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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家书
曾国藩家书[清]·曾国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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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子部·清代笔记
曾国藩(1811—1872
年),字伯涵,号涤生,湖南湘乡人,道光年间进士,是中国近代史上统治阶级内部风云八面的人物。
曾国藩一生经历复杂,毁誉参半,是位最有争议的人物:
因为他在清朝统治摇摇欲坠之时,挽狂澜于既倒,残酷地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使清朝统治得以苟延残喘,从而获得了“中兴第一名臣”的美称;因为他面对列强入侵,决心振废起衰,树立清王朝大国形象而主张富国强兵,学习西方先进军事科学、发展军事工业,并躬身实践,倡导洋务运动,建造兵工厂,从而获得“洋务运动先驱”的美誉;因为他文章振发,独具丰姿,门生故吏遍布天下,桐城派古文因为他而得到中兴,于是又赢得了“德比诸葛,功过萧、曹,文章无愧于韩、欧,实为近百年来难得的圣贤”的赞誉。
但是另一方面,由于他残酷镇压农民起义,又被世人喻为“刽子手”、“曾剃头”;由于在“天津教案”中杀人割地,又被称为汉奸、卖国贼。
著名革命家、思想家、国学大师章太炎十分中肯地把曾国藩的一生归结为“誉之则为圣相,谳之则为元凶”。
但不管怎么说,曾国藩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很有影响的人物,他整整地影响了几代人。
他的门生李鸿章、左宗棠、弟弟曾国荃、儿子曾纪泽等都秉承他的教导而成为出将入相的显赫人物。
毛泽东称:
“曾国藩是地主阶级最厉害的人物”;蒋介石则把曾国藩奉为终身学习的楷模,在任黄埔军校校长期间,不仅将《曾胡治兵语录》列为必修课目,而且亲自为该书补辑《治心》一章。
可以这样说,在中国近代史上没有任何一位人物对中国现当代政坛军界要人的影响能和曾国藩相比。
曾国藩一生虽激浪于宦海,显赫终身,但于文事颇为留心,早年在京师为官,治义理之学,兼为文章、考据,往来梅曾亮之门先后近10
年,成就斐然,号为文章领袖,“其说一出,有违之者,俱为非圣无法”(李详《论桐城派》)。
可惜的是这位风云人物留下来的著作并不多,只有他的“家书”和“日记”还能较为完整地体现他的文学造诣。
中国历史上的“家训”著作可谓蔚为大现,像《颜氏家训》、《袁氏世范》、《温公家范》、《治家格言》等都是响铛铛的家训经典。
但是在中国历史上,还没有任何一部家训著作像《曾国藩家书》这样奇特。
从时间上看,这些家书前后跨越30
年,记录了曾国藩在清道光30年至同治10年前后达30年的翰苑和从武生涯,从数量看近1500
封,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以对象而言,上由祖父母至父母,中对诸兄弟,下及儿辈,足以探索全家的生活和形象。
它所涉及的内容极为广泛,小到人际琐事和家庭生计的指陈,大到进德修业、经邦纬国之道的阐述,可谓事无巨细、一皆覆载。
因而,这不是一部单纯意义上的家训著作,而是曾国藩一生的主要活动和其治政、治家、治军、治学之道的生动反映,也是研究曾国藩本人的重要史料。
此书自问世以来就备受世人关注。
台湾著名学者南怀瑾在《论语别裁》中说“清代中兴名臣曾国藩有十三套学问,流传下来的只有一套——《曾国藩家书》”。
曾氏家书形式自由,不落俗套,或长或短,随想而至,挥笔自如,尽管公务缠身、戎马倥偬,很多家书都成于匆忙之中,甚至军务紧急之时,但行文从容镇定,娓娓而谈,全无矫柔造作之态,真的是如话家常,面对面地诉说家务世事。
曾国藩是孝子。
常言道:
父母在,不远游。
但宦海遨游的曾国藩却凭一纸家书让祖父祖母、生身父母心宁意定,虽然高堂念子,不胜牵挂,但不会让他们为自己担惊害怕。
因而曾国藩不仅对朝廷尽了忠,也对父母尽了孝,古人所谓忠孝不能两全,而曾氏则两而全之,不愧为人中豪杰。
曾国藩又是好兄长。
俗话说:
长哥当父,他对弟妹的教导和照顾可谓“诲汝谆谆”,体贴入微,其真情实意,极为动人,他的几个弟弟都是湘军中的风云人物,其中曾国荃成为与左宗棠、李鸿章并驾齐驱的人物,这与曾国藩的教导分不开。
同时曾氏更是位仁慈而严正的父亲,对子女要求非常严格,要求他们立身处世务,必符合圣贤之道,要有积极进取的人生精神。
他在为官时,还让女儿和儿媳每年给他做鞋一双,以考察他们的“女工”。
他希望后代兢兢业业、努力治学,他常对子女说,只要有学问,就不怕没饭吃。
他还说门第太盛就会出事端,主张不把财产留给子孙,子孙不肖,留也无用,子孙图强,也不愁吃饭的途径。
他的子女也堪称大器,儿子曾纪泽作为清王朝的外交官与沙俄交涉,在左宗棠的军事配合下,粉碎了沙俄侵吞中国新疆的企图,捍卫了中国的主权,成为中国近代史上屈指可数的几位成功的外交家之一。
他的孙子和曾孙都是著名的学者和教授。
曾氏的“修身之道”是贯串家书的灵魂。
曾国藩早年治学,立志于圣贤之道,后来投笔从戎亦不改初衷,并加以很好地实践,他一生的经历就是其“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真实写照。
他在咸丰七年十二月十四日致弟曾国荃的信中写道:
“凡人作一事,便须全副精神注在此一事。
首尾不懈,不可见异思迁,做这样想那样,坐这山望那山。
人而无恒,终身一无所成。
我生平坐犯无恒的弊病,实在受害不小。
当翰林时,应留心诗字,则好涉猎他书,以纷其志。
读性理书时,则杂以诗文各集,以歧其趋。
在六部时,又不甚实力讲求公事。
在外带兵,又不能竭力专治军事,或读书写字以乱其意。
坐是垂老而百无一成。
”青年时代的毛泽东读了这段话后,以为是金玉之言,并用曾氏的这个观点来检测自己,表示今后治学要专心致志,不再兼营并骛。
曾氏很重视立身处世之道。
正像他的祖父当年教育他们兄弟时那样:
“君子在下则排一方之难,在上则息万物之嚣”,“人以懦弱无刚为大耻,故男儿自立,必须有倔强之气”。
曾国藩的立身处世,为官领兵颇具这一本色。
曾国藩很讲究“坚忍”二字,他说“李申夫尝谓余怄气从不说出,一味忍耐,徐图自强,因引谚曰:
“好汉打脱牙和血吞’。
此二语是余平生咬牙立志之诀”。
曾国藩一生虽屡历险境,但终能在逆境中奋发,成就大器,正是因为咬定“坚忍”不放松,正所谓“志之所向,金石为开”。
讲述治军之道是曾氏家书的一大内容。
曾国藩治军有其独到之处,非常重视人在战争中的能动作用,他认为:
“用兵之道,在人而不在器”,“攻守之要,在人而不在兵”,认为人的能动作用的发挥是决定战争胜败的关键。
他主张以礼治军:
“带勇之法,用恩莫如仁,用威莫如礼”。
他用兵非常谨慎,战略上主张积极进攻,以攻为守,迫敌决战。
战术上则以守为攻,稳打稳扎,步步为营,后发制人。
曾国藩之所以敢在太平天国声势浩大之时临危受命,领兵征讨,并最终成功,没有深厚的军事素养是不能想象的。
家书中还有大量篇幅讲述用人之道。
曾国藩非常注重人才的培养和选拔。
他主张按“崇实黜浮,力杜工巧之风”的标准选拔人才,并建议朝廷严格进行官吏的考核和任免。
由于曾氏坚持任人唯贤,全无私念,礼贤下士,故四方之士慕名而至麾下者,不计其数,曾氏的幕府人才云集,俨然是一座专门培养人才的学校,他的很多门生幕僚后来都成为独挡一面的封疆大吏,在十九世纪晚期的清王朝政坛上成为一支几乎可以左右政局的重要力量。
太平天国的擎天柱石达开也对曾氏的用人之道表示肯定,他说“曾国藩不明善战名,而能识拔贤将”。
与曾氏颇有矛盾的左宗棠也感叹道:
“知人之明,谋国之忠,自愧不如元辅”。
曾国藩很擅长理财之道。
古人云:
大军作战,粮草为先,后勤保障直接影响到战争的胜负。
曾国藩同太平军作战旷日持久,长达十余年,没有稳固的后勤保障,要取得的战争胜利是难以想象的。
而事实上曾国藩不仅是运筹帷幄的能人,也是理财的好手。
为了解决湘军的兵源和激发斗志,曾国藩在湘军中实行丰厚的薪俸制,当时湘军勇丁的粮饷收入比绿营兵相应高出2—4倍。
这种厚饷给后勤保障带来了影响,一方面粮饷开支大,另一方面清政府又因财政困难和其他种种原因而不给拨官款,巨额的粮饷完全靠湘军统帅自行解决。
为此,曾国藩建立了一套特殊的后勤制度,在后勤体制上,既不受中央户兵二部的控制,也不受地方督抚的掣肘,而是自成体系将饷权与兵权集于统帅一身。
湘军设有前敌和后路粮台以及转运局,专门负责饷械的筹集和运输,粮饷的主要来源有捐输、厘金和协饷等。
曾氏筹饷可谓艰辛备至,先是受地方要挟供其饷就得保其疆域;后是湘军小股疲饿之师被地方官吏以小利诱引,攻大股太平军,导致覆没的不止一起。
曾氏靠人格感化,使地方绅士、豪强纷纷解囊。
曾氏家书关于这方面的内容不少。
此外,《曾国藩家书》中关于交友、治学、为政、治家之道的论述也见解独到,卓然自成一家。
综上所述,《曾国藩家书》在中国家训经典中超然卓立并非偶然,主要在于其内容广博精要,大有圣贤垂宪之良苦用心。
尽管曾氏留下来的著作太少,但仅就一部家书就可以在各个方面留下自己非凡的影响,赢得了“道德文章冠冕一代”的称誉,是中国封建社会最后一尊精神偶象。
古人说:
“人有三不朽,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再次立立言”,推崇曾国藩的人认为他三者兼而有之,是中国封建社会最后一位“完人”。
《传世名著百部》所收《曾国藩家书》并非是曾氏全部家书,但这些家书亦可谓面面俱到,能全面反映曾氏在各个方面的造诣,至于我们编校的不足之处,恳请广大读者批评斧正。
全文
卷一修身之道
勉君子应立志
十月二十一接九弟在长沙所发信,内途中日记六页,外药子一包。
二十二接九月初二日家信,欣悉以慰。
自九弟出京后,余无日不忧虑,诚恐道路变故多端,难以臆揣。
及读来书,果不出吾所料。
千辛万苦,始得到家。
幸哉幸哉!
郑伴之不足恃,余早已知之矣。
郁滋堂如此之好,余实不胜感激。
在长沙时,曾未道及彭山屺,何也?
又为祖母买皮袄,极好极好,可以补吾之过矣。
观四弟来信甚详,其发奋自励之志,溢于行间。
然必欲找馆出外,此何意也?
不过谓家塾离家太近,容易耽搁,不如出外较清净耳。
然出外从师,则无甚耽搁;若出外教书,其耽搁更甚于家塾矣。
且苟能发奋自立,则家塾可读书,即旷野之地,热闹之场亦可读书,负薪牧豕,皆可读书;苟不能发奋自立,则家塾不宜读书,即清净之乡、神仙之境皆不能读书。
何必择地?
何必择时?
但自问立志之真不真耳!
六弟自怨数奇,余亦深以为然。
然屈于小试辄发牢骚,吾窃笑其志之小,而所忧之不大也。
君子之立志也,有民胞物与之量,有内圣外王之业,而后不忝于父母之生,不愧为天地之完人。
故其为忧也,以不如舜不如周公为忧也,以德不修学不讲为忧也。
是故顽民梗化则忧之,蛮夷猾夏则忧之,小人在位贤才否闭则忧之,匹夫匹妇不被己泽则忧之,所谓悲天命而悯人穷,此君子之所忧也。
若夫一身之屈伸,一家之饥饱,世俗之荣辱得失、贵贱毁誉,君子固不暇忧及此也。
六弟屈于小试,自称数奇,余窃笑其所忧之不大也。
盖人不读书则已,亦即自名曰读书人,则必从事于“大学”。
“大学”
之纲领有三:
明德、新民、止至善,皆我分内事也。
若读书不能体贴到身上去,谓此三项与我身毫不相涉,则读书何用?
虽使能文能诗,博雅自诩,亦只算得识字之牧猪奴耳!
岂得谓之明理有用之人也乎?
朝廷以制艺取士,亦谓其能代圣贤立言,必能明圣贤之理,行圣贤之行,可以居官莅民、整躬率物也。
若以明德、新民为分外事,则虽能文能诗,而于修己治人之道实茫然不讲,朝廷用此等人作官,与用牧猪奴做官何以异哉?
然则既自名为读书人,则“大学”之纲领,皆己身切要之事明矣。
其条目有八,自我观之,其致功之处,则仅二者而已:
曰格物,曰诚意。
格物,致知之事也;诚意,力行之事也。
物者何?
即所谓本末之物也。
身、心、意、知、家、国、天下皆物也,天地万物皆物也,日用常行之事皆物也。
格者,即物而穷其理也。
如事亲定省,物也;究其所以当定省之理,即格物也。
事兄随行,物也;究其所以当随行之理,即格物也。
吾心,物也;究其存心之理,又博究其省察涵养以存心之理,即格物也。
吾身,物也;究其敬身之理,又博究其立齐坐尸以敬身之理,即格物也。
每日所看之书,句句皆物也;切己体察,穷究其理即格物也。
此致知之事也。
所谓诚意者,即其所知而力行之,是不欺也。
知一句便行一句,此力行之事也。
此二者并进,下学在此,上达亦在此。
吾友吴竹如格物工夫颇深,一事一物,皆求其理。
倭艮峰先生则诚意工夫极严,每日有日课册,一日之中一念之差、一事之失、一言一默皆笔之于书。
书皆楷字,三月则订一本。
自乙未年起,今三十本矣。
盖其慎独之严,虽妄念偶动,必即时克治,而著之于书。
故所读之书,句句皆切身之要药。
兹将艮峰先生日课抄三页付归,与诸弟看。
余自十月初一日起亦照艮峰样,每日一念一事,皆写之于册,以便触目克治,亦写楷书。
冯树堂与余同日记起,亦有日课册。
树堂极为虚心,爱我如兄,敬我如师,将来必有所成。
余向来有无恒之弊,自此次写日课本子起,可保终身有恒矣。
盖明师益友,重重夹持,能进不能退也。
本欲抄余日课册付诸弟阅,因今日镜海先生来,要将本子带回去,故不及抄。
十一月有白折差,准抄几页付回也。
余之益友,如倭艮峰之瑟,令人对之肃然。
吴竹如、窦兰泉之精义,一言一事,必求至是。
吴子序、邵蕙西之谈经,深思明辨。
何子贞之谈字,其精妙处,无一不合,其谈诗尤最符契。
子贞深喜吾诗,故吾自十月来已作诗十八首。
兹抄二页,付回与诸弟阅。
冯树堂、陈岱云之立志,汲汲不遑,亦良友也。
镜海先生,吾虽未尝执贽请业,而心已师之矣。
吾每作书与诸弟,不觉其言之长,想诸弟或厌烦难看矣。
然诸弟苟有长信与我,我实乐之,如获至宝。
人固各有性情也。
余自十月初一起记日课,念念欲改过自新。
思从前与小珊有隙,实是一朝之忿,不近人情,即欲登门谢罪。
恰好初九日小珊来拜寿,是夜余即至小珊家久谈。
十三日与岱云合伙,请小珊吃饭。
从此欢笑如初,前隙尽释矣。
金竺虔报满用知县,现住小珊家,喉痛月余,现已全好。
李笔峰在汤家如故。
易莲舫要出门就馆,现亦甚用功,亦学倭艮峰者也。
同乡李石梧已升陕西巡抚。
两大将军皆锁拿解京治罪,拟斩临候。
英夷之事,业已和抚。
去银二千一百万两,又各处让他码头五处。
现在英夷已全退矣。
两江总督牛鉴,亦锁解刑部治罪。
近事大略如此。
容再续书。
兄国藩手具十月二十六日
勉在孝悌上用功
澄侯、叔淳、季洪三弟左右:
五月底连接三月一日、四月十八两次所发家信。
四弟之信,具见真性情,有困心横虑、郁积思通之象。
此事断不可求速效。
求速效必助长,非徒无益,而又害之。
只要日积月累,如愚公之移山,终久必有豁然贯通之候;愈欲速则愈锢蔽矣。
来书往往词不达意,我能深谅其苦。
今人都将学字看错了。
若细读《贤贤易色》一章,则绝大学问即在家庭日用之间。
于孝悌两字上尽一分便是一分学,尽十分便是十分学。
今人读书皆为科名起见,于孝悌伦纪之大,反似与书不相关。
殊不知书上所载的,作文时所代圣贤说的,无非要明白这个道理。
若果事事做得,即笔下说不出何妨!
若事事不能做,并有亏于伦纪之大,即文章说得好,亦只算个名教中之罪人。
贤弟性情真挚,而短于诗文,何不日日在孝悌两字上用功?
《曲礼》、《内则》所说的,句句依他做出,务使祖父母、父母、叔父母无一时不安乐,无一时不顺适;下而兄弟妻子皆蔼然有恩,秩然有序,此真大学问也。
若诗文不好,此小事,不足计;即好极,亦不值一钱。
不知贤弟肯听此语否?
科名之所以可贵者,谓其足以承堂上之欢也,谓禄仕可以养亲也。
今吾已得之矣,即使诸弟不得,亦可以承欢,可以养亲,何必兄弟尽得哉?
贤弟若细思此理,但于孝悌上用功,不于诗文上用功,则诗文不期进而自进矣。
凡作字总须得势,务使一笔可以走千里。
三弟之字,笔笔无势,是以局促不能远纵。
去年曾与九弟说及,想近来已忘之矣。
九弟欲看余白折。
余所写折子甚少,故不付。
大铜尺已经寻得。
付笔回南,目前实无妙便,俟秋间定当付还。
去年所寄牧云信未寄去,但其信前半劝牧云用功,后半劝凌云莫看地,实有道理。
九弟可将其信抄一遍仍交与他,但将纺棉花一段删去可也。
地仙为人主葬,害人一家,丧良心不少,未有不家败人亡者,不可不力阻凌云也。
至于纺棉花之说,如直隶之三河县、灵寿县,无论贫富男妇,人人纺布为生,如我境之耕田为生也。
江南之妇人耕田,犹三河之男人纺布也。
湖南如浏阳之夏布、祁阳之葛布,宜昌之棉布,皆无论贫富男妇,人人依以为业。
此并不足为骇异也。
第风俗难以遽变,必至骇人听闻,不如删去一段为妙。
书不尽言。
兄国藩手草六月初六日
讲事贵乎专之理
四位老弟左右:
正月二十三日接到诸弟信,系腊月十六在省城发,不胜欣慰。
四弟女许朱良四姻伯之孙,兰姊女许贺孝七之子,人家甚好,可贺。
惟蕙妹家颇可虑,亦家运也。
六弟、九弟今年仍读书省城,罗罗山兄处附课甚好。
既在此附课,则不必送诗文与他处看,以明有所专主也。
凡事皆贵专。
求师不专,则受益也不入;求友不专,则博爱而不亲。
心有所专宗,而博观他途以扩其识,亦无不可。
无所专宗,而见异思迁,此眩彼夺,则大不可。
罗山兄甚为刘霞仙、欧晓岑所推服,有杨生(任光)者,亦能道其梗概,则其可为师表明矣,惜吾不得常与居游也,在省用钱,可在家中支用(银三十两则够二弟一年之用矣,亦在吾寄一千两之内)。
予不能别寄与弟也。
我去年十一月二十日到京,彼时无折差回南,至十二月中旬始发信,乃两弟之信骂我糊涂。
何不检点至此!
赵子舟与我同行,曾无一信,其糊涂更何如耶?
余自去年五月底至腊月初未尝接一家信。
我在蜀可写信由京寄家,岂家中信不可由京寄蜀耶?
又将骂何人糊涂耶!
凡动笔不可不检点。
陈尧农先生信至今未接到。
黄仙垣未到京。
家中付物,难于费心,以后一切布线等物,均不必付。
九弟与郑、陈、冯、曹四信,写作俱佳,可喜之至。
六弟与我信字太草率,此关乎一生福分,故不能不告汝也。
四弟写信语太不圆,由于天分,吾不复责。
余容续布,诸惟心照。
兄国藩手草正月二十六日
对宗族姻党宜敬爱之
诸位老弟足下:
十四日发十四号家信,因折弁行急,未作书与诸弟。
十六早接到十一月十二所发信,内父亲一信、四位老弟各一件。
是日午刻又接九月十二所寄信,内父亲及四、六、九弟各一件。
俱悉一切,不胜欣幸。
曹石樵明府待我家甚为有礼,可感之至。
兹寄一信去。
西坤四位,因送项太简,致生嫌隙。
今虽不复形之口角,而其心究不免有觖望。
故特作信寄丹阁叔,使知我家光景亦非甚裕者。
贤弟将此信呈堂上诸大人,以为开诚布公否?
如堂上诸大人执意不肯送去,则不送亦可也。
四弟之诗又有长进,第命意不甚高超,声调不甚响亮。
命意之高,须要透过一层。
如说考试,则须说科名是身外物,不足介怀,则诗意高矣;若说必以得科名为荣,则意浅矣。
举此一端,余可类推。
腔调则以多读诗为主,熟则响矣。
去年树堂所寄之笔,亦我亲手买者。
春光醉目前每支大钱五百文,实不能再寄,汉璧尚可寄,然必明年会试后乃有便人回南,春间不能寄也。
五十读书固好,然不宜以此耽搁自己功课。
女子无才便是德,此语不诬也。
常家欲与我结婚,我所以不顾者,因闻常世兄最好恃父势作威福,衣服鲜明,仆从烜赫,恐其家女子有宦家骄奢习气,乱我家规,诱我拥芎蒙荻=袂偃峄椋⒓孜灏俗秩ィ智沂且胛椅准遥怯氲芪准遥擞锊豢刹幻鞲嬷O偷芑槭拢也桓易髦鳎准椅撕稳纾嘈胂蛲羧Σ槊鳌H舫匝黄蹋蛲虿豢啥裕蝗粑薮耸拢蛱蒙细鞔笕擞氲茏灾髦梢病K胶蔡眯悴耪撸涓缸咏圆灰饲捉以牒庋羧艘嘤兄摺H粢郧祝蛄砬朊饺艘嗫桑芫旁轮牛谧约航幢撞∑哪茏灾糜霉ψ砸剑淘弧爸杖招剐埂保嗽蛭宜唤庹咭病<抑兄拢懿槐毓堋L炱屏俗杂信垂埽樗罅俗杂杏硗豕堋<沂掠刑蒙洗笕斯埽馐掠形夜埽苤话残淖怨芄味眩伪匚势渌眨恐劣谧谧逡龅常蘼鬯胛壹矣邢段尴叮诘鼙仓灰艘桓虐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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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rget="_self">孟子曰“爱人不亲反其仁”,“礼人不答反其敬”。
此刻未理家事,若便多生嫌怨,将来当家立业,岂不个个都是仇人?
古来无与宗族乡党为仇之圣贤,弟辈万不可专责他人也。
十一月信言现看《庄子》并《史记》甚善。
但作事必须有恒,不可谓考试在即,便将未看完之书丢下。
必须从首至尾,句句看完。
若能明年将《史记》看完,则以后看书不可限量,不必问进学与否也。
贤弟论袁诗、论作字亦皆有所见,然空言无益,须多做诗多临帖乃可谈耳。
譬如人欲进京,一步不行,而在家空言进京程途,亦何益哉?
即言之津津,人谁得而信之哉?
九弟之信,所以规劝我者甚切,余览之不觉毛骨悚然。
然我用功,实脚踏实地,不敢一毫欺人?
若如此做去,不作外官,将来道德文章必粗有成就。
上不敢欺天地祖父,下不敢欺诸弟与儿子也。
而省城之闻望日隆,即我亦不知其所自来。
我在京师,惟恐名浮于实,故不先拜一人,不自诩一言,深以过情之闻为耻耳。
来书写大场题及榜信,此间九月早已知之。
惟县考案首前列及进学之人,则至今不知。
诸弟以后写信,于此等小事及近处族戚家光景,务必一一详载。
季弟信亦谦虚可爱,然徒谦亦不好,总要努力前进。
此全在为兄者倡率之。
余他无可取,惟近来日日有恒,可为诸弟倡率。
四弟、六弟纵不欲以有恒自立,独不怕坏季弟之样子乎?
昨十六日卓秉恬拜大学士,陈官俊得协办大学士。
自王中堂死后,隔三年,大学士始放人,亦一奇也。
书不宣尽。
兄国藩手具十二月十八日
遵祖父意祖母不必改葬
澄侯、子植、季洪三弟左右:
二月十一日接到三弟正月初旬手书,俱悉一切。
澄侯以腊月二十三至岳州,余见罗艺皋已知之。
后过湖又阻风,竟走七十余天始到。
人事之难测如此!
吾弟此后又添了阅历工夫矣。
黎樾乔托带之件,当装车时,吾语弟曰:
“此物在大箱旁边恐不妥,弟明日到店,须另安置善地。
”不知弟犹记得我言否?
出门人事事皆须细心。
今既已弄坏,则亦不必过于着急。
盖此事黎樾乔与弟当分任其咎。
两人皆粗心,不得专责弟一人也。
祖大人之病久不见效,兄细思之,恐有火,不宜服热药,盖祖父体赋素强,丁酉之春以服补药之故,竟成大病。
后泽六爷以凉药治好。
此次每日能吃三中碗饭,则火未甚衰,恐医者不察,徒见小便太数,则以为火衰所致,概以热药投之,亦足误事。
兄不明医理,又难遥度,而回忆丁酉年之往事,又闻陶云汀先生为补药所误之说,特书告家中。
望与名医细商,不知有可服凉药之理否?
兄自去年接祖母卜后,即日日思抽身南归。
无如欲为归计,有三难焉:
现在京寓欠帐五百多金,欲归则无钱还帐,而来往途费亦须四百金,甚难措办。
一难也。
不带家眷而归,则恐我在家或有事留住,不能遽还京师,是两头牵扯;如带家眷,则途费更多,家中又无房屋。
二难也。
我一人回家,轻身快马,不过半年可以还京。
第开缺之后,明年恐尚不能补缺,又须在京闲住一年。
三难也。
有此三难,是以踌躇不决。
而梦寐之中,时时想念堂上老人,望诸弟将兄意详告祖父及父母。
如堂上有望我回家之意,则弟书信与我,我概将家眷留在京师,我立即回家。
如堂上老人全无望我归省之意,则我亦不敢轻举妄动。
下次写信,务必详细书堂上各位老人之意。
祖母之葬事既已办得坚固,则不必说及他事。
日前所开山向吉凶之说,亦未可尽信。
山向之说,地理也;祖父有命而子孙从之,天理也。
祖父之意已坚,而为子孙者乃拂违其意,而改卜他处,则祖父一怒,肝气必郁,病势必加,是已大逆天理;虽得吉地,犹将变凶,而况未必吉乎?
自今以后不必再提改葬之说。
或吉或凶,听天由命;即朱尧阶、易敬臣亦不必请他寻地(尧阶二人如看得有妥地,亦不妨买)。
四弟则在家帮父亲、叔父管家事,时时不离祖父左右。
九弟、季弟则专心读书。
只要事事不违天理,则地理之说,可置之不论不议矣。
吾身之癣,春间又发,特不如去岁之甚。
面上颈上则与弟出京时一样,未再发也。
六弟近日颇发愤,早间亦能早起。
纪泽《诗经》尚未读完,现系竹屋教,总多间断,将来必要请一最能专馆之人。
黎樾乔御史报满引见,回原衙门行走。
黄正斋之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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