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史研究述评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一.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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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史研究述评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一
2002年中国经济史研究述评·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
(一)
2003年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经济史研究的成果数量与上年度基本持平。
人口史、城市史和区域经济史的研究比较出色。
值得一提的是,唐宋变革是学术界特别给予关注的课题,这除了这一方面的成果比较集中外,还集中表现为在厦门大学和浙江大学分别召开了唐宋变革学术讨论会。
同时,学术不规范,低水平重复的状况依然存在。
农业水利本年度农业方面的论文相对比较多,且在材料和观点方面均有所突破。
李卿《〈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嘉禾吏民田家莂〉性质与内容分析》(中国经济史研究1)通过简牍所载主要经济内容的分析,认为该文书的性质是年度户别税钞总计,而不是租佃契约文书;并探讨了文书中的“丘”与乡里基层政权组织的关系,其可能是乡里之下用以标示地名的小自然村、居民点。
文章对官田出租类别中的“二年常限田”与“余力(火种)田”、“旱田”与“熟田”的实际含义进行考证;并指明三国孙吴时期官田的地租形态是“按亩计征”的实物定额租。
蒋福亚《〈嘉禾吏民田家莂〉中的诸吏》(文史哲1)的基本观点是:
在三国之吴国,吏是封建政府控制,身份地位低下,较为特殊的一个阶层。
他们耕种“限田”,缴纳“限米”,又佃种零星国有土地——“二年常限”田等,缴纳“税米”或“租米”。
诸吏身份地位低下,并在律令中有所体现。
目前所见到的走马楼若干简牍,特别是《田家莂》中州吏在嘉禾四年、嘉禾五年间“二年常限”田中定收田亩租额的变化,恰恰向人们展示了诸吏特别是州吏身份地位低落的一个重要环节。
孙继民《走马楼嘉禾吏民田家莂>所见孙吴的亩制》(中国农史2)指出,孙荣强《孙吴〈嘉禾吏民田家莂〉中的几个问题》注意到了孙吴的亩制问题,指出汉代有大小亩制(100步为小亩,240步为大亩),鉴于目前公布的吴简出现有“一亩一百卅步”、“一亩一百五十步”、“八亩二百卅步”等,推测吴初长沙一带实行的是大亩。
实际上,根据吴简资料本身,可以进一步推定孙吴的亩制就是240步为亩。
另外还有蒋福亚《有关〈嘉禾吏民田家莂〉性质的补充意见》(南京晓庄学院学报1)、黎石生《从长沙走马楼简牍看三国时期孙吴的户籍检核制度》(湖南档案2)等,也值得注意。
稻麦复种制的形成和发展不但是中国农业史上的重要问题,而且关系到对唐宋经济发展水平的总体评价。
李根蟠《长江下游稻麦复种制的形成和发展——以唐宋时代为中心》(历史研究5)长文批评了中外一些学者在稻麦复种制研究中对唐代估计过高、对宋代估计过低的倾向,对主张长江流域稻麦复种制形成和推广于唐代的各种论据逐一进行了辨析,认为宋代(主要是南宋)稻麦复种制才有较大的发展,成为具有相当广泛性的、比较稳定的耕种制度,而江南平原在这一发展中始终处于领先地位。
文章还深入讨论了宋代稻麦复种中与冬麦搭配的主要是晚稻还是早稻,唐宋稻作品种主要是晚稻还是早稻的问题,从而解开了导致对宋代稻麦复种估计偏低的认识上的原因。
张剑光指出了《唐五代江南麻布纺织的地理分布》(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
唐代前期,江南地区麻布生产面广量大,各州都有麻布纺织,但质量不是很高。
中唐以后,江南麻布生产保持传统,继续发展。
其中常、苏、湖、宣四州代表了江南麻布生产的最高水平,在国内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歙、处、衢、婺等州是次发达区,产品质量有较大提高。
润、越、杭三州唐前期已能生产高质量的麻布,但中唐以后,由于丝绸业的发展,对麻布生产带来了冲击,发展水平一般。
江南麻布生产的发展呈现出较为严重的不平衡。
陈志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从其开凿的过程,发表了《对隋炀帝开运河的再评价》文章(福建商业高等专科学校学报3)。
许正文《论曲江池的兴衰》(唐都学刊3)认为,曲江池位于唐长安城东南部,在这里巧用自然地势布设风景区的设施,开始于秦代。
隋代以前池中的水源主要依靠池内西侧的汉武泉,唐代时池中之水的来源又增加了一条从大峪口引水入池的黄渠。
秦汉时这里已为名胜游览区,唐代时达到鼎盛,宋时因长安废不为都,黄渠断流,泉眼堵塞,池水逐渐干涸。
生产关系侯旭东〈北朝“三长制”四题〉(中国史研究4)从四个方面对北朝三长制进行了探索。
首先,进一步证实三长制确立于太和十年(486年);其次,根据〈魏书·地形志〉记载的太和十年至十四年郡县设置变动,考订出初立三长时朝廷搜括民户所得达60万,并揭示当时地方官员在这一方面的具体贡献。
复次,证明三长制下,京畿地区称“三正”,外州称“三长”的制度并未得到严格的执行。
最后指出当时三长的实际负担沉重,对地方豪强难有吸引力。
杨际平指出,《唐令·田令》的完整复原使我们对唐田令有了完整的认识,也使许多长期有争议的重大问题得以解决。
如由此可确认有唐一代《田令》未做实质性修改;唐律令承认私田合法存在;《唐令·田令》既包括基本原则,也包括十分细致的实施细则。
《田令》对民户各种应受田对象、应受田额等的规定,都很明确具体,无需《户部式》补充,更不容《户部式》进行变通。
《唐令·田令》的完整复原给今后的研究提出了新的课题。
今后要研究的不是均田制是否实行,而是均田制如何实行,主要按《田令》哪些条款施行。
为此,就要研究各地原先的土地占有情况,政府是否有足够的土地。
(《唐令·田令》的完整复原与今后均田制的研究/中国史研究2)新加坡学者李志贤《杨炎及其两税法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一书分杨炎的生活时代、杨炎的生平事迹、杨炎的政治斗争、杨炎倡行两税法的财政因素、推行两税法的财政前提与有利条件、两税法的内涵、两税法评议、两税法反对论辨析等10章,无论对唐代经济改革人物杨炎的评价,还是对两税法的研究,均大大推进了一步。
处于唐宋之际的五代十国,在唐宋史研究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是唐宋生产关系研究中不可或阙的重要环节。
武建国《五代十国土地所有制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深入探讨了唐代后期土地所有制关系的发展变化、五代十国的土地国有制及土地配置方式、五代十国国有土地的私有化、五代十国大土地所有制发展的途径和特点等。
古月考察了〈封建君主专制制度:
唐朝由盛转衰的深层次原因〉(中学历史教学参考4):
唐玄宗统治后期中央政治腐败是唐朝由盛转衰的表层原因,其深层次的原因,则是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弊端。
中国封建政治结构的主要特点就是君主专制,专制皇权无所不及,一切法令都以皇帝的意志为转移。
这种制度有极大优势,有利于社会的稳定,经济的发展,在这种政治制度下出现了中国古代社会的繁荣。
手工业商业货币刘玉峰《唐代工商业形态论稿》(齐鲁书社)深入探讨了唐代的国营工商业、唐代民间工商业的政策与管理、唐代商品产销和商品流通的制度与管理、唐代的盐铁酒茶政策及其经营管理、唐代民族贸易和海外贸易的管理、唐代的货币问题、唐代工商业利润的流动转化及其社会后果等。
胡正武《刘阮遇仙故事与越中传统造纸发微》(浙江师范大学学报3)等,值得一读。
瞿安全《关于南北朝商人的几个问题》(中国经济史研究1)讨论的是:
南北朝大量专职中小商人涌现,说明南北朝,尤其南朝商业在局部有所发展,南北朝的商人在历史发展中具有承前启后的意义,但也应该注意到此历史时期,商业的发展并非基于社会经济的充分发展。
刘玉峰《论唐代市场管理》(中国经济史研究2)认为,唐政府不仅拥有市场的设置权和废止权,而且拥有市场的管理权。
唐代市场必须设置于州县治所以上的城市中,仍是政治统治的产物,政府设立了多级行政机构具体负责各级市场管理,并遵循若干明确的管理制度。
这些制度虽有某些经济管理的科学意义和合理性,但总体上表现出政治权力对市场交易的严密操控,经济规律被行政权力所干扰,不可能真正促进商品贸易的繁荣,并推动商品经济健康发展。
郑炳林《晚唐五代敦煌贸易市场的等价物》(中国史研究3)一文指出,晚唐五代敦煌贸易市场钱币匮乏,对外贸易及大宗贸易中主要用金银器皿和丝绸支付物价,同时也使用金银钱币。
由于金银钱币和器皿及丝绸分割困难,不利于小宗贸易,因此从吐蕃占领敦煌到归义军时期结束,敦煌贸易市场一般使用实物支付物价。
作为交换计算价格标准的等价物,系以麦为主,辅之以粟。
黄纯艳《魏晋南北朝世族势力的膨胀与盐政演变》(盐业史研究2)认为,魏晋南北朝盐政的演变表现出三个显著特点,即各政权对盐政的高度重视、盐政的频繁变动,以及官营与私营的长期并存。
导致这些特点的主要因素就是世族豪强势力对盐政的冲击和干预。
封建政府一方面希望加强对盐业的控制,增强中央权力、抑制世族豪强,另一方面又不得不向世族豪强妥协,导致盐政收放的反复波动。
黄纯艳《再论唐代茶法》(思想战线2)强调:
唐代税茶始于赵赞,而茶政的真正奠基肇自张滂茶法。
张滂茶法是官府通过严格监管,允许茶园户与其商人直接交易实现间接垄断茶叶收购环节的榷茶制度。
唐代后期茶法均继承了这一基本模式。
而且对宋代的贴射法和合同场法产生了深刻影响。
王晓燕、赵晓芳《唐代茶法考述》(甘肃理论学刊1),对唐代税茶的具体时间进行了考证,认为应当在唐德宗建中三年九月。
文中还引用大量史料,论述了唐代税茶、榷茶的发展阶段及其走私与禁私之法。
薛瑞泽《北魏的盐业经营及文化意义》(宝鸡文理学院学报2)指出,北魏的盐业资源是丰富的,其分布的特色是以西北内陆地区占据重要地位。
其生产分为海盐和池盐两种方式,经营分国营和私营两种形式,并随着社会经济状况的变化而不同。
盐业与国家的财政收入和居民的社会生活密切相关,与盐有关的政治事件、社会信仰乃至地名的由来,无不显现出那个时代的精神风貌,具有深远的文化学意义。
陈海涛指出了《唐代入华粟特人商业活动的历史意义》(敦煌学辑刊1):
中亚粟特人是唐代入华异域胡商中的一支最主要力量,通过他们的商业活动,在沟通唐代东西方之间物质文化交流的过程中,还沟通了东西方之间文化艺术的交流,同时,促进和巩固了唐王朝的统一,加速了粟特民族向东方的移民及其与汉民族的融合,对唐代社会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历史意义。
这一方面比较重要的研究成果还有刘玉峰〈唐代盐业政策新论〉(西北师大学报4)等。
魏道明《论唐代的虚估与实估》(中国经济史研究4)以为虚、实估起源于虚、实钱,以实钱估价物品为实估,以虚钱估价物品为虚估,其中,实估是稳定的,而虚估则时常变化。
虚、实估之间的差价实际上就是虚、实钱之间的差价。
虚钱和虚估本为民间行为,肃宗朝得以合法化,虚估遂渗入政府的财政收支关系之中,唐后期财政收支上的混乱无序,皆由此而起。
章秉纯《再析唐代私铸盛行和铜钱不足的问题》(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论述了铸币的基本特征,并以此为起点,分析了唐代私铸盛行和铜钱不足的问题。
虚估和实估是理解唐中后期财政制度的关键问题。
传统意见认为实估系市场的实际物价,虚估是政府制定的不切合实际的高物价。
刘玉峰讨论了《唐代公廨本钱制的几个问题》(史学月刊5):
公廨本钱制是唐政府实行的一种主要的官营高利贷商业,起初有着借以削弱和控制富商的目的。
高宗永徽、麟德之前,公廨本钱制实行于京师诸司,置本收息以充京官俸料。
之后,自京师推广到各地诸府州县,并在安史之乱后进一步得到发展,呈现出本钱来源更加多样、息利用途更加广泛、因事灵活设置、规模不断扩大的显著特点。
在经营管理上,安史之乱以前,尚书省刑部之比部司及内外诸司勾官构成公廨本钱的行政管理系统。
安史之乱后,比部系统的管理职能削弱,中书门下、御史台以及由宦官掌领的诸司诸使诸军纷纷染指公廨本钱,表现出多头共管、经常变动的显著特点。
吴树国《论钱米并征与十国田税的变迁》(长春师范学院学报1)的主要观点如下:
钱米并征是十国田税的特点,也是唐宋之际两税法变迁的反映。
十国时期,钱米并征在南方政权中普遍存在,这是唐代两税法中户税钱额向地亩的转移,也是宋代夏钱秋米制度的滥觞。
因此,十国田税对研究唐宋之际两税法税制变迁便具有了重要意义。
城市、交通任重讨论了《魏晋南北朝夷蛮城市史的几个问题》(广西民族研究2):
魏晋南北朝诸夷、蛮的城市有了长足的发展,这从根本上是由于受到了汉族城市的影响的缘故。
对于诸夷来说,这种影响既体现在其都城上面,也体现在其一般城市上面。
而诸蛮的城市与汉族城市并无根本差异,这是由于其与汉族错居杂处所决定的。
诸夷的官号和诸蛮的城堡砦栅,显示出其城市都带有明显的军事特色。
任重认为《平城的居民规模与平城时代的经济模式》(史学月刊3)是:
北魏在平城时代进入了由游牧政权向封建政权过渡的历史时期。
频繁的军事征服使北魏政权日益强盛,被不断迁徙到其京都平城的人户数量庞大,平城因而获得空前发展,居民规模达百万。
畜牧与农耕并重的经济模式,成为影响平城持续繁荣的最主要因素。
勾利军《唐代长安、洛阳作为都城和陪都的气候原因》(史学月刊2)从气候角度探讨唐代以长安为都城、以洛阳为陪都的缘由:
唐代由于气候温暖湿润,降水量增大,水灾增多。
洛阳因为经度地带性作用、降雨季节分配不均及洛阳河流的特殊情况,使得水灾情况比长安更严重。
一是降水量大、水灾次数多;二是水势大、灾情重。
尽管唐政府注意治水修堤坝,但中桥被冲毁、雨水断路乃至宫城被淹之事仍屡屡发生。
长安虽然旱灾较洛阳严重,但水灾对都城的危害更直接、更严重,灭顶之灾的威胁使洛阳不宜作都城,所以建都长安。
刘连香《张全义与五代洛阳城》(洛阳工学院学报2)认为,张全义居洛近40年,历经唐末、后梁、后唐的朝代更迭,却能稳坐府尹之位,除了他注重垦荒务农、储备军用外,最卓越的成就在于其对洛阳城的多次修复,使其由唐末的一片废墟再度成为三朝帝都两代陪都,具有再造洛邑之功。
高玉国认为牛车是为晋代社会各个阶层广泛接受、认可的、最普通、最便捷的交通和运输工具。
文章运用比较详尽的史料,论述了马车的衰微和牛车广泛使用的原因、使用概况及对社会生活各个方面产生的影响。
(晋代牛车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与地位探析/德州学院学报1)何德章《六朝建康的水陆交通——读宋书·州郡志>札记之二》(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19辑)认为,《宋书·州郡志》列有各州到建康的水陆路程,以及各州下属郡县至州治、至京城建康的水陆路程,应是当时官方“驿道”里程的记录,大致反映了刘宋后期统治下的各州内部交通状况,以及以建康为中心的南方9交通网络情况。
该志反映了六朝交通发展的一些特征:
以水路为主的交通网及其缺陷,跨地区陆路交通的缓慢发展,六朝时代海道的利用及局限等。
徐东升论述了《唐北宋河南地区交通与经济的变迁》(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
唐北宋河南地区的经济发展具有绝对地位上升和相对地位下降的特点,即北宋河南地区的经济较唐代有所发展,但在全国的地位和唐代相比,呈现下降的趋势;唐和北宋河南地区的交通都以汴河和“御道”为最重要,这和河南地区相对经济地位的下降有关,而绝对经济地位的上升反映在交通上,便是北宋河南地区的交通,尤其是内河交通的运输能力、通航范围等比唐代扩大,交通布局更为合理,而交通布局合理又是绝对经济地位呈上升趋势的原因之一。
周保明《试析唐代海路贸易兴起的原因》(上饶师范学院学报2):
唐代海路贸易的兴起在中国对外贸易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唐代海路贸易的兴起有其五方面深刻的社会基础,唐中期以前大批外商涌入沿海、唐中期陆路受阻而航运条件却大大改进、政府的鼓励政策以及南方商品经济的发达,说明唐代海路贸易兴起与发展有其历史必然性。
张剑光《唐五代江南水上交通路线的建设》(历史教学问题2)等也值得一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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