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经传方位观念的文化意义与学术价值.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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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易经传方位观念的文化意义与学术价值
《周易》经传方位观念的文化意义与学术价值
─兼论〈说卦〉、帛书〈易之义〉及汉代式盘的方位观
杨济襄
提要
《周易》之方位观,因为经、传成书时代的不同,而反映出四方与八方的两个方位体系;「经」的部分,坤、蹇、解三卦的卦辞,呈现的是在「四方」阶段的方位观,以「西、南」为利,「东、北」为不利,其实有文化史上方位象征之意义,不该只是以占卜偶得之雷同视之。
「传」的部分,〈说卦传〉有「八卦方位」之说,〈说卦传〉企图说明八卦在万物生成的过程中所呈现的功能,并试图架构起宇宙万物生长演化的系统;对照出土文物:
汉代「式盘」、帛书《周易?
易之义》,与今本〈说卦传〉,我们可以得知,〈说卦传〉方位的探讨,对于《周易》的理解,同时含有文化史及学术史上的价值和意义。
关键辞:
四方、八卦方位、说卦传、帛书、式盘、汉代、五行
壹、写作缘由
《周易》本来是周代通行的占筮书,内容包括卦、卦辞、爻辞,《庄子.天运》云:
「孔子谓老聃曰:
『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自以为久矣。
』」可见,到了战国后期,这本占筮书就已经在经书的行列中,《汉书?
艺文志》载《易经》十二篇,颜师古注曰:
「上下经及十翼,故十二篇」,可见汉代所谓《易经》已包含经、传二部分。
此外,在《易纬乾坤凿度》也载有「十翼」的称呼:
(孔子)五十究《易》,作「十翼」明也,明《易》几教,……作九问、十恶、七正、八叹、上下系辞、大道、大数、大法、大义;易书中为通圣之问,明者以为圣贤矣。
但是,由前后文意可看出,其所谓之「十翼」,篇名与今本所谓「易传」(易大传)之「十翼」并不完全相同。
今本号称「十翼」的《易传》为〈彖〉、〈象〉、〈文言〉、〈系辞〉、〈说卦〉、〈序卦〉、〈杂卦〉;其中〈彖〉、〈象〉、〈系辞〉三传各分上下篇,其余则每传一篇,故传有七种,实为十篇。
这种说法始见于孔颖达《周易正义?
卷首》「第六论夫子十翼」:
文王《易经》本分为上、下二篇,则区域各别,〈彖〉、〈象〉释卦亦当随经而分,故一家数十翼云:
〈上彖〉一、〈下彖〉二、〈上象〉三、〈下象〉四、〈上系〉五、〈下系〉六、〈文言〉七、〈说卦〉八、〈序卦〉九、〈杂卦〉十;郑学之徒并从此说。
今本所谓《易传》之「十翼」究竟成于何时?
《史记.孔子世家》曾指出:
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读《易》韦编三绝,曰:
『假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则彬彬矣。
』
可见唐代孔颖达所提到的「十翼」,也就是今本《易传》的若干篇名,在西汉司马迁的时代已经存在,但是在《史记》的这段文字只提到五种《易传》,其余两种:
〈序卦传〉、〈杂卦传〉却没有交代。
世传《易传》的作者是孔子,孔子作《十翼》的说法,一直到宋代才开始由欧阳修提出异议,他在〈易童子问〉中说:
童子问曰:
「〈系辞〉非圣人之作乎?
」曰:
「何独〈系辞〉焉,〈文言〉、〈说卦〉而下,皆非圣人之作,而众说淆乱,亦非一人之言也。
昔之学《易》者杂取以资讲说,而说非一家,是以或同或异,或是或非,其择而不精,至使害《经》而惑世也。
」
欧阳修以后,关于《易传》作者的问题,陆续有人提出来讨论。
近人如钱穆、冯友兰、顾颉刚、李镜池、高亨诸位先生都加入了讨论的行列,他们一致否定孔子作《十翼》的说法。
朱伯昆先生在《易学哲学史》认为:
《易传》非一时一人之作。
他从思想上作了详细的考订,指出:
「《易传》的主要部份成于战国中后期,即以《易传》中最早产生的〈彖传〉而论,也当成于孟子、庄子之后」(P42)。
戴琏璋先生在《易传之形成及其思想》则考定:
「《易传》作者为战国末至汉初的儒者,其思想主要渊源于易学与儒学之传统」(P37)。
张善文先生在《周易漫谈》里也认为:
「从《易传》中保留的不少『子曰』云云的言论,以及大部分内容所反映的浓厚的儒家思想,似可说明作者当属孔门弟子们,而创作时代当在春秋、战国之间」(P38)。
尽管学者们对《易传》之成书时代有不同的看法,但是,我们却可归纳出一个事实,就是:
今本《周易》的「经」与「传」在成书时代上有一段相当的睽隔。
正如张善文先生在《周易漫谈》所云:
「《周易》六十四卦经义和《易传》十篇的思想,是不同时代的产物,其内容与价值必须结合特定的历史背景进行具体深入的考察,才能得出全面的、科学的结论」(P41)。
《易传》的哲理无疑提供给我们解经的许多方便,但是,这二种不同时代的产物,其所代表的文化背景是否已经有了差异?
而这种差异对于我们援《易传》以解经义,是否有所影响?
因此,「结合特定的历史背景进行具体深入的考察」可以使我们更了解《周易》经、传的意义,在易学史的研究上,更有厘清的作用。
本文对《易传》以八卦去解释方位感到好奇,八卦与方位,其占卜的吉凶结果是不是经得起科学的验证,这不是本文所关心的;本文所在意的是,《易传》在诠释「八方卦位」时,其思维方式是否可以反映《易传》成书时代的若干思想特征?
还有,在《周易》经文中,坤卦、蹇卦、解卦,这三卦的卦辞都提到方位的吉凶,《易传》对「八方卦位」的诠释可以用来解释这三卦的卦辞吗?
卦辞中对方位「利」与「不利」的判断,在我们探究《周易》的方位观时,能提供我们哪些应该注意的事项?
在今本〈说卦传〉「帝出乎震」章,明确对〈乾〉、〈坤〉、〈震〉、〈巽〉、〈坎〉、〈离〉、〈艮〉、〈兑〉八个单卦分别配以不同的方位,号曰「八方卦位」(宋儒邵雍称为「后天八卦」),〈说卦传〉对八卦与八方的配属有一套思维的方式,并且在传文中对这种配属关系加以解释与说明;此外,向为宋儒指为「先天八卦」的〈说卦传〉「天地定位」章,其影射的方位观念,显示与后天八卦有不同的方位配属,在帛书《周易》出土之后,再度引起热烈讨论。
今本〈说卦传〉「帝出乎震」章所示之后天八卦方位,早已为后代术数家所沿用;但是这段文字却不见于帛书《周易》。
帛书《周易?
易之义》存有与「天地定位」章相似的文字。
有关《周易》经、传的方位观念,乃至今本〈说卦传〉的二种方位图,这种种的疑问,便是本文写作的导引线,比对帛书《周易》、以及出土汉代式盘上八卦方位的解读,透过资料的搜证,本文希望能对《周易》经、传的方位观念,作文化史与学术史上的厘清。
贰、「四方」与「八方」
──《周易》经、传中的二个方位体系
上古先民对大地方位的认识是从观测太阳的运动(视运动)而产生的。
从无方向观念,到有方向观念,又逐渐发展出二维、四维、六维、八维以至全方位的观念,古人对大地方位的认识是一步一步发展起来的,也许以现代人的立场觉得平平无奇,在考古学、人类学、文化史等研究角度看来却拥有深切的探讨价值。
在尚未形成固定的天地四方观念之前,上古先民必定只能靠视觉去追踪太阳的运动,即太阳「升起的方位」以及「下落的方位」,甚至感受到太阳所带来的温度变化,是与自然界万物息息相关的。
何新先生在〈神秘数字──八卦与九宫〉便提到「上古这种二方位的大地观念,是与在季节上的二分位相对应」,于省吾先生在《甲骨文字释林》中也说:
甲骨文和山海经均没有四时的说法,尚书尧典才把四方和四时相配合。
应该指出的是,商代的一年为春秋两季制,甲骨文只以春和秋当作季名用,两者有时对贞。
西周前期仍然沿用商代的两季制,到了西周后期,才由春秋分化出夏冬,成为四时。
季节气候的改变与太阳光的位移有关,而先民的方位观就来自于对太阳移动位置的观察,所以中国上古时期的空间观念比季节观念的发展要来得早,殷人已有东、南、西、北的观念,例如卜辞已有「其自东来雨,其自南来雨,其自西来雨,其自北来雨」(卜通三七五)的记载。
所以坤、蹇、解诸卦的卦辞出现东、南、西、北等方位词,是不足为奇的;但是,卦辞所云之「西南」(「东北」)是指西南(「东北」)一隅,或是指西、南(「东、北」)二方?
这就牵涉到「四方」、「八方」两种方位观的问题。
甲骨文的时代已有四方,但尚未有八方之方位观念,从传世文献来看,「八方」的出现皆在较晚期的资料上,例如:
十三经中的《尔雅》、《礼记》、《周礼》,至于《诗经》、《左传》、《尚书》等,皆只见「四方」观念之列举,又如:
在《诸子集成》中,「八方」不见于先秦诸子之文,而仅在《吕氏春秋》、《淮南子》、《列子》中出现。
所以,我们有必要正视《易经》的「经」、「传」在时代上早晚区隔的问题,卦辞所言属于经文,应是八方概念尚未成形的时代,因此,本文主张「西、南得朋」、「利西、南」,应是指「西方」与「南方」,而不是指「西南方」一隅,「东、北丧朋」、「不利东、北」,应是指「东方」与「北方」,而不是指「东北方」。
参、《周易》经文中的方位休咎
「东、南、西、北」四方被贴上「吉凶悔吝」的诠释卷标,是见于《周易》,〈坤卦〉卦辞云:
「西、南得朋,东、北丧朋,安贞吉。
」〈蹇卦〉卦辞也云:
「蹇利西、南,往得中也;不利东、北,其道穷也。
」又〈解卦〉卦辞亦有云:
「利西、南。
」三处直接言及方位休咎的经文都是以西、南为利,而其中二则又以东、北为不利,我们虽看不出方位与休咎的配合,这其中有什么必要的因素,但是可以确定的是,作为占卜问筮用的《易经》已经把方位列入吉凶悔吝的考虑要件。
以「西、南」为利,「东、北」为不利,若以卜筮的立场来看,也许我们会认为这样的答案,不过是「机率」偶合罢了;但是若进一步了解先民对于方位的感受,其实是缘自于生活里的实际需要,那么,对于何以《周易》经文中言及「方位休咎」的卦辞,都同样以「西、南」为利,「东、北」为不利,其中也许有某种奥妙存在,这是本文所感到有兴趣的。
人类基本的空间方位概念,起源甚早。
如:
云南、四川两省的少数民族普米族人,没有文字,却有表示数字、占有、和方位(与空间识别相关)的符号。
显然这些符号是因为生活的实际需要而产生于该族的系统文字之前。
李景源先生在《史前认识研究》中便说明:
人类社会所有的方位观念,在起初都是与自然现象和环境相联系而产生的。
以太阳的升落定方位,是各原始民族共有的特征。
……较早出现的方位概念是东方和西方。
……南、北方位观念的产生,却和每个部族居住的自然地理环境直接相关。
直接和太阳出没相关的方位是东、西二方。
而南、北二方观念的产生则是与居位的自然地理环境相关,最直接的因素便是气侯、温度的影响。
以黄河流域而言,北边是干冷的蒙古高原,所来的是阵阵酷寒呼啸的疾风,而南边则是湿度适宜、暖意盎然的熏和气息,先民的生活起居受气候、环境的影响,是可想而知的。
若追溯这种自然地理环境的背后因素,以今日天文学的观点分析,气候的变化实来自地球绕行太阳,太阳照射地球的角度位移所致。
在中国传统的天文学里,古人为决定一年的季节,乃观察昏旦「中星」的位置、朝出东方和夕没西方的星星以及日月交会所在的星宿,即以一定的星象作为标准,这种用来作为标准的星象,被称为「辰」。
上古先民曾用以作为「辰星」的,有参、大火、北斗、日月交会、太阳等等。
我国古代虽然昏星、晨星并举,而大体着重昏星。
《夏小正》指明初昏时候斗柄(指北斗星)方向和时令的关系;《鹖冠子》更明显地指出古人借着黄昏时候斗柄方向来决定四季。
根据卢央、邵望平二位先生在〈考古遗存中所反映的史前天文知识〉所言:
人类最初的方位概念如何,成于何时,我们虽难于确切地回答,但却可以有把握地说,东、西、南、北四方概念绝不会出现于人类的童年时代,即刚刚脱离动物界的时代,而是人类智能与社会发展达到一定阶段上的产物……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劳动的复杂化及社会活动范围的扩大,才出现了通用于广大地域中确定空间位置标志的社会要求。
广大地域中空间位置的确定,是以观测太阳、日影来定方位,「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太阳的升落与人们的生活是关系密切而又最容易观察的,透过天体星辰的观察,方位往往也成为季节气候冷暖的象征。
新石器时代中晚期,我国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已经有了相当的原始农业,黄河流域种植了粟,长江流域栽培了稻(参见注12),对季节的掌握,是开发农业的要素;对太阳的观察则是判别季节的重要依据之一,农业的出现,要求人们掌握季节,不误农时,亦即掌握由地球公转所引起的自然界周期性变化的规律,通过种种看得见的表象,如:
物候的推移、太阳的升落、日影的短长以及斗转星移等来逐渐掌握自然界变化的规律。
中国仰韶文化彩陶、大汶口文化陶文所出现的太阳形象,反映了先民的太阳意识。
陕西半坡、姜寨、山东大汶口、江苏大墩子等新石器时代墓地,都有头向西或向东的葬俗,方位幅角皆与当地二至日日出或日落与正东、正西相差不超过20度角,江苏刘林、北阴阳营新石器时代墓地头向则偏北,方位幅度在当地二至日日出地平夹角与正北方的90度范围内。
何以墓葬的头向会有一致朝某方向的情形产生呢?
不同的部族基于其原始信仰、社会习俗也许会有不同的解释,但是,我们所感兴趣的并不在此,而在当时人们何以在数百年间能使墓葬方向沿袭不变,始终如一?
卢央、邵望平在〈考古遗存中所反映的史前天文知识〉曾讨论此问题,认为墓地附近多无可见的高山,即使有山,也明显与墓向无关,各墓地的头向均不作扇形排列(可见非依单一标志而立向),并且都有后期墓压叠,打破前期墓的情况,如在大墩子等地墓葬压叠竟达五层之多,说明早期墓并未留下显示方向和位置的标记,因此,可以推测另一种可能,便是当时已有了方位概念和依天象定方位的办法;再从古代建筑和其它遗址来看,半坡遗址发掘出位于广场北部的四十余座建筑遗址,绝大部份出入口偏向西、南,半坡建筑有门无窗,出入口兼作日照采光之用,为避免冬季寒凛的冷风,门以西、南向为宜,并且考虑了日照采光的最佳方位,因此,房屋选择了冬季日气温最高时的太阳方位为门向。
原始居民对建筑方位并不是由科学计算出来的,而是通过生活经验和营造实践,所做出的较合理的设计,尽管当时或许尚未有四方、乃至八方的方位名称,但是在他们的生活经验之中,已经包含了对太阳周年视运动规律的一定程度的了解,表明当时人们在日影指示下,对空间方位的安排,在位向上有一致性,因为气候、耕作等实际需要,他们一致迎向和煦的方位--即后来方位名称中的「西」「南」区域,而背弃冷冽的方位--即后来方位名称中的「东」「北」区域。
肆、〈说卦传〉八卦方位的呈现
以哲学的论点来诠释「八卦」方位,文字明确见于今本《周易?
说卦传》「帝出乎震」章,这段文字即宋儒邵雍所谓的「后天八卦」。
关于今本〈说卦传〉,孔颖达《周易正义》疏云:
「陈说八卦之德业变化及法象之所为也」(P182),其内容不只说出八卦的形成和性质,并以八卦象征八种自然现象,以八卦配「四方四隅」方位而衍生出八方,同时也依照八卦方位与特性,加以解说卦象和卦义。
然而,除了「帝出乎震」章所明确指出的八卦方位之外,今本〈说卦传〉「天地定位」章,也就是宋儒邵雍所谓的「先天八卦」,虽然没有明文联结八卦与方位,其实也在图式中隐含了八卦的方位。
「帝出乎震」章所示之后天八卦方位,早已为后代术数家所沿用,但是这段文字却不见于帛书《周易》;向来被指为「先天八卦」的「天地定位」章,其影射的方位观念,与后天八卦有不同的方位配属,在帛书《周易》出土之后,再度引起热烈讨论,帛书《周易?
易之义》存有与「天地定位」章相似的文字。
帛书《周易?
易之义》:
天地定立,山泽通气,火水相射,雷风相榑,八卦相厝。
数往者顺,知来者逆,故《易》达数也。
李学勤先生认为:
以帛书与传世本《周易》各本对校,卦爻辞的异文,大多属于文字通叚,并没有根本的差别。
帛书经文的特点,在于六十四卦的排列次第,也就是卦序。
传世诸本都是始于乾,终于未济;而帛书本则始键(乾)终益,卦序完全不同。
论述帛书《周易》的几篇论文,都指出帛书卦序具有明显的规律性,易卦由阴阳两爻构成,本来蕴含着阴阳说的哲理,故〈系辞〉云:
「一阴一阳之谓道」。
但传世本经文的卦序,却很难找出合于阴阳说的规律性。
在体现阴阳规律这一点上,帛书本显然胜于传世本。
李先生明确指出:
「在体现阴阳规律这一点上,帛书本显然胜于传世本」,因此在文献时间的判定上,李先生认为:
帛书卦序不会早于传世本卦序,理由很简单,如果《周易》经文本来就有像帛书这样有严整规律的卦序,谁也不会打乱他,再改编为传世本那样没有规律的次第,而〈序卦传〉也用不着撰写了。
事实只能是,传世本是渊源久远的经文原貌,帛书本则是学者出于对规律性的爱好改编经文的结果。
(同上,P206)
帛书《周易》是文帝初年写本,因而和〈序卦〉不妨说是并存的。
长沙和淮南两地晚周时同为楚境,这又表明卦序不同的两本《周易》在当时都在这一地区流传。
不能因为帛书在长沙发现,认为楚地的《周易》都是帛书这样的本子(同上,P207)。
笔者以为,李先生「学者出于对规律性的爱好而改编经文」是相当有价值的立论,虽然李先生此言是针对传世本与帛书本的「卦序」而发,这种体认却有助于理解今本〈说卦传〉何以有二种八卦方位的问题,同时也可以解释帛书《周易?
易之义》何以存有「天地定位」章,却不见后世术数家惯用的「帝出乎震」章的疑义。
《周易》始终未脱离占筮的本质,基于占筮技术层面的钻研,《周易》经传传世本、帛书本等不同版本的文字,正是反应「易学者占筮技术的历史纪录」。
坤、蹇、解三卦卦辞所指涉的方位,经文原义的解读应是在「四方」观念下的指称,也就是「西」与「南」,「东」与「北」,而非四隅中的「西南」与「东北」。
但是在八方概念下的后世术数家,特别是在汉代易学家理解下的「西南得朋,东北丧朋」、「利西南,不利东北」等卦辞,其诠释与理解的方式,就未必谨守「四方」的素朴观念。
《周易》经传「方位」观念的探析,之所以具有文化意义与学术价值,而不只是探究经文原义该如何解读,其原因即在此。
虽然,汉墓出土帛书本〈系辞传〉中有今本〈说卦传〉的部分文字(即学界所称之〈易之义〉),无论今本〈说卦传〉该如何切割?
有哪些该原属于〈系辞传〉?
这些质疑都不会动摇到,〈说卦传〉中的一部分,在汉初已经存在的事实,《史记.孔子世家》(见前文所引)已经将〈说卦传〉列入《易传》之中。
李学勤先生认为,传世本与帛书本两个版本的《周易》,晚周时应已同时在楚地流传。
朱伯昆先生在《易学哲学史》也指出:
今本〈说卦传〉中有「和顺于道德而理于义」、「顺性命之理」的句子,而「道德」、「性命」连称,显然是战国后期的作品。
今本〈说卦传〉「帝出乎震」章所示之后天八卦方位是,以〈震〉生出万物,配东方;〈巽〉洁齐万物,配东南方;〈离〉光耀万物,配南方;〈坤〉养万物,配西南方(传未明言);〈兑〉悦万物,配西方(传未明言);〈乾〉使阴阳相薄,配西北方;〈坎〉劳万物,为万物之所归,配北方;〈艮〉成就万物,配东北方:
万物出乎〈震〉,〈震〉东方也;齐乎〈巽〉,〈巽〉东南也,齐也者,言万物之洁齐也;〈离〉也者,明也,万物皆相见,南方之卦也,圣人南面而听天下,向明而治,盖取诸此也;〈坤〉也者,地也,万物皆致养焉,故曰:
致役乎〈坤〉;〈兑〉正秋也,万物之所说也,故曰:
说言乎〈兑〉;战乎《乾》,〈乾〉西北之卦也,言阴阳相薄也;〈坎〉者水也,正北方之卦也,劳卦也,万物之所归也,故曰:
劳乎〈坎〉;〈艮〉东北之卦也,万物之所成终而所成始也,故曰:
成乎〈艮〉。
值得注意的是:
在「帝出乎震」章中,方位之说其实缺少了西南方和南方,而〈坤卦〉和〈兑卦〉在配应说法中也少了方位之配属;既然「传未明言」,我们何以知道〈坤卦〉是西南方而〈兑卦〉是西方呢?
这是由于〈说卦传〉文中提到「兑,正秋也」配四时之义(其余诸卦皆未配言四时,只有〈兑卦〉提及),如果合以《管子.四时》、《礼记.月令》、《吕氏春秋》十二月纪所载,战国中期以来阴阳五行学说「以四时配四方」的说法,我们可以发现,〈兑卦〉既配属「正秋」,在五行说中,「正秋」又配属西方,若将〈兑卦〉放置于八卦方位中的西方,则剩余的〈坤卦〉自属配于西南方,那么八卦方位即可合而无缺。
由此我们也可以知道,〈说卦传〉八卦与方位的相配,与四时方位的配应有关;而四时与方位的关联,又是战国末期至秦汉之际,阴阳五行说盛行以后的产物。
从〈说卦传〉本身来看,它是从宇宙观的立场来发展方位之说,根据八卦的基本物象来构想天地间八种自然物互相配合,产生神妙的作用,促使万物生成发展。
〈说卦传〉并企图说明八卦在万物生成的过程中所呈现的功能,而这些功能与八卦所象征的八种物质有关,八卦之方位虽然受到五行系统中「四时--方位」配应的影响,但是,〈说卦传〉对八卦方位的解释,架构于八卦的取象上,自有其思维理路,而有别于五行系统;事实上,八卦所象征的八种物质:
〈乾〉天、〈坤〉地、〈巽〉风、〈震〉雷、〈坎〉水、〈离〉火、〈艮〉山、〈兑〉泽,不尽然与五行:
金、木、水、火、土相合;〈说卦传〉试图架构起宇宙万物生化的系统,由八卦象征所进一步呈现的空间观念,我们见到了缘由于宇宙观而来的方位图说。
〈说卦传〉云:
雷以动之,风以散之,雨以润之,日以烜之,〈艮〉以上之,〈兑〉以说之,〈乾〉以君之,〈坤〉以藏之。
又云:
神也者,妙万物而为言者也。
动万物者莫疾乎雷,挠万物者莫疾乎风,燥万物者莫熯乎火,说万物者莫说乎泽,润万物者莫润乎水,终万物始万物者莫盛乎〈艮〉;故水火相逮,雷风不相悖,山泽通气,然后能变化,既成万物也。
八卦所象征的自然物对于万物的生成有重要的作用。
不过,八卦与方位的序列关系是在怎样的基础上产生的呢?
关于这一点,〈说卦传〉本身并没有提出强而有力的说法,〈说卦传〉既认为八卦与万物变化有关,是不是只要以万物变化为枢纽,就可以把八卦与方位联系起来了?
「动万物者莫疾乎雷」,春雷一响,大地复苏;而雷是〈震卦〉的卦象,自然就可以推演出「万物出乎〈震〉」的说法,「万物出」是春季的现象,五行系统中春配东方,那么〈震〉代表春季,属于东方之卦便可以理解了;万物仰赖「日以烜之」,而「燥万物者莫熯乎火」,火是〈离卦〉的卦象,「燥万物」又是夏季的现象,夏配南方,那么〈离〉代表夏季,属南方之卦也可以确定了;西汉孟喜有「卦气」之说,其理论来源便是〈说卦传〉的八卦方位和《礼记?
月令》中关于四季配四方的说法。
按孟喜之说,以震、离、兑、坎为四正卦,分别代表东、南、西、北四方,此四正卦分别主管二十四节气中的六个节气,由冬至到惊蛰为坎卦用事,春分到芒种为震卦用事,夏至到白露为离卦用事,秋分到大雪为兑卦用事。
一卦六爻,四正卦中的每一爻又分别主管一个节气,四卦的初爻分别主管冬至、夏至、春分、秋分,如此一来,四正卦的二十四爻就与二十四节气相配,以此解说一年节气的变化。
我们可以确定,八卦与方位的搭配关系应是与四时节候有关,所以孟喜亦循此立说,后世象术派易学讲卦气,对四正卦之说多所继承与发挥,也是本着四时节候去解释方位与八卦。
然而,四时节候如何与方位产生关系?
又如何和八卦相应呢?
《新唐书》卷廿七载释一行《卦议》引孟喜之说曰:
坎、震、离、兑,二十四气,次主一爻。
其初则二至二分也。
坎以阴包阳,故自北正。
微阳动于下,升而未达,极于二月,凝固之气消,坎运终焉。
春分出于震,始据万物之元,为主于内,则群阴化而从之。
极于正南,而丰大之变穷,震功究焉。
离以阳包阴,故自南正,微阴生于地下,积而未彰,至于八月,文明之质衰,离运终焉。
仲秋阴形于兑,始循万物之末,为主于内,则群阳降而承之。
极于北正,而天泽之施穷,兑功究焉。
由这段文字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知道,四时节候与方位的关系,来自于北斗斗极的指向,北斗斗柄随着四时春、夏、秋、冬有东、南、西、北的不同指向。
而八卦与四时节候的关系,则是来自于八卦以阴、阳为符号,而阴、阳二气建构四时正是秦汉之际所盛行的宇宙观,《管子?
四时》:
「阴阳者,天地之大理也。
四时者,阴阳之大经也。
」正是此种观念的代表。
《淮南子?
天文篇》亦云:
「天地以设,分而为阴阳,阳生于阴,阴生于阳。
阴阳相错,四维乃通。
」因此,我们可以确切知道,〈说卦传〉所言之方位,取象于自然界四时节候的观察,印证了人类方位观念与天文星象、气候寒暖的密切性,这一点有其文化史上的意义;此外,〈说卦传〉所言之八卦与方位的配置,以八卦之阴阳符号为基础,呼应当时盛行的阴阳气化的宇宙论,这一点又有学术史上的意义。
李学勤先生认为:
卦气说应该是在见到〈说卦〉之后形成的,孟喜的卦气说在汉代易学中影响深远,在京氏易和现存各种易纬里,都可以找到这一学说的痕迹,例如易纬《稽览图》称坎、震、离、兑为「四正卦」,又称为「四时卦」。
这一类易学内容异常繁复,各家彼此不同,但都以四正卦作为最基本的间架,究其本源,都可追溯到〈说卦〉的后天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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