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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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
当代中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
很高兴今天有这个机会和大家讨论一下中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的相关问题。
其实呢,中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这样的提法,是在十六届三中全会以后开始出现在中国共产党的文件和中央领导同志的讲话中的。
那究竟什么叫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
其实我们说的就是社会发展的任何一个阶段都会有着与其他阶段所不同的发展目标、发展需求、发展环境、发展状态等等等等,所有的这一些不同就构成了这一个发展阶段的阶段性特征。
我们现在谈的这个“阶段性特征”,主要定位的是改革开放以来的30年。
所以,今天我们就共同讨论一下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呈现出的一些跟过去既有很大不同又有密切关联的发展特征。
科学认知、深刻把握、正确应对这些发展特征,对于中国社会未来的快速健康持续发展是重大意义的。
一、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社会的变化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些变化究竟体现在哪些方面?
这些变化对中国社会来说意味着什么?
这就是第一部分内容要回答的问题。
我们的观点是,30年的快速发展,让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些变化深刻地改变了中国社会,也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社会发展的路径与方式。
中国社会要想继续往前走,必须审时度势,对已经发生的变化有清醒的认识并且能够积极地去面对。
总体来说,有五个方面的变化应该引起我们的关注和重视。
(一)社会结构日益多元。
所谓社会结构,就是社会中的社会群体在社会中的分布状况。
在改革开放以前啊,中国的社会结构是一个什么状况呢?
当时的中国社会结构是很单一的,约定俗成的说法就是“两个阶级、一个阶层”:
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阶层,而知识分子阶层属于工农阶级的一部分。
所以当时的中国社会说到底就两大阶级,除此之外,没有其他的社会阶层和社会利益群体。
虽然事实上也存在一些其他阶层的残余,但在社会政治领域里是不被予以承认的。
在这样的状况下,只要把工人、农民这两大阶级的事情办好就行了。
而且当时中国社会的经济运行方式是计划经济,在这样的背景下,要想解决两大阶级的生活和发展问题应该说还是比较简单的。
更重要的是,这两个阶级之间没有直接的矛盾和对立,因为他们的利益都是党和国家给的,所以这两个阶级的关系是很密切的。
当时整个中国社会特别强调高度统一,当时中国人的衣服基本上都是蓝颜色的。
外国人到中国来一看,像是蓝色海洋,就说中国人是蓝蚂蚁。
为什么是偏偏叫蓝蚂蚁呢?
大家都知道,蚂蚁就是有高度组织纪律性的。
而当时中国社会的高度组织纪律性恰恰就是来源于社会结构的异常单一。
改革开放20多年后,中国社会一个最明显的特点就是出现了新的社会阶层和社会群体。
2001年江泽民同志在建党80周年座谈会上说,中国社会出现了新的社会阶层和社会群体,比如民营企业家阶层、职业经理人阶层、科技经营者阶层等等。
这个讲话说明了什么问题呢?
这个说法就表明中国共产党已经开始在中央文件上正式承认中国社会出现了新的社会阶层和社会群体。
这个提法出现的意义应该说还是非常重大的。
2002年修改《宪法》的时候,大家也知道,那就是关于“人民”的定义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在2002年之前的《宪法》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民指的是谁呢?
指的就是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等社会主义劳动者和爱国人士。
那到了2002年的《宪法》里面,人民的内涵被扩充为工人、农民等社会主义劳动者和新兴社会阶层等社会主义建设者。
别看只是几个字的差别,但是大家千万不要低估这种说法的背后体现出来的一种变化。
这个提法确定之后呢,中国社会的状态也开始发生了非常微妙的变化。
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前些年东南沿海闹民工荒,这是因为20多年来东南沿海地区农民工的工资水平一直都是很低的。
按理说,一个地区的劳动力价格应该随着这个地区的经济发展得到相应的提升。
而20年来东南沿海地区的发展速度有目共睹那是相当快的,但工人的工资水平却一直提高不起来。
为什么提高不起来呢?
因为东南沿海的那些企业主要都是一些劳动密集型企业,他们的主要竞争优势就是这个廉价的劳动力,如果给工人加了工资,那这些民营企业家的所得的利润就相对减少了。
这种状况如果发生在改革开放以前那是不可想象的,谁敢对工人兄弟不好啊?
你这个企业还想不想办下去啊?
政府一声令下,说加多少你就得加多少。
但是现在我们是在市场经济背景下,那就不可能那样做的了。
因为劳动力的价格也是要接受市场的调节的。
此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那就是政府突然发现自己根本无法再向民营企业家们施加这样的压力了。
因为那些民营企业家会说,啊,这个工人和企业家对你中国共产党来说,对你政府来说,可手心手背都是肉啊!
逆让我们给农民工一月加100块钱,农民工的日子是好过了,可是我们活不下去了呀,怎么办?
虽然从理论上讲,社会主义劳动者和社会主义建设者之间应该是没有根本冲突的,不同阶层可以有机结合、互相融合,但是真的到了具体的经济政治实际中就不再那么简单了。
因为事实上它是有冲突的,甚至个别时候还是比较强烈的冲突。
那面临这些冲突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我觉得只能靠兼顾、靠协调,再也不能搞一刀切、清一色,因为当今社会的社会结构已经是多元化的了,每一个社会阶层也都已经成为了中国社会的有机组成部分。
你看现在大家说“团结”这个词的已经少了,可是说“和谐”这个词的比比皆是,因为照我的理解,团结那是要建立在有着共同利益的基础上,这样大家就可以紧密无间地走到一起;而和谐呢?
和谐是承认每个群体都有着不同的利益,大家彼此之间要互相地磨合,互相地妥协。
(团结和和谐的图片对比)
(二)社会需求逐渐提升。
我们可以说,经济建设是中国改革开放30年以来所取得的最大的成就。
经济建设的伟大成就使得人民群众摆脱了贫困、跨越了温饱,实现了小康,而且现在已经开始向全面小康迈进。
但是在我们刚刚满足于和陶醉于经济建设取得这么重大成就的同时,突然间发现有种我们没有想到的问题出现了,那就是百姓对政府好像越来越不满意了,越来越不买账了,抱怨的情绪越来越大,叫苦的声音越来越响亮。
有一个地方,干群关系一度特别紧张,搞调研的同志就去看看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希望通过调研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结果去了之后才发现,从县委书记到乡镇书记乃至村干部,大家异口同声地说,现在的老百姓都太没有良心了。
调研人员就让乡镇干部找几个最没良心的百姓,想看看他们到底是怎么个没良心法的。
结果那群乡镇干部就有点不乐意了,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觉得这样做是出于不相信干部。
我们都知道,搞调查研究就是应该把涉及到的方方面面的人都了解到才对啊。
面对调研人员的坚持,乡镇干部不好再说什么。
那就找呗,但是他们也有自己的小九九:
如果找一些到外面打过工、见过世面的年轻农民,伶牙俐齿,万一说些不好听的话大家都下不了台。
于是他就净找那些个没出去打过工、没见过世面的老实巴交的老农民,量他也说不出什么来的那一种。
于是,乡镇干部就带着调研人员去见了一个60多岁的老农民,这人一看就是一个很不善表达的人。
但是乡镇干部还是提前给他打起了预防针,对他说,这是中央来的大领导,想问你对我们有什么意见和看法,你有什么想法都可以说。
调研人员感觉有点不太对味,赶紧接上去说,我们就是些老师,来了解了解情况,写写调研报告的,就跟你们村里的教书先生是一样的,这次来就是想跟你聊聊天,你看行吗?
老农说,好啊。
调研人员说,我看你们家的日子过得也还不错,新盖的三间大瓦房,您身上穿的这个棉衣质量也不错,这不都是改革开放给我们带来的实惠吗?
不都是乡镇干部们带领大家勤劳致富得来的吗?
那个老农抬起头来看了调研人员半天,说,是啊,我们现在日子好过了,吃的饱,穿的暖,感谢改革开放,感谢邓小平。
可是你看我们家后院养的那三头猪,每天我喂它们几把谷糠,它们也能吃的很饱;我给它们铺上几捆稻草,它们也能睡的很暖和。
那你说,我这人跟我们家后院的猪有什么区别?
说完这些,老农就什么话也不说了。
这个老农民说的实在不实在?
非常实在!
这人跟猪有什么区别啊?
这个人是有做人的尊严的,有着人类的精神追求、政治追求、文化追求。
根据马斯洛的需求理论,在我们没有吃饱穿暖之前,的确是顾不上这些东西的。
但是吃饱穿暖之后呢,这些就变成了自然而然的需求了。
生理层面的问题好解决,怕就怕心理发生问题,就怕头脑发生问题。
我们经常说,能让中国老百姓吃饱穿暖,这是改革开放所取得的重大成就,而现在的问题是吃饱穿暖之后的下一步应该怎么办?
邓小平同志晚年曾经说过,我们总认为发展慢不行,现在看发展起来之后的问题一点也不比发展慢要少,甚至还要多得多,复杂得多,棘手得多。
我们如何能在老百姓吃饱穿暖、实现经济小康的情况下,满足他们政治小康、文化小康的需求,这才是今天中国社会人民群众的新的要求和愿望。
但是,满足这些新期待对于咱们中国共产党来说还是一项新的挑战和新的任务。
再比如说,过去这些年,我们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有时稀里糊涂的不讲法律、不讲民主,再这样下去是不行的。
现在我们只要一不按照法律来做事情,老百姓就会拿起法律来维护自己的权益。
大家设想一下,在十多年前,我们搞拆迁,有哪个老百姓会拿着《宪法》去捍卫自己的权益啊?
但现在的钉子户是越来越多,钉子户的增加固然对我们搞经济建设的同志来说不是什么好消息,但对于中国社会的健康繁荣发展进步来说,我们应该把它看待成一件好事,因为这说明了我们国家人民群众的法制意识、民主意识正在逐渐地增强。
我国的下一轮发展必须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往前走,所以呢,我们也必须要适应这样的变化,并以此为基础,开展下一步的工作。
(三)社会状态更加开放。
经过了30年的发展,中国的社会是越来越开放,越来越透明。
具体地说,有这样两个特点:
1、中国社会现在的人口流动规模、频率、范围都是空前的。
目前根据相关部门的统计,中国社会有1.5—2亿人是在流动的,这种人员的流动让社会状态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改革开放以前,中国是高度停滞化的社会,一个工人年轻时到一个工厂里做工,可能一辈子都在这个工厂里干下去,直到退休。
也就是说从参加工作的那一天就可以看见是如何退休的了。
当时中国老百姓要想流动那可是真的不容易啊,出门坐个火车都需要开介绍信。
当年文化大革命搞大串联时,外国人看起来好像中国已经内乱了似的,其实中国社会的内部控制依然相当有效,原因就在于户籍制度高度固定化的社会控制模式起的作用。
30年来,人员的流动已经超过了我们的想象。
重庆的一个乡村,这里的支部书记我们支部名义上有25个党员,除了5个65岁以上的党员在家里外,其他的党员都在外边,很多党员的党费都收不上来,他们一会儿在深圳,一会儿在北京,后来连这个支部书记都不知道他们在哪儿。
这种社会人口的流动的确给社会管理带来了巨大的挑战,这种挑战是过去的那种发展模式所难以考虑到的。
2、尽管这种流动性已经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困惑,但是目前来看,压力还不算是太大。
更大的压力其实来自于另外一个变化:
那就是随着现代科技的进步,互联网络的出现,社会啊已经变得越来越透明,越来越公开,资讯的无障碍传播让我们突然发现,今天的社会就像是在一个玻璃罩下。
过去进行社会管理的时候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那就是如果发生了什么负面性的事件,按照过去传统的模式,通常都是先把事情捂住,然后慢慢地在内部进行化解。
这样做的好处就是可以避免由于负面消息的出现而打乱了我们既有的部署以及引发起不必要的社会恐慌。
近两年来,中国社会不断发生贵州翁安、甘肃陇南、湖北石首等群体性事件,这些群体性事件刚刚出现时,《人民日报》、中国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等权威媒体都还没有进行正式报道的时候,但没过两、三天,很多老百姓就通过互联网、手机短信等渠道知道了。
在这样的状况下,也就是说今天的社会已经变得越来越透明了,一旦出现问题靠捂盖子的办法是已经捂不住了。
那在捂不住的状况下,如何适应这种社会的变化并且在此背景下进行社会管理呢?
那我们就必须有新的思路、新的理念啦。
现在我们也已经开始逐渐适应了,是不是?
只要一个地方一发生群体性事件,党报、电台、电视台往往会在第一时间发出声音,因为我们意识到,如果不从正面发出声音,讲述真相,那些稀里糊涂的渠道传播的信息可能会导致更加麻烦的结果。
从过去捂着盖子到现在主动公布,这个改变发生的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
就是社会状态的开放。
中国社会经过30年的发展,社会状态越来越开放,面对这种开放的社会,我们需要是一种开放的心态、开放的理念、开放的行为来继续现在的发展。
(四)发展方式开始转变。
回顾中国社会30年的发展,我们在发展模式上走的是一条“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的发展之路,采取的是一种非均衡发展的战略方式。
这样的发展模式有其历史的必然性,也有一定的经济合理性,并且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但是现在时过境迁,这种发展模式造成的问题就凸现出来了。
1、高投入,认为你只要把钱投下去,这经济发展还能不起来吗?
我们从去年的金融危机就能看出来,金融危机这么大的事儿,国际社会都开始叫苦不迭了,连美国面对金融危机都近乎无可奈何了。
可是我们中国却能做到一枝独秀,那就是因为我们可以投入大笔的资金,4万亿的财政拉动加上10万亿的信贷投资,不管是危机还是疲软,经济都能发展起来。
高投入对于经济发展有着直接的显性效应,但是中国经过这么多年的高投资拉动,发现已经不可能再持续下去了,因为这些年来通过依靠投资拉动经济,投资率已经达到了54%,也就是说接近一半的GDP是靠钱投下去堆出来的,我们能有多少钱这样堆啊?
在经济发展初期,通过这样的方式搞增长,人们还没有什么异议,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我们知道,不仅要搞经济建设,我搞还需要搞社会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这些也都需要钱,如果都要靠高投入这样的办法来维持增长,就必然会入不敷出,所以说高投入的这种发展模式是一定要改改了。
2、高消耗。
中国地大物博,资源丰富,我们刚开始发展的时候对资源消耗型发展的依赖是很大的,这种粗放型的资源浪费的发展模式导致我国资源消耗过快,现在仅国内资源已经满足不了我国经济增长的需要,但是同步的国际资源也开始告急了。
现今中国到国际市场上去买什么,什么马上就会涨价。
我们差不多把国外的铁矿石给买成天价了。
我们跟澳大利亚铁矿石三巨头谈判,死活谈不下来,为什么谈不下来?
因为人家心里清楚,中国目前的经济发展需要铁矿石,而中国缺乏铁矿石,所以凭什么不卖高价啊?
(参考一下郎咸平的演讲稿)
大家都知道这些年来我们国家的石油资源越来越紧张,现在已经有接近一半的石油要靠进口。
那么我们能不能到海外去买到油气资源,到海外去开采石油呢?
2004年,有一家美国的油气公司要卖,我们的中海油去买,出价也不低,比同时竞标的壳牌和美孚要高出5个点,按理说应该是稳操胜券的,可到最后,美国说,不卖。
不是经济原因,而是政治原因,美国不允许中国有稳定的海外油气资源。
没办法,转过头我们来跟俄罗斯谈判,让俄罗斯的石油管道经过咱们东北,结果从2005年谈到现在,油还没有过来。
所以说高消耗的发展模式已经是很难维持下去了。
3、关于高污染,大家都是有切身体会的。
搞个造纸厂,倒是能换点花花绿绿的钞票,但大管子把废水都排到河里去了。
搞个水泥厂,也能换点钞票,但大烟囱把废气排到空中去了。
结果这些年来经济是增长了,但青山绿水越来越少了,蓝天白云越来越少了。
小时候,抬头还能看到星星眨眼睛,现在抬起头看来看去,能看到星星眨眼睛是都成了一件很稀罕的事情了。
目前,中国有16个城市被国际社会评为已经完全不适应人类生活的地方。
全世界评出25个,我们就独占了16个。
当然这样的评选未必具有权威性,我们中国也不能全盘接受,但一定要记住毕竟无风不起浪啊。
对不对?
我们承认发展经济不可避免地要浪费资源、破坏环境,但是当浪费、破坏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它就会反过来把我们的一切努力全部归零的。
所以这种高污染的发展方式也是不能持续下去。
有同志说,污染怕什么,污染之后咱们可以治理啊,北京不就是很好的例子吗?
北京这两年的空气质量确实不错,北京大气治理的成就简直可以说是前无古人,但大家知道,我们也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的。
如果不改变高污染的发展模式,那最终我们必定会居无定所。
30年来我国经济增长率达到9.8%,为什么这么高?
除了刚才讲的“三高”之外,还有一条原因那就是我们采取了非均衡的发展战略。
由于我国财力物力有限、生产力水平有限,所以我们最终让一部分地区先发展起来,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这些年来我们的城市化发展很快,外国人到北京、上海、深圳这些大城市一看,一个个惊讶地说,你们的城市建设不比美国的纽约和曼哈顿差。
北京的四号线地铁,从目前来看,全世界基本上没有哪一条地铁能跟四号线比,大家也可以从多种渠道了解一下纽约的地铁,呵,那简直不是人坐的地铁。
但常言道,有一利总有一弊。
中国这么巨大的成就来源于这些年来我们把大量的财力、物力都集中在了城市,这同时就意味着中国还有庞大的地域会失掉他们原本应该拥有的营养。
有外国人到我国西部跑了一圈之后说,中国要崩溃了,中国农村那哪是人呆的地方啊?
外国人虽有造谣之心,但同样也是无风不起浪啊。
(纽约地铁的图片)
中国的城乡二元差距现在是越来越大了。
坦率地讲,中国的城乡二元格局是计划经济时就已经奠定了,但城乡二元差距却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大过。
中国农村占中国国土面积的绝大多数,中国农民占中国人口的绝大多数,如果我们的发展只是让少部分地区和少部分人获得了超常规的收益,而让更大部分地区和更大多数人得不到应有的发展,跟不上发展的步伐,那么这样的发展是否具有合法性?
是否具有说服力?
我们已经意识到今天的中国如果再按照这种非均衡的发展方式往下走,将会造成城乡严重对立。
(宫旺空间图片)
总的来讲,经过这30年的发展,我们已经意识到我们既有的发展方式已经非改不可了,再也不能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非均衡发展了,因为这样下去是支撑不了多久的。
(五)发展环境更加复杂。
中国改革开放30年有个最大的特点,就是中国融入了世界,走向了世界,加入WTO,参与全球化,中国与世界的联系越来越紧密。
当年中国共产党刚刚取得政权时,美国对我们施行的是什么战略啊?
是遏制战略,就是说不跟我们交往,想把我们给困死。
后来我们跟苏联合作,结果没有多久,我们发现这位老大哥老想占我们的便宜。
最后我们只好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了。
关起门来搞建设,就是意味着我们跟世界是隔绝的,世界上发生什么事情跟中国没有关系。
大家如果有兴趣去查看过去的《人民日报》,会有一种很新鲜的感受。
过去,如果说西方国家发生经济危机,我们的《人民日报》虽然不叫幸灾乐祸至少也是兴高采烈地发文说,资本主义又发生经济危机了,这表明帝国主义在一天天烂下去,社会主义会一天天好起来。
根本和咱们就没有什么影响。
但是去年,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之后,美国刚刚打喷嚏,中国就感冒了。
这又说明了什么问题呢?
今天的中国跟世界的联系那已经是越来越紧密了。
这种紧密是好是坏不能一概而论。
我们回顾中国对外开放之初的一些情况是很值得琢磨的。
按道理说,当时的中国跟国际社会隔绝了接近二十年,我们有朋友也都是亚非拉的一些穷朋友。
西方世界对中国的成见很深、矛盾也很深,可是当年中国跟美国建交却出奇地顺利。
为什么?
当年的国际格局是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属于两军对垒,打得是紧锣密鼓,资本主义的代表是美国,社会主义的代表是苏联。
中国也属于社会主义国家,但当时中国已经跟苏联分道扬镳了,如果美国能把中国拉到他这边来,就相当于凭空增加了一股新生力量。
因此,虽然当年中国无论军事力量还是经济实力都不够强大,但中国的倾向能改变美苏之间的微妙平衡。
在这样的状况下,中国跟美国说建交就建交,而且美国是高高兴兴地跟中国建交,美国希望中国参与进来,制衡苏联。
紧接着中国改革开放了,国际社会也随之对中国放开,当年中国想买美国日本的汽车彩电,要多少有多少,日元贷款、美元贷款说来就来。
在那个阶段,中国在国际上走到哪儿都特别受欢迎。
当时中国产品质量并不高,但卖多少,国际社会买多少;三十年后,中国产品的质量越来越高了,价格也越来越便宜了,但国际社会并没有更加欢迎,而是动不动就给我们扣上倾销的帽子。
比如说轮胎特保安啊,关税壁垒的,要多事儿就有多事儿。
现在我们周边国家,包括越南、日本都因为领海问题、资源问题跟我们吵个不停,为什么敢吵?
这跟中国这些年的变化有很大的关系。
美国有一位文化学家在一篇报告里说,一个社会尤其东方社会,不管其体制多么专制,与西方社会有多么的不同,但如果这个社会中的百姓喝着可口可乐、穿着牛仔裤、听着摇滚乐,这个社会与西方社会已经没有多大的不同了。
也就是说,一个社会中人的生活模式、行为观念决定着这个社会的运行状况。
中国社会经过这些年来的发展,强烈的民族意识和为了维护自己民族权利而不惜以身抵命的劲头被逐渐转化了,我不是说这种劲头有多好,但一个社会、一个民族如果没有这样的一种劲头,在国际社会中是得不到尊重的。
中国到国际社会做打工仔是受欢迎的,想跟人平起平坐就不行,这就是中国目前在国际社会中面临的苦恼。
如何在开放中维护国家和民族的利益,我们需要有一种新的战略考虑。
中国改革开放30年,社会结构、社会需求、社会状态、发展方式、国际环境这五个方面都与30年前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如果不能清醒地认识、积极地应对这些变化,不仅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没有可能,甚至已经取得的发展成果都将得而复失。
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大背景下的阶段性特征
社会发展是有阶段性的,比如改革开放30年是社会发展的一个阶段,就社会发展的历史长河来说,它是其中很小的一个片段,这个阶段上面还有更大的阶段,那就是中国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发展相当于从两岁的孩子变成五岁的孩子,尽管五岁的孩子跟两岁的孩子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但依然处于幼年阶段。
这也就是为什么说在看到中国社会变的同时,又必须看到中国社会的不变。
邓小平同志告诉我们,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应该有100年。
现在看来,恐怕还会更长一些。
正因为我国依然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所以我们就必须面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的很多问题,不能因为已经发生了这么多积极的变化,就否定了说我们对目前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这样一个基本的判断。
那这个基本判断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生产力水平依然比较低。
中国目前依然处于工业化的中后期、城市化的初中期、信息化产业化则是刚刚起步。
从中国的科技应用水平和科技发展水平来看,目前咱们中国依然处于下中的这样一个位置上,2008年全国用于基础研究的经费支出大概是200个亿元,全社会研究与试验发展的(R&D)经费是4570个亿元,与国内生产总值(GDP)之比为1.52%,而发达国家的这个比例一般都在3%左右。
这就要求咱们在进行政策的选择和判断时,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我们目前所处的位置,不能去做那些力不能及的事情。
这场金融危机爆发以后国际社会都异口同声地说,金融危机对世界经济打击很厉害,但中国经济没受多大影响,因此中国应该承担更多的责任,帮助世界经济复苏。
可是究竟中国能怎么帮呢?
无非就是让我们多投一点钱,帮助世界把经济发展起来。
这有个专门的名词叫做什么呢?
叫做“捧杀”!
可是大家要知道,中国的钱那可是给世界各国辛苦打工赚来的啊!
对不对?
更有甚者还提出了中国威胁论,简直就是居心叵测啊!
金融危机爆发之后,按照国际经济发展的惯例,尤其是美国经济发展的惯例,美国面对经济衰退,总要通过运作新的产业来刺激经济发展,2000年是互联网产业,2002年是房地产业,最近美国又提出低碳经济。
现在好多人都在跟着喊低碳经济。
所谓低碳经济就是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尽量不要使用那些高排碳的产品和产业,让产业尽可能在低碳状态下运行。
降低二氧化碳的排放量,这对于防止全球变暖是有好处的,从大道理上讲一点错都没有。
问题是要想做到低碳经济,必须得有强大的科技研发实力、强大的低碳经济金融框架以及强大的低碳经济从业人员,美国在这些方面已经做了准备,而以中国目前的社会发展水平、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科技发展水平还是很难达到的。
我们现在应该警惕什么问题呢?
那就是发展低碳经济是必要的,但是我们不能完全按照别人对我们的要求去发展。
因为如果中国贸贸然跟着美国搞低碳经济,不仅力不从心,这个过程还会成为美国社会对全球社会进一步进行技术掠夺和经济掠夺的新手段。
大家可能认为我这么说有点危言耸听,其实刚才的话题换一个角度讲就更明白了。
世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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