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青长潘汉年冤案的历史教训.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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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青长潘汉年冤案的历史教训
罗青长:
潘汉年冤案的历史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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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中共中央调查部部长罗青长因病于2016年4月15日15点45分在北京去世,享年96岁。
罗青长生前曾是中国共产党重要的情报工作者之一,长期追随周恩来工作。
新中国成立后担任中央对台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长期分管对台工作。
他是周恩来弥留之际召见的最后一位中央部门负责人,也是周恩来葬礼工作的主要负责者之一。
据悉,罗青长家属将于2016年4月21日上午9时在八宝山殡仪馆大礼堂为其举行告别仪式。
罗青长
“文革”中,在周恩来指示下,罗青长等人组成调查小组,按年月排列,认真调查了潘汉年当时与中央的有关文电,整理出一份详细的审查材料,建议中央进一步审查核实,并提出有力的五大反证。
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很多人提出潘汉年的问题应该重新审查。
罗青长也到处奔走,为潘汉年的平反进行呼吁。
这时,陈云同志登高一呼,“潘汉年案不翻我死不瞑目”。
罗青长的工作因此更加得力,所以经过方方面面的工作,潘汉年终于得以平反昭雪。
1995年3月,罗青长发表了《潘汉年冤案的历史教训》一文,以亲历者的身份,客观回顾了案件始末。
潘汉年冤案的历史教训
罗青长
潘汉年同志是我们情报战线曾作过杰出贡献的优秀战士、领导人,是一位值得尊敬的老前辈。
潘汉年冤案的发生,是我党的历史悲剧。
对此应当历史地分析。
同当时的历史背景联系起来。
建国初期,党内发生了高岗、饶漱石反党分裂活动的严重事件。
这件事对毛主席震动很大。
过去毛主席是很信任高岗的。
毛主席对陕北党组织评价很高,说陕北是我们的立足点和出发点。
由于陕北根据地创始人刘志丹与谢子长早已牺牲,高岗贪天功为己有,居功自傲,个人野心膨胀,建国后背着中央、背着毛主席想依靠苏联在东北搞独立王国。
毛主席对此非常恼火。
1954年2月,党的七届四中全会揭发批判高、饶分裂党的罪恶活动,通过了《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要求全党,尤其是党的高级干部提高维护党的团结的自觉性。
但高岗拒绝党的教育,于1954年8月自杀,自绝于党和人民。
1955年3月21日至31日的全国党代表会议,讨论了关于高、饶反党联盟的报告,开除了高、饶的党籍。
在讨论中,一些曾受过高、饶影响,或是和高、饶有过某些牵连的人,先后在会上作了自我批评,同时交代了自己的一些问题。
毛主席对此表示充分肯定,并说,高级干部本人历史上如有什么问题没有交代的,都应当主动向中央讲清楚;会上没有来得及讲的,或是不能在会上讲的,会后还可以再想一想,写成材料;现在把问题讲清楚,我们一律采取欢迎的态度;尤其是里通外国的问题,都得向党交代,否则罪加三等。
当时党内政治气氛很紧张。
在这个背景下,潘汉年向华东组组长陈毅谈了1943年被李士群、胡均鹤挟持去见汪精卫的经过,并且将写好的材料托陈毅转交中央。
陈毅感到这个问题确实很重要,就直接将材料转送毛主席,毛主席大笔一挥,批示“此人从此不能信用”。
另一方面,当时在审查饶漱石时,发现上海市公安局在开展对敌斗争中存在一些问题,不仅同饶漱石直接有关,而且同潘汉年有牵连。
而此时,我们国家内部肃反工作刚刚开始,由于潘汉年过去长期从事对敌隐蔽斗争,经历复杂,又是党的高级干部。
这两件事就成了被怀疑为“内奸”的起因。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潘汉年就被逮捕,由政法机关审理。
这并不是哪个人的事情。
有的人不了解情况,怀疑与江青、康生等人有关,其实并不是那样。
当时江青根本没那个地位。
至于康生,他当时并不在中央,是山东分局书记,1957年才调回中央。
江、康插手潘案也是以后的事。
所以发生潘案的直接原因还是那个特定的历史背景。
其实,过去毛主席是很赞赏潘汉年的,30年代潘汉年同福建十九路军和广东陈济棠以及同南京国民党的谈判,毛主席都是参与领导或直接领导的。
延安时期潘汉年发回的电报,毛主席都看过。
潘汉年做的几项重要工作,如苏德战争、太平洋战争爆发等情报,策反敌伪工作,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等,中央都知道。
毛主席多次称赞上海的情报工作。
“七大”时,毛主席曾经表扬过上海的地下工作,对刘晓、潘汉年都称赞过。
进北平后,中央在考虑开展外交工作时曾议论要潘汉年担任驻英国大使。
可见中央过去对潘汉年很信任。
因此,主要是当时对阶级斗争形势的错误估计造成了这个冤案。
1951年6月,潘汉年在上海人民政府人民检察委员会成立大会上讲话。
潘案发生后,反映很多,说情报部门出了个内奸、反革命,对情报部门的同志压力很大。
当时情报部、公安部和监察部正分别在北京召开全国会议。
潘汉年有一次,三个会议在公安部大礼堂联合召开大会,周总理到会讲话。
他首先谈了要依靠人民,依靠群众。
他说,你们三个部门分工不同,但基本性质是一样的,都是同敌人、同坏人作斗争。
要相信绝大多数的人,党内绝大多数党员是好人,坏人是极少数。
无论公安也好,情报。
监察也好,一定要相信绝大多数的人是好人。
要依靠绝大多数好人同极少数坏人作斗争,这就是人民民主专政。
他又谈到潘汉年案件,周总理要大家不要紧张,说,潘汉年的事情,你们紧张什么?
我同潘汉年交往的历史最长,关系最深,我都不紧张,你们紧张什么?
当时周总理也只能讲到这个程度,主要是要稳定大家的情绪。
当时我兼任总理办公室副主任,我报告潘汉年从1939年到1948年的来往电报都在,许多事情中央都知道。
周总理要我告诉李克农,组织一个小组,查一下解放前潘汉年和中央来往文电的有关档案,搞一个审查报告。
这个小组的成员有总理办公室秘书许明,公安部12局局长狄飞,我任组长。
我们三个人检查了1939年3月到1948年8月潘汉年与中央来往电报和有关记录文件,按年月日排列,潘汉年怎么报告的,中央如何指示的,搞了3个月。
根据档案材料,当时潘汉年所做的工作,如打入日寇内部,利用李士群等,中央都是知道的,档案中都有记载。
而且当时采取革命的两面政策,中央也有指示,是完全允许的。
中央对他的工作也都是肯定的。
经过审查,由李克农出面于1955年4月29日向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写了正式报告。
报告列了7个疑点,建议中央进一步审查。
这几个疑点问题,后来都完全弄清楚了。
当时提这几个问题,实际上是陪衬,因为既然是审查,当然不能不提疑点。
但在当时情况下,“左”风越来越盛,这个实事求是的报告并未引起中央的重视。
潘汉年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陈云同志建议重新复查潘案时,这个报告才发挥了作用,成为潘汉年平反昭雪,恢复名誉的重要依据。
中纪委领导同志说,李克农当时写出这样的报告是冒风险的,是很不容易的。
潘汉年得以平反,陈云登高一呼起了重要作用。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根据“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方针,大批冤假错案被平反,潘汉年一案的复查也被提到了议事日程。
中纪委对潘案进行了全面的复查。
当时任中纪委书记的陈云对此十分重视,亲自调阅了有关材料。
陈云说,当时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代表和主管同国民党接触的有三个人:
王明、康生和我,如今只剩我一个了。
我再不说话,没有人知道了。
陈云还说,我要开刀动手术,结果如何不知道,我相信潘汉年必将平反。
当时党内有人也有不同看法,认为别人都可以平反,但潘汉年不能平反,主要就是抓住潘汉年见汪精卫的事。
其实中央早在1935年就有打进去,拉出来,实行革命的两面政策的决定。
潘汉年利用汪伪关系开展工作,都向中央请示或汇报过。
见汪精卫是在李士群、胡均鹤突然挟持下发生的,当时已无法请示。
这次会见并没有任何实质性的东西,潘汉年所说的也仅是应付之词,以后也并没有进一步的接触。
会见后我党在政治上、组织上没有受到任何损害。
当然,由于许多原因,他长期没有能向中央讲清楚,有过错。
经过认真、细致的复查,中央于1982年8月正式发出文件,为潘汉年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潘汉年冤案,是一个历史悲剧,是沉痛的教训。
邓小平说过,党的历史上犯过右的错误,也犯过“左”的错误,但“左”的错误对党的危害更大。
后一代人可能不大体会邓小平这一讲话的意义。
其实这不是随便说说的,潘汉年冤案就是一例。
我们都是有亲身体会的。
1995年3月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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