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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共与德共关系及其启示1917年至1991年的历程
苏共与德共关系及其启示——1917年至1991年的历程
(德)T·柏格曼文 潘利英译 魏小萍校
2013-1-1712:
39:
05 来源:
《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02年第4期
【作者简介】贝格曼,男,1916年生,德国民主社会主义党巴登—沃尔特堡地区负责人。
【译者简介】潘利英,女,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生。
【校者简介】魏小萍,女,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哲学博士,副研究员。
【中图分类号】D5;D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5574(2002)04-0059-07
1917年的俄国十月革命和1989—1991年的苏联解体可能是20世纪欧洲历史上最重大的事件,它对欧洲劳工运动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这对其邻国,即最受马克思主义影响、并组织得最好的德国工人运动产生了很大的冲击。
德国工人运动的最早理论家和发言人是罗莎·卢森堡。
1917年的十月革命,这一预示着残酷的一战结束的伟大历史事件,向每一位社会主义者发出了号召,各就各位,准备战斗。
但是曾经积极支持帝国主义战争的德国社会党右翼领导人却严厉地反对俄国革命,并反对德国共产主义者追随布尔什维克的尝试。
罗莎·卢森堡在狱中完成了这篇著名文章,在文章中她叙述了自己与俄国同志们的紧密团结,她为俄国的胜利而欢呼,但同时也批评了革命中的一些弱点,告诫人们,警惕少数人独裁的危险,并呼吁德国同志帮助苏维埃俄国打破被孤立的危险。
1918年12月31日,罗莎·卢森堡在其最后一次公开露面时说,在高度工业化的德国,工人阶级有着良好的组织,他们能够进行革命,但是只有当共产主义者“劝说工人阶级中的绝大多数人相信”,共产主义比当时仍支配着工人运动的改良主义更加具有优越性时,革命才能取得成功。
罗莎·卢森堡在关键时刻起到了团结工人的作用。
共产国际
在苏联的倡导下,1919年3月成立了共产国际。
自然,它没有真正的平衡,一方是统治着整个国家的布尔什维克,另一方是几个刚从改良主义中分离出来的弱小共产主义政党和一个有着大量追随者及马克思主义领导的德国共产党。
因此,共产国际的“中心”在莫斯科。
然而,列宁在1919年已经清楚地表达了他的观点:
即使是在革命胜利之后,苏联仍然是一个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当革命在西欧,特别是布尔什维克所期望的德国取得胜利之后,共产主义的运动中心将转移到那里而不再是莫斯科。
随着斯大林和他的派别在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统治势力的上升,共产国际发生了变化,从一个具有独立主权的各政党联合的国际组织变为斯大林和苏共的工具。
加盟党被“布尔什维克化”转变为“世界政党”,不得不听从其领导——苏共所制定的“唯一成功的战略”。
罗莎·卢森堡在德国和波兰的同志们在1924—1925年已经警戒到来自共产国际的危害,共产国际可能成为“碎片的堆积”。
反对斯大林对共产国际的控制导致了1928年的分裂,这时,“右倾分子”作为对不可争辩的总战略的主要危害被莫斯科统治派系所排除,并驱除出运动。
在1928年被开除出党的同志是最有经验和最具独立性的干部,他们精通罗莎·卢森堡的共产主义思想。
他们在德国组成了共产党的反对派,以区别于被斯大林派别所支持的制定激进战略和策略的新领导体制,这一新领导体制无条件和不加批判地支持斯大林在苏联和共产国际的所有活动。
德国右翼分子
接下来争论的主要问题是德国共产党与“右翼分子”之间的主要战略和策略分歧。
按照斯大林的见解,社会民主党员,甚至其工人阶级追随者都是社会法西斯分子,并和真正的法西斯是孪生兄弟。
首先要战胜他们,否则,共产主义将不能击败法西斯主义。
结果瓦解了本来可以阻止法西斯势力抬头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
德国共产党不能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分析法西斯运动,完全低估了法西斯对整个工人运动的危害,忽视了它不断取得的成功,认为法西斯统治在几个星期后将被推翻,最终会由德国共产党执政。
根据Profintern提出的策略,同样也是来自莫斯科的指示,德国共产党开始以改良主义还是共产主义为标准,对统一的具有阶级意识的工人运动按其倾向进行划分,并且开始建立其“革命”工会。
直到1928年,共产主义者经过努力巩固了他们在工人组织中的影响。
至少真正实现了在其成员和企业工会的工人中选举干部的做法。
改良主义的领导者抓住这次机会开除了所有忽视工会规则和章程的成员。
这样,德国共产党强迫有经验的共产主义工人在依附他们的政党、或者忠于他们的工会、或者坚持他们在企业中的有影响力的地位之间进行选择。
他们中的大部分选择了后者,因此被德国共产党清除出去,并加入了德国共产党的反对派。
对斯大林统治的早期批判
第三个争论的问题是德国共产党和苏联、苏共以及共产国际的关系。
这三者都被斯大林控制着。
自从1928年底组成德国共产党反对派以来,德国右翼分子宣布在关键时刻无条件地与苏联——第一个工农政府,“劳苦大众的祖国”——联合。
他们开始时努力保持中立,不干涉苏共内部斯大林与其反对者和批判者的不断激化的党派斗争。
德国同志们公正地申明,他们缺乏苏共内部斗争的信息。
但是当他们获得准确的信息时,他们批判了斯大林的行为。
例如,斯大林革除了布哈林任共产国际共产党总书记的职位。
以及,1817-1920年红军的杰出领导托洛茨基被驱逐出境,成为一个流亡国外的避难者,先是去了土耳其,然后又到了法国,最后在奥德赛被苏联政府逮捕。
1940年8月他在墨西哥自己的房间里被苏联间谍残忍地谋杀了。
在德国很少有针对经济战略的批判。
计划被认为是现代的和有用的手段,特别是被看作是抵抗资本主义经济危机造成的混乱的手段。
这次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导致了大量工人失业,并导致了一场资本主义反对提高工人生活水平和劳工组织所取得的社会成就的斗争。
苏联在1929年实行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同年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更加明显。
德国右派分子要求得到更多的关于社会主义发展的困难和问题的信息,拒绝接受无数的官方成功的报告。
但是在另一方面他们被要求停止批判苏联对农民阶级实行强制集体化的战略,因为他们不了解苏联政府对农民实行强制的任何情况。
这些农民曾支持过十月革命,但现在却反对大规模农业集体化的战略,因为这一战略缺乏集体生产所必需的现代化设备。
德国共产主义者关注着苏联,但并不知道布哈林和托洛茨基对强制、快速的集体化战略所进行的内部批判,这些批判可以归结为一句话:
木耕犁的集体化是一场骗局。
1935年共产国际的最后一次会议
当第七次共产国际会议(这是它在1943年解散以前的最后一次会议)宣布,苏联领导者在1935年要从极左的策略转到极右的策略时,右派分子的批判更加公开了。
苏联领导者最终在1935年认识到了1928-1933年极左策略的错误,它助长了以德国为轴心的欧洲法西斯势力的上升,他们重振军备和公开的帝国主义策略开始对苏联构成了威胁。
德国工人在1933年遭到了最严重的失败,他们引以为自豪的党和工会没有做出任何真正的抵抗。
直到两年后才认识到这次的失败,但是并没有进行严肃的自我批评,相反,这些错误一直被几个前任干部所搁置,他们现在已经被开除并被监禁在苏联监狱中。
前面提到过,在1933年以前德国共产党已拒绝和德国劳工社会民主潮流以及它的组织结成统一战线的主张。
现在德国共产党和它的兄弟党支持和号召与德国资产阶级的党派结成“民众阵线”,这些资产阶级党派表面上反对法西斯,喜欢更民主的统治。
但是事实上,在德国并不存在真正的民主派别。
在希特勒政府取得暂时胜利的期间,他们几乎狂热地拥护他,因为他许诺满足他们的要求、实现他们的愿望、以及他们对世界强权的渴望。
他们直到1943—1944年才开始反对法西斯,在斯大林格勒的军事失败之后,每个人都预感到了注定的失败。
我们应记得,“统一战线”和“民众阵线”在高度工业化的国家和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涵义完全不同。
在高度工业化的国家阶级冲突是社会分裂的主要原因,而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部分资产阶级则有可能加入到工人和农民的民族独立的战斗中去。
法、德共产党转向民众阵线是苏联对外政策转变的必然结果,苏联在1935年开始与西方民主国家法国、英国建立共同战线来反对德国帝国主义。
新政策使这些强国相信,共产党已经放弃了社会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目标而支持资产阶级民主。
预料中的西班牙工人运动的失败
1936—1938年在西班牙和1938年在捷克斯洛伐克新政策的不现实性得到了证实。
当F·佛朗哥在1936年发动了法西斯暴动时,西班牙工人自发地进行了成功的抵制。
这时他们的激进组织想继续进行“第二次革命”,共产党激烈而坚决地反对这股潮流。
他们这样做是为了让民主国家能理解到他们的合作态度,并希望能通过支持马德里的合法政府来反对德意法西斯势力对西班牙的公开武装干涉。
这个希望破灭了,这些西方强国对法西斯势力的同情,胜过于对西班牙革命工人的同情。
他们根本没有对西班牙政府伸出援助之手。
慕尼黑协定和斯大林—希特勒条约
当德国法西斯品尝到了武装干涉西班牙的甜头,下一步便开始攻打捷克斯洛伐克。
1938年8月底的慕尼黑会议和签订的协议同样体现了政治分裂。
英法保守政府采取不抵抗态度并承认了德国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军事占领。
布拉格和莫斯科政府被拒绝参加慕尼黑谈判。
在西班牙和捷克斯洛伐克的“胜利”鼓励了法西斯去进行新的冒险。
另一方面巴黎和伦敦的绥靖政策和国际孤立主义也“迫使”苏联领导者在1938年8月底和希特勒签订了协定。
1939年9月7日,希特勒进攻波兰,揭开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序幕。
就如希特勒在1933年2月被资产阶级拥立为王时所作的“许诺”,他想先单独战胜波兰,然后再赢得包括英国在内的“其他欧洲国家”,最后肃清苏联共产主义。
斯大林—希特勒条约从“反法西斯民众阵线”到只持续了21个月的“永恒友谊”,是180度的大转变。
1941年6月22日希特勒偷袭苏联。
结果我们已经知道,1945年5月8日德国以失败而告终。
但是,这次转变使共产党陷入了完全的混乱状态:
按照莫斯科的指示,英国成了战争贩子,而德国政府则被称之为爱好和平的政府。
这种做法不能被大多数成员所理解和接受。
到1941年,党陷入了瘫痪状态。
德国共产党反对派从来没有加入这条战线。
他们明白这一虚假的德苏联盟是暂时的,是苏联被孤立的结果。
苏联被孤立完全是由于斯大林派别错误的对内、对外政策、以及西方国家的共产党无条件地服从和不加批判地接受莫斯科指示造成的。
到目前为止谈的是莫斯科的对外政策,苏联内部发生了什么呢?
莫斯科审判
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加速科技转变期间,斯大林开始迫害和压迫所有的批评者。
他的助手在1930年创立了工程师的“工业党”,他们成了由于快速发展和虚假计划而不可避免地带来失败的替罪羊。
1930年,他们又创建了“农业党”,并迫害领头的农业经济学家。
1936年开始了一系列的莫斯科公审:
在三次审判中,曾在行政、经济、计划、政治活动等领域工作过的老布尔什维克领袖被加上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罪名。
这些罪名有:
谋害列宁;试图把苏联的部分领土割让给德国法西斯;策划反对共产党的阴谋等等。
而且,更不可相信的是,他们都在“公开”的法庭审判中承认了这些罪名,第一次审判的组织者――GenrichJagoda,即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的领导者,在第二次审判中以同样的罪名遭到了指控。
他的继任者N·I·Jeshow在随后的迫害中遭受了相同的命运。
所有这些毫无意义的供认是通过对他们的精神和肉体进行折磨而得到的,有时也通过这样的虚假许诺而获得,即只要这些领导干部在困难时能够“帮助党”,他们将获得宽恕。
1937年,红军的全体领导以同样的各借口被推上法庭,3名元帅,13名陆军将军和62名高级指挥官在同一天被判处死刑,第二天执行。
红军失去了有经验的领导人。
在这几年期间,史无前例的政治迫害、死刑、死刑执行、相互告发和难以置信的“供认”的政治浪潮肢解和瘫痪了苏联社会。
没有人敢于提出批评,每个人都必须赞扬英明领袖的无限伟大,是列宁的真正继承人,是世界上最优秀的马克思主义者。
个人崇拜统治了整个言论和出版。
斯大林最亲密的助手有的自杀,有的畏惧和害怕他。
外国势力看到了苏联的弱点,苏联将在国际上失去威信,并且失去作为合作伙伴的价值,而这是反对恶性膨胀的法西斯势力所要求的。
因此,斯大林的对内政策加剧了苏联在国际上的孤立地位。
很快,这些老布尔什维克的“供认”被澄清了。
重要的共产主义者,德国反对派右派分子开始批判并公开反对斯大林和他的代理将军AndrejWyschinski。
从第一次到第三次的审判,批评日益尖锐。
最后他们说:
要从灾难中拯救苏联和苏共,斯大林应停止他的职务并因为反共产主义的罪行而受到审判。
他们表达了他们的愿望,执政的共产党和苏联工人阶级的核心要坚决排除斯大林及其派别对他们的统治,更新革命党原来的统治规则。
希特勒入侵苏联——1941年的转折
1941年6月,德国法西斯侵略苏联,改变了整个局面。
在30年代迫害中幸免于难的红军领导人,在集中营中活跃起来,重新成为杰出的战士和指挥将领。
西方政府最终意识到了来自德国的致命威胁,并看到了苏联工农不顾斯大林“清洗”苏共和红军领导人造成的破坏,对德国的入侵进行了坚决抵制。
作为伟大的军事领袖和政治家,斯大林的名声开始上升,然而这仅仅是暂时的。
西方共产党发生了另一个转变,变成了反法西斯战争的支持者,并且不敢批评苏联与资本主义的结盟,尽管其领导人并没有忘记资本主义战争的目的。
然而,斯大林试图屈服于他的战时盟国,并使他们相信,他控制着这些共产党,这些党的目的不再是革命。
这样,他在1943年宣布共产国际解散。
这种不同社会制度之间的联盟在取得胜利之后很快就解散了。
资产阶级政权开始巩固德国、意大利和日本的资本主义,阻止任何旨在改变社会体制的革命企图。
另一方面苏联红军征服了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和东德,并按照苏联模式和斯大林的方法建立了同样的社会主义社会。
苏联的社会主义政权没有象列宁在1917—1918年之后所做的那样,无条件的取得和平,而是作为一个战胜国,它拆毁工厂,迫使德国工人和农民离开他们的家园,把波兰的农民转移到波兰西部的新领域范围,把德国的领土割让给波兰来弥补它在东部的领土损失。
这是一种占领,尽管是社会主义的占领。
这样的领土吞并制造了反对苏联的敌对情绪,引起了来自独立的共产主义者和许多有阶级觉悟的工人所进行的马克思主义批判,他们仍然记得列宁在一战后的态度。
1945年到1953年初,在斯大林执政的最后几年,他竭力重建被法西斯破坏的祖国,同时又掀起了新的迫害浪潮,最终以反犹太主义的低调结束。
同样的迫害在所有新占领的主权国家重演。
罗马尼亚、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的重要共产主义者被开除,有的在公审后被执行死刑。
在波兰和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被开除的领导人被监禁起来。
大部分被迫害的干部具有犹太人血统。
最有名的审判是针对匈牙利的LaszloPajk和TraitchoKostov,和针对捷克斯洛伐克的RudolfSlansky,以及13个“同谋”,其中11个人以“莫须有”的罪名被判处死刑并予以执行。
改革的尝试——赫鲁晓夫和戈尔巴乔夫
在斯大林逝世(1953年3月)后,苏联进行了一场权力的斗争,这是一场为社会和经济解放,迅速提高人民生活水平,释放大量被迫害的共产主义者和对斯大林时代违反社会主义规律的错误和罪行进行公开声讨的斗争。
赫鲁晓夫在1956年2月苏共第20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讲使这次斗争达到了高潮。
这次讲话破除了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并努力开始改革的新纪元。
赫鲁晓夫勇敢的举措遭到了苏联大部分老干部和一些国外共产党员,特别是毛泽东的反对。
赫鲁晓夫相信公开的自我批评将会重树共产主义在内部和外界的威信,激励其追随者重整旗鼓。
那些缺乏自信又害怕失去权力的反对者继续竭力逃避这场斗争,这是有目共睹的。
在权力的斗争之后,改革的敌人在1964年成功地实现了推翻赫鲁晓夫统治的第二次尝试。
他的继任者勃列日涅夫和他的集团开始了新的政治经济停滞时期。
安德波罗夫在1982年接替了勃列日涅夫,但由于他病重而不能进行他头脑中已有的新的改革方案。
他的继任者契尔年科取得了党中央的领导职位,但也只经历了从1984年至1985年3个月的短暂时期。
戈尔巴乔夫在1985年继任,他开始了包括社会经济、政党、对外政策以及与各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等在内的全方位改革。
在改革和开放背后,我们可以发现他改革的总构想。
他清楚昂贵的军备竞赛和不断生产、发明高科技武器带来的危害。
因此,他主动向美国提出裁军,并单方面做出了减少核武器的让步,希望对方能采取相应的措施,逐步建立相互信任。
他想用节省下来的资金实现国家经济、社会和文化设施的彻底的现代化,提高工人阶级的住房水平。
然而,美国和它的盟国特别是西德并没有响应他的倡导,相反,他们扩充了军备和加大了对苏联的压力,目的在于“通过军备竞赛从经济上扼杀苏联”。
戈尔巴乔夫停止了对科研和文化生活的控制,希望社会团体能享有言论和批评的自由,并加入到改革的行列中去。
同时他努力使共产党恢复活力,当时的共产党可悲地受着官僚特权阶层的统治,它的成员处于麻木被动和昏睡的状态。
在海参崴的一次演讲中,他建议各共产党,首先是中国共产党能够与其建立一种新型的和日益改善的关系,加强在经济和外交政治方面的合作。
不幸的是,中国在3年后的1989年才做出了回应,这由于太晚了而不能发生任何效果。
对于欧洲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他发出了建立真正独立的新型关系的信号,同时希望他们能拥有对自己国家进行必要的紧急改革所不可缺少的新自由。
苏联的自我瓦解及其主要原因
在戈尔巴乔夫对外访问期间,不论是到社会主义国家,还是到西德的资本主义工厂,他作为社会主义的改革家受到了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
但是苏联、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共产党的大部分领导人公开反对任何形式的改革,匈牙利的“社会主义”政府已开始秘密地与资本主义国家西德协商,如何以及在什么时候交换使者并结盟。
这时,苏联和德国执政党的领导集团已不再是共产主义者,B·Jeltsine后来的表现、戈尔巴乔夫改革战略的其他反对者、以及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同伴们的行为都证实了这一点。
戈尔巴乔夫在领导阶层受到了孤立,最后被那些想加入资本主义转轨进程,甚至(其中一部分人)自己成为资本家的“同志们”推翻了。
大部分老共产党员随着僵化的官僚统治的消失而放弃了他们的共产主义旗帜,有些人(意大利)甚至开始反击社会主义。
他们的领导试图接受社会民主党的资产阶级政策,他们愿意甚至更渴望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在欧洲“社会主义阵营”自我解体十多年以来,中国、越南、北朝鲜和古巴一直坚持着共产党执政,继续作为资本主义大洋中的社会主义岛屿而存在着。
我们必须寻找和分析社会主义运动在局部遭受失败的原因,这场运动在1917年之后调动和激发了许多国家的劳动人民,并动摇过资本主义强国的自信。
通过观察苏联和它的执政党持续衰落以及最后衰亡的过程,我们可以总结出以下几个原因:
1、苏联的民主受到了破坏;
2、苏共的民主和公开的言论自由受到了破坏。
;
3、能够与中央集权和官僚计划相抗衡的主要力量—工会被剥夺了权力;
4、高度集权和官僚化的国家行政机构和权力机构;
5、独立而非教条地马克思主义思想和分析方法遭到了破坏;
6、在国家和党的内部实行恐怖(借口:
革命胜利后阶级矛盾加深)行动;
7、不民主而高度集中的计划导致了单一的经济结构;
8、高速而不平衡的工业发展——过分强调重工业;
9、在农业部门强制推进不成熟的集体化;
10、“布尔什维克化”损害了苏联以外独立的共产党的存在和发展。
党的官僚机构声称,非教条化的马克思主义者通过对错误的公开批判损害了社会主义运动,成为苏联的敌人,因此也帮助了资本主义敌人。
我们知道:
他们的批判是完全正确的,告诫是及时的。
这些批判和告诫如果能及早引起重视,可能会避免最后的失败和灾难。
他们的告诫也说明,非教条的马克思主义即使在社会主义国家也是有用的分析工具。
中国的改革者已从以前的错误中吸取经验、教训,及时地进行了改革。
如果我们从苏联和东欧的错误中吸取教训,再次为世界劳苦大众而建造更美好世界的尝试可能是一个永恒的胜利!
本文译自作者未发表过的手稿——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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