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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汉文学比较论文
大秦二世不灭之文学假设
前言
众所周知,历史不能重演,无法篡改。
面对历史,我们只能回顾,只能探索,只能借鉴!
但是,突破时空的局限,我们不妨对必然的历史作一番偶然的假设推论,改变历史的既定轨道,那么,我们得到的是怎样的一番景象呢?
笔者仅选取一个历史片段加以粗略分析。
假设秦朝在秦始皇之后顺利传承延续而非二世而亡,那么在短时期内中国文学的走向将会和汉代文学的发呢?
说明
演绎方法:
笔者选取与二世秦朝和汉朝的文学形态加以分析,然后假设上述命题,将历史的两端加以连接,以期“合理”的接轨。
指导原则:
一定时期的文学现象是一定时期社会政治经济等诸多领域的反映。
正文
现行秦汉文学概况
秦朝文学
秦始皇灭六国,完成中国的统一,结束了诸侯纷争的局面,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建立起我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大帝国,文学也随之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在中国文学史上,秦汉文学是上古期的第二段。
然而,大一统中央集权国家的建立,并没有给文学的发展带来生机,相反,为了适应统一帝国的需要,秦王朝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采取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那些改革对生产和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但同时由于秦王朝实行极端的文化专制政策,焚书坑儒,推行极端严酷的思想统治。
这对学术文化的发展极为不利,文学创作空前冷落。
纵观秦朝建国至嬴子婴即位(公元前207)不久为刘邦所灭,仅历时15年,文学上无重要建树。
秦王朝在统一全国之初,实行极端的文化专制主义,“史官非秦记皆烧之。
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
”(《史记·秦始皇本纪》)不仅如此,秦王朝还对儒生实行肉体消灭政策,曾一举坑杀儒生460余人。
在秦王朝统治期间,中国古代文化的发展遭受了一次严重的挫折,先秦时代的文书典籍几全遭毁灭。
“秦世不文,颇有杂赋”(《文心雕龙·诠赋》),“秦皇灭典,亦造仙诗”(《文心雕龙·明诗》),即使遗留一些杂赋、仙诗(仙真人诗)亦皆亡佚。
现在能看到的仅仅是秦始皇巡行各地时,李斯等人写作的歌颂功德的文字,刻在各地山石之上。
它们在形式上模仿雅颂,为四言韵文,多以三句为韵。
文学价值不高,但由于它们是今存最古的碑文,对后世的碑志文有一定影响。
秦朝流传下来的文学作品屈指可数。
由吕不韦门客集体撰写的《吕氏春秋》成书于秦王政八年(前239),这部著作体系完整,广泛吸收诸子百家的观点,客观上反映了战国末年即将实现国家统一的历史趋势。
秦代唯一有作品流传下来的文人是李斯,他的《谏逐客书》铺陈排比,纵横议论,逻辑性强,富有文采。
记载秦始皇巡游封禅的刻石铭文也多出自李斯之手,除《琅邪台》铭文外,都是三句一韵的特殊诗体,质实雄壮,对后世碑铭文有影响。
在治国思想上,秦朝采用法家的学说治理国家,认为所有国内臣民不需要接受任何道德教育,也不需要任何宗教、信仰及价值观,他们一生只需保持本性,知晓法令,严明赏罚。
这是商鞅变法的基本主张之一。
所以秦朝严禁书籍在国内的传播、严禁从事说教之人在国境内活动,连歌舞、杂耍、说唱之类的艺人都被认为会是蛊惑人心的,以上各类人等凡被举报发现的一律处以极刑。
这种国家价值观在人类历史上极为罕见,事实也造成了秦朝的短命,在秦国统一中国之前,荀子就曾指出过商鞅这种治国理论的问题。
这个问题的解决在汉武帝时期,王室通过与儒家哲学家联盟,推出官方“儒教”,但它是被董仲舒修正过的儒家思想,如“三纲五常”、“天人感应”等提法都是董仲舒自己的发明,最终被列作为儒家的核心价值观,这明显违背了孔孟的民本思想。
在宗教祭祀上,秦朝皇帝每年都会去祭天,以祈求来年风调雨顺,并且这是皇帝的特权。
成文的宗教系统是不存在的。
秦官似乎相信类似万物有灵、神秘主义、巫术之类的上古鬼神之说。
西汉文学
西汉初年
汉王朝建立初期,统治者汲取秦王朝短期覆灭的教训,在政治上恢复了分封同姓侯王制度,以巩固自己的统治基础,在经济上采取了一系列减轻农民负担的政策和措施,以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而黄老的“无为而治”学说成为当时的统治思想。
在文化政策方面,惠帝时废除了秦的挟书律,“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汉书·艺文志》),加之战国以来百家之学的影响,各地侯王也仿效战国诸公子的办法,招致各种人才于自己的门下,这使汉初的哲学和社会思想都比较活跃自由,促进了学术文化的发展。
汉初文学成就,主要表现在辞赋的发展上。
汉初文士有战国游士的余风,喜欢奔走于诸侯、权贵之门,比较关心国家和社会的问题,并勇于发表自己的看法,这就促进了政论文的发展。
汉初政论文作者以、为最著名。
他们注意总结秦王朝由弱转强、政权得而复失的经验教训,对如何巩固汉王朝的统治,完善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表达了自己的政治见解。
这些政论文议论宏阔,说理畅达,感情充沛,富于文采,对唐宋以后散文创作有明显的影响。
汉初的辞赋属于战国的余绪,但汉初辞赋作者缺乏那样的强烈感情,多为模拟之作,作品亦多亡佚。
现存的《招隐士》,其气象、格调逼近屈宋,为其中的佼佼者。
贾谊在贬谪长沙时写有《吊屈原赋》和《鸟赋》,其中渗透了个人的身世感叹,抒发了自己的政治抱负,特别是后者,在体制和写法上,显示了由楚辞到汉赋过渡的痕迹。
是文景时期的重要作家,他以上书吴王、谏阻其谋反而知名于世。
他的《七发》虽然不是以赋名篇,但其写法和格局都可以说是汉代新体赋──汉大赋形成的第一篇作品,在汉赋发展上占有重要地位。
汉武帝时代
汉武帝时代,西汉封建王朝进入了全盛时期。
经过汉初以来六、七十年的休养生息,经济得到一定的恢复和发展,汉武帝雄才大略,内外经营,进一步加强了汉王朝的封建集权制。
与此相适应,在思想文化方面,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以为代表的儒家学者,在儒家思想的外衣下,包容了战国以来的阴阳五行和黄老、刑名等思想。
它不仅解释了汉王朝夺取政权的合理性,而且也指出了巩固统治的方法。
从此以后,儒家思想就一直成为封建统治阶级的正统思想。
这一方面对封建统一帝国的形成和封建集权制的巩固起着促进作用,另一方面,又结束了战国以来百家争鸣的局面,思想定于一尊,对当时和以后的学术和文化的发展有重大的影响。
汉武帝时期至西汉末
汉武帝时期至西汉末,文学上的成就,主要表现为乐府机关的设立、扩展,辞赋创作的繁荣和的出现。
汉高祖时,叔孙通制定朝仪,使汉高祖体会到了“为皇帝之贵”,也使他认识到制礼作乐对建立封建王朝秩序的重要。
汉初设立的乐府,其主要职能就是为了管理郊庙、朝会的乐章。
但由于“大汉初定,目不暇给”,还无力进行大规模的“定制度,兴礼乐”(《汉书?
礼乐志》)的工作。
汉武帝以“兴废继绝,润色鸿业”(班固《两都赋序》)“以兴太平”(《汉书·礼乐志》)为目的,把乐府规模和职能加以扩大,大规模搜集各地的民间歌谣,以丰富朝廷乐章。
所谓“武宣之世,乃崇礼官,考文章,内设金马石渠之署,外兴乐府协律之事”(班固《两都赋序》),“采诗夜诵,有赵代秦楚之讴,以李延年为协律都尉,多举等数十人造为诗赋,略论律吕,以合八音之调,作十九章之歌”(《汉书·礼乐志》),反映了当时制礼作乐的实际情况。
乐府机关的设立和扩大,使各地民歌有了记录、集中和提高的条件,这在中国文学史上有着划时代的意义,它对中国古代诗歌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西汉乐府所演奏的乐章,除汉高祖唐山夫人以“楚声”为基础创立的《安世房中歌》和武帝时《郊祀歌》外,据《汉书?
艺文志》所载还有遍及黄河、长江两大流域的各地民歌55首。
现除《铙歌十八曲》外,大部分没有流传下来。
《铙歌》是武帝时吸收北方民族音乐所制的军乐,它的歌辞由于文字衍误过多,大都难于读通,其中少数言情和反映战场惨象的篇章,明白可诵,有一定现实意义。
大秦二世未亡文学发展流向假想
假想一:
官府文学与民间文学在“明争暗斗”中高度发展
始皇灭六国,修长城,通灵渠,天下归一,首创中央集权制,废井田,行县治,统一文字等等,何其壮载!
秦始皇自以为功盖尧舜,其自大之心可见一斑,其后的继承者安于享乐,建功进取之心日减,奢靡腐化之风日盛,夜郎自大,闭目塞听却又好大喜功。
加之秦朝前期国力强盛,统治稳定,官府文学由此盛行。
描写帝王和贵族的奢侈豪华生活、夸张奇方异物、专供帝王和贵族们消遣的极端形式主义的宫廷文学被政治绑架。
为了迎合统治者的“心理需求”,上层贵族阶级、部分儒士文人藉此寻求政治上的“护身符”,或阿谀奉承,或明哲保身,或立志入仕,力求在严酷的阶级统治下安身立命,这类官府文学多是歌功颂德,躬逢盛事,回顾历史,或记述其礼乐教化,描绘官府祭祀、宫廷宴会、重要典礼舞蹈唱辞场景。
而这类弘扬时代主旋律的文学作品,得到统治者的大力推崇,大加奖赏。
可以想见,创作并敬献官府文学作品,已然在当时成为一种时尚和风气。
举例说明:
李斯在秦朝统一之前写的《谏逐客书》列举大量事实,说明广泛招揽人才的重要性,力陈逐客之害,宏放雄伟,生动形象,是战国后期散文的代表作。
秦朝建立以后,他的创作也发生了变化,主要写了一些为秦朝歌功颂德的文章,这些文章大多刻石留传后世,对秦汉以降的碑铭和赋颂文字有一定的影响,他还作有《论督责》和《狱中上书》,前者为使自己免祸而极力取悦秦二世,怂恿他实行严刑峻法,表现了李斯的卑劣人格和法家的峭刻文风。
后者是他受到赵高陷害时自明冤屈之文,文中全用反语,历数自己相秦之功,发泄满腔怨愤,写得斩截峭刻,在后事相当有名。
与此相反,源自社会底层的民间文学则悄然萌芽,滋生暗长,形成与官府文学相对峙的一支文学力量。
奢靡浮华的文风掩盖不了秦朝残酷的统治和尖锐的矛盾,秦统治者无视人民,谓之“黔首”,横征暴敛,苛捐杂税繁多,徭役沉重,同时严刑峻法,强化人身控制,焚书坑儒,思想上愚化人民,民不聊生,民间怨声载道。
此时,反映民间疾苦,揭露当朝腐败的民间文学因运而生。
此类文学作品作者多是饱受社会磨难的平民和知识分子,多以口耳相传的民歌和简牍小抄的诗歌针砭时弊,反映统治者的骄奢淫逸,昏庸腐败,描绘民间苦难生活,生灵涂炭,也不乏一些对统治者抱有希望,渴望革除时弊,缓和社会矛盾的时政讽谏文,更有一些力主推翻暴政,改朝换代的战斗檄文,描绘理想王国蓝图。
有压迫,就有反抗,统治者的愚民政策和严刑酷法作为统治国家的基础,但事实证明这是行不通的。
现实可考的流传下来的长城悲伤凄婉的歌谣,为后世创作孟姜女哭长城借以批判秦始皇暴政的故事提供素材。
可以想见,在此起彼伏的农民起义下,民间文学以其强大的生命力迅速发展,形成抨击时弊的一支重要文学力量。
假想二:
宗教文学的繁荣与民族文学的衰落
宗教与文学,两者都是原始先民剩余精力的投射,其中蕴涵着人们对外在世界,乃至人的精神世界的探索。
文学本身寄托着人们对于理想之真、善、美的憧憬,而宗教则是人们超脱痛苦的寄居地,两者都是精神对现实的超越,正如伏尔泰所言“假如上帝确实不存在,那么就有必要创造一个来”。
先秦时代的文学,就有关于神巫世界的描写、表现,这是原始宗教在文学中的反映。
长久以来,文学的起源,就有宗教巫术的说法。
商代的宗教观念还完全处于巫术和迷信时代,而宗教伦理观念反映在宗教中,是到周朝才产生的。
文学作品如卜辞,《周易》等,具有浓厚的宗教气息。
《诗经》和楚辞显示了文学初级阶段的特点:
逐渐从宗教脱离,向生活靠近。
我们知道,时至汉代,佛教传至中国本土,被统治者大加推行。
究其原因,笔者认为,首先,由于当时生产力水平低下,人们的认知水平极为有限,无法对一些社会现象和自然现象作出合理解释,于是希望借助一种超自然的神秘力量帮助他们摆脱;其次,佛教宣传灵魂不灭因果报应等思想消磨人们的反抗意识,迫使人们忍受顺从,适应了统治者加强统治的需要,成为统治者维护统治的思想工具;再次,社会战乱不息,人们生活苦难,宗教宣扬的教义具有麻痹性,人们无法摆脱肉体的痛苦,却藉此找到打开精神枷锁的钥匙(现行历史教材所学知识)。
综上所述,我们不妨做出这样的假想:
秦帝国以其强大的震慑力迅速征服当时世界邻国,在战争中文化得到交流,其他国家的宗教得到内传。
当频繁的对外征战让社会矛盾越演愈烈,当传统的文化专制手段无法完全镇压民间的反抗,而宗教的愚民教化作用日益明显,统治者一定会借题发挥,推波助澜,将宗教文学推向高峰,并不断得到丰富和完善。
表现在,教义的“与时俱进”,教徒的不断增多,宗教场所的扩大,宗教活动的生活化,等等。
故:
秦朝文学中宗教文学必然是较之汉文学发展更迅速繁荣的一种文学形态。
相比而言,民族文学发展则相对迟缓甚至渐渐没落。
民族文化融合是中国文化与文学发展的一个重要的驱动力。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在民族文化不断交流融合碰撞中形成了中华民族历史悠久、博大精深、生生不息的文化体系。
中国文学史是中国文化宝库中的优秀遗产,中国文学也是中国文化的重要载体,是中华各民族共同创造的文学艺术的结晶。
我们中华民族的历史是各族人民共同创造的,最后形成以汉族为主体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
民族友好交往是民族关系的主流;各民族之间有矛盾、斗争甚至战争是其支流。
在中国古代史上,先后出现了三次大规模的民族融合状况:
、春秋时期,
、魏晋南北朝时期,
、宋元时期,不难发现,三个阶段都处在国家动乱、政权更迭、社会转型时期。
究其原因,简言之,和各民族之间的长期交往,各民族之间频繁的战争,民族人口的大规模迁移,统治者的民族政策等因素关系盛切。
下面猜想秦朝的民族文学发展轨迹。
首先,秦始皇灭六国,完成中国的统一,结束了诸侯纷争的局面,建立专制中央集权的封建大帝国,在秦朝强大的国力支撑下,统治者必然加强对各个少数民族的控制管辖,为避免或缓和民族冲突和矛盾,统治者采取“分而治之,划区管理”的方法,这就消除民族融合的现实性;再次,我们可以这样推想,既然秦朝能采取“书同文,车同轨,行同轮”的治国措施,那么,后世统治者会不会袭化效法,在处理民族关系上采取大一统的民族同化政策呢?
笔者觉得这种可能性是相当大的。
这里的民族同化政策,必然是以汉民族为中心,统治者采取措施加速少数民族的封建化进程,逐渐消除民族差异,形成大汉族。
而秦朝因受中原文化、汉文化为中心的传统“正统”观念的影响,边疆区域文学和少数民族文学很难在中国文学中占有应有的地位,因而中华各民族文学相互交流、相互借鉴、相互促进及共同创造丰富多彩的中国文学的历史轨迹很难与汉朝的民族文学相比。
这将会中国文学的一种缺憾!
假想三:
法家治国思想处于绝对统治地位
秦朝建立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其中重要一条内容就是政治上确立至高无上的皇权,实行郡县制。
每一个新的政权或政治制度的确立总会遇到这样那样的问题,秦始皇建立的秦帝国和他创立的“郡县制”当然也不可避免的会遇到麻烦,秦始皇想要使他的辛苦缔造的帝国和制度绵延万世,就必须得解决这些问题,于是秦始皇便着手在经济、文化领域进行了一系列大刀阔斧的改革,如车同轨书同文、统一度量衡、统一文字等。
但这些只是制度上的统一改革,要想使他的帝国和他开创的皇权高于一切的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得以延续并长治久安,还得寻找一个有利于巩固帝制的思想作为武器才行,这时,在众多思想学说中,法家思想无疑成了最有力的思想武器。
韩非和李斯都是法家思想的代表人物,若论法家思想在秦国的影响可以追溯到时的商鞅变法,那时秦国的变法图强就为后来的秦始皇统一六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经过近500年对富国强兵梦想的不懈努力,到了秦始皇当政的年代,秦国已经拥有了一支强大的战无不胜的军队,因而秦灭六国存在一些偶然因素但更多的是必然结果。
于是,他必须在儒、墨、道、法四家中选择一个最有利于维持他的制度的思想,儒、道两家,一个主张兼爱、非攻,一个主张清静无为,一个相对站在平民的立场上主张人人平等,挑战君权大家都过苦日子。
一个干脆剥夺了君主的领导权,注重个人修为,提倡人们过隐士生活。
这当然都和秦始皇加强中央集权的想法背道而驰。
儒、法两家的特点是“儒尊古,法革新”。
孔子的儒家思想是慎终追远的,所谓“终追远,民德归厚矣。
”他一直想把政治制度拉回到尧舜或者成汤的时候,哪怕回到周文王、周武王的西周也是好的,起码没有“礼坏乐崩”的困扰。
但这又和秦始皇的中央集权的郡县制不相符了。
秦始皇怎么会在退回到分封诸侯的那个权力下放被他灭亡的时代呢。
那不等于“开历史倒车”吗。
现在他面临的唯一问题就是如何使统治权力在他手上变得更加集中,使他真正成为国家至高无上的统治者。
秦始皇以法家思想为治,信武功而轻文治,信法吏而贱儒生。
他采纳了法家“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主之语,以吏为师”(《韩非子•五蠹》)的理论主张。
公元前213年,秦始皇接受李斯建议“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
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
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
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
秦始皇认为对于刚刚建立的统一的大秦帝国而言,想要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巩固统治最好的办法就是沿袭法家思想。
首先,法家思想是使秦国从一个诸侯国成为统一王朝的思想,是帮助秦由弱到强,逐渐走上富国强兵道路的思想。
其次,大秦帝国刚刚建立不久,秦始皇又开创了一个崭新的政体“郡县制”当然在除旧革新的时候会遇到麻烦,,而要想解决这些问题就得在新制度建立的同时,颁布与之相配套的新措施,这就需要改革。
而法家思想又是儒、墨、道、法四家总最具有改革精神的,符合了秦在新的阶段发展的需要。
法家思想的核心是“法制”,也就是“以法治国”。
这种看似“法律高于一切”,带点“民主”味道的制度,其本质却是统治者用来施行专制独裁统治的工具,它所谓“以法治国“不过是为统治者的集权统治做个幌子而已。
”以法治国“的“法”是由君主来制定的,“法”也是有君主来颁布并具体执行的。
既然“王”是制定并执行的,则必然“王权”要高于“法权”,所以专制时代的“法”叫做“王法”。
“王”的意志是可以制定一切“法律”并凌驾于一切“法律”之上的,这种凌驾于一切人和制度之上的王权意志不加制约,必然导致自我膨胀。
李斯的自我膨胀导致的结果表现为不择手段地铲除异己来保持并满足自己欲壑难填的富贵与地位。
而如果一个拥有高于一切的权力的统治者不断地自我膨胀,,那结果就会受权力欲的驱使,同样不择手段,想尽一切办法来加强集权使自己手中的权力始终保持最大化,这样做的结果只要一个,就是严刑峻法、残酷统治,制造无数的冤假错案。
生活在严酷的高压统治和被个人意志强奸了的法律之下的老百姓必然民不聊生、民怨沸腾,发出“天下苦秦久矣”的呐喊。
而陈胜吴广在大泽乡揭竿而起,最终导致秦朝二世而亡的结果页就不足为奇了。
当然,在我们假设秦二世不灭,顺利传承的前提下,秦朝后期的统治者会不会有所损益变化呢?
笔者觉得答案是否定的。
首先,受农民阶级局限性,秦朝统治者的皇权野心的膨胀决定了选择法家思想的唯一可行性,采取其他学说无疑为统治者自身“画地为牢”;然后,受社会现状影响,秦朝统治者前期采取的严刑峻法的法治措施进一步加剧了社会的矛盾,而要“缓和”社会矛盾,统治者唯有强化法治思想,用更加严酷的法制手段控制人民,从而陷入恶性循环的历史怪圈。
而要采取其他政治学说,为整个国家机器“减刑”,无异于统治者自掘坟墓。
其三,秦始皇加强文化专制,焚书坑儒,宣告与法家学说以外的政治学说的决裂,而后世统治者因循守旧,效法祖宗,怎敢违逆祖宗之法,做出“大逆不道”之事。
其四,法家思想是使秦国从一个诸侯国成为统一王朝的思想,是帮助秦由弱到强,逐渐走上富国强兵道路的思想。
帮助统治者确立至高无上的王权,等等,在秦朝统治者眼里,法家思想似乎没有明显的局限性,完全适应了皇权统治的需要。
当然,他们无法看到法家思想的不足,更谈不上从前朝吸取经验教训,摒弃法家思想了。
综上,在思想文化上,秦朝的“独尊法术”与汉朝的“独尊儒术”也是一个很大的分野点。
假想四:
辞赋无法如汉代一样取得辉煌发展
秦代唯一有作品流传下来的文人是李斯,鲁迅先生在《汉文学史纲要》中说“秦之文章,李斯一人而已”。
李斯的代表作《谏逐客书》善于铺陈,极富文采,有纵横家之风,堪称“辞赋初祖”。
始皇统一全国后,曾连续十年巡狩﹑封禅,到达泰山等地,并刻石表功。
这些刻石铭文基本出自李斯之手,《史记•秦始皇本纪》中多有记载。
刘勰《文心雕龙•封禅》中说:
“秦皇铭岱,文自李斯。
法家辞气,体乏弘润。
然疏而能壮,亦彼时之绝采也”也肯定了李斯所作铭文浑朴古质,疏而能壮的时代特色。
然而在秦朝如此有影响力的政治精英和文学大家却无法将辞赋的发展在当时推行到一个崭新的高度,与汉代比肩,由此可见,辞赋这一文学题材并不能为秦朝主流文学或者说是大众文学所普遍接受。
“高祖乐楚声。
”《汉书`礼乐志》,不难看出,大汉赋的风靡社会,很大程度上与汉统治者的个人喜好甚至极力推崇有关。
值得一提的是,汉代文学和先秦时代的楚地文学颇有渊源。
所以,汉代文学具有浓郁的浪漫色彩。
西汉时期文人一面对现实世界给与充分肯定,另一面又幻想神游太虚,分享其中快乐,作品中多有人神同游、同乐的画面,人间生活因和神灵世界的沟通而变得丰富多彩。
反观秦朝,统治者穷兵黩武,好大喜功,统治残暴,兵役不息、徭役不绝、刑罚暴虐,以及一系列的愚民政策,给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和痛苦。
特别是到秦二世当政时期,其统治更加黑暗。
秦朝人民遵纪守法,平时务农,战时出征。
在精神层面,秦朝人民无法和汉朝中后期相比,秦朝人民在精神、思想领域的“枯竭”也注定了充满浪漫主义色彩的辞赋无法流行。
同时,秦朝统治者固守的是中原文化(北方文化),而对于南方文化,则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综上所述,辞赋的发展状况在秦汉两代也会出现很大差异。
后记:
为了完成此作业,最近看了不少秦汉文学类书籍,根据所思作此论文,相关资料引用已融入文章,此处不再详细列出。
创作:
南城过客张嘉仪
二0一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凌晨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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