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张之洞书目问答及其学术源流.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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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张之洞书目问答及其学术源流
论张之洞《书目问答》及其学术源流
郭向东
张之洞(一八七三~一九○九年)直隶南皮(今属河北)人。
清光绪元年,他在四川学政任内,为诸生撰《书目答问》,于光绪二年(1876)写定问世。
《书目答问》是为回答诸生来问“应读何书,书以何本为答”而撰。
它是近百年来流传很广的一部指引治学门径的目录。
研究这部书的主要内容及其学术成就,对于研究中国古籍的目录版本和阅读古书,都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本着“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之旨,对张之洞该书作些探索,以求其体例蕴藏之义。
(一)
张之洞在《书目答问》“略例”中说,该书是随手记录而成,意在便于翻检,不是藏书家目录。
所以不尽沿用前人书目条例。
为了“分别条流,慎择约举,视其性之所近。
各就其部求之。
又于其中详分子目,以便类求。
一类之中,复以义例相近者,使相比附。
再叙时代,令其门径秩然,缓急易见。
凡所著录,并是要典雅记,各适其用,”[1]并希望开列各书,易买易读。
各书选取的标准是“经部举学有家法,实事求是者。
史部举义例雅伤,考证详核者。
子部举近古及有实用者。
集部举最著者”。
为了避免品种过多,内容芜杂。
该“略例”规定。
“凡无用者。
空疏者,偏僻者,淆杂者。
不录;古书为今书所包括者,不录;注译浅陋者,妄人删改者,编刻伪谬者,不录;古人书已无传本,今人书尚未刊行者,不录;旧版旧抄,偶一有之,无从购求者,不录”。
至于各种版本,“多传者,举善本;未见精本举普通本;未见近刻者,举今日现存明本”。
整个书目,即按这个“略例”的要求收录编排。
《书目答问》在分类上,大体依照《四库全书》分经史子集四大部,每部中又分若干类,每类中再分子目。
经部分为正经正义。
包括十三经四书五经合刻本、诸经分刻本、读本,别朝经注经说经本考证,包括易书诗、周礼、仪礼、礼记、三礼总义、乐、春秋左传、公羊传、谷梁传一、论语、孟子、四书、孝经、尔雅、诸经目录文字音义等。
小说包括说文、古文篆隶真各体书,音韵训话等。
上述各类共收书570余种。
史部分为正史,包括二十四史二十一史十七史合刻本、分刻本、注补表谱考证。
编年,包括司马通鉴、别本纪年、纲目、纪事本末、古史,别史。
杂史,包括事实、掌故、琐记、载记、传记、诏令奏议。
地理,包括古今地志、水道、边防、外纪、杂志。
政书,包括历代通志,古今制。
谱录,包括书目、姓名、年谱、名物。
金石,包括金石目录、图录、文字、义例。
史评,包括史法、史律。
上列各类共收书590余种。
子部分为周秦诸子。
儒家、兵家、法家、农家、医家。
天文算法,包括中法、西法、术数,杂家、小说家,释道家,类书等。
该部共收书550余种。
集部首列楚辞,然后是别集。
以时为序,汉魏六朝、唐五代、北宋、南宋、金、元、明、国朝理学家集、考订家集、古文家集等。
总集,内分文选、诗、词、评点等。
该部共收书460余种。
丛书目分为古今人著述所刻丛书与清朝一人著述合刻丛书,共收100余种。
书后附有别目录,包括群书读本、考订、词章初学图书等。
并附清代著述家姓名略。
在目录学领域里,张之洞认为最重要的是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经典释文叙录。
以及旧唐书经籍志、宋史明史艺文志等。
至于文献通考中的经籍考,虽非专书,但提纲掣领相当重要。
另如阮孝绪七录序目、文选注引书目、太平御览引用书目、三国志注引书目等,也很重要。
其余如遂初堂、明文渊阁、焦竑经籍志、菉竹堂、绛云楼、述古堂、敏求记、天一阁、汲古阁、季沧苇浙江采进遗书、文瑞楼、爱日精卢各家书目,内容有详有略,质量有优有劣,都是些藏书家的目录,而不是必须求取的切要书录。
至于书坊汇刻刊行者,亦可收作参考,但其中未经详核详校者,免不了有些芜杂。
张之洞出身科举,治学极为严格,学术根基相当深厚,无论经学、史学、小学以及古代文学等,涉猎颇为广博。
因此,对于目录学的见解是可取的。
在该书史部目录中,收录崇文总目辑释、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四库未收书目提要等。
均注明作者或撰辑者,列明各种版本,如殿本、聚珍本、福本、杭本、大字本等。
指出其中差别,以作选书者参考。
从当时来说,出版事业很不发达,石印铅印出版发行都比较落后,印刷条件极为有限。
大量古籍不得不靠刻版印行。
尽管这样,张之洞高瞻远瞩,十分强调刻书的重要。
他在该书别录之后,附有“劝刻书说”,其中声称,德业学问不足过人者,莫如刊布古籍,如能不惜重费详校精刻,其书可以终古不废。
因此他极力提倡,认为刻书可以“传先哲之精蕴,启后学者困蒙”,对于传播文化、方便学习、开展学术是十分有益的,可以说是终古不泯的善行,张之洞如此认真,用心可谓善矣!
上述经史子集丛书等目,共收书2320余种,品种比较多,分量相当重。
张之洞认为,如能“分类以求,易尚易尽”。
比泛滥无归者还算少的,要人们“当知其约,勿骇其多”。
尽管这样说,这个精选的旧学书目,可以说博约适当,如果就此分类求书,逐一检读,恐怕要毕生勤奋皓首穷经。
因此,治学者应该博览与精读互为配合,有所侧重,有所取舍。
只有这样,才能实事求是,有所借鉴,有所收益。
(二)
《书目答问》体现着张之洞早期的学术思想,即崇儒宗经,维护道统。
如果究其渊源,大致来自三个方面。
其一是源于家庭与教育的影响。
张之洞出身于官宦之家,祖父廷琛,贡生,曾任四库馆腾录、知县等职。
父名瑛,举人,曾任知县、知州、知府。
家教比较严格,一般誉为知礼清正。
张之洞诞生于遵义署内,幼年入读四书五经,聪慧攻读。
用力甚勤。
少年时代,曾受业于丁诵孙学习古文,得益最多。
就吕贤基读经书,受刘书年读小学。
受朱琦读古文学,于遵义府署受韩超读经学与史学。
其授业诸君多为名师,如丁诵孙科举进士,翰林院诗讲。
韩超,官至贵州巡抚。
[2]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与教育的熏陶之下,博闻强记,融会古籍,逐步积累了学识,形成了信奉儒家的正统思想。
其二源于他的科举出身与仕途经历。
张之洞十六岁中举,后进士及第,授翰林院编修,曾任浙江乡试副考官与四川学政,提督学政,要有学术职衔方能充当,任期内与督抚平行。
《书目答问》略例,即署名“四川提督学政侍读衔翰林院编修张之洞”,上述略历,大都是有关文化教育的职务与学术活动。
在翰林院期间,他曾与陈宝琛、张佩伦等结交,以清流文衡评议时政。
以“忠君爱国”为标榜,以“维持名教”为己任,从而博得了清廷的信任和赏识。
其幕僚辜鸿铭,即誉称张氏为“儒臣”。
《书目答问》中反映出来浓厚的崇儒宗经思想,是与作者学官仕途的亲身经历紧密相联的。
其三是当时“经世致用”思想的影响,清朝入主中原,由于自身文化落后,对汉人既歧视又恐惧,为了箝制反满思想,大兴文字之狱,重者株连九族,一案甚至牵涉万人之多。
一些士大夫为了远避祸害,明哲保身,不得不埋头故纸,考据训诂,却也形成了乾嘉考据学派。
其后,西洋侵略势力一再进犯,大清帝国江山震荡,皇朝内部惶恐不安。
因此,对一些知识阶层,采用牢笼政策,或以科举升官,或以参予议政,籍以缓和满汉之争。
太平天国的燎原之势,更是震撼了清廷统治,南国多省兵患,一片混乱不安。
而学术上困守乾嘉考据。
思想上禁锢于伦理道义之章,确实已经于世无益。
张之洞尽管深受儒家影响,也相当重视考证训诂,“汉字所要者二:
一音读训诂,一考据事实。
音训明。
方知此字为何语;考据确,方知此事为何事,此人为何人,此物为何物。
”[3]但是,面对着上述的情势,更认识到经世致用的意义与作用,“若读书者既不明理,又复无用,则亦不劳读书矣。
……士林美质,悉造成材。
上者效用于国家,其次亦不失为端人雅士,非欲驱引人才尽作书蠢也。
”[4]人人都变成了蛀书虫,还有什么用呢?
近代中国,由于帝国主义的疯狂侵略,整个社会处于风雷激荡之中。
两次鸦片战争后,清廷暂得喘息之机。
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运动,被中外反动势力残酷镇压。
英雄们被淹没在血泊之中,由于出现了所谓“同光新政”,张之洞任四川学政时,正当此际,从《书目答问》收书品种中所反映的学术思想看,尽管收录了少数西方新书品种,与历代目录表现出根本的不同,多少隐现着新思想处于催化萌芽之中,但基本上是崇儒宗经、维护道统和忠君爱国、经世致用。
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常常处于形式繁多的质量互变之中。
特别是在形势风云激变之际,考察人事,尤应注意具体分析。
比如,当中法战争时,张之洞出于忠君爱国的热忱。
对异族侵略力主抵抗,积极坚决毫不退让。
他及时组织边防海防,购置枪弹武器,调拨供应后勤物资,起用冯子材老将,不断取得抗法胜利。
为此,清廷以“广西关外以各军屡获大胜,张之洞拨军筹晌,用奏肤功,着赏戴花翎。
”[5]正是因为这样,博得了“天下之望”[6]的赞扬。
张之洞忠君爱国,尽管是忠于封建帝王,爱的是大清帝国,但当异族侵略江山浸血的严重局势下,力主抵抗,保家卫国,符合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是符合爱国主义精神的,这种行为,是和他经世致用的思想联系在一起的。
开始,《书目答问》对应读何书谈的多,对致用方面,虽也有所注意,但分量较少,如对《新译西洋兵书五种》,认为“皆极有用”。
其后,时光前跃,形势变化,张之洞在《书目答问》中所表述的思想观点,也有所发展。
可谓流长演变,诸如兴办书局刻印书籍,成立书院召生授读,发展了更多方面的洋务思想,力主废科举兴学堂等,都是他学术思想的体现。
为了实现刻书广学的宿愿,张之洞在署理两广时成立了广雅书局。
令门人缪荃孙在京访求应刻书籍。
当时计划刊印经学经解、补史考史,以及外国记述有关洋务、海防等方面的新书。
后来书局停办,到了民国初年,书局改为图书馆。
“番禺徐绍荣董理图书馆事,择版式划一者,得一百五十余种,录为《广雅丛书》,[7]关于史学者九十三种,别为史学丛书。
历代目录之学,无论汉志隋志丛目简目,自有体裁义例。
自近代以来,东西方日渐交往。
文化学术交流也日渐增加。
在这样的情况下,《书目答问》收录了有关西方水师海防的兵书,也收录了几何、代数、微积分等数学书籍,介绍虽然肤浅。
但决不意味保守盲目排外,而是择善而以兼收并蓄,从目录学收书的品种变化来说,这确是一次创举。
特别是张之洞署理两广后,广交博识,成立了洋务局专人司事。
对西学西艺,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西政西学,果有益于中国,无损于圣教者,虽于古无微,为之固亦不嫌”。
他认为用古法练兵,用民船抵挡外洋战舰,当然是不行的,认为只以发明火药而自傲,而不加紧制造枪炮,那是自欺,所以主张“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
”如能这样,也不必尽是引经据典,尽去徽之于古人古文。
“如其心圣人之心,行圣人之行,以孝梯忠信为德,以尊主庇民为政,虽朝运汽机,夕驰铁路,无害为圣人之徒也。
”[8]
(三)
《輶轩语》是《书目答问》的姊妹篇。
专讲治学方法,有其可取之处,但科举部分已完全失去意义。
岁月流逝,春华秋实,认识也在提高。
其后,张之洞认为科举制度“不通今古,不切经济,”“久盛而实衰,法久而弊起,”[9]所以极力主张废科举兴学堂。
他提出新教育的精神是因材施教,体用兼备,不可偏废,要点是:
“一曰新旧兼学:
四书五经、中国政治、史学、政事、地图为旧学;西政、西艺、西史为新学。
旧学为体、新学为用。
不使偏废。
二曰政艺兼学:
学校、地理、庋支、赋税、武备、律例、劝工、通商、西政也;算、绘、矿、艺、光、化、电、西艺也。
才识远大而年长者宜西政,心思敏捷而年少者宜西艺。
小学堂先艺而后政。
大、中学堂先政而后艺。
三曰宜教少年:
学算须心力敏者;学图须目力好者;学格制、化学、制造,须颖敏者:
学方言,须口齿清便者;学体操,须气体精壮者”。
[10]
关于新校学制、教学内容、课堂设置,张之洞曾与刘坤一会奏,提出了具体计划。
新学校的体制是:
(一)蒙学。
八岁以上入蒙学,其课程为识字,蒙学歌诀,五经一两部,由绅董自办。
(二)小学校。
由州县官办,学生由十二岁以上入学,习普通学,兼习五经,学会地图及粗浅算法,三年毕业,高等小学校,亦由州县官办,学生十五岁以上入学,课程为经书、策论词章、代数、几何、地图绘法、外国政治学术。
兼学外国一国文字,三年毕业。
(四)中学校。
十八岁高等小学毕业,取为附生者,入中学校,由官府办,习普通学。
有经史、地理、策论词章、公牍书记、文字学、精深算法、航海驶船法、中国历史兵书、外国历史律法、格致等学。
兼习外国一国之语言文字之较深者,。
三年毕业。
(五)高等学校。
由省设立,分十七个专门,为经学、史学、格致、政治、兵事、农学、工学,各认习一门。
人人皆须兼习一国文字。
入学资格以十八岁以上中学毕业者为原则,并另设武备学堂或炮兵学校,及农、工、商、矿专门学校,均为三年毕业。
另如,科举学校合一:
各级学校毕业,自高等学小校以上,均经考试及格,授以科名,文武合一:
各级学校均习兵式体操,加以兵事科目,且准营弃营兵,投考文科学校。
建教合一:
毕业学生,经考试合格,即授之官职,以免学无所用,且可应国家远设所需。
政教合一:
中学以上各级学校,均习政治律法,俾入仕途。
重视职教:
省城有农、工、商、矿等专门学校。
注重实习:
高等各类学校毕业。
无论在局、在营,均见习或实习一年。
[11]
从上列教育体制的具体内容看,张之洞的学术思想,比在《书目答问》中体现的情况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即从单纯的古籍旧学,发展到新旧兼容,中西并蓄。
吸收了西方教育的精华,加上中国的传统。
其中文武、建教的合一,职教、实习的重视,在当时来说,应该承认他是颇有见识的。
正是由于这些主张,他曾将两湖书院改为两湖大学堂,创建了湖北学堂和高等小学校若干所。
同时,将自强学堂改为语言学堂。
“学额一百五十名,择旧班学生品端文优者留学。
学科为英法德俄日五国方言,及地理历史算术公法。
习每国文字者,各三十名,五年毕业,以养成外交人才为主旨。
[10]并选派高才生赴日本学师范、学实业,还创办了学堂应用图书馆。
还奏请专设学务大臣,重订学堂章程,等等。
“其尤要者,则设学堂,停科举,奖游学,皆次第行焉”[10]这对于当时兴办学校教育事业,确实起了积极促进作用。
比以往的崇儒宗经,当然不可同日而语,确实有了明显的进步。
1898年戊戍变法。
维新守旧各执己见,以致帝党后党之间的斗争空前激烈。
先时,张之洞曾赞同并支持变法,列名强学会和资助时务报。
当兹旧学日渐失时,新学日益昌明之际,新旧两派互为争议。
张之洞向有信奉经学儒家为正宗,所以不同意康有为《孔子改制考》的观点。
张素称忠君爱国,赞同君权至上,所以反对梁启超关于民权的言论文章,也就成了必然现象。
为此,他撰成了《劝学篇》,洋洋洒洒数万言,阐述他的观点和主张,他在该书序言中说,“乃规时势,守本末,著论二十四篇以告两湖人士,海内君子与我同志,亦所不隐。
内篇务本以正人心,外篇务通以开风气。
”
当时《劝学篇》呈送清廷,使张之洞曾经赞助变法的活动得以“免议”。
从其内篇的具体情况看,如“同心”说明保国、保教、保种为一义,而贤才众多,则国势自昌。
如“教忠,陈述本朝德泽深厚,欲薄海臣民,咸怀忠良,以保国也。
”如“明纲。
三纲为中国神圣相传之至数。
礼政之原本,人禽之大防,以保教也。
”如“正权”,“辨上下,定民志,斥民权之乱政也。
”[10]这样强调“三纲为中国神圣相传之至教”,当然是不适当的,而“斥民权之乱政”则是错误的。
《劝学篇》的中心思想是“旧学为体,新学为用”,即坚持君主专制的政治制度,借取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以便维护与加强统治,这不仅是学术思想,也是张之洞当时的指导思想。
实际上,正如梁启超所说的那样,叶德辉等撰写《翼教丛编》,将康有为的《孔子改制考》和当时“时务报、湘学报”上的许多文章逐条驳斥,“而张之洞亦著《劝学篇》,旨趣略同。
”[10]正是这样,张之洞站在维护纲常名教坚持封建帝制的立场,成了变法维新运动中的一股逆流。
清代末季,社会环境纷乱多变,反映在学术领域里的活动,也呈现出许多不同情况。
当时士大夫阶层的有识之士,有的创办书院,召生授业,形成了某一学派。
有的刻书校勘,成为收藏若干万卷的藏书家、目录学家。
有的既收藏,又治学,成为名流学者。
张之洞情况不同,他出身书香门第官宦之家,从刻苦读经到科举及第,后进入学官仕途,自奉较为清廉,政绩亦较清明,对文化教育亦有所建树。
他自己说过,“鄙人立身立明之道,无台无阁,(执政皆台之属,言路皆阁之属)无湘无淮,无和无战。
其人忠于国家者,敬之;蠢于国家者,恶之;其事利于国家者,助之;害于国家者,攻之。
中立而不倚,论卑而易行。
当病而止,而不为其太过,奉公而不为身谋,期有济而不求名,此则鄙人之学术也”。
[10]所以“名流文士多趋之。
”时人品论张之洞为“儒臣”,意即既信奉儒家。
又有品德学问。
他先是文官学政,继是督抚重镇。
最终是中枢军政大臣。
而张之洞“任疆寄数十年,及卒,家不增一亩云”。
[10]
综上所述。
《书目答问》是一部精选的古籍书目。
所收多采历代名著,对初学有指导作用。
尽管作者自称“非是著述”。
但具有学术性。
收书时择善而从,增添收入了西方新学品种,是一次很有意义的创举。
因此,该书在近代目录学史上,正处于新旧交织之际,应当肯定它的意义。
其中所列名书,对当前治学文史,仍有参考意义。
商务印书馆1933年出版时,把它列入“国学基本丛书”是有根据的。
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张之洞是一位旧学造诣很深的学者,这不是过誉,也不是偏爱,而是事实。
反映在该书里的学术思想,可谓源远流长,不断演变,有所发展。
其具体内容先是崇儒宗经,维护道统;继而是忠君爱国,经世致用;最后形成了旧学为体。
新学为用。
注释:
[1]张之洞《书目答问》,商务印书馆1925年版第一页。
[2][7]见许同羊编《张文襄公年谱》
[3][4][8][9][10][11][14][16][17]见《张文襄公全集》。
[5]胡钧编《张文襄公年谱》卷二、第十三页。
[6]康有为《戊戍变法》第一三四页。
[7]同注[2]卷三,第五十三页。
[10]张春霆编《张文襄公治郑记》。
第十三页。
[12]《清史稿》张之洞列传。
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四十一册,第一二三八○页。
[13]梁启超著《清代学术概论》第一四一页。
(作者单位:
西北师大)
转自《社科纵横》1996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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