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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都赋》的创作背景体制及影响
《两都赋》的创作背景、体制及影响
《两都赋》的创作背景、体制及影响
一、《两都赋》体制溯源 清程廷祚《骚赋论》云:
若夫体事与物,《风》之《驷》,《雅》之《车攻》、《吉日》,田猎之祖也;《斯干》、《灵台》,宫殿、苑囿之始也;《公刘》之“豳居允荒”,《绵》之“至于歧下”,京都之所由来也。
程氏的见解是很精辟的。
但陈氏只从内容方面说,并没有考虑到这些不同题材、内容的赋作体制上的特征。
如果将二者结合起来考虑,情形就会小有不同。
从京都赋的内容上说,它同《诗·大雅》的《公刘》、《绵》中某些段落有相同处,也同《小雅·斯干》、《大雅·灵台》相近。
因为汉代京都赋除写地理形胜、文物、礼制之外,也还写到宫殿、苑囿、田猎等。
如果从京都赋的题材与结构的关系方面说,似与《诗·小雅》之《吉日》、《车攻》二篇的关系更为密切。
《诗经》中《吉日》写西都之田猎,《车攻》写东都之田猎,皆以美颂为宗旨。
朱熹《诗集传》于《吉日》题下引吕东莱语:
“《车攻》、《吉日》所以复古者,何也?
盖sōu@①猎之礼,可以见王赋之复焉,可以见君实之盛焉,可以见师律之严焉,可以见上下之情焉,可以见综理之周焉。
欲明文武之功业者,此亦足以观焉。
”这同班固说的“抒下情而通讽谕”、“宣上德而尽忠孝”相一致,正所谓“赋者,古诗之流也”(《两都赋序》)。
从功用方面说,赋是由诗分化发展而来的。
《吉日》、《车攻》都是以天子的行动为中心写田猎,而且一在镐京,一在东都洛邑,这同《两都赋》的结构有些相近。
而且《车攻》第一章曰:
“我车既攻,我马既同,四牧庞庞,驾言徂东。
”写东都洛邑之田猎,却从由镐京起程说起,将西京同东都联系了起来。
因而,它们虽为独立的两首诗,但从文字、内容上说,也有一定的联系。
所以,我觉得《两都赋》在构思之初可能受到《吉日》、《车攻》之启发。
抛开内容、题材不说,只就体制言之,《两都赋》同《子虚》、《上林》有更多的相同之处。
第一,都用“述客主以首引”(《文心雕龙·诠赋》)的方式。
《西都赋》开头云:
有西都宾问于东都主人曰:
“盖闻皇汉之初经营也,尝有意乎都河洛矣。
辍而弗康,shí@②用西迁,作我上都。
主人闻其故而睹其制乎?
”主人曰:
“未也。
愿宾摅怀旧之蓄念,发思古之幽情,博我以皇道,弘我以汉京。
”宾曰:
“唯唯。
……”(注:
引文据中华书局影印胡克家校刻《昭明文选》李善注本。
本文所引赋原文,未另外注明者皆据此。
) 以下便是描述西京长安的文字,洋洋洒洒,两千多言,再无一句对话。
人们读赋之时,根本就忘掉了有一个东都主人在睁大两眼呆呆地听着,也忘记了这是一个叫西都宾的在向人讲述,只觉得在读一篇文章。
其未尾曰:
若臣者,徒观迹于旧墟,闻之乎故老,十分而未得其一端,故不能偏举也。
便算是收尾。
这种开头结尾的办法,全是学了《子虚赋》的一套。
再看《东都赋》开头:
东都主人喟然叹曰:
“痛乎风俗之移人也。
予实秦人,矜夸馆室,保界河山,信识昭襄而知始皇矣,乌睹大汉之云为乎?
” 以此作为上下两篇的连接。
这种以问答对话的形式将整篇文章装进去的方式来自先秦时的“问对”和散体赋(如屈原的《卜居》、《渔父》、庄辛的《谏楚襄王》、宋玉的《高唐赋》、《神女赋》、《钓赋》等)。
从全篇来说,以问对为框,以赋的描述部分为画面。
但这画面不是一个整幅,而是多片并接成的。
赋中描绘场面与情节多用韵语或排偶段落,但这些韵语和排偶段落之间,又往往以散文句式组合起来。
这就很像在各个画面之间又有些较细的金属条作为联缀物。
由于赋的开头有这么一段交待背景、人物的文字,全文又以对话的形式组织起来,使它多少带有一点情节的因素,故国外有的汉学家称汉代大赋为“史诗”。
从题材、内容方面说,京都赋的史诗性质最为突出。
第二,风格上都有“极声貌以穷文”(《文心雕龙·诠赋》)的特征。
列举物事,铺采chī@③文,也即司马相如说的“合綦组以成文,列锦绣而为质”。
由于《子虚》、《上林》、《两都》等赋的影响,这成了汉大赋的共同特征。
追求壮美,以大、以多、以穷尽为上,有时其描述纯粹成了一种表现精神、气概、愿望的手段。
第三,都是葫芦形的结构方式:
两大部分自具首尾,但二者又有一定的联系。
这种结构方式(体制)如再向上追溯,乃是来自宋玉《高唐赋》、《神女赋》,但不能说这当中没有司马相如的创造。
其中最明显的一点,便是司马相如用宋玉写男女之情的一种特别的形式,表现了一个现实性很强的主题,因而《子虚》、《上林》后来成为写田猎、京都题材的大赋的范本。
《两都赋》之前明确以京都为名的赋作,当推扬雄的《蜀都赋》。
扬雄赋多因袭模仿之作,但也有变革与创新,其由司马相如的游猎赋而受启发创作《蜀都赋》,即为一证。
明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中未收此篇,今人或疑其非扬雄之作,以其韵不叶。
实际上此赋押韵与汉时韵部一致,并无不合(参罗常培、周祖谟合著《汉魏晋南北朝韵部演变研究》)。
严可均《全汉文》于扬雄赋中则列为第一篇,盖以为扬雄早期之作。
后人依托的说法似不能成立。
司马相如取《高唐》、《神女》的形式而反映了现实的主题;班固由《车攻》、《吉日》的内容表现和《子虚》、《上林》赋的模式而成《两都赋》,表现对当时政治的看法,展示了前后汉政治中心的壮阔图画,表现了人们要求安定的愿望和作者的历史观。
《子虚》、《上林》是写苑囿、田猎,而《两都赋》扩大至写京都,包括宫殿、苑囿、田猎、礼俗、文教等,内容的历史文化蕴含更为丰富,从而使它获得了永久的艺术生命力和不朽的价值。
二、《两都赋》的背景与作时 公元25年刘秀称帝后,定都于洛阳。
刘秀为安抚天下和表明自己是继前汉的正统,于建武六年、十年两次亲幸长安,祠高庙,祭前汉十一陵;十八年三月,又重复此举。
明年,“有诏fù@④函谷关,作大驾宫、六王邸、高车厩于长安,修理东都城门(李贤注:
“长安外城门,东面北头第一门也”),桥泾渭。
往往缮离观,东临灞chǎn@⑤,西望昆明,北登长平,规龙首,抚未央,@⑥平乐,仪建章。
是时山东翕然狐疑,意圣明之西都,惧关门之反拒也”(注:
杜笃《论都赋》。
据中华书局校点本《后汉书·杜笃传》,下同。
《后汉书·光武帝纪》十九年有“是岁,复置函谷关都尉,修西京宫室”的记载。
)。
建武二十年,京兆杜陵人杜笃上《论都赋》(注:
杜笃上《论都赋》时间,可参陆侃如《中古文学系年》,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6月版。
),以为关中表里山河,是先帝旧京,不宜改营洛邑(《后汉书·杜笃传》)。
但此等大事他不敢直言,而设为客有为笃言者,“笃因为述大汉之崇,世据雍州之利,而今国家未暇之故,以喻客意”。
但杜笃封奏此赋之后并未见朝廷有什么反应,他个人也未因此而得到任命褒奖(注:
《后汉书·杜笃传》:
“杜笃,字季雅,京兆杜陵人也。
……笃少博学,不修小节,不为乡人所礼。
居美阳,与美阳令游,数从请托,不谐,颇相恨。
令怒,收笃送京师。
会大司马吴汉薨,光武诏诸儒诔之,笃于狱中为诔,辞最高,帝美之,赐帛免刑。
笃以关中表里山河,先帝旧京,不宜改营洛邑。
乃上奏《论都赋》曰……。
笃后仕郡文学椽,以目疾,二十余年不kuī@⑦京师。
”)。
但是,希望迁都长安的呼声却时有所闻。
这似乎反映出东汉政权重建之后,在社会趋于安定的情况下人们对前汉昌盛时代的向往——人们无形中以前汉武宣之世作为发展的蓝本。
故终光武、明帝之世,一直有人重提迁都之事。
甚至到章帝时,还有人希望迁都长安。
《文选》卷一《两都赋》题下李善注:
自光武至和帝都洛阳,西京父老有怨,班固恐帝去洛阳,故上此词以谏,和帝大悦也。
李善以为《两都赋》作于和帝(89-105年)时。
陆侃如先生《中古文学系年》卷二言“和帝恐系明帝之误”,而“假定在为郎后一二年”,故系于明帝永平九年(66年)。
二者相差三十来年。
按班固迁为郎典校秘书在永平七年(64年),陆说似为有理。
然《东都赋》东都主人对西都宾说:
“今将语吾子以建武之治,永平之事”,显然是作于永平以后的语气。
则陆说有误。
根据其他方面材料看,《两都赋》之作亦不至迟至和帝之时。
根据我的研究,其应作于章帝(76-88年)之时。
因为:
一、班固于永平七年因为同睢阳令陈宗、长陵令尹敏、司隶从事孟异共成《世祖本纪》,而迁为郎。
《后汉书》卷四十《班固传》在“迁为郎,典校秘书”下云:
“固又撰功臣、平林、新市、公孙述事,作《列传》、《载纪》二十八篇奏之。
帝乃复使终前所著书。
”因《世祖本纪》为四人所同撰,班固迁为郎之后一方面是受旨著书,一方面自己也急于自证其史才,应忙于撰前汉史之《列传》、《载纪》,尚不能锐意于诗赋。
则《两都赋》不作于明帝永平(58-75年)年间,可以确定。
二、班固在章帝章和元年(87年)上《汉仪》、《南巡颂》之后因母丧去官,第二年即为中护军,因而于和帝永元元年有《北征颂》及《燕然铭》,均与军事有关,不会于马背上去构思《两都赋》这样远离军旅生活的鸿篇巨制、所以也不会是作于和帝之时(和帝于公元88年2月继位,次年为永元元年)。
据此,则只有作于章帝时。
章帝有建初(76-83年)、元和(84-86年)、章和(87-88年)三个年号。
其不作于章和年间,前所论第二条已明之。
建初、元和之中,究竟作于哪一段时间呢?
我以为当作于元和的三年之中。
因为班固于永平十五年定《建武纪注》(注:
《后汉书·马援传》记马严“与校书郎杜抚、班固等厘定《建武纪注》”。
),永平十七年云龙门对策,作《神雀颂》、《秦纪论》及《典引》(注:
参陆侃如《中古文学系年》92-93页。
),当年8月明帝薨。
章帝建初四年(79年)作《白虎通》,建初七年上《汉书》。
则此前主要精力乃在《汉书》上。
又:
《两都赋序》中说,“臣窃见海内清平,朝廷无事”。
而建初元年大旱,酒泉太守段彭等击车师、攻交河城,山阳、东平地震,其秋有星孚于天市,不可谓之“无事”;二年发永昌等三郡兵击哀牢,马防等击羌从二年至三年,三年又有武陵漤中蛮反:
五年击漤中蛮,亦俱可谓多事之秋;六年至八年从所存史实看,尚无作此赋之因由。
由以上事实看,《两都赋》应作于元和的三年之中。
除以上所述两方面理由之外,还有下面几个方面的理由:
首先,从赋的内容看,《两都赋》末尾所附《明堂诗》、《辟雍诗》、《灵台诗》、《宝鼎诗》、《白雉诗》,反映了此赋作于这几种祥瑞出现之后,朝廷议礼之时。
据《后汉书·章帝纪》,建初“三年春正月己酉宗祀明堂。
礼毕,登灵台,望云物,大赦天下”。
七年(82年)冬十月西巡狩,幸长安,祠高庙,祭十一陵。
“岐山得铜器,形似酒尊,献之。
又获白鹿”。
这同赋末所附《宝鼎诗》中说的“登祖庙兮享圣神,昭灵德兮弥亿年”一致。
又元和二年(85年)五月诏书云:
“乃者凤皇、黄龙、鸾鸟比集七郡,或一郡再见,及白鸟、神雀,甘露屡臻。
”则《两都赋》不作于见白鸟等祥瑞之前。
所以我以为《两都赋》作于元和二年或元和三年。
其次,从班固的生平活动与创作动机方面看。
《后汉书·章帝纪》元和元年八月“改建初九年为元和元年”。
次年二月,东巡狩。
五月有关于白鸟等祥瑞的诏书。
四月还宫,班固上《东巡颂》。
这证明此次章帝东巡狩班固是从驾的。
我以为班固于从驾出巡中对圣意有所体察,应是其作《两都赋》的思想基础。
不然,班固也是扶风安陵人,如从家乡感情方面说,应同杜笃、傅毅一样是希望建都长安的。
即使从政治上考虑他认为建都洛阳于国家有利,如果不知圣意如何,在事情尚拿不准的情况下,他至多只能上疏陈事,不会作赋以张扬之。
一般说来,用于献纳的作品的创作动机有两展:
其表层的动机往往是出于客观的原因,而其深层的动机则往往是要达到个人的某一目的。
这里先谈谈班固创作《两都赋》的表层的动机。
《两都赋序》云:
“臣窃见海内清平,朝廷无事,京师修宫室,浚城墙,起苑囿,以备制度。
西土耆老,感怀怨思,冀上之juàn@⑧顾,而盛称长安旧制,有陋雒邑之议。
故臣作《两都赋》,以极众人之所眩曜,折以今之法度。
”这就是说,班固是针对有些人的迁都之议而写《两都赋》的。
我们再深一层考虑:
不仅作赋颂赞建都洛阳决策有一个机缘问题,西土耆旧重提迁都也有一个机缘问题。
我以为章帝时一些人鼓吹迁都之事,当发生在建初七年冬十月章帝西巡狩前后。
那么,班固之作《两都赋》,应在此后。
以如此的鸿篇巨制,从地理、史实到辞章,恐非数月能就。
第三,从人事关系上看。
班固作《两都赋》,尽管序中说是针对主张迁都的“西土耆老”而作,但客观上与杜笃的《论都赋》针锋相对。
杜笃之赋未引起光武帝的重视,故“二十余年不kuī@⑦京师”,仕郡文学椽,而在明帝永平十二年(69年)前后入马防门下(注:
参陆侃如《中古文学系年》卷二。
)。
马防为马援次子,其女弟于永平三年为后。
据《后汉书·马防传》,马防于“永平十二年与弟光俱为黄门侍郎”。
“防兄弟贵盛,奴婢各千人以上,资产钜亿,皆买京师膏腴美田。
又大起第观,连阁临道,弥亘街路。
多聚声乐曲调,比诸郊庙。
宾客奔凑,四方毕至。
京兆杜笃之徒数百人,常为食客,居门下”。
真可谓权倾朝野。
在这种情况下,班固恐不敢明目张胆同杜笃较劲。
建初三年(77年),杜笃为马防从事中郎,随马防击羌,战殁。
这样,班固写《两都赋》,才不至因得罪杜笃而惹出麻烦。
在主张都于洛阳的赋作家中来看,班固作《两都赋》实际上是要同傅毅的《洛都赋》一比高低。
傅毅字武仲,扶风茂林人(《后汉书·文苑传》),班固对他有些看不起。
曹丕《典论·论文》云:
傅毅之于班固,伯仲之间耳,而固小之,与弟超书曰:
“武仲以能属文,为兰台令史,下笔不能自休。
”夫人善于自见,而文非一体,鲜能备善,是以各以所长,相轻所短。
傅毅善为诔、颂、诗、赋,以文才称,而班固在青年时曾作《幽通赋》,此后继父作史,以史才称。
从明帝永平至章帝建初二十六年中,傅毅作《迪志诗》、《七激》、《北海王诔》,对策作颂,又作《明帝诔》、《显亲颂》。
班固作《安侯戴侯颂》、《世祖本纪》、《列传》、《载纪》二十八篇,及《建武注纪》、《神雀颂》、《秦功论》、《典引》、《耿恭守疏勒城赋》、《答宾戏》、《白虎通》。
傅毅显然只长于诗赋,而班固文史兼通,赋、颂并能,大约自视更高。
所以,傅毅《洛都赋》出,班固并不称许,而有意要与之相较短长。
傅毅为兰台令,与班固共同典校经书在建初二年(注:
参陆侃如《中古文学系年》卷二。
),当时班固已十四年没有升迁,自然牢骚满腹,羞与为伍。
但无论怎样,总不至明白显露,有失士大夫的风度。
次年,傅毅为马防司马,班固大约也不会为此而惹事。
建初八年(83年)马防败,傅毅免官。
则在此以后作《两都赋》,便没有什么妨碍。
因此,从人事的方面说,班固之作《两都赋》也当在元和年中的二年至三年间。
这对于了解班固的生平及把握《两都赋》的思想内涵,体会其中所包含作者的情感,都是有意义的。
三、由班、傅关系看傅毅《洛都赋》的作时 傅毅《洛都赋》已散佚,《艺文类聚》卷六一录有一大段,《初学记》卷二四和《康熙字典》“寮”字条各引数句,费振刚等先生编《全汉赋》皆录入,《北堂书钞》卷一三七有二句,文字与《艺文类聚》小异,《全汉赋》校记中亦提及。
此赋作于何时,于史无考,陆侃如《中古文学系年》亦未系年。
《后汉书·傅毅传》云:
傅毅字武仲,扶风茂陵人也。
少博学。
永平中,于平陵习章句,因作《迪志诗》曰……。
毅以显宗求贤不笃,士多隐处,故作《七激》以为讽。
建初中,肃宗博召文学之士,以毅为兰台令史,拜郎中,与班固贾逵共典校书。
毅追美孝明皇帝功德最盛,乃依《清庙》,作《显宗颂》十篇奏之。
由是文雅显于朝廷。
车骑将军马防,外戚尊重,请毅为军司马,待以师友之礼。
及马氏败,免官归。
永元元年,车骑将军窦宪复请毅为主记室,崔驷为主簿。
及宪迁大将军,复以毅为司马,班固为护军。
宪府文章之盛,冠于当世。
毅早卒。
据《后汉书·马廖传》和《马防传》,马防之败在建初八年,那么,傅毅之免官也应在建初八年。
傅毅之撰《洛都赋》,当在建初八年免官以前。
因为免官之后他只有小心谨慎地生活,岂敢多事,以引起朝野的注意。
永元元年窦宪以之为记室,也只能于军中安心供职,不敢预于朝廷之事。
同时,《洛都赋》也不作于明帝之时,因为当时他以为明帝“求贤不笃”。
《论衡》第二十卷《佚文》云:
“永平中,神雀群集,孝明诏上爵颂。
百官颂上,文皆比瓦石,惟班固、贾逵、傅毅、杨终、侯讽五颂金石,孝明览焉。
”(注:
傅毅此“神爵颂”即《神雀赋》。
《隋书·经籍志四:
“《神雀赋》一卷,后汉傅毅撰。
”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卷四十疑此赋作于章帝元和中,《中古文学系年》系于明帝永平十七年。
)但此后傅毅似乎并未升迁,因此才有《七激》之作(注:
《中古文学系年》系《七激》于永平二年,似非。
因其中说到“汉之盛世,存乎永平。
”为永平之后的语气。
)。
所以我以为,傅毅之作《洛都赋》,当在建初二年任兰台令史之前:
他正是因为献纳此赋得章帝称赏,而拜郎中、为兰台令史的。
曹丕《典论·论文》中说班固与其弟班超书中讥嘲傅毅,事在何年,史书也无载,《中古文学系年》系于建初二年(77年),是也;但列于“傅毅为兰台令史,拜郎中,与班固共典校书,作《显宗颂》”一条之前,欠妥。
因据信中所说,显然在傅毅任兰台令史之后。
那么,《洛都赋》,作于傅毅任兰台令史之前,当在建初元年或二年之前半年。
有可能在班固《耿恭守疏勒城赋》作成之后。
据《后汉书,耿@(14)传》,耿恭于永平十八年三月引兵据车师,建初元年三月至玉门历艰难困苦死伤余十三人,鲍昱奏耿恭节过苏武,因而拜为骑都尉。
《中古文学系年》系班固之作《耿恭守疏勒城赋》于建初元年,是也。
估计当在建初元年之末。
因耿恭之事传至朝廷,再议奏请等,亦需时日。
又《后汉书·杨终传》,杨终于建初元年上疏议改广陵、楚淮阳、济南之狱徙罪人于绝域事,章帝下其章,令大臣议之,司空第五伦亦同杨终之议。
“太尉牟融、司徒鲍昱、校书郎班固等难伦,以施行既久,孝子无改父之道。
先帝所建,不宜回异”。
看起来,朝廷当时在一些问题的处理上,也视维护先帝懿旨为一重要原则。
这自然也是坚持都于洛阳问题上可以拿出来的一个理由,至少以此为理由主张都于洛阳不至获罪。
故我以为,傅毅的《洛都赋》作于班固的《耿恭守疏勒城赋》之后,大体当在建元二年(77年)前后。
班固因为自己有一代史才,又能为赋,而十多年未见升迁,傅毅作赋而被任为兰台令史、郎中,故讥其“下笔不能自休”。
班固在七八年后作《两都赋》,表面上看来与傅毅无关,其实也是有些联系的。
同时,我们应看到,班固尽管对傅毅看不起,但毕竟一起共事,不至有失缙绅风度,在傅毅因写《洛都赋》而获升迁之后自己立即写一篇与之相较。
但建初八年(83年)傅毅因马防事败而免官,趁着朝廷获嘉瑞、皇帝有意制礼之机,作《两都赋》以显露其作赋之才,则是完全可能的。
除《洛都赋》之外,傅毅又有《反都赋》,已佚,今只存《水经注·伊水注》所录两句。
崔yīn@⑨也有同题之作,却存有序和开头一段。
其《序》云:
“汉历中绝,京师为墟,光武受命,始迁洛都。
客有陈西土之富,云洛邑褊小。
故略陈祸败之机,不在险也。
”(注:
据《艺文类聚》卷六一。
)由此看来,其主旨还是赞成建都洛阳,并非主张迁都长安。
其正文中说建武受命之后“观三代之余烈,察殷夏之遗风,背崤函之固,即周洛之中,兴四郊,建三雍,禅梁父,封岱宗”,也是说建都洛阳的雄略与大典。
那么,傅毅的《反都赋》同《洛都赋》也应主旨相同,大概角度上是从返还长安并无益处的方面立说。
同一事而颠来倒去写,这也就难怪班固要说他“下笔不能自休”了。
四、《两都赋》的创作心态与特色 无论怎样,傅毅之作是在题材上、构思上给班固的《两都赋》的创作以启发的。
傅毅等的《反都赋》是针对主张返都长安的人而发,大约从“地利不如人和”的方面立论,今所存“因龙门以畅纪,开伊阙以达聪”,就是由地利而言人和,说建都洛阳的好处的。
《洛都赋》则一开头即写建都洛阳,大汉复兴,再不复提西都之事。
傅毅这样写,可能同杜笃的《论都赋》内容有关。
《论都赋》全文大体分两部分:
前一部分论西都之便利和前汉之功业,第二部分论东都之仁德,申未暇迁都长安之由。
前一部分篇幅大,而后一部分篇幅小,结构不够匀称。
傅毅的《反都赋》专门针对杜笃《论都赋》之前一部分,而《洛都赋》则专门发挥杜笃《论都赋》不作为重点的后一部分。
但其《反都赋》因为要讲不能迁于西都而必建都洛阳之理由,也写到洛都,故同《洛都赋》在内容、题材上有重合的部分。
班固的《两都赋》则学习了《子虚》、《上林》的结构方式,合二为一,又相对独立成篇。
上篇只写西都,下篇只写东都,内容划分清楚,结构较为合理。
从主导思想上说,他不在规模和繁华的程度上贬西都而褒东都,而从礼法的角度,从制度上衡量此前赞美西都者所述西都的壮丽繁华实为奢淫过度,无益于天下。
《西都赋》写长安都城的壮丽宏大,宫殿之奇伟华美,后宫之奢侈淫靡,也极尽铺排之能事,使作者着实表现出了写骋辞大赋的才能。
但结果却不是写得越奢华便越体现着作者对它的赞扬,而是折之以法度,衡之以王制。
《东都赋》写洛阳,虽也写宫室、田猎的内容,但比较概括,而从礼法制度出发,宣扬“宫室光明,阙庭神丽,奢不可逾,俭不能侈”,“顺时节而sōu@①狩,简车徒以讲武,则必临之以王制,考之以风雅”。
杜笃的《论都赋》建议迁都长安,写得很策略;班固维护建都洛阳,在处理对前汉西都评价上,也极为谨慎小心。
《西都赋》本为赞美、夸耀之词,不用说。
《东都赋》开头云:
东都主人喟然而叹曰:
“痛乎风俗之移人也。
子实秦人,矜夸馆室,保界河山,信识昭襄而知始皇矣,乌睹大汉之云为乎?
” 批评的矛头对准的是秦皇而非汉帝。
下面接着一小段写“大汉之开元”,十分概括。
因为后汉以承前汉之皇统自居,对前汉不能不加肯定;但从前、后汉的比较来说,当时统治者需要的是对后汉功业和东都洛阳的赞扬、歌颂,故对前汉的功业不能作太具体、详细的表述。
下面说:
“今将语子以建武之治,永平之事,监于太清,以变子之惑志”,开始对后汉王朝功业、礼制的铺叙。
又说:
“迁都改邑,有殷宗中兴之则焉;即土之中,有周成隆平之制焉。
”又从历史方面来论证定都洛邑,前有先例,且居天下之中,得地利之便。
由赋中内容的安排和措词的上下照应情况,可以看出当时最高统治者的心态和班固对此的把握。
《东都赋》以封建礼法为准则,赞扬了建武、永平的盛世,以“盛乎斯世”一语作为大段描述的结尾,对西都宾先予称赞,再予批评,行文摇曳多姿,善于达意。
下面又将西都同东都的形势及风俗直接加以比较:
且夫辟界西戎,险阻四塞,修其防御,孰与处乎土中,平夷洞达,万方辐凑?
秦岭九@⑩,泾渭之川,曷若四渎五岳,带河sù@(11)洛,图书之渊?
建章、甘泉,馆御列仙,孰
《两都赋》的创作背景、体制及影响与灵台、明堂,统和天人?
太液、昆明,鸟兽之囿,曷若辟雍海流,道德之富?
游侠逾侈,犯义侵礼,孰与同履法度,翼翼济济也?
态度鲜明地称赞东都洛阳地利、形势及礼俗之淳厚,建筑、设置之合于王道。
“统和天人”、“同履法度”,点出了《东都赋》的主题;“图书之渊”、“道德之富”,是《东都赋》着力铺叙、宣扬之所在。
下面照应本篇开头部分:
“子徒习秦阿房之造天,而不知京洛之有制也;识函谷之可关,而不知王者之无外也”。
完全以一个新的尺度来衡量秦(实际上是代指前汉)和东汉王朝政教之得失。
接着以西都宾的折服为赋正文部分的收束。
这同《上林赋》的结尾完全一样。
但整个说来,班固的《两都赋》开头、结尾、过渡等章法更为严谨、自然,且富于情态,长于韵味。
班固《两都赋》由于创作的目的在于表述一个政治问题上的个人见解,甚至是为了参与一场争论,故它不似《子虚》、《上林》的有很多虚夸的部分,以气争胜,而更多实证。
它主要不是抒发一种情感,表现一种精神,而是要表现一种思想,体现一种观念。
这也可以说是同时代风气有关,是当时文风和社会风气的体现。
另外,同该赋中强调礼制、强调崇儒思想相一致,赋的语言典雅和丽(马积高先生《赋史》即已指出这一点),节奏步武从容,和銮相鸣,可谓金声玉振,有庙堂朝仪的风度。
在结构上,《两都赋》对《子虚》、《上林》也有突破,上文已言及。
下面再看看其结尾上的创意。
作为全赋的结束,《东都赋》末尾不是在西都宾“矍然失容,逡巡降阶,@(12)然意下,捧手欲辞”之后即结束,下面接上说:
“主人曰:
复位,今将授予以五篇之诗。
”大约是考虑到下面即录附诗,会使结尾割裂而失去风韵,故将诗附于篇末,而以西都宾的称赞为结尾:
宾既卒业,乃称曰:
“美哉乎斯诗!
义正乎扬雄,事实乎相如,匪唯主人之好学,盖乃遭遇乎斯时也。
小子狂简,不知所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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