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层面的知沟假设及理论的拓展.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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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层面的知沟假设及理论的拓展

第二章个人层面的“知沟假设”及理论的拓展

多年从事知沟理论综述的加齐亚诺认为，明尼苏达小组的知沟研究和解释属于典型的“社会自然主义”（societalnaturalism）视角，即“把社会视为一个自然发生的、超个体的集合体，这个集合体的组织特征并不适用于个体。

即使当他们提到兴趣、动机、显著性、冲突时，这些因素也往往是在群体的框架中加以考虑”。

明尼苏达小组惯用的结构性分析主要从系统组织本身寻找原因，个人则被看作是占有一个身份角色的抽象位置，这种身份角色包含于结构之中，因而“排除了所有心理的、历史的、遗传的和非人类环境因素的解释”1，这是社会自然主义所固有的局限，它在很大程度上遮蔽了接收者作为个体行动者丰富的差异性，以及由个体的生活境况、媒介接触中的具体情境所决定的个体对信息的内在需求，这些差异性对信息接收和知识获取上的作用力，有时可能超过根据单一文化程度对知识“富有者”和“贫困者”的简单化区分。

前面已经提到，无论在假设提出之前，还是提出之后，有些实证研究都无法支持假设——包括知沟缩小、知沟并不存在或反沟，这对假设的普适性构成了挑战。

明尼苏达小组本身也已发现了这一问题。

1975年，他们呼吁应该更多地探究知沟变化的各种“制约条件”（contingentcondition），并以具体社区的传播与社会情境为基础，对假设进行了补充。

1977年，艾特玛和克莱（JamesS.Ettema&F.GeraldKline）两位学者对明尼苏达小组的这一呼吁作出了回应，但他们对知沟现象的结构性解释提出了置疑，尤其从受众角度对知沟的成因进行了重新检讨，通过强调个体行为者情境需求和动机的差别，对知沟假设进行了全面的修正，从而形成了从个体层面考察知沟现象的新的研究方向。

此后，德温（BrendaDervin）在对当时美国大众传播研究从“以传者为中心”向“以受众为中心”的转型分析中，对明尼苏达小组原先假设中的不足提出了尖锐的批判。

在遍及世界范围的知沟现象探索中，北欧学者提出了富有建设性的意见，这不仅拓展了知沟理论的内涵，而且有助于研究者对如何联结微观与宏观两个层面的思考。

此外，美国的实证和理论研究也对受众的社会地位与个体动机两个层面的关系问题，作了有益的探讨。

与其它社会科学和行为科学一样，大众传播在分析层次（即对某一现象的测量、观察层次）上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从宏观的社会系统到微观个体层面，很难说孰优孰劣，只是它们观察问题的向度不同。

但任何一个层次都有其长也必有其短，因此，一个理论假设的完善，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分析层次的不断拓展和丰富。

第一节个体情境层面的“知沟假设”

一、个体动机与信息实用性需求

微观个体层面对知沟成因的探讨来自认知心理学理论，“缺陷解释”与“差异解释”是艾特玛和克莱（1977）使用的两个最基本的概念。

根据艾特玛等人的总结，“缺陷解释”（thedeficitinterpretation）主要是把某一现象归咎为与具体情境无关的基本认知能力上的缺陷——一种“超情境缺陷”（transituationaldeficits）；而“差异解释”则把原因归为由具体情境造成的差异现象（situation-specificdifference）。

关于后者，文章引用了柯尔和布鲁纳（Cole&Bruner）的观点：

“那些被当作文化贫困者的群体有着与那些处于主流文化中心的群体相同的潜能，两者不同的表现可以通过表达能力时的情境和背景作出解释。

”换言之，“差异解释”坚持：

“来自不同社会阶层或文化背景的人在不同情境下表现出不同的能力”，主要视具体情境能否促使个体产生施展其能力的动机，或是否对个体产生一定的实用性而定。

按文中所举的例子，一名文盲的利比亚农民和一位耶鲁大学的学生，如按文化程度看，前者注定远不如后者，这就是缺陷解释；但如果让两者具体拿碗估算一堆稻谷的体积，耶鲁大学学生在这方面的能力远逊于利比亚农民，但在其它的测量能力上，受过高等教育的耶鲁学生比文盲的精确度要高，这便是差异解释。

2

艾特玛认为蒂奇纳等人的研究特征是对知沟现象进行了缺陷解释，尤其是他们把传播技能当作知沟形成的首要因素。

在艾特玛看来，一味强调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人群存在着传播技能缺陷，只能使知沟永远存在并呈扩大之势——于是就出现了矛盾的实证结果。

相比之下，从具体情境差异——个体获取信息的动机和信息对个体的功用性出发，就能够解释知沟在不同情形下的变化过程，包括知沟的缩小。

更为关键的是，“这一分析可用于寻找跨社会阶层获取信息的动机类别，以及信息对于不同社会阶层的人的功能类别”，换言之，从个体寻求信息的动机和信息实用性需求出发，完全可以打破SES的二分法，以观察大众传播中的知沟现象。

以后的知沟研究证实了这一设想的合理性，在一些以SES分层无法得到解释、或根据SES并没有发现知沟扩大的情形下，动机可以解释或发现知沟现象。

例如在预防心脏病的媒介宣传中，一些易患心脏病的高危人群（如肥胖、有家族病史、有不良嗜好的人群）因为比其它人群更有寻求这方面信息的动机，从而形成这两类人群之间在媒介宣传效果上的知识差异，这类知沟的形成中，动机因素超过了人的社会经济地位。

经过艾特玛等人的修正以后，知沟假设如下：

当社会系统中大众媒介信息流通日益增加时，有动机获取信息和（或）信息对他们有用的那部分人比起那些没有动机或信息对他们没用的那部分人，将以更快的速度获取这些信息，因此这两部分人的知识差距呈扩大而非缩小之势。

3

值得注意的是，艾特玛等人并没有排除超情境缺陷（如不同文化程度的人群之间存在的传播技能差异）对知沟的作用力，相反，他们认为“超情境缺陷仍然是加剧知沟的一个有力的解释”，也就是说，他们承认群体在信息接收行为上的确存在着基本认知能力上的差别，只不过“这种缺陷无法解释知沟缩小的现象”。

从修正后的假设出发，艾特玛等人对明尼苏达小组的一些研究成果作了重新审视。

例如他们认为，显著性、冲突性议题使各社会群体都产生了获取信息的动机，从而缩小了当地公共事务知识方面的差异；而公共事务领域存在的由SES引起的知沟现象，可能是由于低SES群体没有从中获取知识的动机，或并没有觉得这些知识对他们的生存环境有用。

尽管艾特玛没有把媒介这一要素纳入她的思考范畴，但从她提出的问题看，知沟现象可能也源自许多媒介内容与低SES阶层的利益、需求、生活方式和生活境况相去甚远，从而使他们在信息寻求过程中缺乏动机和兴趣。

值得注意的是，社会层面与个体层面两种研究方法对“知识”的界定其实是有差别的。

在明尼苏达小组的研究中，信息和知识（主要是公共事务和科技新闻）均是同质性的，这意味着此类知识具有某种客观标准，它们理应为所有的公民所拥有。

但在艾特玛等人的眼中，高SES与低SES人群可能以不同的方式看待这个世界——“人们可能运用不同的认知图式对纷至沓来的信息进行组织和解释”，就不同的个体来说，知识在本质上存在着不同的类别，也就是说个体对知识有一种按主观需求而作的界定。

因此，加齐亚诺对艾特玛知沟假设的评价是：

艾特玛的知沟其实是由个人动机差异造成的一种“情境沟”，这是由具体受众（由个体组成的集合体而不是群体）与作为相关现象的具体知识之间所产生的关系。

4

以后的知沟研究对一系列个体层面的变量进行了考察，这些变量主要包括（个体对信息的）关注度、信息需求、对议题的兴趣、与议题有关的人口统计学或种族特征（如年龄、性别等）、个性因素以及与议题有关的行为上的参与介入5。

这些变量都与个体在寻求信息过程中的动机有关。

二、“受众中心论”对经典知沟假设的批判

1980年，另一位美国学者德温对知沟研究作了一次全面的理论回顾。

在这篇

题为《传播沟和不平等：

走向新概念》（注1）的长篇大论中，德温从当时美国传播学研究从“传者为中心”向“受众为中心”的转型分析中，对明尼苏达小组原先的知沟假设进行了尖锐的批判，进一步强调了个体情境在媒介效果研究中的重要性。

在德温看来，美国的大众传播研究从50年代到7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都采纳了一种传统的传播研究模式。

这种传统模式说白了就是一切以传播者为中心，认为信源所发送的信息正是接收者希望得到的，而且接收者是被动的、与其生活环境相脱离的。

这一模式深深根植于美国媒介效果研究对劝服作用的重视，它的根子是“在美国的研究中总是强调实现信源的目的，力图操纵接收者以达到这些目的”，无论是政治、商业宣传，还是创新扩散、发展研究都囿于以传播者目的和意图为中心的怪圈。

这一模式并不考虑接收者的需求，一味以讯息是否传达到接收者那里作为衡量媒介效果的唯一标准，一旦接收者没能得到讯息，那就是接收者的缺陷和责任。

在德温的眼中，这就是美国传播学研究中盛行的“指责受害者综合症”在作怪——她所谓的“受害者”无疑是接收者。

她认为，知沟及所有关于传播不平等现象的研究也均在这个传统的框架内进行，研究者实际上是把“绝对信息”这一观念强加在受访者身上，这种绝对信息或者是由研究人员臆想得来的：

“许多社会科学建立在收集那些要求人们关心并从中发现意义、但与人们的生活毫不相关的虚构的数据基础上”；或者以研究人员的价值观为取向：

“大多数情况下，这类受到测量的关于公共事件的认知在研究者看来颇为重要，但不管事件是否与广大公众有关”。

由于没有考虑接收者的主观信息需求与具体的使用，所以才出现所谓的信息贫困者群体，这种思维定势显然无法解释一些矛盾的实证结果——如没有发现知沟、知沟缩小或反沟。

在德温的眼中，70年代以来的知沟研究“与其说是一种现实，不如说是一种假想”，这种假想被她斥之为“数字神话”——一种错误地建立在信源目的和绝对信息基础上的数字神话6。

基本上，德温对传统知沟的理解与艾特玛的“缺陷解释”是一致的，只不过德温从传播研究模式这一更为深层的角度——也就是她所谓的从“其起源、其逻辑基础”来审视这一问题。

德温强调信息使用是一种建构的过程，它是由个人观察得来的，必然受个体心理感知的局限，受时间、空间及变化的制约；人类传播行为“不能只当作接收者抓住信源抛出来的讯息的被动过程，而是信息的使用在本质上是一个创造性的过程”，从“皮下注射”模式到“使用与满足”研究，正反映出研究者对人类传播行为基本认识的转变。

但德温承认，明尼苏达小组后来在具体社会情境中考察社区冲突、地方利益与知沟变化的关系研究，以及艾特玛等人从动机和信息实用性角度对知沟现象的再认识，是知沟研究的一大进步，标志着“第一次向情境解释的转型”，因为它们开始考虑信息传播中接收者个体心理、时空关系及变化等情境因素，“因为有了关于个体与环境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就能相对合理地、更明确地看待个体在特定条件下的意义建构。

”7

但德温对知沟的理解走到了另一个极端——陷入了一种个体纯主观的，完全是个体内在认知过程的微观层面，“知沟”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个体的“认知沟”——是个体在特定情境中（如因健康问题需咨询医生时、在图书馆使用资料时）产生的瞬间求知愿望（thegap-bridginginstance），也就是个体“意识产生”（sense-making）的瞬间认知过程。

德温眼中的知沟与原先的假设几乎南辕北辙，用加齐阿诺对之的评价来说：

这是一种机械个人主义的、完全受情境影响的知沟现象的解释，而且它指涉人类所有的信息加工过程，而不单单是大众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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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温与艾特玛等人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有异曲同工之处：

他们都认为知沟并不是简单的社会结构问题，中间可能还存在着接收者的个体需求；他们都要求从个人如何确定自己的生活需求的角度来考察是否存在知沟现象。

这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原先假设的内涵。

第二节　关于知沟假设的跨层次思考

一、“客观信息需求”与“主观信息需求”

社会地位差异的知沟假设与个体动机差异的知沟假设，一个是从宏观社会结

构的层面探讨知沟现象、成因及社会意义；另一个则是从个体认知心理层面来分析知沟的由来，两者在观察问题的层次、角度上都大相径庭。

问题是，任何一个社会个体既是独特的存在，又不免深受社会结构的制约和导向，个体的动机或情境需求很难摆脱结构性因素的作用而成为个人纯粹内在的、心理的反应。

换言之，无论是一个文盲还是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在媒介接触和求知过程中，其动机产生和对信息功用的判断，都可能深受其社会地位的规定。

人作为独特的个体兼社会行动者的双重特性，决定了知沟现象有其复杂的成因。

社会学的许多研究都证明，采用跨层次（或多层次）的研究角度，有助于对一个社会现象更为清晰而全面的认识。

在全世界范围内的知沟研究中，北欧学者在这方面有所突破。

70年代曾参与芬兰广播公司“长期规划部”（YLE）受众信息需求研究项目的艾莉娜·索米嫩（ElinaSuominen）发现，尽管有一半以上的芬兰人对当时重大国内、国际事务并不知情，但是：

当我们问人们自己觉得需要什么样的信息、他们希望大众媒介提供什么样的信息时，答案不是“当前事务”、“共同市场”或“越南”，大多数受访者更需要日常生活信息：

老人的退休金、烹调及上哪里坐设计新颖的火车。

换言之，即使人们客观上似乎缺乏某种信息，他们通常主观上感觉并不需要这些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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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篇短短的《谁需要信息、为什么》一文中，索米嫩提出了两个重要的概念：

“客观信息需求”和“主观信息需求”。

“客观信息需求”指传播者（或研究者）认定的公民应该拥有的公共事务类信息需求；“主观信息需求”则是受访者自已的信息需求。

这项研究显示，越是客观信息欠缺（这是从研究者眼中看受众的信息需求）的低SES人群，其主观信息需求越低。

这主要表现在一方面，低SES人群对研究者设定的公共事务信息缺乏了解，也没有主观上的了解欲望——“当许多人对某一特定话题并不知情时，他们也表示对这种信息没有特别的需求”；另一方面低SES人群往往只关心与他们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信息，而不关心社会事务。

在索米嫩看来，这种客观与主观信息需求的失衡正是社会和经济不平等的基本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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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观信息需求和主观信息需求的鸿沟现象，在很大程度上把人的社会经济地位与个体寻求信息的愿望和动机作了有机的联结。

另一位北欧学者瑞典的诺瓦克，在《从信息沟到传播潜力》（KjellNowak,1977）等文章中，对知沟现象（他称为“传播沟”）的形成作了更详尽、独到的分析。

首先，诺瓦克提出了用“传播沟”代替“信息沟”，因为“传播是一个包括信息的取与给的双向的过程”。

正是从这一点上，他对知沟现象的分析避免了传统信息不平等研究的偏颇：

或是“以传播者为中心”――正如德温所批判的那样，拿传播者眼中的“绝对信息”概念强加在接收者身上，无视接收者的信息需求；或是单纯“以受众为中心”、排斥了社会结构层面对个体的作用力。

他对“传播沟”的讨论把传播者与受传者、社会体制和个体因素这两组关系作了系统的审视。

一、诺瓦克认为造成传播沟的原因在于传播者的职业理念、价值观和媒介体制与低SES群体的需求存在着很大的差距，他从西方新闻事业的性质出发来寻找媒体无法满足受众、尤其是低SES群体信息需求的根源：

（1）当前西方职业化、专业化和强调新闻报道质量的职业理念使得新闻报道的内容、表达形式和术语都不利于社会经济地位低下的群体对新闻信息的理解；

（2）新闻工作者与低SES群体之间在社会和文化背景上存在着巨大的身份差异，新闻工作者本身就是中产阶级的一份子，这也构成了双方理解上的障碍；（3）最重要的是，职业价值和实践使新闻工作者对受众的信息需求并不感兴趣，他们更关注自己的工作表现和节目的收视率；（4）大型新闻媒介所提供的大部分信息与普通人的生活离得太远，因为统治者精英操纵了新闻的选择，新闻选择反映并强化了主流意识形态，使被统治者产生隔阂，这是新闻政策或体制的问题。

诺瓦克对西方媒介中产阶级价值取向的分析显然比明尼苏达小组要来得详尽而透彻。

在诺瓦克看来：

“低SES团体新闻理解能力的欠缺或对‘信息性’媒介内容兴趣低落，一部分原因在于这些内容在客观上与低SES受众无关。

“不可否认，许多所谓信息性媒介内容与低SES受众物质的、或社会的境况没有什么关联，而且对他们的职业和其它方面也很少有用。

”11

二、在受众层面，诺瓦克提出了“传播潜力”这一概念，对受众方面影响知沟形成的自变量作了一个多层次的整合。

他认为个人“传播潜力”取决于以下三种特性或资源：

（1）个人特性：

个人除了先天和后天的能力外，还具有在传播、知识、态度及个性特征方面的潜力。

（2）取决于个人社会地位的特性。

这种地位包括收入、教育、年龄和性别等方面的变量。

（3）个人所处的社会结构的特性。

一个重要的因素是个人的基本群体（如家庭、工作团体）和他的次级群体（如俱乐部、协会、学校、组织）在传播时所起的作用。

在这一方面，社会作为一种传播系统也是相关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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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潜力”模式的第一个构成因素，是针对受众个体差异而言的，而后两个构成因素，则涵盖了受众的社会地位、社会环境等结构层面，在这一层面上，诺瓦克甚至考虑到了受众传播环境的方方面面，包括家庭环境、工作环境及所属的社会团体。

这种多层次的联结，实际上既包括了明尼苏达小组所强调的宏观社会结构因素，也涉及了艾特玛等人所强调的个体动机或情境需求。

它意味着在考察知沟（传播沟）成因时，研究者应该从多个层面作综合的考量，知沟作为一个复杂的社会现象和传播现象，它的成因常常是不同层次多个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

在这三种因素的构成中，诺瓦克认为，人的社会地位和生活境况是造成传播沟的首要原因，个体在媒介使用中的动机与兴趣实际上与其社会经济地位有关。

一方面，他指出那些社会地位低下、为家庭经济状况担忧的人，他们的生活处境“无疑使他们对生活中的头等大事有自己的理解与期待，而且从心理、社会和实践的角度看，他们的境况与他们对什么样的知识最有用或最有帮助的想法直接相关”13。

言下之意，人的社会经济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其寻求信息的动机及其对信息功用的理解，那些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可能只关心生活中最迫切需要解决的信息，而无心他顾。

另一方面，诺瓦克认为，社会经济地位低下的群体在日常传播活动中面临的最大问题往往是找不到自己的定位（orientation）――在主观信息需求方面不知道自己真正想要什么、什么样的信息能够改善他们的生活境况并有助于个人的发展，他们的媒介使用类型、媒介内容偏好，以及对媒介内容的理解、家庭内传播模式和取向（父母的爱好往往影响下一代的收视习惯和口味）等方面多有欠缺。

由于低SES群体在信息寻求过程中常常处于消极被动的状态，加上大众媒介本身对低SES群体的实际需求缺乏了解、媒介使用的术语对这部分群体又相对“陌生化”，于是就造成了客观信息需求与主观信息需求之间持久的鸿沟现象。

实证研究对诺瓦克的上述观点作了更形象的说明。

德温等人在70年代曾对美国4,000个关于城市贫困者传播环境的研究作过一次较为全面的总结（B.Dervinet.al.,1972）。

这些研究的结果表明，贫困者虽然收入低下（指生活在收入水平线以下的人，约占美国家庭总数的五分之一），但并不缺少媒介资源及对这些资源的接触。

问题是，与非贫困者相比，贫困者在媒介接触中更多地使用电视与广播，且对电视情有独钟，平均每天收看电视的时间长达4－6个小时，远远超过了美国人均的每天2小时。

在一项对美国成年黑人低收入者的电视内容偏好的调查中发现，他们最喜欢的电视内容是各类电视剧（包括悬念剧、肥皂剧、西部片、情景剧），其次才是新闻等内容。

而且低SES群体对大众媒介（尤其是印刷媒介）有一种普遍的不信任感，甚至抱有敌视倾向，认为媒介是权力结构和警察的工具，对下层民众缺乏关心，他们宁愿相信以血缘亲情和同事关系所结成的相对封闭的关系网，所以他们即使有现实的信息需求，也把电视节目或人际接触作为主渠道。

研究还发现，贫困者对公共事务信息的漠视，也源于他们对自我缺乏信心，比如，对贫困者而言，“个人成就”这一概念对他们来说几乎毫无意义，他们认为财富与发展对他们来说是毫无希望的事。

因此，消极冷漠的处世态度、相对封闭的传播渠道，决定了贫困者既无法在日常信息寻求中找到自己的方向和定位，也无法在传播过程中充分、合理地利用媒介（当然这里不排除媒介对这一群体的漠视和隔阂）。

这些研究成果表明，个体在媒介接触与使用中的动机、愿望其实深受其社会地位的规定与制约。

第三节　　社会结构的主导作用

尽管在历经三十年的实证研究与理论思考中对最初的知沟假设进行了补充与修正，但绝大多数的研究者仍然坚持“知沟根植于社会经济地位的差异”14。

这一论断一方面源自一些实证发现；另一方面则来自对“知沟假设”所蕴含的社会意义的思考。

在美国，一些实证研究发现社会经济地位极大地制约着个体在信息寻求时的动机。

例如，1990年，美国研究人员格里芬（R.J.Griffin）曾做过一项有关能源信息的调查，那些不太富裕、年纪较大、生活在旧式房屋中的人们理应对家庭能源问题更感兴趣、更有动机了解家庭能源消费方面的信息，但结果却发现恰恰那部分人对这一问题显得孤陋寡闻。

15

另一项研究可能更有说服力。

1991年鲁辛斯基等两位学者（Rucinski&Ryu）曾采用知识水平自我评估法把受访者分为“先进”、“普通”和“落后”三组。

这些自我评估的得分也就相当于经过测量所得的信息拥有量。

调查显示，“先进”者主要是男性和高SES阶层；“落后”者大多数是女性和低SES阶层；“普通”者居中。

SES测量包括教育程度、职业和收入。

“先进组”对公共事务性信息最为关注，对报纸和电视接触最多；落后者在这些方面均最低。

关键是――即使对落后者来说有些议题十分显著（issuesalience），但其预期对未来信息的寻求水平也落后于其他两个组。

这也就意味着当研究者认为议题对落后者来说更为重要、落后者应该更有动机寻求这方面信息时，结果却并非如此。

所以研究者得出：

“社会结构位置塑造了受访者的媒介使用、信息拥有、对媒介中相关讯息的识别，以及未来信息寻求的期待。

”16

从理论上对此进行探索的是美国学者韦尔（Weir,1995），他试图探讨动机在导向知沟过程中的作用：

为什么有的人没有更多介入寻求知识的活动？

他效仿马斯洛（AbrahamMaslow）著名的“需要五层次说”——从人的生理需要开始，逐级上升为安全需要、爱和归属的需要、自尊的需要和自我实现的需要，提出了一幅“信息寻求行为等级图”（hierarchyofinformation-seekingbehavior，）。

信息寻求行为等级图

随意

浏览

充实与发展

知识追求

娱

乐维持和营养

存活和安全

（资料来源：

塞佛林等《传播理论：

起源、方法与应用》，华夏2000年版，P285）

韦尔认为，一个人在等级中的位置决定着他的信息寻求行为，而且只有在一个层次的信息需求得到满足之后，人们才会致力于获取更高层次的信息。

当某类信息在某些个人自己的需求等级位置看来无关紧要时，知沟就出现了。

17

信息寻求等级图意味着，人在获取知识的动机和行为方面是有差异的，而且这种差异往往与个体的生存和发展――即与他的社会地位有关。

举个例子，一个失业者也许只关注分栏广告中的招聘信息，而对七国高峰会谈的内容提不起兴趣。

因此，在通常情况下，当处在最低层一级时，即人尚为生存与安全之虞而奔忙之时，可能他（她）并不会产生寻求与自己无关的知识的动机和兴趣；只有那些衣食无忧者才可能有闲情逸致关注离自己生活更远的国内外事务。

这种理论假设其实是有根据的，知沟研究多次证实：

“公共事务话题在时间和空间上对个体距离越远，就越容易产生因教育程度不同而产生的知识差距”18，而且在有关国际性事务方面，由SES引起的知沟往往最大，地方性事务则知沟相对较小，可见，一旦议题超出了个体的生活范围，就很容易在高SES与低SES群体间出现分化现象。

因此，人的社会经济地位与其寻求和使用信息时的动机、兴趣、对信息的期望方面，往往有着很强的相关性。

社会结构的主导作用表明，明尼苏达小组原先的知沟假设仍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

虽然我们不可否认，在具体的媒介效果研究中，个体在信息接收方面，动机、兴趣、对信息功用的判断也发挥着一定的作用，而且其与知识获取的相关性在某些情况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