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俄两国早期工业化道路比较.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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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俄两国早期工业化道路比较

中俄两国早期工业化道路比较

[关键词]早期工业化；差距；差异；经验教训

[摘要]19世纪50、60年代，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尚未占优势的情况下，俄中两国先后启动了工业化。

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俄国工业化成就斐然，成为世界五大工业强国之一，而中国工业化成效甚微，与俄国存在着巨大的差距。

造成如此结局的原因也许有很多，但两国工业化道路的差异应是其中的重要因素。

中国工业化以军事工业起步，俄国以纺织工业为先导；中国政府不扶植私人工业发展，对私人企业横加摧残盘剥，俄国积极扶植私人企业发展，且利用外资，官民并举；中国政府不重视铁路建设，俄国以铁路建设为龙头，带动其他各业发展；中国政治改革滞后，工业化与政治近代化脱节，俄国政治改革紧随其后，与工业化紧密相联，产生了良好的促进作用。

[中图分类号]K512．4；K25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583-0214（2005）08-0111-07

AComparisonofEarlyIndustrializationRoads

betweenChinaandRussia

ZHAOShi-guo1LIUZi-qiang2

（1.CollegeofHistoryandCulture,HunanNormaluniversity,Changsha410081,Hunan;

2.CollegeofHistoryandCulture,XiangtanUniversity,Xiangtan411105,Hunan,China）

KeyWords:

earlyindustrialization;disparityldifferencetexperienceandlessons.

Abstract:

Inthefiftiesandsixtiesofthe19thcentury,underthecircumstanceswhenthecapitalistproductionrelationshadnotyetoccupiedadominantposition,bothRussiaandChinastartedindustrializationsuccessively.OntheeveoftheFirstWorldWar,Russia'sachievementswereremarkable,andRussiabecameoneofthefivemajorindustriallypowerfulcoun-triesintheworld,butChina'sindustrializationachievedverylittle,andexistedenormousdisparitywiththatofRussianindustrialization.Theremaybemanyfactorsteadingtoit,butthedifferencesoftwocountries'industrialization'sroadsshouldbeanimportantfactoramongthem.

工业化是指机器大工业在国民经济中发展并取得优势地位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不断脱离农业占主导地位的经济结构的转变过程，即农业在国民收入和就业中的份额下降，制造业和服务业份额上升”的过程。

[1]（p9～10）工业化的结果是：

“工业在国民生产中处于一种支配的地位，它不仅包括工业的机械化和现代化，而且也包括农业的机械化和现代化。

”[2]（p101）

工业化是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对中、俄两国的现代化或工业化问题，我国学者已有很多重要研究成果。

①这些论著、论文主要从中国或者俄国的角度对该国的现代化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而对中俄两国早期现代化道路进行专门的比较研究却不多见。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关于中国早期现代化（工业化）研究已有成果，主要论著有：

章开沅、罗福惠：

《比较中的审视：

中国早期现代化研究》，罗荣渠：

《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延误——一项比较现代化研究》、《中国现代化历程的探索》（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许纪霖、陈达凯：

《中国现代化史：

1800～1949》；吴承明：

《中国的现代化：

市场与社会》；虞和平：

《中国现代化历程》等。

主要论文有：

刘伟：

《洋务官商体制与中国早期工业化》（《华中师大学报》1995年第4期）；周积明：

《清政府在中国早期工业化进程中的作用》（《史学月刊》1996年第2期）、《中国早期现代化进程中中央与地方的冲突》（《湖北大学成人教育学院学报》1999年第4期）、《中国早期现代化进程中的若干冲突论析》（《学术月刊》1999年第9期）；张乐和：

《中国早期工业化运动的历史局限》（《长江论坛》1997年第1期），王玉茹：

《中国近代政府行为的特征及其对国家工业化的影响》（《南开经济研究》2000年第1期）；唐贤兴、卢向国、牛纪伟：

《晚清政府贫困化与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受挫》（《文史哲》1998年第2期）；俞祖华、季翠兰：

《关于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几个问题》（《烟台师范学院学报》1998年第4期）；杨丽英、李淑明、杨云娟：

《中国早期现代化评议》（《史学集刊》1998年第4期）；严立贤：

《略论近代中国工业化的农业条件》（《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3期），戴玉琴：

《清末新政与中国早期现代化的进程》（《南京社会科学》1999年第6期）等。

关于俄国早期现代化（工业化）研究已有之成果，主要论著有：

刘祖熙；《改革与革命——俄国现代化研究（1861～1917）》；张建华：

《俄国现代化道路研究》；姜德昌、夏景才：

《资本主义现代化比较研究》；丁建弘：

《发达国家的现代化道路》（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等。

主要论文有张广翔：

《外国资本与俄国工业化》（《历史研究》1995年第6期）、《从文明角度看俄国和日本的现代化》（《东北亚论坛》1994年第3期）、《19世纪俄国工业革命的前提——俄国工业化道路研究之一》（《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4年第3期）、《19世纪俄国工业革命的发端——俄国工业化道路研究之二》（《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5年第2期）、《19世纪俄国工业革命的特点——俄国工业化道路研究之三》（《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6年第2期）；白术礼：

《试论近代俄国铁路网的发展》（《世界历史》1993年第1期）；赵士国：

《论俄国早期现代化》（《世界历史》1999年第6期）；雷丽平：

《俄国现代化的几个问题》（《西伯利亚研究92002年第6期》等。

中国和俄国同处欧亚大陆，互相接壤，且同为地广人众之大国，在工业化开始前均属经济文化都很落后的国家。

19世纪50～60年代，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尚未占优势的情况下，俄、中两国先后启动了工业化。

半个世纪过去后，俄国工业化成就斐然，已跻身于世界五大工业强国之列。

至1913年，俄国在石油开采方面居世界第二位，在棉花消费方面居第三位，在机器生产和钢产量方面居第四位，在煤产量方面居第五位。

曾任俄国财政大臣的维特伯爵于1911年写道：

“俄国现在已经拥有可观的发达的工业，毫无疑问，将越来越朝这个方向前进。

”[3]（P24）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这一时期中国工业化成效甚微。

由于没有可靠的历史统计资料，笔者很难说出20世纪初中国主要工业产品在世界上的排名情况，但从中国近代经济史专家的论述中，却能清楚地知道其落后地位。

“1887年以前，我国近代工业虽然已经出现，但其产值在国民生产中的地位可以忽略不计……1887年后，经过27年（即到1914年——笔者注）的发展，我国近代工矿交通业的产值只达到2．9亿元（1936年币值），在全部工农业生产中的比重不足2％。

”[4]（p184）由此可见，中、俄两国在工业化水平上存在着巨大的差距。

造成如此结局的原因有很多，但两国在工业化道路上的差异应是其中最重要的因素。

1861年改革是沙皇以国家的名义进行的自上而下的改革，由于它客观上为俄国资本主义发展提供了必要的自由劳动力国内市场和资金，致使俄国工业迅速增长，工业革命进程加快，工业领域的主要部门出现了大机器逐渐排挤手工领导的现象。

时间

企业数

工人数（人）

产值（千卢布）

1860年

99

11600

7954

1879年

187

42000

51937

在19世纪60～70年代，俄国机器制造业有了很大的发展。

机器制造业是制造工作“母机”的工业，它的发展必然推动俄国工业乃至整个经济的发展。

改革后俄国工业的发展水平虽然远远落后于西欧，但对其落后的基础来说发展速度明显加快。

一般认为，俄国在19世纪80年代基本完成工业革命，90年代工业高涨，生产大幅度增长，许多部门的产量出现几倍、几十倍的增加。

重工业和铁路运输业发展最为迅速。

经济的发展导致了工业中心的形成，除老的工业中心圣彼得堡、莫斯科外，出现了一些新的工业区，顿巴斯是煤炭业、冶金工业区，巴库是石油工业区等。

（1）各国近代化发展的史实。

1500年以来的历史，是人类由分散隔绝状态进入整体发展的一体化过程，其主线是近代化（或工业文明）。

但是在此进程中不同地区表现出很大的差异性和多样性。

一般认为，真正意义上的近代化的开始于17世纪40年代到18世纪晚期。

这一时期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出现了新变化，资产阶级革命推出了英国、法国、美国等早期资本主义国家，率先开始了近代化进程。

政治上：

英、法、美资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资产阶级掌握了国家政权；经济上：

手工工场（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英国开始工业革命；文化上：

近代自然科学兴起，资产阶级启蒙思想活跃。

19世纪中期以后，更多的国家迈入近代化行列，这些国家可分为两类。

一类如德、意、日等国，这些国家都有浓重的封建专制传统，起步晚而发展快，最需要海外殖民地，同时，这些国家内部资源、市场有限，所以在急剧膨胀的近代经济发展中，走了一条向外扩张的发展之路，军国主义倾向十分明显。

俄国属于另一类型，它虽然也有浓厚的封建专制色彩，相对落后，但国土广阔，内部资源、市场潜力较大，这促使俄国的近代化更多取决于内部发展和建设。

（2）改革对俄国近代化的影响。

经济现代化：

农奴制废除为资本主义发展提供了必要劳动力、资金和市场，俄国走上了迅速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

随着工业革命的推进，俄国工业生产大幅度增长，农村中资本主义的成分也得到增长。

政治近代化：

在政治体制方面上作了比较深层的改革，建立了地方和城市的自治机构。

在司法制度方面，参照西方的司法制度，进行了改革。

改革使政治上一向专制独裁的俄国也出现了一些民主化的气息。

军事近代化：

实行普遍义务兵役制，建立西方式的军事管理机构。

教育近代化：

鼓励社会和私人办学，扩大大学自主权，允许引进西方书籍。

思想近代化：

西方资产阶级的思想和统治方式开始传入俄国，越来越多的俄国人看到了差距，变革的愿望日益强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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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政治体制的变革

1870年6月18日，亚历山大二世批准了《城市条例》，根据这个条例，废除等级原则，建立无等级的城市自治机关，凡年满25岁的纳税公民都有权参加城市自治，这就扩大了沙皇专制统治的阶级基础。

设立城市杜马（议会），城市杜马代表的选举按财产资格进行，保证大资产阶级在城市杜马的优势。

城市杜马由参政院直接管辖，且要受省长监督。

城市杜马的权限仅限于纯经济问题，主要管理市政建设、国民教育、公共卫生、社会救济、福利保险、交通财政、报刊印刷等方面。

（2）司法制度的改革。

亚历山大二世认为，废除农奴制使原来的等级法院无法再存在了，必须改造以适应新的形势。

1864年11月，亚历山大二世批准了新的《司法章程》。

新章程规定了无等级审判，原告和被告的律师进行公开辩论，实行审判的公开性，保证法官的独立性等。

（3）军事、教育方面的改革措施。

亚历山大二世意识到，克里米亚战争暴露了沙俄帝国军队的许多弊病，如军事机构重叠、庞杂；装备落后，战术陈旧；军官指挥无能，士兵地位低下，没有能动性，必须进行军事改革。

军事改革内容主要包括：

提高士兵的地位，废除对士兵的体罚，缩短服兵役的期限；在全国成立15个军区，直接受陆军部管理；炮兵、近卫军、工程兵、作战军和军事院校转归陆军部管辖，结束政出多门的现象；加强对军官的培训，高等军事学院培养高级军官，士官学校培养军事工程专门人才；实行普遍义务兵役制，男性居民不分财产多少，均应服兵役，陆军现役6年，预备役9年，海军现役7年，预备役3年，现役和预备役期满人员编入人民军，直到40岁；军官仍尽量选用贵族。

1863年6月，亚历山大二世批准了国务会议提交的《大学章程》，规定大学校长、系主任由教授选举产生，经教育部批准任用。

教授委员会有权独立解决教学、科研和人员聘用等重大问题。

一年多以后，又颁布了《中学章程》。

根据这个章程，中学分为古典中学和实科中学两类。

古典中学学习希腊语和拉丁语，毕业后进入大学学习。

实科中学着重学习数学和自然科学，毕业后进入高等技术学校学习。

（4）政治改革的成果。

政治改革使一向专制独裁的俄国出现了一些民主化的气息，沙皇专制政权逐渐成为俄国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的联合专政。

虽然亚历山大二世改革的主观目的是为了维护沙皇专制政权，但客观上确实促进了俄国社会从封建农奴制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转变。

同时，改革使西方资产阶级的思想和统治方法开始传入俄国，越来越多的俄国人看到了沙皇统治下的俄国同资本主义国家的差距，变革愿望越来越强烈，俄国出现了人思想观念的近代化。

一两国在工业化起步方面的差异

中国工业化以军事工业起步，它是受西方资本主义入侵影响，沦为半殖民地危机过程中的统治者用以自救的产物。

俄国工业化以纺织工业为先导，它是原有资本主义手工工场向大机器工业发展的一种自然过渡，是资本主义经济因素自然发展的结果。

1840年，随着隆隆的鸦片战争的炮声，中国的大门洞开，令国人大为震惊。

继英国之后，法、日、美、德等西方列强接踵而至，中国在半殖民地化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中国遭遇了“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此强敌已无法与昔日之倭寇相比拟。

他们能够制造和利用“瞬息千里”的轮船，“工力百倍”的军器，“无坚不摧的炮弹”，以及其他精锐的军事装备。

[5]不过，当鸦片战争的炮声刚刚逝去的时候，一向以天朝自居的清朝统治者尚不承认失败．1842年，时任两江总督裕谦幕僚的魏源提出当在广东建立国防工业的建议。

他说：

“宜师夷长技以制夷。

夷之长技有三：

一、战舰；二、火器；三、养兵练兵之法。

……请于广东虎门外之沙角、大角二处，置造船厂一，火器局一。

……尽得西人之长技，为中国之长技。

”[6]但是，魏源的建议当时未为朝廷所采纳。

19世纪50年代，太平天国农民战争风起云涌，60年代即已占领中国半壁河山，内忧外患严重威胁着清政府的统治。

此时。

朝野上下才开始感觉到有利用西洋轮船和枪炮的迫切需要。

1861年，新任两江总督不久的曾国藩上奏朝廷，称：

“轮船之速，洋炮之远，在英、法则夸其所独有，在中华则震于所罕见。

若能陆续购买，据为己物，在中华则见惯不惊，在英、法亦渐失其所恃。

”[7]次年，曾氏更提出了自己制造的主张，他说：

“欲制夷人……欲求自强之前……以学作炸炮，学造轮舟等具，为下手工夫。

但使彼之所长，我皆有之。

顺则报德，有其具；逆则报怨，亦有其具。

”[8]曾国藩的主张得到了李鸿章等人的响应，并得到奕沂等执政大臣的支持。

于是，为着“近之剿办长江逆匪，远之备御外侮”[9]（p34）的目的，清政府开始创办近代军用工业。

1861年，曾国藩首建安庆军械所，仿制洋枪洋炮，但以手工方式生产。

从1863年开始，李鸿章在秦淮开办了3个洋炮局，亦用手工制造。

1865年，李氏又在上海成立江南制造局。

接着，天津机器制造局、金陵制造局、福州船政局、汉阳枪炮厂，以及广东、湖南、四川、山东等省的机器局或制造局相继建立。

这些制造局均采用西洋机器来制造军火或军舰兵船等。

洋务派之创办军工企业，标志着中国工业化的开始。

19世纪上半期，俄国封建农奴制的危机日益加深。

工业日益同农业分离，地区性生产专门化，社会劳动分工加强等，进一步扩大了国内市场。

在农民中，有越来越多的人放弃农业而外出打工或经商。

1848～1850年间给农民发放的一年或半年期通行证或护照每年达100．2万张，此外还有200万张短期凭证，[10]（p35）而当时农村劳动力总共约3000多万。

在市场经济大潮涌来之时，还出现了许多村庄全不务农的现象，“农民”等级中的“边缘人”不断增多，如“农民工人”、“商农”、“农民企业家”以及更多的“离土不离乡”的就地脱离农业的农民。

1845年，商农已占全部经商人口的44．2％，仅在莫斯科省市区经商农民就已多达5563人。

[10]（p150～151）有的农民企业家因经营工厂与作坊或商店而富甲一方，如莫罗佐夫家族、格拉齐夫家族、布特里莫夫家族等，当时已闻名全俄。

一些失去土地的农民大批地拥进资本主义手工工场。

渐渐地，使用雇佣劳动的资本主义手工工场成为社会生产的主导形式，并一步步地向机器生产的工厂制迈进。

如同西方其他国家一样，俄国也是以新兴的棉纺工业为先导而启动工业化的。

这一时期俄国的棉纺工业因大量采用雇佣劳动，且拥有广阔的国内市场和资本周转迅速的特点，率先使用机器生产。

在纺织工业中心莫斯科，早在1808年就设立了第一家机械化的私人棉纱企业．1812年莫斯科有11家机械化棉纱企业，780台纺纱机。

1812年俄法战争期间，这批企业变成了一片废墟，此后经若干年才慢慢复苏。

19世纪40年代，进入了棉纺工业工厂生产的决定性时期。

从1843年起，俄国每年增加几个棉纺厂。

1843年就有59个，拥有32．4万纱锭，生产32．5万普特棉纱．到1847年，棉纺厂增加到64个，纱锭达76．53万个。

资本主义企业在其中占有绝对的优势。

[11]（p94）

与纺纱密切相关的织布业的机械化随之发展起来。

1846年，工厂主波波夫在弗拉基米尔省舒耶城建立了第一个机械化织布工厂，拥有织布机108台。

1851年后，织布机增加到150台。

这是棉织工业机械化的初始阶段。

俄国最初的纺纱机和织布机是靠水力、畜力或人力来推动的，后来逐渐地用蒸汽机做动力。

1830年彼得堡和莫斯科的棉织工厂有60％的机械纱锭由蒸汽机带动。

1820年时，彼得堡工厂主别尔达的机器制造厂，年产10台蒸汽机。

1825～1827年，彼得堡铸造和机械工厂（即后来的普梯洛夫工厂）开始制造出蒸汽发动机。

1820～1850年间，奥卡河畔的维克松斯基制铁工厂生产84台蒸汽机，总功率为3200马力，主要为纺织工厂的订货而生产。

[11]（p95）棉纺工业成为率先使用蒸汽机并占有优势地位的工业部门。

到1853年，在俄国中部地区（主要指莫斯科省和弗拉基米尔省），棉纺织业中使用的蒸汽机容量已占到该地区所有工业部门蒸汽机容量的90．8％。

[12]（p96）1839～1859年间莫斯科省棉纺业的蒸汽机容量从343马力增加到1705马力，弗拉基米尔省棉纺业蒸汽机容量从118马力增加到1290马力。

1843年，俄国的机械化纱锭为35万，1853年即达到100万。

[13]（p67）

随着棉纺工业的机械化，毛纺工业、亚麻布工业和制丝工业也随之开始了机械化进程。

19世纪50年代，俄国铁路建筑开始，轮船业发展，与此相适应，机器制造业应运而生。

俄国工业化阔步启程。

二两国政府在工业发展政策方面的差异

二两国政府在工业发展政策方面的差异

中国清政府不扶植私人工业发展，对私人企业横加摧残盘剥，“官利”制度导致工业资金困难，政府于是采用“官督商办”和“官商合办”形式，但这类形式实际上还是“官办”，官办企业经营腐败，结果均以失败告终．俄国沙皇政府积极扶植私人企业的发展，又加利用外资，工业资金相对较足，工业化进展迅速。

中国在开始实行工业化时，国内条件尚不成熟，由于人口增长快，人均收入水平低和储蓄率低，所以积累的资金不足。

又由于金融机构不健全和金融市场不发达，所以投资不振。

工业资金不足，工业化备感困难，因此必须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性，其中尤应调动私人办工业的积极性．现代产权经济学认为，私有财产制度的形成是经济增长的条件。

一般说来，私有产权比公有或国有产权的效率高，交易费用低。

[14]（p65）

在传统的中国社会，私人工商业不活跃，更谈不上发达。

因为中国的官僚集团对待工商业的基本态度是在微观层面上参与经济活动，并利用特权实行垄断经营，牟取超额利润，而在宏观层面上，国家历来实行限制私营工商业的政策，宣传农本商末，重农抑商。

到了19世纪后期，国家对工商业垄断经营的传统又在洋务运动中得到继承，国家资本排斥私人资本，对私人兴办近代企业横加摧残，极力压制。

直到19世纪末，私人资本虽产生并已发展数十年，却始终未能获得清政府法律上的承认和保障。

各省督抚大吏和各级官府可随意禁止所属地区的商人创办新企业。

在湖北兴办铁厂时，盛宣怀向时任湖北总督的张之洞建言：

“先招集商股，不足则官助之”，并提出“招集华商股银80万两作为正本”，但为张断然拒绝。

[15]（p17）织布局在湖北开织以后，曾有绅商呈请集款承领采购棉花、销售纱布，候选同知仇时化即打算集资6000两白银附于官局，张之洞则声称，“布局需棉，应由局自行收买，不准外人干预”，并宣布：

“如再有妄行呈请者”，“断不准行”。

中国近代工业兴起时，封建的土地关系依然在农村占优势。

地租、商业收入和高利贷利息都很高，因而当时一部分官僚、地主、买办、商人的财富并不都转化为工业资本，而是从事于购买地产，经营商业和高利贷剥削。

为了保证财富的积累，投资工厂者往往谋求有保证的利益，所谓“官利”制度就是适应这种要求而产生的。

按照此制，每当企业筹办之初，都要做出不论企业盈亏都要支付“官利”的规定，否则投资者将不提供资本。

如1872年夏，李鸿章令浙江漕运局总办海运委员朱其昂拟章试办轮船招商局，拨借直隶练饷局存款20万串，作为官借资本，同时规定“存期三年，年利7厘，公家只取官利，不负盈亏责任”。

在工厂未开工之前，要靠股金来支付官利；在工厂已开工而有亏损时，也要靠股金或借贷来支付官利。

工厂年终结账，要先派官利，然后才结算营业利益．这种奇特的经营管理制度，严重地影响了企业资本的周转。

而且，官利很高，一般为7％～8％，甚至高达10％。

[16]（p1011）这样，投资者要求较高的利息，而企业的收益却不能负担。

结果，不是资本不易募集，工厂难以开办，就是办起来之后，因资本不足、经营困难而不得不倒闭．

19世纪70年代，中国洋务派除继续发展军事工业外，又开始发展民用工业，用以“求富”。

因经费紧缺，除官办外，又采用了“官督商办”和“官商合办”的形式。

但这些形式，实际上仍是“官办”。

“官督商办”就是由商人出资，由政府官僚来管理。

有什么好处呢?

郑观应是这样解释的：

“全恃官力，则巨资难筹；兼集商资，则众擎易举。

然全归商办，则土棍或至阻挠；兼倚官威，则吏役又多需索。

必官督商办，各有责成；商招股以兴工，不得有心隐漏；官稽查以征税，亦不得分外诛求；则上下相维，二弊俱去。

”[17]郑观应的话只是洋务派的设想，事实上不可能后来也证明并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

当时的观察家就曾这样评论官督商办的纺织局：

“官营者，实际上导人了民间资本，民营者，又附着（官之）总办、帮办、提调等名目，难辨何者与何者……商人投资不但不能参与经营，甚至年终分利也须仰承他人鼻息。

且从不与其商量局之经费使用得当与否经营如何……与西方各国股东与经理之关系有着霄壤之别……商人敏于利，即便无官督也知谋利。

一经官督，企业头目皆从官界推荐，私情错误必多。

商人熏染了官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