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理群教授在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附中论坛上的讲话.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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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理群教授在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附中论坛上的讲话
钱理群教授在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附中论坛”上的讲话
我作为附中的一位老师上课已经一个月了。
课程快要结束了,最后借此机会向老师们做一个汇报。
我今天想讲的,是“我的教师梦”。
我这次来附中实际上是圆一个梦。
我在北大2002年退休的时候,有学生问我退休后干什么?
我说我退休后第一件大事要回贵州去一趟,因为当年我在贵州教了十八年的书。
第二件大事是到附中来。
去年到今年总算干完了这两件大事情。
回归附中,就是重新做一次教师梦。
前几天我和中学同学聚会,一位女同学谈起一件往事:
1956年我们毕业时,全校举行过一次以“我的梦想”为题的演讲比赛。
我获得了第一名,题目是“我的儿童文学家梦”,第二名就是这位女同学,讲她的梦想是要当一名乡村女教师。
但梦的实现却非常曲折:
1956年做梦,一直到了文革之后,才勉强圆了这个梦。
也就是说,为了要做一名中学老师,竟然奋斗了几十年。
我听了自是感慨万端,想起自己在60年代,也有过一个梦:
回附中当老师。
当时我在贵州一所中等专业学校教书,想调回南京,这自然是无法实现的梦想。
而且就是在贵州,我要求做班主任,也被拒绝了,原因是我家庭出身不好,没有资格当。
文革中这就成了一条罪状,说早就看穿了你要想争夺青年的“狼子野心”。
你看,在中国想做一位老师,竟有这么难!
后来我想,不让我当老师的人也有他的道理,说明教师工作非常重要,他是影响青少年的,而青少年正决定着国家民族的未来。
这是一种权力,有的人就是不愿意有自己的独立思想的人掌握教师的权力,于是我为了实现自己的教师梦,就不能不奋斗几十年。
说起来最早做这样的梦,还是在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当时我是中央大学附小(今天的南师附小)的学生。
学校出墙报,有一个醒目的标题:
“长大了做什么”。
我还记得是教我们美术的杨宏毅老师画了好多画:
飞行员,教师,科学家,工人,农民,等等。
然后每个同学在相应的栏目下填自己的名字,我当时填的就是教师。
我第一次做教师也是在南师附小,学校受陶行知、陈鹤琴的影响很大,号召学生当“小先生”。
解放初期还有好多儿童是流浪儿,我们就把他们聚集起来,办小先生学校,由我当校长。
我的印象很深:
班主任吴馨先生,有一天突然对我说:
钱理群,我们要办一个小先生班,现在学校任命你做小先生学校的校长。
我当时都吓坏了,连忙问:
老师怎么当啊?
!
吴先生看了我一眼说:
你自己想吧。
说完就走了。
后来我才懂得,这是真正的教育艺术:
对你表示一种信任,你自会产生自信,自己想办法克服困难,而这正是做一个教师最重要的品质。
后来我就果真鼓起勇气当了这个小先生学校的校长,而且干得很不错。
我现在还记得,有个学生是卖冰棒的,毕业时还画了一幅画送给我,上面写着“送给敬爱的钱老师”几个字。
也就是说,我还在小学六年级就被称作“钱老师”了,一直到现在还是“钱老师”,并且颇以这样的称呼为豪。
我真正当老师,是在大学毕业分配到贵州安顺地区卫生学校教书。
对我来说这是人生的一个巨大转折。
你想我从北京一直下到最边远的贵州,又是1960年的大饥饿的年代,而且在中等专业学校教语文,学生根本没有心思学。
想走走不了,想考研究生,又不让考。
怎么办?
我当时做了一个选择,用今天的话来说,也可以叫自我设计,这个设计几乎决定了我的一生。
我把自己的理想分成两个层面。
首先是客观条件已经具备、只要主观努力就可以实现的理想:
我一分析,不管是环境多恶劣,反正我是教师,我就做一个最受欢迎的语文老师。
这是一个现实的目标。
同时我定了第二个目标,就是现实条件不具备的,而且不知道什么时候具备,需要等待的,要做准备的一个更大的理想。
当时我的更大理想一个是到南师附中教书,第二个目标就是到北大教书,讲“我的鲁迅观”。
我先为实现现实的理想而努力,当时年轻,一下就把被褥搬到学生宿舍,和学生同吃同住同劳动。
不让我当班主任,我就做一个不是班主任的班主任:
新学生一来我就先看学生入学照片,把他们全都记熟了,主动上门和每一个学生聊天,了解他们的基本状况,以后又编写学生学习档案,有针对性地对学生进行个别辅导。
——后来文革中“对学生太热情”也成了我的一条罪状。
我还和学生一起爬山,踢足球,完全打成一片。
这样我很快就成为这个学校最受欢迎的老师,但却害了学生:
文革开始时到处挖“三家村”,我们学校以我为首就挖了四、五个“三家村”:
有和我踢球、爬山的,和我一起编墙报的,等等。
但是从另一个角度,也就是在和这些学生的共同生活当中,我感到了生命的意义和价值。
我常常想,如果没有这样一些学生,我肯定很难在贵州坚持18年,更难度过文化大革命这一关。
可以说我是和这些贵州的学生结下了患难之交、生死之交的。
所以后来到了北大,我还和他们保持联系。
我常常说我这个学者有两个精神基地,一个是北大,一个是贵州,其联系纽带就是青年学生。
我去年在贵州讲学,以前卫校的学生,在电视上看到我,就立刻到电视台打听我的地址,然后就聚集了好几位同学,还有的从几百里外赶到贵阳来看我,他们说我们毕业以后不仅是卫生业务上的骨干,同时我们的文章也写得很好,很受领导重视,这得感谢你当年对我们语文能力的训练。
这倒是真的:
这批学生是调干生,入学时只有小学毕业水平,我从初一语文教起,一直教到高三,确实把他们带出来了。
但他们到现在还记得我,这一点仍然让我感动。
文革结束后,我考上研究生,就离开了这批学生。
——这就说到了我的第二个理想的梦:
要到北大讲鲁迅,唯一的路就是考研究生。
而直到1978年,也就是我39岁时,才被允许考研究生,而且只有一个月的准备时间。
但其实我已经准备了十八年:
从21岁到贵州教书那一天起,我就利用业余时间,研读鲁迅作品,写了上百万字的笔记。
正是靠这长期的积累,我终于赶上了最后一班车。
有人问我,如果你当年没有考上,现在还是贵州安顺的语文老师,你会怎么样?
当然我肯定不会像现在这样在学术研究上得到发挥,但我还是会安心在那里做一名称职而出色的语文老师,在全身心地投入教育工作中找到自己生命的价值。
实际上我现在还是老师,只不过是在大学任教而已。
更准确地说,我现在有两个身份,一是教师,二是学者;但对于我来说,教师始终是第一位的,我在很多场合,都反复强调,希望人们把钱理群首先看作是一个教师。
我这个人有深入骨髓的教师情结,天生的就是当教师的料。
我写过一本书,题目就叫《人之患》,就是喜欢做教师,好为人师。
我见到年轻人就忍不住要和他们说话,有一种癖好,我走到任何地方,身边都有一大群年轻人。
对我来说,最快乐的事就是和年轻人聊天,有天大的烦恼,一和年轻人聊起来,就什么都忘了。
如果真要惩罚我,最有效的,也是最残酷的办法就是将我与年轻人隔离开来。
我可以举一个例子来说明我喜欢和年轻人打交道到了什么程度:
仅仅在北大教书,到许多学校讲学都满足不了我的教师瘾,我还通过通讯的方式和全国各地的读者“聊天”,其中大部分是青年人。
因此,我有很多很多没有见过面的学生和朋友,每年大概都要回一、二百封信。
这里不妨举几个例子。
有一次我收到四川的一封来信。
他表达的是对北大的一种向往,我就很热情的寄了一本我编的北大的书给他。
于是他又给我写信,说:
“我想在你的面前不需要伪装什么,今天在我收到你寄来的书时我哭了。
原来幸福时也可以流泪,而且这种感觉很美,很美。
没有想到你竟然也记得我们,因为我们之间近似于陌生人。
你离我们是那样的遥远。
但当我拿起这本书时,却觉得你无比的熟悉而亲切。
也许你觉得你只是做了一件很普通的事:
我们喜欢北大,而你就送我们一本关于北大的书,也许你把我们当成一群追梦的孩子,而你所做的就是让我们离梦更接近一点。
但是,你难以想象,这本书在我们心中引起的波澜。
在学校很少有老师喜欢我。
三年中认识我的老师有也不过一、二人,而这一、二人也只记得是某某人这个名字,而不是我这个人。
在学校我几乎不招呼老师,因为师德有问题的老师被我所鄙视。
而在喜欢的老师面前我往往是手足无措。
当他们快要经过我的身旁时,我很紧张,把头埋得很低。
因为我觉得自己不是好学生,没有资格叫他们,甚至怕亵渎了‘老师好’这三个字。
当他们走远时我才会抬起头望他们的背影。
我心里想,如果有一天我能碰到你,也许也是上述的表情。
所以当时的心情决不是感动二字能概述的。
曾经有这样一个故事,一个人在自杀时仅仅因为想起美术老师对他的赞扬的几句话,而放弃了自杀的念头,决心重新生活。
以前总怀疑它的真实性,我现在明白了,真的有时只是对别人说一句话,做一件很普通的事,而引起这个人的变化。
就像你对我,你让我知道应该怎样的去面对我的学生。
(看来这个人现在当老师。
)做你的学生真好,他们时常会被感动。
这样他们心灵会永远充满爱心与感激。
”我立刻给他回了一封信:
“你的来信让我感动,字里行间充满了爱,不只是你我之间,我们应该用这样的爱对待周围所有的人。
这里有一种心灵的沟通。
我们这个社会太需要这样的沟通了。
从信中看你现在是位老师。
你说你知道应该怎样去面对你的学生。
这个问题也是我一直在思考的。
在我看来,教育的本质就是将学生内心深处的善良、智慧等等这些最美好的人性因子激发出来,加以培育和升华,以此来压抑人的内在的恶因子。
——按照我的人性观,人是善恶并存的。
问题是我们要‘扬’什么,‘弃’什么。
而善的激发,是需要一种爱心的。
这种爱是发自内心的,是自然的,用你信中的话说是毫不经意的,而不是一种着意的表演。
而当下社会里,这样的爱的表演实在是太多了。
你的来信引发了我的思考。
谢谢。
”——这样的通信,实际上是一种相互激励,相互间爱心的传递。
想想看,作为一个教师,如果我们每天都能和年轻人进行这样的心灵的沟通,那是一件多么幸福、多么美好的事情!
这里,还可以举个例子。
有一位辽宁的女孩,她父亲是一个工人,她的母亲已经下岗。
有一天我突然收到她的一封信,说:
钱教授我太痛苦了。
我在学校里遇见不公平的待遇。
我的学习非常好,但是我的老师因为我没有关系,没把我分到重点班。
我受不了了,我想自杀。
当我看到最后这几句话,简直吓坏了,我想,这孩子真要自杀这怎么办?
但是仔细一看,这封信是用了很美丽的信笺写的,这孩子如此的爱美,大概还不会自杀。
于是赶紧给她写信,安慰她,鼓励她,给她讲道理。
以后这孩子几乎每星期给我写一封信,倾诉她内心的一切。
就这么联系了很长时间,这里保留了我写给她的一封回信:
“你写给我的信都收到了。
因为事情忙,前不久还外出开会,没有及时给你写信,请原谅。
谢谢你对我的信任,随时把你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讲给我听。
我也愿意这样听你讲话。
只是有时不能立刻给你回应。
不过请你相信,远方有一位老人,总是在倾听,并且理解你”。
这件事引起了我长久的思考:
她为什么要这么频繁的来信?
我由此联想到现在的青少年,特别到了中学阶段他的内心有一种倾诉欲望。
可惜的是我们的父母,我们的老师们,常常不愿意倾听他们讲话,倾听他们的心声,这个时候就只能到我这样一个住在非常遥远的地方的老人这里倾诉。
为什么呢?
第一我愿意听她的,第二我绝对尊重她,并且替她保密,我不会因为她和我说了什么话,而去损害她,这样她就有一种信任感,安全感。
但我想这也不是一个办法,因为有很多很多这样的青少年,我不可能每天都这样给他们写信。
我就想到了我们的教育,如果她的家庭,她所在的学校,有父母,有老师愿意这样倾听,她就不必千里迢迢的向我倾诉。
这正是教师、家长,每一个教育工作者的职责:
倾听我们的孩子的内心倾诉的职责。
其实孩子把心里话向你讲,讲完了,把郁积在心、解不开的许多情绪发泄出来了,心里舒坦了,该怎么做,她自己就明白了,并不需要我们成年人去指点什么,教师有的时候就是需要简简单单地扮演这样一个倾听者的角色。
这说起来简单,却也不简单:
因为它需要一颗尊重学生、理解学生的爱心。
这个辽宁的女孩,后来高中毕业了,没有考取理想的大学,而是考上了一所专科学校。
我没想到,有一天她突然出现在我的面前。
她千里迢迢的跑到北京来见我一面。
她那个失业的母亲也跟了来,但是高低不肯进来。
我和这个孩子谈了一个上午,然后送了一大批书给她。
我想这个孩子要见我,也是圆她的最后一个梦。
后来那个孩子再也没和我通信。
这样我反而放心了:
大概上了大学后,找到自己的路,就不需要再向我这个老人倾诉了。
我只能默默地祝福她一生幸福;而她已经给了我莫大的幸福:
有这样一些纯洁的孩子,他们信任你,愿意向你袒露内心,你能够倾听他们的声音,和他们进行平等的交谈,这本身就实现了一种价值,一种生命的价值,而且是教师所特有的。
我与这个女孩子通信的价值绝不亚于我的学术写作的价值。
至少说在我心目中是同等的。
——我的学术写作追求的也就是这样的心灵的交流。
这就说到了青年学生对我的学术研究的意义。
我的研究从来不能离开年轻人,我所有的著作都是面对年轻人的。
提笔写作的时候我的面前始终闪烁着年轻人渴望的眼光。
同时年轻人也参与我的写作。
我的学生都知道我有一种习惯,就是我很喜欢和学生聊天,我的研究课题不是我一个人苦思冥想出来的,常常是在客厅里面,和学生聊天中产生一个想法,一种思路,然后去研究。
在思考过程中,只要有一个学生或年轻人到我家,我就会滔滔不绝的和他讲:
我在研究什么;在讲的过程中学生或年轻人会做出反应,提出意见,也就会深化我的思考。
以后,再来一个人,就再讲,再讨论,思考又深入一步。
如此反复多次,谈得差不多了,研究的思路也自然成形,就可以写出来了。
所以说我的学生,年轻人是参与了我的写作和研究过程的。
在我的著作里,我很少引用名人名家的观点,而是大量引用学生的一些曾经启发了我的思考的观点,就是这个道理。
在我看来,教育决不是单向的,绝不是老师单方面的输送给学生,当然主导是老师,但学生的反馈,学生提出的问题,本身都会引发老师的思考。
学术研究如此,上课也如此。
我这次到附中来上课,上了一个多月,尽管我对鲁迅作品已经非常熟悉,但备课时,都要重新看,因为心里存有中学生这样的对象,重读的时候,对作品就有新的发现,产生新的解读。
这种解读实际上有对象存在的潜在因素的影响。
另外在和学生交谈,在批改学生作业时,学生所提出的问题,以及他对问题的思考,都会引发你对这些问题的新的思考。
这是一个双向的运动。
所以有人说钱先生你太忙,我们找你谈话是不是耽误你的时间?
我总是说:
不,因为你和我谈话,是你得利,我也得利。
这也是我为什么特别喜欢和年轻人在一起的原因。
我有一种理念,就是教学的本质是一种自我发现。
教学的过程是学生发现自我的过程,同时也是教师发现自我的过程。
这是双向激发的生命运动:
学生内心深处最美好的东西被教师激发出来,在这一过程中,教师自己心灵中最美好的东西也同时激发出来,这样教与学双方都达到了一种真实的精神的提升。
上课中,老师和学生之间有一种精神的交流;上完课双方的精神都升华了。
于是,每上一课,我都有一种期待,因此,上课前也总有一种新鲜感,兴奋感,紧张感。
我教了那么多年的书,但每一年在9月1号上第一节课时都非常紧张。
我非常重视上第一节课,包括这次到附中来,为了上好第一课,我在北京就准备了两天,并且提前四天到附中来,就是为了要准备好这第一堂课。
我为什么这样紧张,就是因为心里没有底。
我在北大上课是非常有把握的,北大的学生能理解我,但是附中的学生,已经是我孙子辈了,他们能理解我吗?
能和我交流吗?
我和他们之间能有会心的微笑吗?
有还是没有,关系着我的教育理念:
我追求和学生之间的这种心灵的交流。
如果学生木呆呆的听我讲课,我一点感觉都没有,就会觉得我的教育失败了。
为了避免这样的失败,就必须作充分的准备,把可能发生的一切,都要预先想好,作精心的设计。
我的第一堂课的教案都是一个字一个字地写好的,包括一些重要的“闲话”。
开头要怎么讲,你要给学生一个什么“第一印象”,你通过你的一句话,把一个什么东西传递给学生:
这些都要想好。
第一堂课,开头几堂课上好了,在师生之间建立起一种信任感,创造了一种自由交流的气氛,以后的课就好上了,吊起的那颗心也就可以落下了。
——我这次到附中上课,大概上到第三次课,当我高声朗读鲁迅《阿长和〈山海经〉》里最后一句话:
“仁厚黑暗的地母呵,愿在你怀里永安他的魂灵!
”我看见学生的眼睛发亮了,就知道他们的心灵和我发生共鸣了,就在这一瞬间,鲁迅与学生,我与学生,也就是作者、教师与学生之间发生了心灵的相遇,不但这堂课成功了,更意味着中学生们终于“认可”我这个原来是陌生的多少有点敬畏的大学教授了。
于是,我长长地松了一口气,这时候我才对王栋生老师说:
没问题了。
我教了几十年的书,中学与大学都教过,不知道教了多少届的学生,差不多每一届都要经历这样一个由陌生、紧张的距离感到心灵沟通的过程。
这样我就始终保持着一种教育的新鲜感,每教一届学生,甚至每上一堂课,对我来说,都是一个新的开始,都面临着新的挑战。
我自己非常珍惜这样的新鲜感,我称之为“黎明感觉”。
我知道这很不容易,因为任何一件工作,包括教师的工作在内,一旦成为职业,就会产生职业性的倦怠感,就有可能变成“机器”,变成“油子”,所谓“教书匠”就是这样的“教书机器”、“老师油子”。
坦白地说,我热爱教师工作,却恐惧于成为这样的“教书匠”,因为这涉及一个人的精神状态,一个人的生命存在形态,存在方式。
在“黎明感觉”的背后,是一颗赤子之心,是一种“永远年轻”的精神状态。
前几天我碰到当年教我数学的唐世忠老师,她已经八十多岁了,一见到我就说,钱大头(当年全校老师同学都这样称呼我),你怎么还是那样,还像当年南师附中高三丙班的钱理群。
大概是这样吧,虽然我的外貌变老了,头发白了,但还是当年那股精神头儿,我也觉得我的心比较年轻。
这在很大程度上应该归结于我这一辈子都在教书,都在与青年打交道。
你面对的永远是天真的赤子,是最活跃的生命,是渴求知识的年轻人,你从这些赤子身上不断吸取精神养料,吸取生命的元气,你就永远年轻。
所谓“教学相长”,这确实不是一句空话。
教学就是这样一个互相促进的过程,不仅教师影响学生的成长,学生也对教师的精神状态、精神发展产生影响,教师与学生确确实实是共同成长的。
“教学相长”是一个非常高、非常美好的教育境界。
我们常说青春是美丽的,而教师这个职业是和青春联系在一起的,所以我要说教师也是美丽的。
当然,我们也不必回避:
教师也有很多痛苦,甚至是巨大的痛苦。
在我的教师生涯中就有过这样的惨烈的记忆。
那是文革中发生的事:
文革前,我已经说过,我和学生住在一起,吃在一起,生活在一起,发现学生都非常穷困,于是就主动地给他们买衣服,买袜子,鞋,对于我来说,这是很自然的,当教师的就应该这么做;没想到文革一开始我被打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这就成了我的一条罪名,有一天我睡觉醒来,看见房间里面挂着我送给学生的衣服,旁边写着“钱理群,还给你的狗皮”几个大字。
当时我就觉得我的心被捅了一刀,而且这是我心爱的学生捅的,我真是伤心透了。
还有一个班的学生,全是贫下中农的子弟,我对他们的教育可以说是呕心沥血,他们受到不公平的待遇,在文革中,尽管我自己的处境已经极其糟糕,还是为他们说话。
他们毕业的时候,工宣队告诉他们钱理群是一个反革命分子,全班同学就要和我划清界线,拍毕业照拒绝我参加。
只有一个同学站出来说话:
钱老师冒着风险来支持我们,你们这样对待他,太没有良心了;并且宣布:
你们不要钱老师照相,我也拒绝照相。
他的这一态度使我的流血的心灵多少感到一点欣慰,因此我永远记着这个学生。
但更多的学生却使我失望,这心灵的创伤老实说至今也没有完全愈合。
因为我清醒地意识到,年轻人永远是幼稚的,在某种条件下,他们还会做这样的伤害老师的蠢事。
教师这样的职业,很难避免这样的不公平的对待。
我们不能期待所付出的一切都能得到好的回报,有的时候就会遇到这样一种残酷的回报。
但是尽管这样,我还要教书,我对学生还是这样的热情,所以有时候我觉得这是宿命。
不管怎样,反正我要当老师,我要教书。
明知这是一个梦,还要做。
因为这是美丽的梦,没有梦的人生是更加没有意义和价值的。
有人说这是痴梦,痴迷于此,痴心不变,既无可奈何,又十分美好。
教师就是只能“只管耕耘,不顾收获”。
我常常想起曹禺剧本里的一句话:
“想想你忍不住要哭,想想你忍不住又要笑啊”,这就是生活,教师的生活。
我现在退休了,回顾自己一生的教师生涯,真是想想要哭,很多次让你要哭,想想又要笑,很多事让你笑,这就是生活的真实,教师生活的真实。
我们正视它,又永远摆脱不了它,形成了生命的一种缠绕,而生命的真实意义正实现在这种缠绕之中。
我要汇报的第二个题目:
我的中学教育观。
大家都是中学老师,但是大家有没有认真想过,中学是干什么的?
中学的功能是什么?
中学和小学、大学的区别在哪里?
这个问题我觉得可以做许多文章。
我想中学除了具有一般的教育特点外,由于它的教育对象是中学生,就又有了一些独有的特点。
这就需要进一步追问:
中学生在人的一生的生命发展中处于什么地位?
是什么阶段,他有什么特点?
我们教育对象的特点,决定了我们教育的意义,性质和价值。
这里我想介绍深圳育才中学的一位语文老师严凌君的一些观点。
他编了一套书《青春读本》,我给他做了一个3万字的长序。
我为什么花这么大力气给一位中学老师做序了?
而且这是我主动做的,这是为什么了,因为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能思考的一位老师。
他提了一些有价值的理念。
我很赞同他的一些理念。
我下面说的既有他的理念,也有我的发挥。
他是这样一种概念。
他说成长之美,成长的感觉和成长的权力。
他说中学生正处在一个成长的时间,一个人的成长是一个很奢侈的事情。
所有动物中人是孕育期最长的动物。
人的学习生存技能实践最长。
从出生到大学要几十年的学习。
所以成长什么意思了?
就是在学习期间他的任务就是学习成长。
然后再为社会做贡献。
而成长本身就是成长的美和成长的感觉。
成长的感觉在外人看来是一种芝麻开花节节高的喜悦。
但是在自己看来是蛹虫化蝶的那种痛苦,和新鸟破壳的那种挣扎。
所以孩子在成长过程中有成长的幸福,同时有成长的痛苦和成长的挣扎。
他强调,学生,青少年在成长中他有成长的权力。
什么成长的权力了,就是探索、发现和成长的权力。
因为中学生他面对的是一个神秘的世界。
他有一种赤字之心,一种好奇心。
需要去探索他所不知道的世界,那我们的教育要保留这样的好奇心。
保留这样一种探索的欲望。
而不要随便的把他给抹杀掉,或者把这个权力给剥夺了。
把学生好奇、探索、追求这样一种权力给抹杀掉。
所以他提出来要把属于孩子的欢乐还给他。
现在的孩子天空越来越小了,他们没有仰望星空的权力,尤其是城里的孩子?
他整天被数不清楚的学习的压力,数不清楚的书本压着,他的眼睛里就是书,没有一个仰望天空的权力,而仰望天空就表是对未知世界的一种探索,一种追求。
一种好奇。
所以这里面一种尊重孩子成长的权力,探索的权力,追求的权力。
这是他提的一个概念。
第二个概念他提出来,青春时代,他有独立的价值。
青春不仅是为成年做准备,不只是一个过度的阶段。
其实他学习的本身就有独立的价值。
因为这时的生活他是有最多的梦想,最纯的情感,最强的求知欲,我记得有一个说法,说孩子不成熟,青年时期幼稚,不成熟。
我们教育的目的就是使学生成熟起来。
但是我门常常把孩子青年时期的东西给破坏掉了。
包括他的梦想,他的情感,他的求知欲,认为抛掉就是成熟。
我们常说孩子你别做梦了,等哪天不做梦就成熟了,是吧?
引用法国的一位作家叫施怀德,他说青少年时期许多人都有过狮子般的雄心,但是当成熟后都像老鼠一样活着。
什么原因了,说他们成熟了。
所以他给成熟下了一个定义叫贫乏、屈从和迟钝。
本来年轻时他是丰富的,到了成熟时贫乏了,本来是反抗的,成熟时屈从了,本来是敏感的,我们把他变迟钝了。
如果不尊重青年时的本身的价值。
青春就是一种价值,教育变成把青春价值否定掉,消极掉,把他变成所谓的成熟。
所以提出要敬畏青年,敬畏青春。
要承认青春本身所具有的一种价值,而这种价值是永远的价值。
青春时期就是追求一种理想。
我觉得概括的说叫青春精神,我觉得附中就有这种青春精神。
青春精神是什么了?
是对真善美的追求;对喜爱事业的向往和想象;对人类自然宇宙的大关怀;对未知事业的好奇心;由此贯穿了锐意激情生命活力;坚强的不屈不挠的意志力,不停息的精神探索,永远不满足现状的一种批判创造的精神,简单说就是一种独立、自由、批判、创造,这就是青春精神。
青少年时期中学生正好是这个时期,是他本能的这个时期。
他本能的就有这种青春精神,而我们的教育要培育这种青春精神,使他成为终身发展的一个坚实的底子,而不是用各种方法去戕灭这些、伤害这些青春的基本东西。
让他们所谓的成熟起来。
实际上联系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我们怎么认识青春,我们的对象年轻人有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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