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匠乡雄狮第一部
傅敏著报告文学集《匠乡雄师》第一部匠乡雄师
匠乡雄师
行为源自需要,行动服务需要。
这个世界因为人们生存、生活的需要,便生出许多种职业、许多种技能来。
这些职业和技能也成为一部分人生存、生活的依托。
久之,这种职业和技能便会渐成气候,换化成一种产业。
引 子
一份经历了多少年的产业至今仍然张扬着蓬勃的生命力;
为了一份产业的传承,80%的劳动力在为之付出;
一个地方的财政收入,80%源自一份产业的供给;
一个五万余口人的乡镇,拥有300家大小企业在经营同一个产业……
这份产业的经营者来自匠乡名镇——采桑镇。
采桑镇也因为建筑业的兴盛,正在红旗渠畔崛起。
他们,凭着精湛的匠技走出大山,一队队一支支走进都市,组建成精锐之师威武之师,在脚手架上闯市场,靠奖杯牌匾赢市场;他们承建的工程项目夺得建设工程最高奖鲁班奖、中国土木工程最高奖詹天佑大奖。
他们,凭着卓越的经营管理水平而雄踞一方。
他们的企业以年生产能力5亿、10亿乃至20个亿人民币的产值在当地叫响市场,其中的一些经营者已成为当地建筑、地产界的名流。
他们承建开发的工程项目,上得到过国家、省部级领导的肯定,下赢得基层建设单位、住房户的交口称誉。
他们以超常的能力和心智的付出,认识了都市,美化了都市。
同时,让都市认识了他们,也认识了匠乡。
都市中,鳞次栉比的楼群是他们的名片,名片将匠乡人的雄姿英发闪亮都市。
第一章 概 述
巍巍太行青翠染,建筑英雄出匠乡。
绿树掩映中林虑山下的每一处村落都是建筑大军的屯兵蓄势之地。
每到年关,一批一批的工匠从城市高高的脚手架上走下,扛着沉甸甸的收获和思念回归故乡,和家人短暂而幸福的团聚。
春节一过,不须哨声不须号声却又不约而同地踏上行程,这时节,林州的汽车站、火车站,集镇交通要道的停车站点即会显得熙熙攘攘拥拥挤挤,长短途客车忙忙碌碌返返往往。
这是这支建筑大军一年中最壮观的一次集体行动。
在这支浩浩荡荡的大军中,有一支久经沙场屡建战功的劲旅排在队伍的最前列,被林州人称为“林州建筑业的排头兵”、“十万建筑大军的王牌部队”。
他们就是来自“建筑之乡”林州市采桑镇的建筑将士。
采桑,一个古老而富有诗意的名字。
许是藏在山丘陵地的缘故,一直以来很少被人熟知,采桑人随林州人秉性,做事不喜张扬,即使是光彩荣耀之事也是别人询问时自己还不好意思说,这样谦逊的处事固然受人尊敬,但也制约着地域知名度的提高。
时光就这样平淡而宁静地在那个山乡流逝着。
到了20世纪60年代,林州人要在太行山上轰轰烈烈干一件大事,消息一传出,很快触动了采桑人敏感的神经,他们精心做好准备,严阵以待。
在“引漳入林大会战动员令”下达前两小时,采桑人按捺不住激情提早上路。
大会战中,采桑人冲锋陷阵,大显身手,专捡难的干,专挑硬的啃,尤其在红旗渠精髓处青年洞工程施工中战功显赫,其声名口碑一路攀升。
采桑人处事谦逊且有责任心,他们总是在完成一项工程后,坦然认真地把自己或自己家乡的名字刻记在建筑物的某一个不显眼的地方,意在让人们记住这项工程的修建者,若是以后的日子里有了质量问题知道找谁。
当如织的游人踏上红旗渠青年洞,面对脚下渠石刻着的“南采桑”、“南景色”、“宋老峪”等村名时,他们会不解地问导游,当知道石刻字的用意时,采桑的名字再次被四面八方的游人带走。
如果说修建红旗渠是林州人建筑才艺大展示大比拼的话,采桑人是当之无愧的挑战者决胜者。
也因为修渠,人们对采桑和采桑人有了进一步的接触了解,并从内心感叹:
采桑人不可小视。
果然,采桑人从大渠上下来后,稍作休整,又悄然投入到另一个大的举动中。
对采桑而言,修建红旗渠只是展示建筑匠艺的一次“彩排”,正式的“表演”还在修渠之后,真正在全国各地构筑建筑网络,也从这个时候开始。
他们还是那样悄无声息在大山与大都市之间来来往往,约莫10多年的时间,基本形成了一个大框架,这时,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改革开放为采桑的建筑业提供了成长的沃土、发展的机遇。
从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的10年间,采桑建筑业从整体上形成了一个大的网络。
全镇28个行政村户户有工匠,村村有工队,80%的劳动力在从事建筑业。
其中,南采桑、南峪、南景色等大个村,每村的施工队达到50余个,南采桑村最多时达到60余个(相当于林州市一些乡镇全镇的施工企业)。
全镇施工企业最多时达到360余个,持续多年的财政收入、人均收入80%来自建筑业。
这时节,散落在坡地沟峪间的旧村老屋次第翻新,泥泞土路开始硬化,学校有了崭新的校园,整个乡村有了新的感觉。
摆脱贫困后的采桑人面对日渐富裕的日子,似乎还没有学会消遣,他们依然那样谦逊朴实,做事兢兢业业,认认真真。
也许过于执着投入,不经意中又度过10年。
此10年非彼10年,从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初的10年间,国家在进一步深化改革,社会处在转型期,建筑业无可避免地要直面市场,适应市场。
采桑人诚恳、厚道,但并不笨拙。
他们以丰富的实践经验,和对时代脉胳的准确把切,从理论上进行充实,在体制管理上去粗存细去伪存真,在装备上上档次上水平,具备了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避免了被市场淘汰的败局。
到2006年,从采桑走出去的建筑企业家们已在各地建立了自己稳固的阵营,其主要施工企业分布在北京、天津、太原、郑州等中心城市。
同时,也涌现出一批有能力、有潜力、懂专业、会管理的建筑企业精英。
在郑州,发展势头正猛的有:
河南泰宏集团,总经理秦太宏;河南华盛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总经理宋俊才;河南润华建筑安装有限公司,总经理张庆华;河南中州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总经理宋万增;河南海森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郭海生;河南东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常虎金。
还有建筑骁将:
优秀建筑经理呼德山、阎贵法、呼用山、李中林、常富昌、李山海、侯玉树、宋宝玉、冯成吉等,支撑起采桑在郑州的建筑天地。
在首都北京,以郝顺昌、王一大、刘相洲、郝保军、王维增、秦成法、秦交成、秦名芳、常开民、王相红等为主流的施工企业经营者,在强手如林的北京建筑市场顽强拼搏,努力进取,为首都镌刻着精品,塑造着红旗渠畔林州人的美好形象。
在天津,刘会江、付向羽、冯海斌、付金州、赵增江、董秋生、王建生、崔林顺、付广峰、宋广生、胡海洲、赵明书、常广增等一批年龄低、资历深,在建筑领域摸爬滚打十几年几十年的老将们,以他们积累的丰富经验和实力,在天津这块黄金之地上与其他建筑企业分庭抗衡、平分秋色,显示出林州人不凡的身手。
在山西,这个林州人生活的另一处庭院,采桑人更是如鱼得水。
如万福生、牛仁仔、秦保德、郭林吉、张周生、郝计拴、宋玉山、宋用德等建筑老将,在此稳扎稳打巩固着自己的阵营,开拓着新的市场;更有风华正茂、充满朝气的王会明、王云洲、郭长州、秦建周、郭晓辉等新生代,在三晋大地尽显风流。
他们,代表着采桑,代表着林州,为红旗渠的故乡创造着精神和物质的双重财富,积蓄着丰厚的资历。
据不完全统计,截止到2006年全镇年建安产值已达到20亿元,从业人员1.3万人,劳务收入1.7亿元,所得税入库100万元。
在每年的建筑施工、质量、管理、安全等评优评先活动中,采桑的建筑、开发企业频频将国家级、省部级、地市级奖杯荣誉抱回,这些荣誉也成为人们了解采桑了解林州的一张名片一种推介。
采桑,一个85平方公里的山乡小镇,一个4.8万人口的山乡小镇,却蕴藏着这样丰厚的建筑资源,孕育培养了这样一大批匠乡精英,建筑豪雄。
古桑之田,一份长盛不衰的产业,正在滋润着一方水土,养育着一方人。
第二章 古桑之田 长出匠乡童年
采桑,一个古老而耐人寻味的名字。
采因桑之茂,桑为采者存。
行走在这片丘陵绵延、沟峪纵横的古老土地上,感觉脚下垫铺的不是厚土,而是一层一层积厚的上千年的桑叶;那些花果,那些草树之叶,凑近处细闻,似还有些被桑葚桑叶浸染过的味道。
在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有关植桑、采桑、乐桑的篇章有多处载录。
其中,《诗经·鄘风·桑中》、《诗经·卫风·十亩之间》、《诗经·小雅·小弁》、《诗经·小雅·隰桑》等诗篇,生动描述了桑田人对家乡的热爱对长辈的尊敬,歌颂了桑田青年人对爱情的追求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想象中,在林虑山下,在殷商郊西“十亩之间,桑者闲闲兮,行与子还兮。
十亩之外兮,桑者泄泄兮,行与子逝兮。
”(《诗经·卫风·十亩之间》);美貌的女子采桑于田中,“要我乎上宫,送我乎淇之上矣。
”(《诗经·卫风·桑》)。
桑田曾一度成为青年人爱情交流的平台,桑田人生活的乐土。
从根本上说,桑田是国家的轻纺基地,劳动人民赖以生存的基业。
采桑,在当时被官方定为“采桑养殖基地”、“蚕丝生产基地”或者“桑蚕之乡”都极有可能。
皇帝西上林虑狩猎或到淇水垂钓,到“桑蚕之乡”、“桑蚕养殖基地”吃几枚桑葚看几眼采桑的美貌女子也极有可能。
多少个年代过去了,桑田人曾经的幸福逐渐贬值,生计难以维持,最直接的天敌就是环境。
这些个与人朝夕相处的生命分子们原本不属于人类统领,它们说撒手就撒手让你措手不及,就是天皇老子都无可奈何。
水无声无息地撒走,干旱强悍地扑来,烧烤着天滴不下雨来。
桑的叶子萎缩了——蚕无食可食;庄稼的叶子萎缩了——人无食可食。
处在丘陵坡地的采桑人,面对桑蚕产业危机不得不重新做出选择。
这个时期,朝廷为了扩张自己的势力,维护自己的权威,提高自己的生活质量,不惜重金修造华丽的宫殿,修筑坚固的防御工事,打造锐利的战争器械,这些工作靠朝廷臣官无法完成,理所当然地要交给生活在底层的劳动者,而作为劳动者,必须掌握修造宫殿、修筑工事(城墙炮台)、打造锐利器械的劳动技能。
对这种新兴的劳动技能,已经别无选择的采桑人挽起袖管,开始学习新的生存方式。
殷商的土地上,那些城郭里的建筑还很原始很简陋,人们还没有发明掌握坯砖的制作工艺和技术,仅会用泥土堆围不到半米的墙,然后用茅草秸秆搭架成棚,在棚中栖息。
这时的山西平陆县有一个叫傅险的地方,一群奴役正在使用一位贤人刚发明的板筑技术构筑城墙。
或许是这项技术具有较强适用性的缘故,它以极快的速度向周边向远处四面扩散传播,并很快传到洹水河畔,惊动了在殷商宫廷里求贤若渴的商王武丁,武丁巧妙设计将那位发明板筑技术的贤人请进宫中。
从此,武丁得到这位贤人的辅佐,国事日渐兴盛。
随着这位贤人被朝廷重用,板筑技术也得以在华夏广泛传播,这位贤人便是殷商一代贤相傅说。
从严格意义上说,傅说算是真正的建筑业的始祖,后来被人们供奉的建筑祖师鲁班也定在当时的板筑技术上没少获得灵感和启迪。
傅说把板筑技术带到了洹河之滨,也传授到居于茅棚里的太行山中林虑人家,颇有心计的林虑人看到了建筑业对改变他们命运的非同寻常的意义,开始关注并潜心琢磨,把这项技术精化细化。
面对这项大有发展潜力的技术,采桑人很快熟悉掌握,并带着这门技术远走他乡。
采桑建筑业的种子,这个时候开始埋种。
据《周礼·考工记》记载:
古邑林县人从春秋战国时就有工匠在各地“筑城造郭”,到秦代又有大批工匠服徭役去修建万里长城。
此前,贯穿林县境内的燕赵长城和比燕赵长城更久远些的春秋战国墓(2003年3月出土),更能显现出林县工匠精湛的技艺。
唐之后不断有民工外出修建工程的记载留于旧林县志中。
县志中这样记载:
“明洪武二十六年(1368)以营建宗庙、宫殿集天下工匠于京,始而征派。
北京的颐和园、天津的独乐寺,山西的五台山等著名建筑,都凝聚着林县工匠的心血和汗水。
此后,北方各省铁路、车站、矿业及办公居住场所皆有林县工匠参建。
”在《中国铁道史》中记载了林县百名工匠参加修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修建的第一条铁路——邯郸至涉县段的篇章,共架石桥22座,为刘邓大军打淮海战役奠定了基础。
红旗渠的创始人,林县的老书记杨贵在谈到林县建筑业时回忆说:
20世纪50年代,北京市十大建筑中的人民大会堂始建,天安门城楼的复修等工程,都有林县工匠参建。
采桑,这块近乎荒芜的土地,上缺少肥茂的草树,下探寻不到可开采的矿藏资源,唯有怀揣匠技远走他乡,方能养家糊口居家过日子。
所以,不论是《周礼·考工记》、1989年版《林县志》,还是《中国铁道史》及京城的著名建筑,其中,有林县人的影子就有采桑人的影子,采桑人的影子就是林县人的影子。
在采桑的村落里,那些步入迟暮之年的老人们聚在一起闲聊,谈论最多的话题就是年轻时走南闯北搞建筑的人生经历。
在洪峪村,一位年逾九旬的郝姓老人谈到自己的人生经历,他觉得最精彩的一段就是参加过北京天安门城楼的修复和广场的修建。
在土门、秦家坡、付东沟等村,一些老人谈起当年修建人民大会堂、南京长江大桥、成昆铁路等国家重点工程时,心情显得异常激动。
那是他们人生中的一笔珍贵的精神财富,也是采桑乃至林县建筑业的一笔宝贵财富。
第三章 执火者 走出山乡天地宽
宁静和平,美满幸福,这是人们共同的愿望。
然而,在那战火纷飞的年代,众多的百姓四处逃亡,流离失所,虽渴望宁静和平,实现却遥遥无期。
采桑,虽然远离都市又非兵家战略要地,但仍然不可避免地要受到战事的牵扯和侵蚀。
破旧的村落里,青壮年劳力,在家的会被强行抓去当壮丁充军,逃到外面去的依然会被抓去修炮楼筑工事,也有不少青壮年加入了共产党领导的队伍。
流传已久的建筑匠艺遭遇着莫大的挫折。
建国后,一切重新开始,废墟需要清理,家园需要重建。
新的里程新的起点,也给匠乡人民带来了新的希望。
20世纪40年代末到50年代初,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正处在起步阶段,工矿企业、铁路交通、机关学校,几乎每一处都需要工程建设,不少国营建设施工单位就在这个时期应运而生。
此时,自然灾害连年不断,老百姓们靠土地难以维持生计。
采桑,这个本来就缺乏自然资源优势的地方,面对连年的自然灾害难以承受,青壮劳力们更是稳不住神。
这时节,不少的国营建设施工单位来林县招兵买马,扩充队伍,采桑人迫不及待地报了名,并随着招工单位走出了大山,这批被招去的人可算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匠乡向外正规输出的第一批劳务,也是响当当的“社会主义建设者”,而这些建设者中,大部分都参加了国家的重点工程建设,他们当中的一部分人在数年后成为了单位的技术骨干。
在北京,南采桑村的7位工匠参加了故宫、天安门城楼等著名工程的修复。
在太原,一位干了一辈子建筑的正处级退休老干部叫郭全志(采桑镇舜王峪村人),1949年太原解放后来到太原,1951年正式被太原市建筑公司招进,后到华北建筑工程局工作,谈到林县在太原的建筑老将,他一口气就能数上七八个,他说像路银书、王阳生、李怀生、王启才、董春伏等在当时均是山西省建各公司的中层领导和技术骨干,参加过山西省政府礼堂、山西饭店、太原市文化宫等重点工程建设,这其中有好几位都是采桑人。
这股力量后来成为匠乡建筑业兴起的桥梁和枢纽,也成为匠乡的“功匠”,这是后话。
这一时期,采桑各村那些怀揣技艺的工匠们也开始主动出击,到山外去寻找新的生活支撑点。
他们有亲的靠亲,有友的投友,三人一撮五人一组,在亲戚熟人的介绍下,有修房的活就修房,有盖屋的活就盖屋,有架桥的活就架桥,有辅路的活就辅路。
反正在建筑上咱是全把手,你叫干啥咱干啥,保证不丢人。
这其中,就有人做着做着把这一行当给做大了。
采桑往安阳走的一条蜿蜒小路上,那时间曾有一个人推着独轮车往安阳副食品公司送鸡蛋,后来那人又赶上了马车给村上供销社送货,再后来就很少见那个人。
那个人去哪儿了?
有心人一打听才知道,人家是带着几个人到外面去闯荡了,那人叫万荣奎,采桑秦家坡人。
当时才20岁出头的万荣奎,外出之前曾参加过弓上水库、南谷洞水库等水利工程建设,尽管他没有进过学堂缺乏文化基础,但他聪明能干,对新事物接受快,在劳动中他不仅学会了泥墙抹灰的手艺,还掌握了识图、放线、测量等施工技术。
他带着一班人辗转于安阳、长治、大同、石家庄等地,先是给人家做帮工干杂话,取得人家信任后便大着胆子单个干,干大活,最后组成了一个小团体。
1958年,万荣奎在山西成立了采桑第一个建筑机构——秦家坡农民基建队。
此后,他们以山西太行仪表厂为基地,四处出击,屡建战功。
令匠乡感到欣慰的是,在1984年太原市首次实行招标工程时,采桑秦家坡工程队出奇制胜,击败19家国营建筑企业,一举中标,成为当时轰动山西省城的一大新闻,《山西日报》、《太原日报》均以显著位置对中标情况进行详细报道。
此举大长了匠乡人的士气,打出了“建筑雄师”的美名。
这家企业在后来的山西建筑市场经风雨而傲立,遇浪潮而挺进,成为匠乡的建筑精英企业。
年龄小万荣奎10岁的南采桑村建筑老将宋保吉,18岁那年正赶上林县组建“协作大军”,即林县基建队,负责林县基本建设任务的施工工作,宋保吉有幸成为其中一员,从此走上建筑之路。
在基建队,他除出色完成自己负责的后勤保障工作外,精心学习施工技术,并于1961年带队参加了红旗渠工程的技术测量和白家庄空心坝支援工程建设。
1964年,南采桑村的宋保吉、郭明昌、连培林,涧东村的常孟东带着队伍开进郑州,开始尝试建筑业。
宋保吉他们先是在国营405、503国棉企业、管城医院做些维修活和小工程。
正当他们准备扩大队伍壮大实体时,上面政策封住口子,外出搞建筑得逐级审批。
1969年,政策稍松些时,宋保吉等重返郑州,先后参加了郑州肉联厂、郑州酿造厂等工业厂区基础设施建设,由于环境的制约,采桑在郑州的阵营一直得不到巩固。
1973年,在郑州正准备谋求发展的林县外出建筑队又逢霜季,他们被扣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罪名勒令全部返乡。
这期间,林县的建筑项目正待上马,连培林、宋保吉带队请缨,分别参建了林县电影院、龙山宾馆、县委招待所等重要工程。
令人遗憾的是,他们曾经在郑州施过工的一些单位不断从郑州和其他地方赶来,诚恳邀请采桑建筑队去帮他们单位搞基建,有些单位来时还装着预付款,但采桑人遵规守矩,不敢轻举妄动。
这时,离政策松绑的日子已经不远,智慧的采桑公社领导似乎已洞察到了什么,率先组建了采桑公社建筑队,宋保吉瞅准机会,抢先在郑州市承揽工程项目。
之后,他率领着施工队以过硬的技术、良好的信誉、能征善战的实力,在郑州稳固了自己的阵营。
之后,一批工队长、技术骨干在他的培养下很快独当一面,具备了单独施工的能力。
几十年过去了,当年曾在他部的工长、技术员、项目经理,如今有的已创办出了自己的企业,组建了自己的公司。
已故的原林县副县长莫双福,在主管建筑业时将林县的建筑业发展总结为三个阶段。
即:
1964年至1977年为自发起步阶段,积聚多年的传统“庭院建筑”开始向社会化群体组织转移;1978年至1986年为全面发展阶段,建筑业在这个时期蓬勃发展,形成了“十万大军出太行”的壮观场面;1986年至1990年为第三阶段,这一阶段是建筑业整顿改革完善提高的阶段。
1990年到2000年,老县长由于身体原因,无暇顾及,这位曾在采桑人民公社担任党委书记、为采桑建筑业振兴做出特别贡献的“功臣”,于1997年10月长辞于世,把更精辟的第四阶段留给了后继领导去高度总结。
事实上,正如莫双福所言,在建国后到1977年的20多年时间里,国际国内形势多变,经济基础薄弱。
国家需要建设,人民需要吃饭,传统的“庭院建筑”也许正好适合这种时代背景。
农民需要吃饭,而土地却不能给予足够的供应,从养家糊口这样一个愿望出发,林县的工匠们除一部分人被国家正规建筑单位招去外,其余的便自发组织到全国各地去“支援”那些国家正规建筑企业不能顾及的单位部门,然而,这样的日子并非一帆风顺。
1958年掀起的“大跃进”运动,迫使林县自发在外“支援”国家建设的匠工返乡大搞钢铁;成立于1958年的林县协作大军(林县基建队),在完成林县重点建设项目之后,于1960年底解体;1963年,林县成立外出副业管理组,1969年,建筑业被当作“走资本主义道路”,外出管理组织被全部撤销;1972年,林县采桑公社再度组织人马赴石家庄,参加全国最大的万吨冷库工程建设,一年之后,林县外出建筑业被冠以“走资本主义道路”罪名,外建人员全部返回。
从发展的角度看,政策环境的热热冷冷、松松紧紧,无疑使刚刚起步的建筑业难以适应和承受。
这时节,采桑公社有些社员按捺不住了,他们在村上找了队长找支书,强烈要求去外面做工,而上面对外出指标控制非常严格,南采桑、涧东、南峪、南景色等三四千口人的村庄,上级一次仅批准了三至五个指标,相当于政策开放后一个家庭的外出劳动力。
有些村庄的干部们经不住社员三番五次地登门,只好偷偷“开口”放人。
上级规定秦家坡村一年只准放出劳力9名,实际放出了11名;天井沟村上级批给3个指标,实际走了5个;南采桑去县里费尽口舌才争取了8个指标,而人家甲方需要20人,无奈中,甲方只好亲自出面到省劳动管理部门要指标。
那个年月,谁放人谁负责,谁多放了人就得多承担责任和风险。
秦家坡老支书被撞上了,在全县三级干部会上做检讨并表决心散会后立即把多放的人叫回来,领导问他用什么做担保,老支书急口说道:
人叫不回来,俺蹲地上尿一泡。
时隔不久,还是因为放人的事,已经成为主管副业的副支书万荣奎被叫回到村上挨批斗,当万荣奎被推到台上批斗时,他却说了句让在场的人啼笑皆非的话:
你们抓紧时间赶紧批判,批判完了我还着急往工地上走哩。
弄得在场的人哭笑不得。
支书和副支书心里明白:
只要能多放一个人,多在外面干一天,对集体和个人来说,就能多一份收入。
当时,正值全国上下农业学大寨,南采桑、洪峪、秦家坡等村也不见比别的村多干多少活,农业产量却直线上升,爱国粮总是超额完成。
还不止这些,人们还发现他们把小毛驴换成了骡马,把油灯变成了电灯,还把一人多高的大拖拉机开进了村里。
每当公社领导让这些村的支书介绍经验时,支书们都格外谦虚地说没啥没啥全凭社员们干得好。
公社书记就在会上侧敲旁引:
××村的经验大家有目共睹,你们各村回去后要多思考多想办法,跟着人家××村学学。
其实,有些村已经效仿,向外悄悄输出劳力。
作为领导,为了这份副业能生存发展,也为了这一方水土上的百姓冷暖,面对下属的“小动作”,也只有“睁只眼闭只眼”装作没看见。
殊不知,这些“纵容”行为使领导者自觉不自觉地也成为了日后采桑建筑业燎原华夏的执火者;那些放出去的匠人们,那些被国营建筑企业招去的匠工们,他们既是播火者又是执火者。
第四章 构筑网络 遍地绽开幸福花
1978年,对于采桑、林县乃至全国,都是一个吉祥之年。
农民在种好责任田的同时,可以从事多种经营,自然,这多种经营中也包括外出搞建筑。
作为泥水匠窝里的采桑农民,理直气壮毫不犹豫地卷起铺盖,拎起瓦刀泥板,他们情绪高扬,信心十足,大有把过去损失弥补过来的意思。
事实上,采桑人也正是凭着精湛的匠技和澎湃的激情,才闯出了一条崭新的建筑之路。
这一年,在脚手架上忙碌的采桑农民也记住了一个重要会议的名称——十一届三中全会。
一
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农民们辛苦劳动一天只能挣一两毛钱,眼下是成十倍往上翻,如同一首快板诗所言:
白馍馍、面条汤,奶奶爹娘你尝尝,今年粮食过黄河,明年粮食过长江。
从整体趋势来看,农民的日子正在发生着质的变化。
建筑业作为林县的传统产业,随着政策的逐渐放开,这份产业的优势愈加突显出来。
县委县政府从“巩固集体经济,增加社员收入”的角度出发,先后多次召开会议,公开为所谓的“黑工头”平反,对外出搞建筑给予充分肯定,鼓励外出人员要打消顾虑,卸下思想包袱。
曾经在过去被划为“黑工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典型,这次又被推到人前,站在台上,与过去不同的是,他们被作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在台上或人前作典型发言和经验介绍。
那个当初在三级干部会上作检讨、表决心的秦家坡老支书,这回在台上他也扬眉吐气地大谈秦家坡的建筑业,时任林县县委书记的魏新发一再鼓励老支书说细些讲具体些,并在会后批示县委办到秦家坡等村整理经验材料。
这时节,林县农村的土地刚刚施行联产责任制,集体负责收种,社员们负责管理,土地的初步改革已解放出了大批剩余劳力,这批剩余劳力经过生产队、大队、公社层层筛选,逐级组织协调,选出群众信任的建筑队长,以大队的名义组织人马组建成“××大队建筑队”,外出施工时由大队填写花名册,报公社审查,经县里管理处批准,统一办理手续方可外出。
在收益分配上:
1、县、社、大队按规定从总收入中提取少量管理费,用于管理人员的经费开支和购置适当的建筑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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