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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族谱的起源及形成
(二)族谱的产生及形成
“乱世藏金,盛世修谱”,修谱是体现一种传统宗族的观念,蕴藏着感怀先贤,激励后人的深刻内涵。
族谱是记载某一宗族主要成员世系及其事迹的档案,以一定的形式记载宗族历史,其形式和内容集中了档案学、历史学和文化人类学等学科的旨要。
族谱的起源是伴随着家族制度而来的记录家族血缘关系的文献,那么它的产生就必须具备两个前提:
一是家族制度已经形成,需要族谱来记录它内部的血缘关系;二是文字已经产生,并且有了简单的书写工具,如简册等,这样才能形成一种文献。
因此、那种认为原始社会已经产生族谱,并把族谱分为口述家谱、结绳家谱、文字家谱的种种说法,是较为不妥当的。
当然,族谱的起源也有一个从简单到繁杂、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
人们对自己家族世系的记忆,最初总是口耳相传,当懂得结绳记事时,就会利用这种方法来帮助记忆,但这种东西不是我们所说的族谱,它不会成为一种文献、簿籍。
关于中华族谱的产生过程,根据目前的材料和研究状况,大致可以分成两个小的阶段,即商代(公元前1500-1000年)的萌芽阶段与西周(公元前1000-800年)的形成阶段。
商代已有一些简单的世系表,是家谱的雏型。
较为完备、成熟的族谱形成于西周。
夏朝(公元前2000-1500年)的王室世系,从夏禹立“国”到夏桀灭亡,在《史记•夏本纪》中有很详细的记载。
由于夏朝已有文字之说目前还只是推论,并无实物证明,《夏本纪》中的世系,很可能是商周以后人们根据传说追记的,而不是当时的实录。
《史记•殷本纪》所记汤建国前的先公世系和盘庚迁殷前的先王世系,也可能有着类似的情形。
至于《大戴礼记•帝系》和《五帝德》中所记黄帝、颛顼、帝喾、尧、舜的片断世系,则可以断定是战国以后人们根据传说追记的,不能视为信史。
我们今天可以准确无误地视为商代世系表的东西,是甲骨文中的几片刻辞和商金文中的几件彝铭。
一、周代族谱的内容和形式
周代族谱现在虽然亡佚干净,但汉朝人对内容和形式作过一些描述,战国以后成书的《周礼》、《礼记》也有片断的论述:
关于族谱的内容,要记录族众的忌、讳。
讳是名字,忌是哪一天死的。
族众生子,要记某年、某月、某日生,自然还要记是谁之子。
族人有谥者要记其谥。
有谥的族众,当然只能是诸侯、卿大夫。
二、魏晋至唐代族谱的盛行及其作用
族谱是有文字以来,始终伴随着家族组织的一种文献,是家族组织的构成条件之一。
什么时候家族制度发达,什么时候族谱也就盛行。
世家大族式家族组织形成后,人们根据家族的门第来选官、品人、联姻。
门第不同,政治权利和社会身份也不同。
天下的家族那么多,人们怎么知道哪家是士族,哪家是庶族?
即使同一姓,天下同姓的人也很多,又怎么知道谁出身琅玡王氏,谁出身太原王氏?
魏晋南北朝时战争连绵,家族迁徙频繁,怎么防止庶族迁到新地方后冒充士族高门?
这就需要有一种文献把天下的士族记载下来,人们根据这种记载来确认谁是士族,谁是庶族,谁是高门,谁是卑门。
这种文献就是族谱。
1、族谱的兴起及其形式
族谱在历史上曾经兴旺过一阵子,后来随着宗法式家族制度的瓦解而消亡了。
东汉末年到魏晋之际(公元200-300年)世家大族式家族制度形成后,族谱又再次盛行起来,不过从内容到形式都与西周春秋时的族谱不同了。
这时称之为“族谱”的文献,主要有三种形式:
一是“家传”,这是最初级的形式。
一个家族之所以在一个地方兴旺发达起来,必有几个人对家族的发展作出过杰出的贡献,或者做过朝廷要员,或者做过封疆大吏,他们的子孙就为他们立传,表彰他们的功绩,显示自己家族的身份。
如:
《荀氏家传》、《袁氏家传》(汝南)、《裴氏家传》(河东)、《褚氏家传》(阳翟)、《谢车骑家传》(陈郡)等。
族谱的第二种形式是“家谱”,或叫单姓族谱,每姓每族一本。
家传是传而不是谱,只能记载家族名人事迹,不能把所有族人都记上去,光有家传还是无法搞清家族所有人的血缘关系的,于是有人以家传为基础,以家族的世系为脉络,把包括名人和非名人的所有族众贯串起来,注明他们之间的血缘关系,这就是家谱了。
如:
裴松之《三国志》注中引到的:
《崔氏谱》(博陵)、《郭氏谱》(太原)、《陈氏谱》(颁川)、《稽氏谱》(谯郡)、《阮氏谱》(陈留)、《王氏谱》(太原);《世说新语》注中引到的:
《王氏世家》(琅玡)、《袁氏世纪》(汝南)、《王氏家谱》(东海)、《荀氏谱》(颍川)、《谢氏谱》(陈郡)、《羊氏谱》(泰山)、《顾氏谱》(吴郡)、《陆氏谱》(吴郡)等等,都是这样的家谱。
族谱的第三种形式,也是最高最典型的形式是“簿状族谱”,后来又叫作《百家谱》、《东南谱》、《十八州谱》、《天下望族谱》、某郡望族谱等等。
家传、家谱都是私家撰述,不具法律效力,必须有一种得到朝廷认可的官撰的族谱,才能据以确定谁是士族,谁是庶族.才能据以选官、论人和通婚。
官修的族谱不是某一姓的家谱,而是全国或某一郡族谱是记载某一宗族主要成员世系及其事迹的档案,以一定的形式记载宗族历史,其形式和内容集中了档案学、历史学和文化人类学等学科的旨要。
族谱的起源是伴随着家族制度而来的记录家族血缘关系的文献,那么它的产生就必须具备两个前提:
一是家族制度已经形成,需要族谱来记录它内部的血缘关系;二是文字已经产生,并且有了简单的书写工具,如简册等,这样才能形成一种文献。
因此、那种认为原始社会已经产生族谱,并把族谱分为口述家谱、结绳家谱、文字家谱的种种说法,是较为不妥当的。
当然,族谱的起源也有一个从简单到繁杂、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
人们对自己家族世系的记忆,最初总是口耳相传,当懂得结绳记事时,就会利用这种方法来帮助记忆,但这种东西不是我们所说的族谱,它不会成为一种文献、簿籍。
关于中华族谱的产生过程,根据目前的材料和研究状况,大致可以分成两个小的阶段,即商代(公元前1500-1000年)的萌芽阶段与西周(公元前1000-800年)的形成阶段。
商代已有一些简单的世系表,是家谱的雏型。
较为完备、成熟的族谱形成于西周。
夏朝(公元前2000-1500年)的王室世系,从夏禹立“国”到夏桀灭亡,在《史记•夏本纪》中有很详细的记载。
由于夏朝已有文字之说目前还只是推论,并无实物证明,《夏本纪》中的世系,很可能是商周以后人们根据传说追记的,而不是当时的实录。
《史记•殷本纪》所记汤建国前的先公世系和盘庚迁殷前的先王世系,也可能有着类似的情形。
至于《大戴礼记•帝系》和《五帝德》中所记黄帝、颛顼、帝喾、尧、舜的片断世系,则可以断定是战国以后人们根据传说追记的,不能视为信史。
我们今天可以准确无误地视为商代世系表的东西,是甲骨文中的几片刻辞和商金文中的几件彝铭。
一、周代族谱的内容和形式
周代族谱现在虽然亡佚干净,但汉朝人看见过,对它的内容和形式作过一些描述,战国以后成书的《周礼》、《礼记》对它有片断的论述:
关于族谱的内容,要记录族众的忌、讳。
讳是名字,忌是哪一天死的。
族众生子,要记某年、某月、某日生,自然还要记是谁之子。
族人有谥者要记其谥。
有谥的族众,当然只能是诸侯、卿大夫。
二、魏晋至唐代族谱的盛行及其作用
族谱是有文字以来,始终伴随着家族组织的一种文献,是家族组织的构成条件之一。
什么时候家族制度发达,什么时候族谱也就盛行。
世家大族式家族组织形成后,人们根据家族的门第来选官、品人、联姻。
门第不同,政治权利和社会身份也不同。
天下的家族那么多,人们怎么知道哪家是士族,哪家是庶族?
即使同一姓,天下同姓的人也很多,又怎么知道谁出身琅玡王氏,谁出身太原王氏?
魏晋南北朝时战争连绵,家族迁徙频繁,怎么防止庶族迁到新地方后冒充士族高门?
这就需要有一种文献把天下的士族记载下来,人们根据这种记载来确认谁是士族,谁是庶族,谁是高门,谁是卑门。
这种文献就是族谱。
1、族谱的兴起及其形式
族谱在历史上曾经兴旺过一阵子,后来随着宗法式家族制度的瓦解而消亡了。
东汉末年到魏晋之际(公元200-300年)世家大族式家族制度形成后,族谱又再次盛行起来,不过从内容到形式都与西周春秋时的族谱不同了。
这时称之为“族谱”的文献,主要有三种形式:
一是“家传”,这是最初级的形式。
一个家族之所以在一个地方兴旺发达起来,必有几个人对家族的发展作出过杰出的贡献,或者做过朝廷要员,或者做过封疆大吏,他们的子孙就为他们立传,表彰他们的功绩,显示自己家族的身份。
如:
《荀氏家传》、《袁氏家传》(汝南)、《裴氏家传》(河东)、《褚氏家传》(阳翟)、《谢车骑家传》(陈郡)等。
族谱的第二种形式是“家谱”,或叫单姓族谱,每姓每族一本。
家传是传而不是谱,只能记载家族名人事迹,不能把所有族人都记上去,光有家传还是无法搞清家族所有人的血缘关系的,于是有人以家传为基础,以家族的世系为脉络,把包括名人和非名人的所有族众贯串起来,注明他们之间的血缘关系,这就是家谱了。
如:
裴松之《三国志》注中引到的:
《崔氏谱》(博陵)、《郭氏谱》(太原)、《陈氏谱》(颁川)、《稽氏谱》(谯郡)、《阮氏谱》(陈留)、《王氏谱》(太原);《世说新语》注中引到的:
《王氏世家》(琅玡)、《袁氏世纪》(汝南)、《王氏家谱》(东海)、《荀氏谱》(颍川)、《谢氏谱》(陈郡)、《羊氏谱》(泰山)、《顾氏谱》(吴郡)、《陆氏谱》(吴郡)等等,都是这样的家谱。
族谱的第三种形式,也是最高最典型的形式是“簿状族谱”,后来又叫作《百家谱》、《东南谱》、《十八州谱》、《天下望族谱》、某郡望族谱等等。
家传、家谱都是私家撰述,不具法律效力,必须有一种得到朝廷认可的官撰的族谱,才能据以确定谁是士族,谁是庶族.才能据以选官、论人和通婚。
官修的族谱不是某一姓的家谱,而是全国或
其成员的名字、官位及血
所有士族家谱的汇编或选编,所以叫作“百家谱”(百指约数)等等。
在这种官撰的族谱中,把天下所有士族的姓氏、郡望都列进去,每姓士族又都详细列其成员的名字、官位及血缘关系,这就是簿状族谱。
所谓“考之簿世然后授任”(《太平御览》卷二一四引《晋阳秋》),“有司选举必稽谱籍”(郑樵《通志》卷二五《氏族略序》一《氏族序》),就是指这种官修的族谱。
官修族谱不仅同士族的仕途性命攸关,而且是一项十分繁杂的工作,要对所有自认为是士族,并将其家谱上之于官的家族进行甄别、认定,还要根据情况的变化不断修订与重撰,所以朝廷设立专门的常设机构图谱局主持撰修工作,置郎和令史等官来执掌(《南史》卷五九《王僧孺传》载沈约语),并汲收对族谱有研究的学者参与其事。
2、谱学和谱家
东晋南北朝时门阀士族制度充分发展,士族、非士族要根据族谱来确认,人们入仕做官要根据族谱来认定门阀的高卑,所以族谱之学就成了一种专门学问,有专门的人从事研究。
天下那么大,士族那么多,它们之间的关系又那么复杂,每个家族的历史,近的兴起于魏晋之际,远的则要追溯到东汉中叶,少说也有几百年,要搞清楚他们内部和他们之间的各种关系(如:
血缘关系、名讳、官位、姻亲等等),确非易事。
再加上许多新起的士族要求列名族谱,而许多庶姓大族还采取冒名顶替、伪造家世等手段企图挤进族谱,这就进一步增加了族谱修撰的艰巨性。
东晋初年苏峻之乱,把原来的族谱焚毁了,后来重修,称为“晋籍”,其分量之大竞有东西两库(《南史》卷五九《王僧孺传》)。
这样繁杂的工作,没有专门学问,不作专门研究,的确是不行的。
所以从西晋以后,到南北朝时,毕生研究族谱的不乏其人,有的祖孙几代从事族谱研究,从而出现许多著名的谱学家。
西晋(公元250-300年)的著名谱学家是挚虞。
挚氏为京兆大族,虞父模曾任曹魏太仆卿。
挚虞才学通博,著述不倦,认为汉末以来天下丧乱,许多世家大族,虽子孙已不能明其祖先的事迹,辨其家族的由来,于是撰《族姓昭穆》十卷,进于朝廷(《晋书》卷五一挚虞传)。
此书早巳遗佚,我们不能确知其内容了。
所谓“族姓”即指世家大族式家族,所谓“昭穆”即父子祖孙的血缘关系,这是现在所知道的当时第一部记载天下士族血缘关系的正式族谱。
因为它“定品违法”,大概是触动了一些显赫的大族,为人们弹劾。
它有没有成为官书,我们也不得而知,从晋武奇特诏原谅其“违法”的过失来看,大约是被钦定为官修族谱了。
东晋南朝(公元400-500年)的著名谱学家有贾弼之、贾匪之、贾渊祖孙三人和王僧孺。
贾氏为南渡的平阳大族。
贾弼之在东晋太元年间由朝廷委任撰修族谱,于是“广集众家,大搜群族”(《南齐书》卷五二贾渊传),撰成《十八州士族谱》百帙,共七百余卷,缮写抄定,藏在秘阁,另抄别本藏于左户。
其子匪之,匪之子渊,世传其业。
齐永明中,贾渊与王俭共同参撰《百家谱》,又撰《氏族要状》、《人名书》等族谱,并行于世。
族谱研究成了贾氏世传的家学。
王僧孺出身于东海王氏。
他在梁代继续贾氏的研究,接成《十八州谱》七百一十卷(当是修订贾弼之之书)、《百家谱集抄》十五卷、《东南谱集抄》十卷(《南史》卷五九《王僧孺传》)。
此时的族谱之学,到了王僧孺手中,算是集大成了。
北朝(公元350-550年)官修族谱,大抵均属集体撰述,故不见研究族谱之名家,如魏太和中,诏各郡中正,“各列本土姓族”作为选士的依据,似乎还没有把全国士族的族谱统到一起来。
北齐的《类例》以甲门为士族,北周的《建德氏族》以四海通望为士族,似乎是他们那个小国的统一的族谱,除《类例》知道是浮屠昙刚所撰外,《建德氏族》也是集体撰修的,故未留下撰人姓氏。
3、族谱是选官和通婚的依据
门阀士族制度的主要内容是在门阀士族内部选拔官吏和相互通婚。
在选拔人才和连结姻亲之前,先得查一查人才的和姻家的出身是不是士族,是第几等的士族。
怎么查呢?
查族谱(又叫簿状)。
只有官修的族谱才具有法律效力,才能作为根据,所谓“有司选举,必稽谱籍而考其真伪”(《新唐书》卷一九九柳冲传),“官之选举,必由于簿状,家之婚姻,必由于谱系”(郑樵《通志》卷二五《氏族略序》一《氏族序》),就是这个意思。
选拔人才首先要查人才的出身门第,那么负责选拔的官吏,包括吏部官员和州郡中正,必须对全国和本州郡的士族的情况了如指掌,否则很可能因为把寒门列入上品或把高门贬为下品而犯错误。
因此不熟悉族谱的人是不能当吏部尚书的。
如南齐时,齐武帝拟用萧鸾为吏部尚书,王晏反对说,鸾不熟悉族谱,恐不可居此官,齐武帝只好作罢(《南齐书》卷四二王晏传)。
又如陈朝时,陆琼作吏部尚书,人们认为很称职,就因为他“详练族谱”(《陈书》卷三〇陆琼传)。
通婚的姻家如果不是通家之好,而是不熟悉的家族,也要先查族谱,以免“婚宦失类”。
尤其是发生婚姻纠纷时,族谱就是解决纠纷的根据了。
如王源与满璋之两家通婚,媒人刘嗣之称满氏为高平旧族,后“索璋之簿阀”查核,竟是“士庶莫辨”(沈约《奏弹王源文》,《文选》卷四十),搞不清楚了。
这说明士族连姻,确实是要先查族谱的。
4、合族与通谱之风盛行
人们的出身门第不同,政治权利和社会地位就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而门第又主要是根据族谱来辨认的,所以有些庶族出身的官僚、富户,就企图通过权势和金钱,胁迫或买通士族中的某些人,与士族合为一族(首先得是同姓),将自己的家族上到士族的族谱中去,从而挤进士族的行列,这就是所谓的合族和通谱。
这种采取非法手段合族、通谱的事例,史不绝书。
如宋时刘延孙为彭城大士族,而宋皇帝刘氏虽自云出身彭城,但实系庶族,与延孙本不同宗。
宋文帝为了攀上士族,与延孙合族,并使诸子同延孙序亲。
对于皇帝来与自己合族,延孙也只好接受(《宋书》卷七八刘延孙传)。
北魏太武帝外祖父杜豹死在濮阳,要改葬于邺。
杜豹为魏郡庶姓,太武帝嫌不光彩,要在杜姓士族中找一人营护葬事,结果找到京兆杜铨。
葬事营毕,杜铨遂与魏郡杜氏合族(《北史》卷二六杜铨传)。
这些是皇室、贵戚同士族合族的例子。
至于民间的合族通谱就更多了。
皇室与士族合族,可以公开进行,而一般的庶族要与士族合族,除了要取得与之合族的士族的同意之外,还要买通撰修族谱的官员,否则就不能合法化。
例如贾渊掌修撰族谱,有一个叫王宝泰的人,买通贾渊,要把自己的家族上到江左第一大高门琅玡王氏的谱中。
事未成而被告发,按律贾渊当处死,由于其子向皇帝叩头流血乞免,才免去死罪(《南齐书》卷五二贾渊传)。
可见当时这种买谱、卖谱的事件也是有的。
三、唐代族谱的重修及其衰落
隋唐废中正、兴科举,朝廷用人主要根据考试成绩,不再完全依据士族的门第出身,士族已经失去了政治上的特权,士族这个头衔只是一种社会身份的体现了。
因此族谱也不再具有从前据以选官、品人的作用了。
可是唐初还屡修族谱,而且声势很大。
究其用意,主要是唐太宗等人企图以唐朝皇室和功臣为主要成份.培植一个新的士族集团,用以代替山东士族和东南望族的旧士族集团,作为自己的社会基础,巩固唐王朝的统治。
这个新培植的士族集团,要取得社会的承认和法律上的确认,就必须写到族谱中去。
所以唐初的屡修族谱,不过是一种培植新士族、贬抑旧士族的措施或行为罢了。
1、唐初族谱的重修过程
唐初大规模的修撰族谱共有三次。
第一次是贞观初年。
唐太宗命高士廉、韦挺、岑文本、今狐德等主持撰修族谱。
高士廉等于是召集四方娴熟士族门阀的官吏、学者参加,并广泛搜集天下的族谱,参考史传,辨其真伪,于贞观十二年(公元638年)奏上《氏族志》一百三十卷(此据《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橄文志》作一百卷)。
高士廉等人大概没有领会到唐太宗命修族谱的意图,是为了抬高新士族的地位,“崇重今朝冠冕”,仍然按照南北朝以来的传统,把山东士族崔、卢、李、郑等姓列第一等,这就触怒了唐太宗,发了一大顿脾气,指示按照“止取今日官爵高下作等级”(《旧唐书》卷六五高士廉传)的方针重修,然而颁布天下,依以为准。
第二次是高宗时。
此时武则天当政,中书令许敬宗以贞观《氏族志》未载武氏的族望,吏部尚书李义府也以《氏族志》中没有李氏的世系,于是奏请改修。
显庆四年(659年)下诏,任礼部郎中孔志约、著作郎杨仁卿、太子洗马史玄道、太常丞吕才等主持其事,凡在唐朝得五品以上官职者均可入选,这就把士族的范围大大地扩大了。
书成,改名为《姓氏录》,颁行天下,同时将贞观《氏族志》收缴焚毁(《旧唐书》卷八二李义府传)。
第三次是中宗复位之时。
当时左散骑常待柳冲认为《氏族志》、《姓氏录》颁行已近百年.士族兴衰变化很大,于是上表请加以改修。
中宗命冲与左仆射魏元忠及史官张锡、徐坚、吴耀等八人依据《氏族志》重新修撰,几经波折,至玄宗即位,才撰成《姓族系录》二百卷奏上,复又命柳冲及著作郎薛南金刊定(《旧唐书》卷一八九柳冲传)。
此后唐代就没有再修过族谱了。
唐初,士族还保持着虚假的高贵社会身份,所以那些新贵们还想用重修族谱的机会挤进士族的行列,此后则已没有这个必要了。
2、唐代谱学抑制旧士族的性质
如前所述,唐初屡修族谱的目的是为了抬高新贵们的地位,培植一个以皇室和功臣为主体的新士族集团。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必须在重修的族谱中贬抑旧士族的地位,否则新贵们的地位是提不起来的。
唐代谱学的这种抑制旧士族的性质,在太宗、高宗两次修谱的过程中表现得很充分。
高士廉等修《氏族志》奏上,唐太宗命令不准沿袭南北朝以来以山东士族为高门的惯例,而要以当今的官品作门第高低的根据,没有做本朝高官的士族,即使崔、卢也好,李、郑也好,王、谢也好,都得把门第品级降下来。
原稿中列第一等的清河崔民干,一下子降到了第三等,这对于以门第高贵妄自尊大的旧士族,无疑是巨大的打击。
高宗时修《姓氏录》,凡本朝官至五品以上均得列为士族,许多一字不识的穷汉出身的人,因当兵有军功而官至五品者,也都成了士族。
这样做虽然有点滑稽,但却等于说当士族根本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地方,它抑制旧士族的意义是十分明显的。
也正因为这一点,《姓氏录》遭到了旧士族的疯狂攻击,说它是“勋格”(意思大约是一种职官品级的表格),他们自己反而认为被收进《姓氏录》是一种耻辱。
旧士族不愿意被收入“勋格”,而修谱者却偏要把他们收进去,让他们同那些“兵卒以军功致五品”(《旧唐书》卷八二李文府传)的人坐在一条板凳上,表示旧士族的地位也不过如此,故意使旧士族面子上难堪。
3、唐初的谱学和谱家
唐初的谱学虽然也很兴盛,但作用同南北朝的谱学完全相反,不是维护旧士族,而是贬抑旧士族,维护新士族了。
因此,谱学家的任务就变成了论证新士族的合法地位,维护新士族的利益了。
唐初的著名谱学家中首先要介绍的是路敬淳。
他是高宗、武后时人,勤学不倦,对于历代谱学素有研究,对于各个士族的门第姓望,能究其根源枝派,曾撰《着姓略记》十卷行于世。
史称“唐初姓谱学唯敬淳名家”,其他各家“皆本之路氏”(《旧唐书》卷一八九路敬淳传)。
另一名家是柳冲,他曾主持修撰《姓族系录》,“好学多研”,是路敬淳以后的第一人。
唐代谱学为柳氏家学,后其族人柳芳着《氏族论》,是对魏晋以来的谱学进行理论上的总结的第一篇论文,为后世研究族谱的人所必读(《新唐书》卷一九九柳冲传)。
比柳冲稍后的有韦述,亦是唐代谱学名家。
他雅好谱学,在秘阁见到柳冲等撰《姓族系录》,非常喜爱,乃于工作之余,亲手抄录,另撰成《开元谱》二十卷(大约是《姓录》的节本)(《旧唐书》卷一○二韦述传)。
柳芳《氏族论》“唐兴,言谱者以敬淳为宗,柳冲、韦述次之”(《新唐书》卷一九九柳冲传),应是不假的。
唐初族谱的形式也同魏晋南朝一样,分为私修的单姓族谱和官修的天下望族谱两种,前面说到的几次重修族谱,即是指后一种。
隋唐的单姓族谱,如《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和《通志•艺文略》中提到的许许多多某氏某姓家谱,我们至今只发现了两件原件的残片(见《吐鲁番出土文书》第三册,第64,180-184页),都是用方框、线条、箭头表示的世系图表,详细注明每人的血缘关系、名讳、官职及配偶的姓氏名字等,图画清晰,抄字工整,人们看去,一目了然。
官修的望族谱,却在敦煌石室中发现了几种残卷,其中以题为《新集天下姓望氏族谱》的最为完整和典型。
它的内容是按照唐代的政治区划,依道、州、郡的次序排列,每一郡列出该郡的望族姓氏,少者三姓(如凉州西平郡),多者四十姓(如雍州京兆郡)(参见王仲荦:
《唐贞观八年条举氏族事件考释》、《新集天下姓望氏族谱考释》、《敦煌石室出残姓氏书五种考释》(均载《蜡华山馆丛稿》):
多贺秋五郎:
《中国宗谱的研究》上卷第一章。
)。
据我们看,这大约是官修族谱的一种提纲,而不是修成的族谱。
因为光列每郡的几个望族姓氏,而不列出某一个人是不是属于这个望族,是起不到族谱的作用的。
4、唐初的合族与通谱
随着世家大族式家族的没落和门阀士族制度的衰颓,旧士族的政治特权虽已消失,但却还保持着相当高的社会声望。
新士族中的一些无耻的人,并不以家族列入士族为满足,仍然趋附旧士族的这种声望,想方设法同旧士族合族、通谱,追求旧士族社会身份高贵的虚荣。
如李敬玄系庶族出身的新士族,长期做吏部尚书,三次娶妻都是山东士族,仍嫌门第不高,而与赵郡李氏合谱(《旧唐书》卷八一李敬玄传)。
李义府官至吏部尚书、中书令,也嫌自己门第不高,谎称自己出身赵郡,与赵郡李氏叙昭穆。
给事中李崇德是真正的赵郡李氏,迫于李义府的权势,只好答应。
后李义府犯罪遭贬,李崇德即削除其族谱。
不久,李义府再为宰相,于是衔根在心,使人诬陷李崇德,竟至下狱自杀(《旧唐书》卷八二李义府传)。
杜正伦虽出自京兆杜氏,但已随祖落籍相州,不是杜氏的嫡支,身居宰相,还硬要挤进杜氏的嫡系中去,京兆诸杜不同意,于是他向皇帝建议开凿杜固(诸杜所居之地),以水灌杜氏(《新唐书》卷一○六杜正伦传)。
王锷官至同平章事(宰相)。
为了得到一个虚假的门望,竟无耻地认太原王为从父,甘愿去做人家的儿子,并以提拔王子弟多人为“名宦”作交易(《旧唐书》卷一五一王锷传)。
可见他们为了换到一个山东士族的假门第,用了多少手段。
唐太宗批评旧士族“无礼”、“无耻”,其实新士族在这一点上有过之而无不及。
四、唐末族谱的衰绝
族谱是适应世家大族式家族和门阀士族制度的需要而兴起的,在唐末五代,随着世家大族式家族组织的瓦解,族谱彻底衰绝了,专门研究族谱的谱学也消失了,这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世家大族式家族组织已经彻底瓦解。
1、族谱衰绝的过程
如前所述,直到唐代中叶,维系世家大族式家族和门阀士族制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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