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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的未3
中国经济的未来(三)
2010-12-9中宏数据库
——中国外部经济失衡下的政策选择
华民:
以上是关于内部失衡的四大问题和我对正确政策选择的判断。
接下来谈谈中国外部经济失衡,这种失衡集中表现在图十四的四个象限上。
一个是贸易,进出口,从79年到现在,其增加的速度极其惊人;然后是国际储备增加得更快,目前已经达到了2.6万多亿美金;另外就是汇率向量,1994年人民币贬值,从2005年开始升值,人民币升值究竟对中国经济是福还是祸,我们在下文再加以讨论;最后是资本流动,中国到今天还没有开放资本项目,所以资本流动是受到控制的,投机性质的国际游资进来的很少,但是,最近几年伴随着人民升值而来的是国际游资流入量的逐步增加,因为人民升值(包括升息)为国际游资打开了投机敞口,从而导致短期投机资本(热钱)的较快流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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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依德:
正是因为资本管制,所以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和08年的金融危机都躲过去了。
1、贸易顺差的原因与政策选择
华民:
那下面我们先看一下中国的贸易顺差。
导致中国贸易顺差居高不下的基本原因不外是:
第一,由经济发展阶段所决定的内需不足导致了中国对外贸易顺的必然性。
从历史上看,当一个国家处在从传统的农耕社会向现代工业化社会转型的时候,总会存在大量的过剩劳动,我们可以将其定义为“存量失业”。
很显然,在存量失业出清前,由于劳动力市场的竞争异常激烈,工资是涨不上去的,结果,在经济起飞阶段,劳动生产率提高的所有好处都会变成资本的溢价,其后果不外是投资增加、产能释放,但居民有支付能力的消费却会相对不足,从而导致所谓的“内需不足”。
面对这种局面,几乎所有曾经经历过经济起飞阶段的国家,在其经济增长的早期,几乎无一例外地选择了出口导向的发展战略。
中国今天恰好处在经济快速的经济起飞阶段,所以,由经济发展阶段所决定的对外贸易顺差原本就是不可避免的,这和价格(汇率是低估还是高估)无关。
第二,中国的贸易顺差还与中国目前不可更改的贸易模式相关,中国的贸易模式为加工贸易,我们为什么只能做加工贸易呢?
因为一个国家的贸易模式归根到底取决于要素的禀赋结构。
中国缺乏知识要素和技术要素,资本要素也并不充裕,但却有极为充裕的劳动要素。
因此,可以说是存量失业以及由此而造成的充裕的劳动要素供给决定了中国只能走出口导向的道路,并不得不选择以加工贸易为主的贸易。
然而,只要中国选择加工贸易模式,那么顺差就是必然的。
道理很简单,1块钱成本来料加工,做成2块钱产品出口,贸易顺差可以达到100%,如果提高加工贸易的效率,做成3块的产品出口,那么贸易顺差就可达到200%。
所以,在中国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国家外汇管局倾向于减少外汇储备,而商务部则要提高加工贸易的生产效率,这两个部门的目标函数竟然是相互矛盾的。
接下来我想说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出口、投资与消费是因果关系,而不是替代关系。
对此可用世界银行一年前发表的中国季报里的一张图(图十五)来展开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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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中的虚线是消费,用图中的统计数据来表示就是实际消费品零售总额,每年波动10%左右,跟名义工资的增长基本上相近,所以中国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是非常有限的。
我们千万不要期待消费支出在GDP里的占比迅速上升,这是不可能的。
按照弗里德曼的消费函数,消费取决于人们的恒久性收入,恒久性收入就是工资加上资产性收益。
但是中国人穷,资产少,所以中国居民的主要恒久性收入当是工资。
图中那根实线就是投资,投资增长40%时,GDP增长12%;04年宏观调控投资下来了,GDP就增长6%左右,所以在消费不足的情况下,中国经济增长的波动最终还是表现为投资的波动,消费在经济增长中的表现是相当稳定的。
由图可见,投资和消费之间存在着非常大的缺口,政府的有关部门把这个缺口说成是产能过剩,这就把问题搞错了。
我认为这不是产能过剩,而是经济起飞时的产能释放。
在产能释放之后,由于消费未能及时跟上,这才产生了产能过剩的假象,而消费未能跟上的原因则如前所述,关键的原因是由于存量失业压抑了工资的上涨。
在内需严重不足的情况下,要想出清“过剩的产能”,就只有选择出口,这就决定了中国的对外贸易只能是顺差,这也是为什么所有经济起飞国家都毫无例外地选择了出口导向的发展战略,以及居高不下的贸易顺差的原因所在。
假如我们现在把产能释放看成是产能过剩,那么据此而制定的政策必然会出错。
现在发改委一调查就说中国有20几个产业部门存在产能过剩的问题,这个说法肯定是不能同意的。
中国是一个正处在经济起飞阶段的经济。
千万不要把产能释放说成是产能过剩,如果将产能释放理解为产能过剩,那么据此而进行的调整政策必定会导致增长的衰退。
在我看来,目前的中国,出口、投资、就业和收入相互间的逻辑关系应当这样理解才是正确的:
出口是投资的函数,投资是就业的函数,就业是收入的函数,收入是消费的函数。
按照这样的逻辑,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出口(也就是外需)是原因,消费(也就是内需)是结果,它们相互间是因果关系而不是替代关系。
我们已经知道,一国国民收入流量的恒等式为:
Y=C+I+G+(X-M),危机发生后,中国的净出口(X-M)下来了,投资I也下来了,消费C本来就上不去,因此为了维持目前的经济增长,我们就必须依靠政府支出和购买把上式中的G顶上去,这就是所谓的政府救市。
但是,假如我们还想通过若干的刺激政策,把消费C也搞上去,以为消费和出口(即内需与外需)是替代关系,试图通过刺激内需来替代目前趋于下降的外需,那就把问题完全搞错了。
如上文中所分析的那样,中国的实际情况是没有出口就没有投资,没有投资就没有就业,没有就业就没有消费。
出口与消费是因果关系,而不是彼长此消的替代关系。
我一直认为,出口是中国经济增长的生命线,一切打击出口的政策,都会叫中国人付出沉重的代价。
小平之伟大,就是抓住了国际市场,所以国际市场千万不能丢。
现在有一种非常流行的说法,认为中国较高的出口是因为中国的储蓄率高。
然而图十五则告诉我们,最近几年来中国的储蓄一直是趋于下降的。
由此可见,中国的出口之多少,其实与居民储蓄是没有多大关系的。
虽然从文化上讲东亚人偏好储蓄,但统计数据告诉我们,中国老百姓的消费率其实还是很高的,很多人是满打满算的。
和我们这一代人不一样,现在年轻人的消费行为基本上已经于国际接轨,他们没有经历过贫困时代,且有比中国改革开放前更好的社会保障,所以他们基本上是“月光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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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依德:
我们现在对奢侈消费的收税收得太厉害了,所以把这部分消费全都搞到国外去了。
这个需要改。
华民:
总之,中国的贸易平衡(更加准确地将当是发展)一要靠经济发展来提升内需,二要靠贸易制度的改革。
你要不让别人说你操纵汇率或被反倾销,那就得放松贸易管制,特别是进口管制。
假如你的进口增加了,那么与贸易伙伴国的贸易关系就有可能得到改善。
假如你光出不进,那就很难避免来自于国际社会的各种制裁。
从目前情况来看,我们的进口仍有很多管制,农产品、服务贸易、以及在那些由央企控制的产业部门里,一直都有不同程度的贸易保护。
此外,还有政府采购那一块,基本上也是不可自由竞争的。
因此,在我看来,中国与西方国家进行贸易谈判的空间其实还是很大的,只要我们取消目前实施中的各种贸易保护政策,中国的贸易机会(特别是出口)将会的进一步的发展。
以上是我想说的外部经济失衡中的第一个问题。
2、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汇率制度?
在这里我首先想要分析的问题是:
人民币汇率升值以前的国际资本流动和升值以来的国际资本流动究竟有何区别?
人民币汇率升值以前,流入中国的外资以FDI为主,它们流入中国后便形成固定资产,从而对于中国的经济增长做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
与此同时,中国的资本流出则以官方投资为主,主要用于购买美国国债。
考虑到国际资本流入的数量远远多于流出的数量,所以长期以来人民币一直承受着巨大的升值压力。
为了降低对于中国经济发展非常不利的升值压力,我们原本应当做的事情是应当积极地对外投资,通过资本项目的逆差来降低贸易经常项的顺差。
但遗憾的是我们并未采取上述这种正确的做法,而是选择了本币升值。
很显然,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存在贸易顺差必然性的国家来说,本币升值无异于扬汤止沸,并不能真正有效地解决由结构性问题所造成的贸易持续顺差问题。
现在我们再来讨论一下人民币升值会可能带来的问题。
从货币的利率平价来看,人民币升值和升息必定会产生套利机会,正因为此,所以当中国2005年正式启动人民币汇改和本币的升值政策以来,中国的贸易顺差问题不仅没有能够得到解决,反而开始遭受国际游资的攻击,原因就在于升值和升息打开了投机敞口。
统计数据显示,2004年中国的外汇储备是8千亿元美金,可是到了2008年,中国的外汇储备则高达2万亿元美金,4年内增加了1.2万亿左右的美金外汇储备。
同期的贸易顺差大概在6、7千亿美元左右,这也就是说,在2004—2008的四年间,流入中国的来路不明的投机资金至少在5千亿美元之上。
毫无疑问,这5千多亿美金的外汇储备本来是不应该出现中国央行的资产负债表上的,只要中国政府坚持不升息和不升值,这些流动性就根本无法进入中国市场。
我们接下来需要回答的问题是:
那么多的流动性现在都到哪里去了呢?
毫无疑问,在中国仍然实行外汇管制的情况下,它们只有一个去处,那就是通过外汇央行的外汇购入变成了外汇占款发行的货币供给。
本来,我们试图通过加息、提高准备金和对外升值来降低外汇储备和货币发行量,但是,由于中国经济早已处在开放状态下,任何变动货币平价的政策都会引发投机资本的流动,结果,由提高准备金和利率政策带来的、非常有限的货币紧缩效应很快就被投机资本的流入所对冲。
不仅如此,由于流入中国的投机性资本的数量非常之大,由此带来的货币扩张效应远远地超过前面所说的紧缩效应,两者相互抵消后产生的净效应并不是货币供应量的紧缩,反而是政策制定者最不愿意见到的货币供应量的进一步扩张(图十七)。
所有这些无非表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在开放经济条件下,试图用本币升息或者升值的方法来控制流动性是行不通的,除非你有十分有效的针对资本流动的管制方法。
然而,问题的关键还是在于进入中国的热钱究竟到了什么样的经济领域?
从2004年开始推行的人民币升息和升值的政策不仅引致国际投机资本的大量流入,而且还对中国的出口部门造成了沉重的打击,随之而来的产业升级政策使得中国实业投资的空间变得越来越小,在这种情况下,进入中国的投机资本显然会聚集在虚拟的资产市场里,而不是像过去那样以FDI的形式进入中国,然后变成能够带来就业与收入的固定资本。
这就是为什么在人民币升息和升值后,中国的经济泡沫会变得越来越严重的原因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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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依德:
问题是人民币不升值你顶得住美国的压力吗?
华民:
项得住啊。
假如人民币不升值,我们所要面对的不就是贸易制裁吗?
那样一来问题就变得简单了,打货币战,中国人打不起,因为我们既不是世界货币的发行国,又是一个依靠成本竞争的国家。
但是,若要打贸易战,中国有弱项,意在制裁中国的国家也有弱项,所以只要一打贸易战必定是两败俱伤,这种互有损失的贸易战因此就有可能打不起来。
即使贸易战打起来了,即使中国输掉了,其结果也要比打汇率战要好,因为汇率调整所产生的是系统性的风险,而贸易战所带来的充其量不过是个别部门或个别产品的风险。
所以我们千万不要为了在世界上做所谓的“泱泱大国”而去冒巨大的系统性风险。
接下来需要回答的另一个问题是:
人民币升值能不能带来国际收支的平衡呢?
回答仍然是不能。
让我们先从资本项开始讨论。
人民币升值前,流入中国的国际资本主要是FDI,这种性质的资本流入会从投资和贸易两个方面同时带来中国国际收支的顺差,这是毫无疑问的。
人民币升值后,FDI逐步被短期投机资本的流入所替代。
投机资本流入虽然不会增加中国的贸易顺差,但是却会增加中国资本项目下的储备增加。
因此,从资本项看,人民币升值并不能有效地减少中国国际收支的顺差。
现在我们再来看贸易经常项,如前所述,中国是以加工贸易的模式参加了国际分工,而加工贸易是一种天然就会产生顺差的贸易模式。
所以,假如人民币升值,其后果不外是:
要么导致中国出口商品竞争力的下降;要么就是减少贸易流量。
然而,中国国际收支的顺差却并不会因此而得到有效的控制,为什么?
因为贸易模式没有随着人民币升值而发生变化。
只要中国的贸易模式不发生变化,那么中国的进口归根到底是由出口部门的需求所决定的,当人民币升值导致出口量下降的时候,同时也就减少了中国对于进口商品的需求。
所以,只要贸易(出口)不为零,那么中国的国际收支顺差就是不可改变的,能够发生变化的只会是由出口量的多少所决定的国际收支顺差的规模大小而已。
现在,我们再来讨论另外一个似是而非、并且容易令人迷惑的问题,即人民币升值是否能够有效地改善中国的贸易条件?
我们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仍然是否定的。
我们已经反复指出,中国的出口是属于成本竞争型的,同时面临着需求不足和供给可替代的挑战。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要想通过人民币升值来增加对外出口的收入几乎是不可能的,相反升值所能带来的只能是竞争力的下降。
再看中国的进口,主要是原材料和中间品,前者属于自然垄断,大都处在卖方垄断的市场结构下。
后者主要依靠知识要素的投入,从而也具有一定的垄断性。
微观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告诉我们,在一个卖方垄断的市场里,买方是没有定价权的。
所以,中国千万不要以为自己是国际市场上的一个大买家,就以为可以获得定价权了,关键要看我们所处的市场究竟是属于自由竞争性质的,还是卖方垄断性质的。
如果我们再按照信息经济学的原理来加以分析,那么就可以发现,在一个卖方垄断的市场结构下,买方发出的信号越是强烈,就越有可能刺激卖方提高其所垄断的产品的价格。
比如说,我们想要通过人民币升值去购买便宜的石油或者便宜的铁矿石,但是只要人民币一升值,就等于向卖方发出了你的购买信号,这样,当市场处在卖方垄断的情况下,国际石油或者铁矿石供应商就一定会充分利用卖方垄断市场赋予它的定价权去提高其产品的售价。
事实已经证明了这一点,人民币升值幅度越大,中国购买的原油和铁矿石的价格也就上涨价得越是厉害。
在最近几年中,人民币汇率升值将近30%,而铁矿石的价格已经上涨了200%以上,原油价格也已翻倍。
这就清楚地表明,中国试图通过人民币升值来降低进口投入品的价格是一个错误。
进一步的分析还表明,在人民币升值的时候,假如我们还要采取具有一般均衡特征的集体谈判方法去购买国际上属于卖方垄断的投入品,那么我们将会面对更高的进口价格。
因为采取集体谈判的做法,等于是向卖方进一步发出购买信号,从而刺激卖方可以继续采取提价的销售策略。
比如,中钢协和力拓力必这类大的国际铁矿石供应商去搞集体谈判,这样就会失去很多分离均衡、压低铁矿石进口价格的机会。
本来小型的钢厂可以到非洲或者美洲分散去进口铁矿石,通过一一配对这种分离均衡的方法或许有可能买到价格比较便宜的铁矿石。
但是,现在由于选择了集体谈判这种一般均衡的做法,势必会带来以下严重的后果:
一是作为中国卖方的小型钢厂被剥夺了分离均衡的权利;二是作为世界供货商的那些小型矿石公司便可通过搭便车去分享由世界铁矿石市场的价格决定者(即卖方垄断市场中的价格领导者)提高销售价格所带来的好处。
结果,中国不得不为这种错误的购买策略而支付更高的进口成本,并导致本国经济福利的下降,这种福利损失就是我们已经看到的“贸易条件”的恶化。
由此可见,在卖方垄断的市场结构下,中国想要通过人民币升值来改善贸易条件是不可能的。
相反,我们若是继续采取这种策略,必定会导致中国对外贸易条件的进一步恶化。
现在的问题是,假如人民币汇率升值解决不了以上所分析的各种问题,那么我们是否还有必要进行汇率制度的改革,变原先的固定汇率制度为浮动的汇率制度呢?
我的答案是:
既然人民币升值解决不了中国对外开放中所面临的一些基本问题,那么我们就应当尽快恢复原来那种行之有效的固定汇率制度,以免因为汇率制度的调整而招致可能发生的货币与金融风险。
环顾当今世界,在多次局部与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发生后,世界的基本潮流是重新回归固定汇率制度,而不是1980年代后非常盛行的浮动汇率制度。
从国际经验来看,固定汇率作为一种制度集合可以进一步分解为不同的子集。
最常见的子集就是刚性盯住与可调整的盯住。
那么,对于中国来说,我们应当选择怎样的固定汇率制度才是可行、并且又是有利可图的呢?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仍然处在出口导向的经济发展时期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正确的汇率制度应当是可调整的盯住。
这里有两个关键词:
一是盯住;二是可调整。
既然是盯住,那么我们首先就需要寻找可靠的货币“锚”。
从中国目前的实际情况来看,可以成为人民币汇率“锚”的国际货币只能是美元。
为什么要盯(锚)住美元?
从贸易上看,美国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中国实际上处在美元区;从金融上看,美元是国际本位货币,具有巨大的网络效应;从货币体系来看,美元不可竞争,且具定价权,所以只有盯住它才能把风险控制在最低程度。
就美国一天到晚要人民币摆脱美元锚而言,已经足以说明盯住美元对我们是有利的。
接下来的问题是,固定汇率下的可调整又应以什么为目标呢?
回答只能是出口,假如出口竞争力下降了,那么汇率就应当贬一点,假如出口处在正常状态,那么就可维持既定汇率保持不变不行。
所以,结论是明确的,盯住美元可调整的汇率制度可能对中国比较有利。
关于汇率问题我就说到这里。
3、国际储备如何走向平衡
由于时间关系,关于国际储备如何走向平衡的问题我就不说了。
潘英丽:
这个你应该说一说,因为国际储备走向平衡,跟你坚持出口的政策是相矛盾的。
华民:
那我就说一下。
储备怎么走向平衡?
从央行的资产负债表来看,可以有两种方法:
一个是央行的负债国际化,即人民币国际化;另一个是央行的储备资产国际化,即尽可能地把储备美元用于国际投资。
根据国际经验,在这两种选择中,央行储备资产的国际化是可行的,而人民币国际化则是不可行的。
人民币为什么不能国际化?
第一,是来自于国际货币体系的制约。
如前所述,世界货币体系事实上是一个一美元为霸权的等级制的货币体系,在这个体系中,作为世界本位货币的美元处在金字塔的顶端,美元之所以能够高高在上,就因为它是世界本位货币,它在定价。
假如美国采取强势美元政策,那么世界其他货币就都得贬值,假如美国转而采取弱势美元政策,那么世界其他货币就都得升值。
因为美国拥有了世界货币的定价权,美国就可以采取这样的策略来改善其资产负债表,即只要世界各国欠美国的,那么美元就一定会升值,反之,美国就一定会主动采取贬值的策略,自从布雷顿体系解体以来,美国就一直是这样做的。
接下来是欧元和日元这两种高贵货币。
处在第三等级的是世界杰出货币,如英镑和加拿大元等。
以上这些处在较高等级地位的货币都是具有国际化能力的货币,因为它们都可以被持币国家用作国际储备。
一种不具有国际储备功能的货币肯定是不可能成为国际化的货币的。
处在国际货币体系第四个层面的货币属于普通货币,所谓普通货币是指那些能够在双边或区域贸易或金融活动中有限使用的货币,比如中东产油国的货币,以及新加坡等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货币。
处在世界货币体系第五个层面的货币属于被渗透的货币,什么是被渗透的货币呢?
那就是本币发行主要依赖于外汇储备的货币,比如中国的人民币,外汇占款的发行量就占了央行基础货币发行的一个很大的比重,因此,我们有理由说,人民币被美元渗透了。
再往下,即处在国际货币体系第六个层面的货币属于准货币,比如中国香港特区发行的货币(港元)就属于准货币,长期以来港元一直与美元保持着联系汇率制度。
处在世界货币体系最底层的是“伪货币”,比如中南美洲的一些小国,为了体现国家主权,政府也象征性地发行本币,但是在市场上流通、以及被人们用作储蓄的则是美元等国际货币。
从我们所面对的这样一个世界货币体系来看,人民币是无法作为一种国际化的货币进入国际市场的,理由很简单,因为人民币并不是一种具有储备功能的独立货币,而是一种被美元渗透的货币,这是第一。
第二,人民币国际化在方法论上也是错误的。
既然人民币在国际上是一种非储备货币,那么人民币国际化就等于在把中国央行的负债国际化,从国际经验来看,央行负债国际化的风险是很高。
只要基本面发生变化,特别是贸易盈余发生变化,就必定会导致外汇储备的变化,于是依靠外汇占款发行在外的货币就很容易遭受国际投机者的攻击。
进一步而言,人民币国际化的目的不外是想用人民币来替代美元成为中国对外贸易与金融交易的计价与结算的货币,即使这样的目标可以实现,对于中国来说也是弊大于利,因为在国际贸易与金融交易中用人民币来替代美元,就会削弱美元的地位,而这又会倒过来影响中国现有美元外汇储备的安全,我们把由此造成的损失可以定义为人民币国际化的“存量效应”。
可以想象,在今天的国际货币体系下,人民币国际化的“流量效应”(即在国际贸易和金融交易中用人民币替代美元所产生的收益)一定是小于存量效应的。
所以,在我们看来,人民币国际化实际上是一种自挖墙脚的做法,因为在今天的中国,由巨额美元储备造成存量效应是在太大,以至我们可以说中国实际上已经被美元“绑架”了。
第三,在上文的分析中,我们已经从宏观上分析了人民币的属性,即人民币事实上是一种已被美元渗透的货币。
如果再进一步从微观上加以分析,那么我们就很容易看到人民币同时也是一种缺乏竞争力的货币。
我们这样说的根据就在于中国大部分出口商品都得贴上别人的标签,这意味着中国由贸易顺差带来的外汇储备、以及由此而创造的货币大都建立在加工贸易的基础上的。
既然中国的出口不具有自主性和竞争力,那么由此形成外汇储备以及因为外汇结售而发行的人民币当然也就没有竞争力。
一种没有国际竞争力的货币要想成为国际化的货币当然是不可能的。
美元为什么厉害,大家都知道,美国有3000所大学,500家企业,前者在创造知识,后者则把这些知识不断地转化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品。
所以,美元之所以能够成为国际化的货币,并且是国际本位货币,归根到底还是因为它有坚实的微观基础。
这就是为什么世界各国都想拿美元作为外汇储备,因为拿着美元就踏实,睡得着觉。
既然人民币国际化是不可行的,那么我们应当采取怎样的方法才能有效地降低中国的外汇储备呢?
从上文的分析中我们已经知道,人民币国际化并不能减少外汇储备的数量,只是把由储备转化而来的人民币(流动性)投放到国际市场罢了。
但是,采取这种方法来减少流动性的风险是很高的,因为在没有微观经济支持的情况下,发行在外的本币很容易受到国际投机资本的攻击。
日元国际化和欧元国际化后的命运已经可以证明这一点。
所以,为了保证金融安全,正确的方法当然是央行资产的国际化,即尽可能地把储备资产国际化。
这意味着我们应当做离岸美元,而不是不做离岸人民币。
离岸美元怎么做?
大致上可以有两种做法:
一是离岸美元债券市场。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报告,全球企业70%融资是靠发行企业债权,所以这个市场的规模是很大的,中国现在有大量的外汇储备,为什么不去创建一个离岸性质的国际债券市场,通过对外的债券投资来降低外汇储备的数量、增加中国外汇储备的收益呢?
更重要的是发展离岸债券市场是没有风险的,这不仅是因为债券投资属于事先合约和固定收益性质的投资,而且还因为债券投资可以继续现行的资本项目管制政策和外汇管制政策,只需外管局把外汇头寸在可控的范围内发放给核准进入离岸债券市场的机构投资者便行了。
反过来,中国假如去做人民币离岸是没戏的。
现在很多贸易商突然发现,在香港,在外国,拿着剩余的人民币头寸居然找不到投资的工具,因为人民币在境外没有投资工具,当然也就没有投资机会,最终还得换成美元。
所以,从目前情况看,人民币国际化确实不是一种明智的选择。
随着离岸债券市场的发展,近年来一直困扰着我们的人民币升值压力也就会随之消失,因为投资外国债券的结果将是外汇储备的下降,与此同时,中国流动性过剩的问题也将随着储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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