。
创作情况及主要作品:
南宋戏文,可考的有《赵贞女蔡二郎》、《王魁》、《乐昌分镜》、《陈巡检梅岭失妻》、《王焕》、《张协状元》等。
除《张协状元》外,均无传本。
这些戏文大都出自书会才人之手,而“士大夫罕有留意者”(《南词叙录》),一些文人甚至把南戏视作亡国之音。
因此,在北方,关汉卿、白朴、王实甫等具有高度文化水平的作家投身于杂剧创作,北方圈杰作纷呈,而南方戏剧圈中,南戏却仍然处于稚拙的阶段,未能得到提高。
早期戏剧南戏文本留存极少,也与这些情况有关。
据近人搜辑,宋元南戏存目二百三十多种,其中,有传本的19种,只有佚曲的有130种。
从现存曲目看,表现爱情婚姻和家庭纠纷的题材,占最大的部分,而表现金戈铁马的英雄题材则极为罕见。
显然,南曲音乐的特点,影响并且制约了作家的创作选择。
早期南戏《张协状元》、《宦门子弟错立身》、《小孙屠》被收入《永乐大典》里,得以保存,人们统称为《永乐大典戏文三种》。
其中,《张协状元》是南宋时期温州九山书会的才人创作的,其故事则从诸宫调里移植。
它是唯一完整保留下来的南宋戏文,弥足珍贵。
《张协状元》写书生张协遇盗落难,得到王贫女的帮助,结为夫妻,后来赴京考中状元,忘恩负义,不认贫女,反欲将她杀害。
幸而贫女仅伤一臂,又得到宰相王德用的收养,最后同张协重圆。
这是一本谴责书生负心婚变的戏文,与《赵贞女》、《王魁》同一题材。
但既要谴责负心汉,又想保证贫女有个完满结局,只能采取调和的做法,悲剧意识未能贯穿到底。
这为元代后期一些作家将早期南戏悲剧作品的结尾改为大团圆开了先例。
《张协状元》全本用南方流行的词调和民间小曲演唱,开场时先以说唱诸宫调引入,中间又有许多游离于剧情之外的科诨穿插,这些属初期南戏特征。
其故事情节分两条线索进行,是南戏和传奇剧本惯用的双线结构的雏形。
剧中人物塑造,颇有可取之处,如写张协对贫女的态度不断变化,从落难相依发展到抛弃乃至杀害,层层深入,颇为细致。
《宦门子弟错立身》,古杭才人编。
写金国河南府举同知的儿子完颜寿马与走江湖的艺人王金榜的爱情故事。
完颜寿马违抗父命,鄙弃功名前程,跟随戏班“冲州撞府”,最后终于使他的父亲同意婚事。
他与父亲的冲突,实质上反映了封建的正统思想和市民阶层自由平等思想的矛盾。
据《录鬼簿》记载,元李直夫、赵文殷有同名杂剧,南戏当据杂剧改编而成。
《小孙屠》,古杭才人编,也是根据同名杂剧改编而成。
这是一部公案戏,揭露了官府的糊涂和吏胥的不法,最后由名公昭雪。
剧中曲调出现了一支南曲间插一支北曲的“南北合套”的体制,说明南戏已注意吸收杂剧的乐曲来丰富自己。
元灭南宋后,形成统一的局面。
随着北方的政治、军事势力进入南方,北杂剧的影响也迅速扩展到长江以南,与南戏相汇于杭州为中心的南方戏剧圈,杂剧以其新鲜的内容和精练的形式,获得了南方观众的青睐。
“语多尘下”的南戏,较之具有高度文学性的杂剧,显然相形见绌。
南戏便一度衰落了。
但这种局面并没有维持太久。
植根于南方人民群众之中的南戏,依然拥有广泛的观众。
同时,由于南北两个剧种的汇聚,促进了相互的交流。
杂剧作家如萧德祥等开始关注和涉足南戏的创作,“有南曲,街市盛行。
又有南戏文”(《录鬼簿》);大都(北京)人邓聚德编撰戏文,并在大都隆福寺刊行(清张大复《寒山曲谱》)演员如龙楼景、丹墀秀“专工南戏”,后有芙蓉秀,“不在二美之下,且能杂剧,尤为出类拔萃”(元夏庭芝《青楼集》);沈和甫则创造了“南北合套”的方式,使北曲的刚劲与南曲的柔媚能兼容并济,丰富了音乐的表现力,贯云石、杨梓等人则参与了南戏唱腔的改进工作。
另外,南戏形式上比较灵活自由,不像北曲受一人主唱和一本只能四折的限制,因而易于改编移植杂剧作品,借鉴杂剧的文学手法。
随着南戏在艺术上得到提高,分唱形式的优越性逐渐显露,人们的兴趣也从杂剧转移到南戏。
所以到了元代后期,转而“亲南而疏北,作者猥兴”(《南词叙录》),像高明、施惠等知名文人作家也参与了南戏的创作与改编,产生了《琵琶记》、《拜月亭》等一批著名作品,标志着元代南戏继杂剧之后走向兴盛时期。
《琵琶记》
代表南戏艺术最高成就的剧目是元末高明所作的《琵琶记》。
高明生平:
高明(1307?
~1359),字则庆,号菜根道人。
浙江瑞安人。
自少即以博学著称,求学于理学家黄溍门下,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
至正五年(1345)中进士,做过多任地方官。
任职期间,颇有能声,也意欲有所作为。
至正十一年(1351),从军南征方国珍起义,因与统帅论事不合,兼之目睹时政日非,在对现实生活失望的同时,感悟“功名为忧患之始”(元赵汸《东山存稿》卷二《送高则庆归永嘉序》),萌生了隐遁的念头。
约在至正十六年(1356)之后,隐于浙东宁波的栎社,以词曲自娱,并创作了《琵琶记》。
此外,据徐渭《南词叙录》,他还作有南戏《闵子骞单衣记》,今佚。
诗文集《柔克斋集》共20卷,亦散佚,今存五十馀篇。
高明,字则诚,一字晦叔,号菜根道人,人称东嘉先生。
瑞安崇儒里(今阁巷柏树村)人。
约生于元大德九年(1305),卒于明洪武初年,终年约七十岁。
《明史》有传。
他是我国著名戏曲作家、世界文化名人,创作的《琵琶记》誉称“南曲之祖”,享誉中外。
高明出身书香门第,翰墨世家,幼时资质聪敏,颖悟过人“自少以博学称”。
祖父高天锡、伯父高彦和弟高■(日易)都是诗人。
高明的祖母是陈供之女,即陈则翁之妹,妻是陈则翁孙女。
陈氏一家数代均能诗文,通晓音律,著有《清颖—源集》。
故高明青少年时代,就是在“师友一门兄弟乐,文章独步子孙贤”的诗人乡里,诗礼之家,博览群书,拔新领异的环境中度过和成长。
及长,高明去婺州乌伤(今义乌)师从大儒黄溍,为学益进。
同门有宋濂、王袆、戴良、陈基等好友。
离别义乌后,他又漫游江浙一带,与友人觞咏唱和。
由于其父早丧,家道艰难,高明只得回乡设帐授徒,过着“闭门春草长,荒庭积雨余;春苔无人扫,永日谢轩车”的清苦生活。
元顺帝至元六年(1340),朝廷下诏恢复科举考试。
高明在祖父督促和亲友催勉下,又自视为怀瑾握瑜之士,当从仕途上一展抱负。
他尝云:
“人不专一经取第,虽博奚为?
”乃奋自读《春秋》。
元至正四年(1344)中举人,至正五年登进士第。
高明登第后,初任处州录事。
他怀着“几回欲挽银河水,好与苍生洗汗颜”经时济世的抱负进入仕途,认为应当身践力行而有所为。
在任职期间,以干练的才能,为民办了好多实事,如“时监郡马僧家奴贪暴,明委曲调护,民赖以安”,任满调离时,“民立去思碑,刘基为文记之”。
至正八年(1348),高明任江浙行省掾,以名节自励,为官刚正清廉,深得省丞杨廉夫的器重。
“从参政樊执敬核实平江圩田,得蠲租米无征者四十万石”。
“稽典册,定是非,酬应如流”,故而“儒生称其才华,法吏推其练达”,“声闻益隆矣”。
这是他仕途上最得意之时。
他还与葛元哲为苏天爵编定《滋溪文稿》三十卷。
是年方国珍在浙东起事,十一年,省臣以高明为温州人熟悉海滨事,派为“征讨”方国珍幕,因明与主帅“论事不合”,主帅主张进剿,高明主张招抚,便“避不治文书”,致“师出逾三时”,亦不顾。
十二年秋,改任绍兴路判官,未久,又转任四明庆元路(今宁波)推官。
推官为专管刑狱之职。
“四明狱囚多冤,明平反允当”。
“凡狱囚无验(查无罪证)者,悉讯遣之”,释放回去,一时“囹圄一空,郡称为神”。
旋升江南行台掾,因“数忤权贵”,不得不称病辞职。
至正十六年(1356),朝廷命高明为福建省都事,路过宁波时,因受招抚后时为元朝万户的方国珍欲置留幕下,高明力辞不从;又以礼延教子弟,亦不就。
他于是索性“即日解官”,旅居庆元。
不久,朝廷又任其为翰林院国史典籍官,也未赴任。
高明从宦多年,始终沉抑下僚,仕途蹭蹬。
“往事疑皆梦,浮名笑此身”,遂萌发辞官隐退之念,大约在至正十六年后,决心退出官场,寓居鄞县栎社友人沈明臣家——沈氏楼,埋首撰写《琵琶记》。
1368年,朱元璋建立明朝。
洪武初,闻高明之才,派人征召来京纂修《元史》,明以病老辞谢。
不久高明即病逝,后归葬瑞安故里柏树桥南岸集善院东侧。
高明撰写《琵琶记》,可谓呕心沥血。
“风声月色来亭榭,老泪年来湿几更。
”他反复吟唱,稿本一再修改。
《琵琶记》第一出起首云:
“论传奇,乐人易,动人难”,为了达到动人的境地,他“阖关谢客,极力苦心,歌咏则口吐涎沫,按节拍则脚点楼板皆穿。
”
当写《糟糠自餍》一出,到“糠和米,本是相依倚,被簸扬作两处飞;一贱一贵,好似奴家与夫婿,终无见期”,这神来之笔,竟使案上双烛的光焰改称为“瑞光楼”。
高明《琵琶记》问世后,蜚声剧坛,史称为第七才子书。
明洪武初,使者将《琵琶记》进呈,太祖览之赞曰:
“五经四书,布帛菽粟也,家家皆有,高明《琵琶记》,如山珍海错,贵富家不可无”。
并令优伶进演。
明清时期,许多著名学者魏良辅、徐渭、李贽、胡应麟、姜准、陈眉公、李渔、黄图珌等,对《琵琶记》都作了很高的评价。
如“《琵琶记》虽出于《拜月亭》之后,然自为曲祖。
词意高古,音韵精绝”“杂剧院本,游戏之上乘也。
《西厢》、《拜月》何工之有?
盖工莫于《琵琶记》矣。
”“浸淫胜国,崔、蔡二传奇(指《西厢》、《琵琶》)迭出,才情既富,节奏弥工,演习梨园,几半天下。
上距都邑,下迄闾阎,每奏一剧,穷夕彻旦,虽有众乐,无暇杂陈。
”“《琵琶》为南曲之宗”等等,无不推崇备致。
从明代以来的600多年,《琵琶记》被视为传奇的典范,代有刻工,其主要刻本有四十多种。
《琵琶记》在国外,法、英、美、日等国都有译本。
1841年,法国一位汉学家把《琵琶记》译成法文,介绍给欧洲各国读者。
在二十世纪,美国百老汇还把《琵琶记》改编为音乐剧《琵琶歌》,上演成功,轰动一时,国际上享有盛誉。
高明,传奇戏曲除《琵琶记》外,还有《闵子骞单衣记》,已佚。
还著有《柔克斋集》二十卷,“明中叶时已无传本”,大都散佚。
民国初年,冒广生辑《永嘉诗人祠堂丛刻》,其中有《柔克斋集》一佚。
今人张宪文、胡雪冈搜集诗文,辑成《高则诚集》,使遗著得以流传。
高明的书法造诣很高,字体方正刚劲,凝重深厚。
明人汪砢玉《珊瑚网·元名公翰墨》卷上,有高明《唐康居国贤昔祖师墨迹跋后》的墨迹,《元长兴州重修学宫记》、《慈溪杜州书院记》等碑文,亦是高明所书。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继承和弘扬祖国传统文化,纪念高明对我国戏曲艺术的贡献,1956年6月,中国戏剧家协会组织一次规模很大的《琵琶记》讨论会,历时26天,出版《琵琶记讨论专刊》,有田汉、翦伯赞、陆侃如、董每戡、戴不凡、王瑶、杨绍萱、李长之、尚钺、王季思、陈多、徐朔方等近百名著名戏曲专家、学者、教授与会,盛况空前。
温州、瑞安亦成立“高则诚研究会”。
1993年,瑞安市府在柏树村建造“高则诚纪念堂”,纪念堂额匾由我国著名剧作家曹禺题书。
因高明墓毁于“文革”期间,遂在纪念堂后修建高明衣冠冢,供人凭吊纪念。
取材于《》,
剧情是:
书生蔡伯喈与赵五娘新婚不久,恰逢朝廷开科取士,伯喈以父母年事已高,欲辞试留在家中,服侍父母。
但蔡公不从,邻居张大公也在旁劝说。
伯喈只好告别父母、妻子赴京试。
应试及第,中了状元。
牛丞相有一女未婚配,奉旨招新科状元为婿。
伯喈以父母年迈,在家无人照顾,需回家尽孝为由,欲辞婚、辞官,但牛丞相与皇帝不从,被迫滞留京城。
自伯喈离家后,陈留连年遭受旱灾,五娘任劳任怨,尽服侍公婆,让公婆吃米,自己则背着公婆私下自咽糟糠。
婆婆一时痛悔过甚而亡,蔡公也死于饥荒。
而伯喈被强赘入牛府后,终日办思念父母。
写信去陈留家中,信被拐儿骗走,致音信不通。
一日,在书房弹琴抒发幽思,为牛氏听见,得知实情,告知父亲。
牛丞相为女儿说服,遂派人去迎取伯喈父母、妻子来京。
蔡公、蔡婆去世后,五娘祝发卖葬,罗裙包土,自筑坟墓。
又亲手绘成公婆遗容,身背琵琶,沿路弹唱乞食,往京城寻夫。
来京城,正遇弥陀寺大法会,便往寺中募化求食,将公婆真容供于佛前。
正逢伯喈也来寺中烧香,祈祷父母路上平安。
见到父母真容,便拿回府中挂在书房内。
五娘寻至牛府,被牛氏请至府内弹唱。
五娘见牛氏贤淑,便将自己的身世告知牛氏。
牛氏为让五娘与伯喈团聚,又怕伯喈不认,便让五娘来到书房,在公婆的真容上题诗暗喻。
伯喈回府,见画上所题之诗,正欲问牛氏,牛氏便带五娘入内,夫妻遂得以团聚。
五娘告知家中事情,伯喈悲痛至极,即刻上表辞官,回乡守孝。
得到牛相的同意,伯喈遂携赵氏、牛氏同归故里,庐墓守孝。
后皇帝卜诏,旌表蔡氏一门。
琵琶记的主题思想:
1、书生发迹负心婚变:
《琵琶记》的前身是宋代戏文《赵贞女蔡二郎》。
据记载,其情节大致写蔡二郎应举,考中了状元,他贪恋功名利禄,抛弃双亲和妻子,入赘相府。
其妻赵贞女在饥荒之年,独力支撑门户,赡养公婆,竭尽孝道。
公婆死后,她以罗裙包土,修筑坟茔,然后身背琵琶,上京寻夫。
可是蔡二郎不仅不肯相认,竟还放马踩踹,致使神天震怒。
最后,蔡二郎被暴雷轰死。
宋代戏文所写的蔡二郎,亦称蔡中郎,也就是汉代著名文士蔡邕,字伯喈。
戏中所写的情况,只是出于民间传说。
陆游在《小舟游近村舍舟步归》一诗中说:
“斜阳古柳赵家庄,负鼓盲翁正作场。
死后是非谁管得?
满村听说蔡中郎。
”可见该故事流传之广。
类似这种题材,在宋代说话、鼓词、诸宫调、杂剧等民间伎艺中,还有《王魁负桂英》、《陈叔文三负心》、《王宗道负心》等。
这表明书生负心婚变现象在当时相当普遍,书生贪新弃旧、攀龙附凤的行为尤其受到市民阶层的关注。
书生发迹变泰后负心弃妻的现象,与宋代科举制度有着密切的关系。
科举制度规定,不论门第出身,只要考试中式,即可为官。
这为寒士发迹提供了一条捷径。
“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便是这种情况的写照。
书生初入仕途,需要寻找靠山,权门豪贵也需要拉拢新进以扩充势力。
联姻便成了他们利益结合的手段。
而当书生攀上高枝,抛弃糟糠之妻时,便与原来的家庭以及市民阶层报恩的观念,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冲突,导致一幕幕家庭和道德的悲剧。
市民大众厌恶书生这种薄倖的行为,不惜口诛笔伐,这就是宋代民间伎艺产生大量谴责婚变作品的原因。
宋代婚变故事一般都把矛头指向书生,是因为当时他们不仅有着优渥的社会地位,而且作为知书达礼的道德传承者,肩负着社会的责任。
地位和行为的反差,自然使他们成为人民大众特别是市民阶层谴责的主要目标。
2、教化戏:
《琵琶记》基本上继承了《赵贞女》故事的框架。
它保留了赵贞女的“有贞有烈”,但对蔡伯喈的形象作了全面的改造,让他成为“全忠全孝”的书生。
变一出婚变悲剧为一出歌颂男子忠孝和女子贞烈的教化观世戏。
高明在《琵琶记》的开头,写了这么一段话:
秋灯明翠幕,夜案览芸编,今来古往,其间故事几多般。
少甚佳人才子,也有神仙幽怪,琐碎不堪观。
正是不关风化体,纵好也徒然。
论传奇,乐人易,动人难,知音君子,这般另眼儿看。
休论插科打诨,也不寻宫数调,只看子孝与妻贤。
骅骝方独步,万马敢争先?
《琵琶记》所叙写的,确是“子孝与妻贤”的内容。
高明强调封建伦理的重要性,希望通过戏曲“动人”的力量,让观众受到教化。
因此,明太祖曾盛誉《琵琶记》是“山珍海错,贵富家不可无”(《南词叙录》)。
在这方面,《琵琶记》产生过一些消极的作用。
为了终养年迈的父母,他本来并不热衷于功名,只是辞试不从,辞官不从,辞婚不从,这“三不从”导致一连串的不幸,落得个“可惜二亲饥寒死,博换得孩儿名利归”的结局。
但高明主张戏曲必须有关风化、合乎教化的功用,把当时士大夫所不屑的南戏看作可以“载道”的工具,却意在抬高南戏的地位和价值。
3、悲剧意蕴:
同时,高明能正视社会生活的真实,在肯定孝子贤妻的同时,揭示封建伦理本身存在的矛盾,展示由于封建伦理而产生的社会悲剧,而给予观众强烈的震撼。
《琵琶记》的戏剧冲突,是围绕着“三不从”而展开的。
剧本第四出“强试”是冲突的开端。
蔡伯喈考虑到父母年老,无人照顾,在面临科举考试的前夕,决意暂时放弃功名,谢绝了州司的推荐。
但其父蔡公却迫切期待儿子获得功名,强调只要儿子中举,改换门庭,他纵然死了,“一灵儿终是喜”。
甚至责备蔡伯喈以尽孝为借口,其实是贪恋新婚的妻子。
深受封建思想熏陶的蔡伯喈,既不能违背孝道伦理原则,又不能违抗父命,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只好离开了家门,向悲剧的境地迈开了第一步。
蔡伯喈如期赴试,得中状元,便得到牛丞相的青睐。
牛相执意招他为婿,皇帝也玉成其事。
蔡伯喈倒不想滞留京师,他在辞婚的同时,上表辞官,希望皇帝任命他为乡官:
“乡郡望安置。
庶使臣,忠心孝意,得全美。
”但朝廷的答复是:
“孝道虽大,终于事君;王事多艰,岂遑报父?
……可曲从师相之请,以成《桃夭》之化。
”君命难违,蔡伯喈有苦难言,有家难归,不得已入赘牛府。
但荣华富贵的生活,始终无法消除他的内疚和痛苦。
另一方面,蔡伯喈家乡灾祸频仍,蔡公蔡婆衣食无着,最后家破人亡。
就这样,一个努力按照封建伦理行事的“孝子”,却因伦理纲纪的不合理以及伦理纲纪自身的矛盾,成为可怜可悲的牺牲品。
封建伦理,是统治者赖以维护封建秩序的支柱。
儒家以血缘为基础,推衍出一套君臣父子的伦理纲常,以规范人的行为准则,要求人们按伦理纲常行事,也即是要求人们通过礼教的自律,抑制个人的欲望,实现社会的和谐。
然而,伦理纲常本身是存在缺陷的。
所谓“忠孝不能两全”,即是因为伦理纲常本身经常出现抵牾的局面。
蔡伯喈服从了皇帝朝廷,便照顾不了父母家庭;反过来,他要做“孝子”,便做不了“忠臣”。
至于个人的意愿,更遭到无情的践踏。
这一来,努力按照伦理纲常行事的蔡伯喈,只能陷入两难的境地之中。
《琵琶记》尽管从正面肯定了封建伦理,但通篇展示的却是“全忠全孝”的蔡伯喈和“有贞有烈”的赵五娘的悲剧命运,从而可以引发对封建伦理合理性的怀疑。
在封建时代,恪守道德纲常的知识分子,经常陷入情感与理智,个人意愿与门第、伦理的冲突之中。
《琵琶记》的悲剧意蕴,具有深刻性和普遍性,它比单纯谴责负心汉的主题,更具社会价值。
艺术成就:
1、《琵琶记》在人物塑造上取得了较大的成功,在人物心理刻划方面尤为突出。
蔡伯喈形象,体现了知识分子的软弱性格和复杂心理;这种软弱性格与他恪守礼教伦理观念紧密相关。
他努力按照伦理纲常行事,但封建伦理本身难周全的矛盾却使他无所适从。
从君从父的伦理要求,使他难以违抗;家庭的灾难,又使他难辞其咎。
所以他始终处于夹缝之中,难以两全。
另外,蔡伯喈也是有情有欲的。
入赘相府的那一刻,他情不自禁,流露出“喜书中今日,有女如玉”的喜悦;但他也确实思念前妻,牵挂父母,经常彷徨苦闷,忐忑难安。
他想过弃官而归,又怕与“炙手可热”的牛相发生冲突,招来不测,只想等待三年任满,趁牛相“不提防”,‘双双两个归昼锦“。
以为熬过一段时间,便可以既遂功名之愿,又可忠孝两全。
其实,当他苦苦做着团聚终养之梦的时候,家中早已是支离破碎。
可以说,正是优柔寡断、委曲求全的软弱性格,造成了蔡伯喈的人生悲剧。
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大多不敢直面人生,不敢坚持意愿,不敢与不合理的现实作斗争,他们总是在压力面前回避退让,或是采取驼鸟式的方法自我安慰,或是在统治势力与封建伦理所允许的范围内寻找调和的办法,结果往往陷于悲剧的境地而难以自解。
因此,蔡伯喈的形象,具有典型的意义。
赵五娘形象的刻划也比较成功。
她善良朴素、刻苦耐劳,在饥荒年岁,典尽衣衫,自食糟糠,独力奉养公婆,后又营葬筑坟,忍受了常人无法承爱的磨难。
在她身上,体现了古代中国妇女的优秀品德。
《琵琶记》的难得之处,还在于它揭示出赵五娘的不幸,其实也是礼教纲常所造成的。
赵五娘的初愿,是“偕老夫妻,长侍奉暮年姑舅”,甘守清贫的生活。
但这位封建时代的小媳妇,无法把握自身的命运。
像丈夫赴试这样的大事,她根本不得参与;她曾埋怨蔡公逼试,要拉伯喈去向蔡公劝说,但欲行又止,深怕被责“不贤”,被说要将丈夫“迷恋”。
伯喈被迫赴试后,照看公婆的责任全部落在她的身上,使她落到了不得不做孝贤媳妇的境地:
“也不索气苦,也不索气苦,既受托了蘋蘩,有甚推辞?
索性做个孝妇贤妻,也得名书青史,省了些闲凄楚!
”礼教的熏陶,家庭的责任,使她不得不咬紧牙关,只能干脆以做个“孝妇”自解,“索性”两字,充分说明了她的无奈。
然而,她的尽心尽力、自食糟糠的行为,如果公婆能够理解,犹可忍受;最不堪的是还要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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