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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公主下嫁穷艺人
“袁公主”下嫁穷艺人
袁蓉对魏鹤龄在生活上的体贴、关怀,尚能直接为他人所耳闻目睹,她在事业上给予魏鹤龄的支持、帮衬,则鲜为外界所知。
结缘于共患难
1940年4月4日,位于重庆市中心最繁华地段的会仙楼大饭店张灯结彩、鼓乐喧天,约三百多各界人士兴高采烈地齐聚一堂,向在此举行结婚典礼的魏鹤龄与袁蓉道贺。
官居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的郭沫若担任证婚人,并特地赠诗一首:
“4月4号的今天晚上,大星小星聚粜一堂,有一个最大的明星,使电灯都失去了光亮,但有一朵鲜艳的荚蓉,在群星中开放,星花交映,地久天长,愿明年的今日,有小小的天使,做对成双。
”作为介绍人的著名电影编剧、歌词作家孙师毅,著名作家老舍等,也都有别致的祝词,令新郎新娘好不光彩。
亲历者至今回顾起来仍感叹不已:
抗战时期像如此隆重热闹的正式婚礼没有第二家,不愧是“袁公主下嫁穷艺人”啊!
袁蓉之所以有“袁公主”之称,乃因是曾当过83天皇帝的袁世凯之族妹。
她原名袁世蓉,系父亲追随孙中山组织同盟会去日本时,与所娶日本名门佐藤贵族女子所生。
辛亥革命后一家三口回到中国,日本夫人发现丈夫早有妻室,不愿屈居第二坚持和平分开,袁世蓉遂跟母姓变成佐世蓉。
袁世凯签订二十一条卖国条约,世蓉的父亲十分生气,痛骂家门不幸出了败类,并将子女世字辈的“世”全部勾除,佐世蓉也改成了佐蓉,但她一向以袁蓉为名,亲友们开玩笑则喜欢叫她“袁公主”。
袁蓉父亲以教育为业,母亲酷爱音乐、戏剧,她自幼受到良好教育和文艺熏陶,读小学时即演了《麻雀与小孩》《月明之夜》《小小画家》等歌舞剧,曾在杨小仲导演的电影《不如归》中客串女主角的童年。
她曾立志成为画家,于1936年考入苏州美术专科学校油画系,抗战爆发后身带数千元随学校内迁,从上海经香港、越南海防,再辗转来到昆明,准备赴法国继续学习美术,就在这时认识了魏鹤龄,从而改变了自己的人生道路。
魏鹤龄被称为“穷艺人”,不仅因其出身清贫,而且在于当时“干戏的”大都是“穷光蛋”,处于贫困交加的境况。
他自21岁考入山东省立实验剧院,开始学唱京戏、演话剧,后赴北平、上海从事进步戏剧演出活动,1934年在史东山编导的影片《人之初》中饰演男主角张荣根取得成功,把一个资产阶级小知识分子的苦难经历和抗争精神刻画得入木三分,由此开始走上银幕;随后又在袁牧之编导的《马路天使》中,以含蓄深沉的表演技艺,自然朴实地塑造了一个在社会底层的老报贩典型形象,更为名声大振。
抗战爆发后,他主演了我国第一部抗战电影《保卫我们的土地》,成为很受观众欢迎的演员。
但在国难当头之际,魏鹤龄与其他同行一样过着艰苦生活。
当时他参加救亡演剧队由上海沿途宣传赴武汉转重庆,一行人只有陶金有件比较像样的风雨大衣,谁出门办事就轮流借着穿,外人还以为这是特制统一式样制服。
他们于1939年末在昆明相遇。
其时魏鹤龄随“中电”剧团从重庆前来拍摄影片《长空万里》,同时演出话剧《塞上风云》,住在一座大庙的后殿里;袁蓉受邀热心参与海报绘制等宣传工作,经常出入其间得以认识。
演出结束剧团转移,魏鹤龄因在“1?
28”事变中冒着生命危险参加抢救伤员腰部曾受过伤,抗战爆发后从上海赶往武汉途中,又不幸在江轮上被货舱里的棉纱包掉下来砸伤腰骨和肾脏,此时老病新伤发作不能随行,只得留下休养,遂由陶金、章曼苹夫妇出面,商请曾参加救护训练班、到伤兵医院当过护士的袁蓉帮助护理,她毫不犹豫一口应承。
在袁蓉日夜悉心照料之下,魏鹤龄很快恢复健康,禁不住向这位年轻貌美、心地善良的姑娘道出倾慕之心;而袁蓉对年长厚道、演技高超的魏鹤龄亦素为敬仰,两人一拍即合萌生爱情,决定联袂返渝结成终生伴侣。
后来提及这一相识、相助、相爱过程,朋友们总是与魏鹤龄逗趣“因伤得福”,而他始终只是“嘿嘿”憨笑。
相濡以沫终身
婚后,袁蓉显示出优秀内当家的精明能干。
魏鹤龄家人口众多,三亲六戚不少,加上袁蓉好客,迎亲送友、送喜礼、助困难,开销名目繁多,因她理财有方仍应裕自如。
她把全家的生活作了妥善安排,按月给魏鹤龄家乡的老婶娘汇去相当于30块银元的款项,供养魏鹤龄前妻所生3个孩子,同时又将小家庭生活打理得井井有条,把“穷戏子”魏鹤龄调理得红光满面神采奕奕。
而这往往少不了动用袁蓉的私房钱,看到她虽带有大笔大洋,但大把大把往外撒,外人担心很快油干灯草尽怎么办?
其实她用的都是利钱,本金已托银行的亲戚保管生利。
在子女抚养上,更显示出袁蓉的道德水准。
袁蓉与魏鹤龄结婚时,他已有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袁蓉自己又先后生了四个儿子和两个女儿,一共九个女子,她一律视为自己所生,想方设法拉扯在身边,除了衣食住行悉心操持外,还把最宝贵的精力花在对子女们的教育成长和事业扶持上。
其中最让袁蓉牵挂与关心的是魏鹤龄前妻刘莉影生的小莉,与魏鹤龄结婚第二年,袁蓉也生了自己的女儿,她不仅疼爱自己的孩子,又托人从上海将小莉接来,担负起直接抚养、教育的职责。
6岁的小莉到了重庆,袁蓉教她识字,为她做衣服,付出了一个母亲所能付出的全部心血。
如果说袁蓉对魏鹤龄在生活上的体贴、关怀,尚能直接为他人所耳闻目睹,她在事业上给予魏鹤龄的支持、帮衬,则鲜为外界所知。
魏鹤龄一生拍片39部,演出话剧40多部,仅新中国建立后,就参加出演了《淮上人家》《家》《鲁班的传说》《燎原》《北国江南》《祝福》等影片,出色塑造了几乎包括各种职业、各种年龄和各种性格特点的人物形象;其中《家》里貌似尊严实则腐朽的封建旧礼教卫道者高老太爷和《祝福》里善良、朴实、淳厚的山区农民贺老六,已成为中国电影艺术画廊熠熠生辉的经典形象,标志着魏鹤龄表演艺术的最高成就。
这些成就、荣誉的取得,固然与魏鹤龄的辛勤努力和精心创造分不开,更少不了袁蓉的鼎力协助。
这个“秘密”是在魏鹤龄去世以后无意之中揭开的。
一次好友蓝为洁(著名剪辑师)前来串门,袁蓉找出大捆写得密密麻麻的文字材料,征询如何处理。
原来这些纸张发黄、墨迹都有些褪色的文稿,都是解放后魏鹤龄参与拍摄影片的创作设想,全部出自袁蓉之手。
蓝为洁再一了解才知道,解放前除了编剧、导演和极个别的主创人员写文字创作设计外,像魏鹤龄这样有实践经验的演员很少需要作这方面的准备,都是在读剧本的过程中,就有人物形象的构思产生,进了摄影棚不需导演多费功夫,就能把人物塑立在银幕上。
解放后不同了,参加摄制组的演员都要交创作设想,而魏鹤龄不习惯动笔,常常是他口述,袁蓉记录,然后眷清交上去,所存这些材料就是当时的初稿。
这让蓝为洁唏嘘不已,深感仅仅把袁蓉看作魏鹤龄生活上的忠实伴侣,那是太不了解她、太委屈她了,实际上她还是一个专业上的好帮手。
他们在事业上不是一般的夫唱妇随,而是“像唱双簧”,一个在幕后,一个在台前,魏鹤龄的许多银幕形象塑造,都有袁蓉的心血。
袁蓉为了魏鹤龄的成功,确实作了许多自我牺牲,不仅放弃了对绘画的爱好,就连后来成为专业演员也未能尽展才华。
她于解放前夕回到上海后曾在话剧《日出》中饰演过李石清太太,解放后参加过《怒吼吧中国》《红旗歌》等话剧的演出。
并参加了电影《三毛流浪记》《婚姻大事》的拍摄,1959年进入上影后参演过《万紫千红总是春》《今天我休息》《春催桃李》《北国江南》等影片,但都是很小角色。
她的文笔很好,解放后一度供职于上海文艺出版社,直到晚年还有诗作,她曾随上影离退休办公室组织赴杭州参观岳飞墓时即兴赋诗:
“英烈永垂千秋史,秦桧长跪穆武坟,良奸分辨总有报,留取后人作训证。
”
因在“文革”中受到百般摧残,魏鹤龄的晚年几乎在病榻上度过,直到1979年10月2日离世,袁蓉衣不解带地每天24小时护理,整整一年零三个月。
临终前,魏鹤龄已经讲不出话,只是用不断颤抖的手,对终日伴随在身旁的妻子写下了“我要死了,就不能再演戏了……”联想到自己从护理魏鹤龄的病开始,到又护理他的病告终,袁蓉不胜感慨:
“整整四十年,在工作和学习上,我们是互为师徒的,说句宿命论的话,这也是‘命中注定’吧!
”此后袁蓉又生活了16年,临走前几个月她的身体已很不好,仍拄着拐杖要儿媳陪她去了一趟杭州,专程挑购了一块墓地,回到上海就对子女们做出交待:
“你们一定要把我和你们的父亲安葬在一起。
这是我们年轻时候就说过的,生同床,死同穴。
墓碑上的诗,我也写好,找人刻上就是。
”说罢她拿出用毛笔浓墨写得端端正正的四句诗:
“终老西湖乡,埋骨天堂山。
松鹤未遐老,合墓了心愿。
”她嘱咐把九个子女、儿媳、女婿以及孙子辈、曾孙辈30几个名字,都刻在墓碑之上,还欢乐地笑着说“贵在人丁兴旺,来看望我们的人不会中断,在我们墓前,鲜花常在。
”
责任编辑/翟建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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