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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介词研究综述
汉语介词研究综述
摘要:
本文拟从评析《马氏文通》以来的有关汉语介词的研究入手,从历时的角度,对汉语的介词研究概况做一个系统的梳理,并提出目前介词研究中存在的问题、难点以及解决问题的对策,最后指出新的理论视角下的介词研究情况。
关键词:
汉语介词研究功能综述
引言
介词是汉语中一个重要的词类,其主要的句法功能就是附着于其他词语前面构成介词短语,介词短语主要用作状语,用来介绍跟动作行为或性质状态有关的范围、时间、方式、目的、原因、角色等。
从现有的材料看,汉语的介词在甲骨文时代就已出现了。
但是,真正把介词作为语法学体系中的一个类来进行研究,才不过一百年的时间。
在汉语漫长的发展历程中,介词数量不断增长,有关介词的归属、介词的范围、介词的功能和性质等直到现在仍存在争议,仅以介词的范围研究为例,我们看到的代表性研究有如下一些:
《现代汉语八百词》中收介词(包括兼类的)60个;《现代汉语虚词例释》收介词93个;陈昌来的《介词和介引功能》确定介词为159个。
各家由于确定介词的标准和目的不同,因而收词数量不一,但无疑介词是现代汉语中的封闭性的词类。
自《马氏文通》出版至今的一个世纪里,语法学界的前辈和专家们对介词作了大量的研究,提出了各种观点,有的已成为共识,但有些仍存在争议。
本文拟从评析《马氏文通》入手,以汉语介词研究的发展脉络为主线,系统的划分出介词研究的几个阶段,指出各阶段的代表观点。
意在总结前人的研究状况,指出各阶段研究的成就与不足,以期对汉语介词的研究有一个整体的把握。
一汉语介词研究概况
1.1“介词”与介词体系的构建时期(1898—1935)
汉语介词研究的开始是以《马氏文通》(1898)的出版为标志的。
①《文通》中把“介词”称为“介字”,并写道:
“凡虚字以连实字相关之义,日‘介字’,介字云者,犹为实字之介绍耳。
夫名代诸字,先乎动字者为主次,后乎动字者为宾次。
然而实字相关之义,有出乎主宾两次之外者。
泰西文字,若希腊辣丁,于主宾两次之外,更立四次以尽实字相关之情变,故名代诸字各变六次。
中国文字无变化,乃以介字济其穷。
”“介字习见者,曰“之”,曰‘于’,曰‘以’,曰‘与’,曰‘为”共五个字。
”②《文通》既明确了介词的定义,又注意了汉语介词与西方语言的差异。
章士钊(1907)第一次使用“介词”这一术语。
同时,他还修正了《文通》的介词,区分了所谓的前置词和后置词。
他说“介词者,所以介绍名词、代名词附,以与动词形容词及其他各词相连络者也。
唯以介绍之名词,介词有置于其前者,有置于其后者。
置于前者谓之‘前置介词’,置于后者谓之‘后置介词’。
”章氏还进一步说明了介词的组合,并试图将词和短语区别开来。
来裕询(1920)对介词的定义、性质和功能作了更详细的论述,来氏将介词分为六类,并从词与词之间的关系去看介词,他的这一观点直到今天仍有一定的价值。
刘复的《中国文法通论》(1920)开始对介词作不同处理。
他把汉语的词分为四类:
(1)体实词;
(2)品态词;(3)指明词;(4)形式词。
形式词又分为六种,介词连词合为其中之一。
后人常把介词和连词归为关系词,大概是源于此。
金兆梓的《国文法之研究》(1921)基本上采用了刘复的体系,不过金氏在大类上又拉入了系词,并合称为联系虚字。
陈承泽的《国文法草创》(1922)基本继承了章士钊的观点且有所创新。
陈氏将“介词”又改成了“介字”,并认为应该严格规定介词的范围,他对章氏所立的“后置介词”提出了质疑,对于及物动词转化为介词则更应该严格地加以限制,陈氏看到了介词与动词在语源上的同一关系,又注意到了介词在语法结构中的独立性,他说“夫文中之介字,常有保持其独立性之势,而语中则常有渐趋于他动化之向。
”又说道:
“将来语法中或可废止介字(但留为词源上之参考),而径认为一种之动字,转为便利,亦未可知也。
”这些观点透露出了陈氏废止介词的构想,这实际上是他立足于汉语实际,反对刻意模仿西洋语法的思想的真实体现,这一思想直接成为了今天仍然存在的语法争议的焦点。
杨树达(1923;1930)十分详细地列举了汉语的介词,并认为介词这样的封闭类应该尽举。
黎锦熙(1924)的《新著国语文法》是语法学史上的一部开山性著作,给介词研究带来了新的生机,如果说上述介词的研究还都是以文言文为对象的话,黎氏的《新著》则是第一部研究现代汉语介词的著作。
《新著》接受了《马氏文通》有关介词的学说,又根据现代汉语的特点,对介词进行了归纳和总结,黎氏将介词分为四大类:
(1)时地介词、
(2)因缘介词、(3)方法介词、(4)领摄介词。
黎氏一直持有“词无定类”的观点,且认为,介词大都是由动词转化而来的,因此,他将一些明显是动词的词也归为了介词。
《新著》系统地研究了现代汉语的介词,由于其影响面甚广,其语法思想也为越来越多的人所认可,有关介词的观点也渐为语法学界的人们所接受。
自《马氏文通》问世到《新著国语文法》以及后来杨树达的相关著作对介词的论述。
短短的几十年是汉语语法的模仿阶段,也是汉语介词研究的第一阶段,由于是汉语语法的初创阶段,因此这一阶段的研究印着西洋语法的印迹,而且还有削足适履之嫌,然而草创之功不可抹,正是由于前人的不断探索才有了今天的相应成就。
这一阶段值得一提的便是黎锦熙的《新著国语文法》,这一著作奠定了后来汉语语法的研究方向,直至今日仍有一定的影响。
1.2文法革新问题的讨论与介词体系的重新认识时期(1936—1955)
黎氏《新著》问世后的十几年间,语法学界的各位同仁也开始逐渐赞同黎氏的相关观点,很少有人再持相异的观点。
然而,中国文法革新问题的讨论打破了中国语法学界的这种平静局面。
1938年开始的这次讨论实际上是语法学界对模仿之风盛行的批评的反应,这次讨论的初期的内容主要集中在词类划分的问题上,因此,不同学者对介词的认识也得以表露。
例如,傅东华把连词介词归入系词,又对旧说中的介词作了调整。
这次讨论的后期,有关介词体系的论著纷纷问世,总的来说,后期的讨论主要集中在是否取消“介词”这一术语上。
吕叔湘(1942)的《中国文法要略》就认为应该取消介词,在该著作中,吕先生主张用“关系词”,“关系词”不仅包括了介词和连词,而且属于助词的“之、的、所、者”也包括在“关系词”内。
持取消介词观点的还有王力先生,王力(1944)的《中国语法理论》认为,介词和连词的界限很不容易划清,并坚决反对立“介词”一类,因而主张将介词和连词合称为“联结词”,还将“被”、“把”归为动词。
吕、王两位先生在介词研究方面有很多观点都十分相似,而且还有很多独到的见解,为后来的研究者们提供了很多有益的启示。
这一时期持相同观点的还有赵元任、丁声树等。
当然,也有很多学者是主张立介词这一类的,高名凯(1948)《汉语语法论》中主张立介词一类,高先生注意到了汉语介词的特点,指出了汉西介词的不同,并指明了汉语介动、介连的区别与联系,这对于人们认识介词,正确建立介词的类别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张志公(1952;1953)的《汉语语法常识》里将介词归为虚词,列举了二十六个介词,如“在、当、从”等等。
我们今天仍然将这些词看作介词。
张先生认为介词的功能在于它可以把一个实词连缀在动词或形容词上,表现出某种修饰或补充关系。
他以客观的态度,多用例证说明问题,其相关观点更易被人们所接受。
此外,他把“的、地、得”归入助词,不仅明确了介词的范围,而且对于助词体系的建立也是有益的。
与前面的这些学者相比,廖庶谦(1946)的《口语文法》则走向了另一个极端。
他把“作为次要述语的动词”一概叫做“介词”。
他认为,介词与动词是同源的,一切动词都有变成介词的可能。
作者把介词列成了十八类,其中表空间的七类,表条件的十一类。
由于他把一些动词也硬拉进介词,这就使得动词和介词的界限更模糊了。
但《口语文法》值得一提的是,它把“的、地、得”从介词中排了出去,并将他们归入助词中。
在我们看来,这是正确的,它已为后人所接受。
总结这一阶段的研究特点,我们欣喜地发现,二十年里汉语介词的性质得到了进一步的认识,尽管在相关观点上人们还没有取得一致的认识,但是语法学界的同仁们经过不懈的努力,进一步的解释了介词的性质,为后面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1.3现代汉语介词体系的建立与深化研究时期(1956—80年代末)
1953年开始的,历时两年的关于汉语词类问题的讨论是语法学史上的又一次大事件,这次讨论的焦点集中在汉语有无词类和汉语划分词类的标准是什么。
介词研究的相关问题自然得到了各个方面的注意。
经过两年的争议,大家在一些问题上取得了较为一致的意见,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由张志公主持编定的《暂拟汉语教学语法系统》(1956)的出版明确了介词应单独设为一类,也标志着介词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暂拟汉语教学语法系统》(以下简称《暂拟》)既综合了当时语法学界的相关研究成果,又注意到了现代汉语自身的相关特点,不仅指出了介词与动词的联系,还说明了这两个词类之间的本质区别(如介词没有时态变化,没有重叠形式等)。
《暂拟》把介词独立作为虚词的一类,有利于语法教学,为人们进一步研究介词打下了基础。
总之,在现代汉语语法学史上,《暂拟》第一次实现了教学语法中介词体系的统一,其关于介词的观点成了以后教学和语法研究的正统观点。
这一时期有关介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3.1有关介词类属的争议
介词的类属问题,语法学界一直存在着争议,尽管《暂拟》的出版使得“介词是一个单独的词类”这一观点得到了大多数人的赞同,但是有关介词的范围和介词的归属问题仍有一些人持相异的看法。
黎锦熙、刘世儒的《汉语介词的新体系》(1957)评述了《马氏文通》以来各大家对于介词的不同认识和相关观点,第一次比较全面地、系统地研究了汉语的介词,文章通过大量的材料,帮助人们认识介词、解决介词问题,在汉语语法学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
但是,在一些问题上,又重蹈前人的观点,如将“的、得、地”划分为介词,又引出了新的问题,这是其不足之处。
饶长溶的《试论副动词》(1963)和赵元任的《汉语口语语法》(1968)仍坚持将介词称为“副动词”。
这一时期,人们对于某些词是否应归入介词也还存在着争议,吕冀平(1954)把“使”看作介词,张静后来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论证,在《新编现代汉语》里又坚持这一观点。
后来,张静(1982)进一步地进行了说明,他认为“使”具有“把”、“被”等介词的语法特点,比“在、朝、向”等词的意义更虚,介词特点更鲜明,它应该而且必须划归介词,才能把划分词类的语法特点标准贯彻始终。
张静的这一看法值得我们重视。
1.3.2有关介词的描写
这一时期的不少著作都对介词进行了深入地描写,为后来的介词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主要成就体现在下述两本书中:
吕叔湘主编的《现代汉语八百词》(1981),书中收介词(包括兼类的)共60个。
每条都有例句,每个义项都有简单的说明,并通过例句显示出不同的功能和用法,对介词的描写及其细致,是一本十分重要的著作。
《现代汉语虚词例释》(1982)书中共收介词93条,每一词条都通过一定数量的例句来分析和说明其语法意义和用法,例句大都选用典范的白话文著作或报刊杂志,浅显易懂,是一本很好的工具书。
1.3.3“把”字句和“被”字句的研究
有关一些特殊句式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把”字句和“被”字句的研究上。
李临定《“被”字句》(1980)例举了十种带有“被”的句式,证明“被”字后的名词语并不限于一种引进施事的语义作用。
同一作者的《现代汉语句型》(1986)指出:
“在现代汉语里,‘被’句型表示中性以至褒义,有扩大之势,但还是以表示贬义为常见”。
与此同时,不少学者还对“把”字句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傅雨贤的《“把”字句与“主谓宾”句的转换及其条件》(1981)和詹开第的《“把”字句谓语中动作的方向》(1982)都研究了“把”字所联系的名词语的语法、语义特点。
除此之外,朱德熙的《语法讲义》(1982)对“把”字的研究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他认为,跟“把”字句关系最密切的是受事主语句。
综观这一阶段的介词研究,我们可以发现,介词的研究呈现出了全新的局面,各位学者全方位、多角度地考察了介词的类属、范围以及语法和语义特点,是介词的研究进入了一个全新的世界。
1.4新的理论视角下介词的研究(90年代初—今)
八十年代中期,胡裕树、张斌等人提出了三个平面的语法理论,不少学者在这一理论的指导下研究介词和介词短语,丰富了汉语语法研究的内容。
近年来随着认知语言学、语法化等理论的引入,很多学者从新的角度研究介词,探讨介词的虚化过程和动因,为我们在共时平面上更加深刻地理解汉语语法系统提供了新的视角。
前人的研究是我们继续研究的基础和起点,总结90年代以来的有关研究,我们将本阶段的研究成果归结为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对介词和介词短语的性质和功能的研究;二是对介词虚化的过程和动因的研究。
1.4.1对介词和介词短语的性质和功能的研究
不同的时期,不同的研究者对于介词和介词短语的性质有不同的看法。
历史上,介词曾被称为“联结词”、“关系词”、“副动词”等,不同的名称实际上反映了研究者们对于介词和介词短语性质的认识的不同,有关介词的名称、范围和性质一直以来都存在着争议,但是,介词存在的合理性已经成为大家的共识。
关于介词的功能研究,近年来涌现出了许多代表性的著作和论文,齐沪杨(1995)借鉴格语法的有关术语,认为介词的作用是“赋格”,汉语介词表示了一种格标记。
金昌吉的(1996)的《汉语介词和介词短语》认为介词的核心功能与一般功能之间有一系列的“中间状态”,这些“中间状态”是导致介词兼类问题复杂性的主要原因,作者还将介词的核心功能归结为五点。
周小兵(1997)从传统语法的观点出发,认为介词的主要功能是引出跟动词所指动作行为或形容性质状态有关的对象、施事、受事、时间、原因、目的、根据、范围等。
陈昌来(2002)则从词语个性的角度研究介词,认为现代汉语介词内部存在着个性差异,并从介词的来源、语体色彩、音节、形态等多方面阐述了这些差异,同时还指出,介词的个性差异影响到了介词的搭配、句法分布、语法功能等诸多方面。
1.4.2对介词虚化的过程和动因的研究
现代汉语介词的来源研究一直以来都是研究的热点,近年来随着各种语法理论的引入,研究介词虚化和动因的文章越来越多。
金昌吉(1995)研究了动词后介词的虚化,后来的《汉语介词和介词短语》借鉴了徐通锵“结构的不平衡是变异之源”的观点解释了动词向介词的虚化,并着重指出了应注意虚化过程中的几个原则性问题。
刘丹青(2004)指出介词虚化的源头既有动词,也有名词乃至其它词类,大多数介词还处在由实词向虚词的语法化进程中,完全虚词性的介词还很少,应该指出,这一观点对介词的虚化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启发意义,持相同观点的还有张旺熹(2004)。
作者提出了“非终结性动词”这一概念,并以之为基点阐述了介词衍生的一种可能性。
当然,也有不少的学者从历史的角度阐释介词的虚化过程,如马贝加(2004)以近代汉语为枢纽,系统地研究汉语介词的特点、形成过程及动因,并对一百多个介词分义项考察其历史发展轨迹。
在如何区分动词和介词的问题上,她提出用义素分析、语义结构分析及次类比较三种方法。
综观90年代以来的介词研究,可以发现,语法学者在不同的理论背景下对介词的虚化以及虚化动因做出了不同的解释,这些研究有利于我们更加深刻地理解汉语介词的体系。
而刘丹青、张旺熹等学者的研究具有方法论意义,应当引起我们的重视。
二介词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与难点
自《马氏文通》以来,介词研究一直都是汉语研究中的一个热点,上述内容我们对各个历史时期的介词研究进行了一个梳理,同时,我们也必须指出,现阶段现代汉语介词研究中所存在的难点以及需要解决的问题。
2.1缺乏全面考察的视角
不可否认,现代汉语的介词研究取得了累累硕果,但是很多人往往只从定义出发,不注意深入细致地调查分析,支持论点的例证绝大多数是研究者自行构拟的,以致于以偏概全,如在进行介词描写时,由于介词可以分出若干小类,有的人在讲甲类时举两个例子,讲乙类时再找两个例子,以此适应自己的框框。
根据这种例子得出的推断也就必然会打折扣,只能局限于已定文本中,无法全面的反映语言的真实规律。
2.2缺乏对汉语语法理论性的思考
现代汉语的语法研究一直有这样的偏见,大家认为对于语法史研究来说,语法的理论体系不是重要的,语法演变的事实才是重要的。
历史语法研究的深入发展使人们意识到,语法的理论体系是语法史研究的指针,好的语法理论体系可以使我们观察到更多的语法演变事实,并有助于对语法的演变作出合理的解释。
现代汉语更注重从西方语
言学的各种流派中吸取有用的理论和方法,在新的理论视角下加强对汉语本身特点的探求。
相对而言,汉语语法史的研究者对普通语言学和现代汉语语法的进展不很注意,在汉语语法史的研究中,理论思考也比较欠缺,因而对汉语语法演变规律的探求也还做得不够,这对整个汉语的研究和语言学理论的研究都是不利的。
对于汉语特点和汉语演变规律的探求,仅仅靠现代汉语的研究也是不够的,有不少问题,都是需要把汉语的现状和汉语的发展历史结合起来才能做出正确的回答。
所以汉语语法史的研究者务必要调整自己的研究视角,广泛地采纳多种研究方法来面对不同性质的汉语语法事实,在继续注重历史语法描写研究的基础上,同时注重理论,寻求解释。
2.3介词研究尚待解决的问题
汉语介词是一个比较复杂的类。
自《马氏文通》第一次提出“介字”、章士钊第一次使用“介词”这一术语以来,语法学界对于介词的性质、范围、语法特点和功能就一直存在着争议,我们仍认为汉语语法学的介词体系还没有成熟,我们还要继续探讨介词的性质,具体来讲,可以有以下几个方面:
(1)介词的全面描写;
(2)介词在句中的功能;(3)介词与其它词的组合关系;(4)介词在各种组合中的语法和语义关系;(5)介词的区别性特征;(6)介词构成的句式等。
③
三结语及其他
自《马氏文通》出版以来,一百年来,介词的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研究。
众所周知,介词是一个封闭的类,我们完全有可能将介词进行一个一个的研究、归纳,最后得出结论;我们也可以结合汉语语法史的研究以及西方的语言学理论对介词进行横向和纵向的研究和对比;我们还可以从语言事实出发,探索介词研究的理论和方法。
近年来,不少学者开始以新的语法理论为指导,角度不可谓不新颖,不少学者曾对介词研究进行过述评,本文在前人总结的基础之上,结合近年来所发表的著作和论文,对汉语介词的研究进行一个大致的梳理,以期对介词的研究有一个大致的了解,以求进一步推进其研究。
注释:
①汉语语法学史上,“介词”这一术语有多种名称,本文按照语法学界通行的做法,在文章中除特殊情况外,一律称为“介词”。
②本节所引内容均来自《马氏文通》(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
③参见《汉语介词研究述评》(郭熙,徐州师范学院学报,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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