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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管理行为相关理论述评
战略管理行为相关理论述评
第一节战略管理理论的发展和行为理论的地位
企业战略管理发源于美国,作为企业管理研究的一个分支,只有近40多年的历史。
但是在西方,战略研究的历史却源远流长,最早出现在军事领域。
在古雅典时期,Kleisthenes对雅典军事委员会进行了民主改革,由军队和政府下属单位的领导人组成了该委员会。
在这期间,Kleisthenes提出了战略的概念。
当时有名的战略家包括Pericles、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和亚历山大大帝(AlexandertheGreat)等。
弗龙蒂努斯(Frontinus)给出了战略的第一个明确定义,是指指挥官实施的,以深谋远虑、目标明晰、有胆有识、决心果断为特征的活动。
1513年,马基雅维利(Machiavelli)在研究了大量有关战略家的案例材料的基础上,完成了《君主论》一书。
在书中,他儿次提醒到,为了使头脑更灵活,君主应该阅读历史,并且研究历史上伟大人物的行动,看看他们在战争中是如何做的,寻求他们成功或失败的原因,这样就能模仿成功而避免失败。
19世纪伟大的德国将军克劳塞维茨(Clausewitz)的《战争论》,对战略给予了较多的重视和研究,对战术和战略进行了形象的划分,认为“战术是在战斗中使用军队的学问,战略是为了战争目的运用战斗的学问”。
在企业管理理论的发展过程中,许多学者提出了有关战略的思想或对战略有一定的阐述。
巴纳德(CLBamard)在1938年所著《经理人员的职能》一书中提出,一个组织的生存和发展有赖于组织内部的平衡和对外部的适应。
德鲁克(P。
EDrucker)在1954年所著《管理的实践》一书中提出了这样一个命题:
“我们的事业是什么?
它应该是什么?
”这个著名的论题后来一直被西方部分管理学者尊奉为对战略管理最初也是最精辟的概述。
1960年,莱维特(TheodoreLevitt)在《市场营销近视症》一文中,又提出了一个类似的论题:
“我们究竟从事什么样的事业?
”进一步强调了正确定义企业经营方向的重要性,指出企业的目标必须面向市场和未来。
1962年,钱德勒(A。
Chandier)在《战略与结构:
工业企业的历史篇章》一书中明确指出,战略是“制定企业基本的长期目的和目标,以及为实现这些目标而采取行动和所进行的必要的资源分配。
”并且提出了“组织结构必须服从战略”的著名论断。
美国大多数管理学者都认为,《战略与结构》一书的问世,正式标志着战略管理思想的诞生。
1965年,安索夫(H。
LAnsoff)的《企业战略》一书问世,首次对企业战略问题进行了系统的阐述,为企业战略管理理论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
在1976年出版的《从战略计划走向战略管理》一书中,又最先论述了企业战略管理概念。
从此,企业战略管理理论进入系统研究阶段。
从实践来看,二次大战以后,美国许多企业为了对资金进行控制,改进生产管理,纷纷建立了一套正式的年度预算制度。
后来,逐渐认识到编制一个比较全面的和正式的计划,有助于指导企业各方面的工作,因而编制了企业年度计划。
再后来认识到企业的许多决策具有长期性的影响,于是年度计划被扩展为五年期的长期规划。
长期规划隐含着这样一种假设,即根据过去可以推知未来,但由于缺乏权变的思想,不能适应1970年代环境的激烈变化,难以胜任管理实践发展的需要。
在此条件下,战略规划出现了,它强调对企业环境和内部实力的分析,在此基础上再制定企业的长期计划和短期计划。
在此期间,无论是理论界还是企业,都比较注重战略方案的形成,对战略的实施重视不够。
安索夫的《从战略计划走向战略管理》第一次将战略的制定和实施结合起来进行研究,从而,对战略的研究进入战略管理阶段。
战略管理理论还处于发展过程中,还不够成熟。
哈罗德·孔茨曾在《管理理论的丛林》(1961)和《再论管理理论的丛林》(1980)两次专文论述管理理论的丛林问题,这种丛林问题在战略管理理论上也是存在的。
由于战略管理理论具有跨学科性特点,吸引了各个不同行当的学者进入了这一领域,这既为战略管理理论带来了许多新的看法和见解,推动了理论的发展,也使得战略管理理论更加纷繁复杂。
近年来,许多学者提出自己的观点和理论框架,试图对企业的战略行为进行解释,寻求企业长期成功的原因,以帮助企业更好地制定和实施战略。
战略研究的最终目标是解释,在相似的环境和竞争条件下,企业如何。
持续创造竞争优势。
把有关理论和观点进行综合、分类,可以发现三条研究主线。
通过对战略管理理论的分类,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和掌握战略管理理论;同时,认清不同战略管理理论之间的区别和联系,也有助于本文研究内容的定位和研究工作的开展。
第一种是行为理论。
它集中研究与人有关的问题。
把持续的竞争优势归因于个体活动者的个性特征、组织成员间的相互关系(即领导者或管理者的行为与员工的行为)、不同组织文化的影响。
第二种是结构和过程理论。
它集中企业战略随时间的进化、管理过程、战略的制定、实施、调整和更新等。
第三种是内容理论。
它集中对战略的内容进行研究。
战略内容研究方面的学者详细推敲三个领域,每一个强调一个不同的观点。
即基于市场的观点、基于资源的观点和基于社会的观点。
于是,市场上的竞争定位、企业的核心能力、企业的一体化经营等被看作解释企业战略成功的独立变量。
第二节国外战略管理行为研究概述
在西方战略管理研究的历史上,虽然对行为研究的普遍重视是1970年代以后的事情,但是对战略管理行为的研究却可以追踪到很早以前。
对战略管理有许多种不同的解释,充满了各种各样的观点,难以一一列举。
根据本文研究的需要,在此仅介绍8个有代表性的观点,即计划的观点、自然选择的观点、逻辑渐进的观点、自发产生的观点、文化的观点、政治的观点、远景的观点和认知的观点。
1.计划的观点
计划和实施学派认为战略是以一个有目的的方式制定,并以一个可控制的顺序执行的,由此实现战略,达到目标。
这一学派有很悠久的历史渊源。
亚当·斯密(Smith)在《国富论》中论述了分工对提高生产效率的积极作用。
工程师出身的泰勒(Taylor)通过逐步改进分析和衡量基本作业过程的技术,创造出“标准劳动方法”和劳动定额,被称为“泰勒制”,大大提高了作业环节的生产率。
1911年又发表了他的代表作《科学管理原理》,被称为“科学管理之父”。
吉尔布雷斯(Gilbreths)把“动作研究”发展成为管理人员的一种主要工具和实现某些管理目标的新思想的基础,他认为,如果能为每一个工人及其环境中的每一项要素找到“一种做工作的最佳方法”,那就能使泰勒通过改进整个生产单位的管理制度而提高的生产率再有很大的提高。
管理过程学派的创始人法约尔(Fayof)在1916年发表了代表作《工业管理和一般管理》,将管理分为计划、组织、指挥、协调和控制5个职能。
自此,在企业管理中,计划工作受到了高度重视,并被看作一项独立的活动,这对后来的战略管理研究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在1960年代和1970年代的许多战略书籍中,如Andrews、Ansoff和Steiner的作品中都表明了这样一个观点,即通过计划的方法来制定和实施战略。
计划的观点强调了高度系统化方法的重要性,认为通过企业计划职能或一系列结构化的程序就可以制定和实施战略。
实际上人和组织的行为并不是完全由计划来规定的,受组织的社会、文化和政治因素的影响,企业的战略管理表现出许多不同于计划观点的多种特征。
2.自然选择的观点
这个观点来自于达尔文的进化论,它认为企业的环境变量是强有力的和不可预测的,没有一个明确的战略能应付。
企业不断地受到外力的冲击,不得不做出的是反应,而不是计划。
从本质上说,这个观点否定了新古典经济学的同质性假设,承认企业在资源、文化、权力、运行和制度方面是不同的。
在一定的环境条件下,某些特定的组合方式肯定比其它的组合更有效,从而一些组织将生存,而另一些将衰败。
B.Mckelvey和H.Aldrich的论文“种群、自然选择和应用组织科学”是种群生态领域和自然选择理论的综合介绍。
他们认为,经营环境是多种多样的、不确定的,人们难以全面认识它,也难以保证所有观点都是正确的。
又因为组织是由有限理性的人组成的,他们接收到的信息往往不充分、甚至被歪曲,相互之间的沟通也不够,容易受到社会相互作用和对现实重构的影响,所以,战略管理行为的突出特征是企业不断地对环境的变化做出反应。
3.逻辑渐进的观点
渐进的观点认为企业的环境是复杂的,以至于事先制定的精确目标不可能实现。
战略家不能有意识地确定所有备选方案,虽然可以通过数学优化的方法对各种可能方案进行比较,以便获取令组织满意的最优结果和实施可能性,但人类的能力和行为搅浑了数学优化的精确性。
Lindbfom在“‘胡乱应付’的科学”一文中,把战略制定描述为一个“连续的、有限的比较”的过程。
Wildavsky在1973年的经典论文中认为,从政治科学的背景出发,在试图接受组织活动的整体性时,计划毫无作用。
奎因(Qulnn)对10个主要美国和欧洲跨国公司的研究也证实了这个观点,即单纯的计划系统不足以表明实际战略过程的特征。
他发现“有效的战略倾向于出现在一系列的战略子系统,每一个战略子系统都被渐进地和机会主义地混合成一个粘合在一起的模型,变成公司的战略”,这个方法被称为“逻辑渐进主义”。
也就是说,高层管理者自己有了关于组织未来将走向何方的看法,但是他们主要通过对经营活动进行逐渐调整,并有控制地到别处去冒险,而最终到达那里。
奎因认为这样的渐进主义不是胡乱对付,而是积极主动的,他将战略制定中的分析与人的行为结合起来,没有把计划抛弃掉,而是把它看作战略变革的许多可能方法之一。
Johnson扩展了这条途径,承认渐进主义对于计划工作更前取,但是用“逻辑的”术语对待问题。
逻辑暗示一定程度的合理性,在组织里这个合理性受到政治和范式的约束。
4.自发产生的观点
学习学派把战略的形成描绘成一个复杂进化的、渐进的、文化的、政治的和远景的过程。
一些学者试图把这个混合体分解为组织内可辨别的几种类型。
H.Mintzbe笔把战略制定分为三种类型:
即企业家的、适应的、计划的。
这些模型不是相互排斥的,企业可能在某一时期的适应型的睡眠中苏醒过来,转变成其它的类型。
他和J.A.Waters的学术论文建立了一个作为决策流的战略形成模型,并用一个十年的经验观察进行了证实,发现完全有意识和完全自发产生的战略是很少的,实际的战略处在两者之间。
在这个连续统一体上,可以根据每一个学派的特征找到它的位置。
他强调了自发产生的战略的重要性,在已经实现的战略中,既有预谋的,也有自发产生的’礴。
战略的自发产生的观点强调了战略的非事先控制性特征,尤其是对于目前环境高度不确定性的高科技行业,由于发展方向具有很强的不确定性,所以战略的形成是在不断探索中逐渐形成的,而战略的形成过程和战略的实施过程也是很难分开的。
1980年代末,H.Minizberg明确提出了战略形成的草根模型。
在该模型里,H.Mintzberg认为战略的雏形可以出现在组织的任何地方,只要那些地方的人们有学习的能力并得到所需资源的支持;当这些战略扩散成为集体中多数人的行为模式时,便成为组织战略,但这种扩散过程却不一定是自觉的。
对这种战略形成过程的管理不能拔苗助长,而应认识并关注它的出现,并在适当时间予以介入,使之成为组织战略。
5.文化的观点
组织文化是个人假设和信念的一个复杂网络,是人们在相同或不同产业中,在各种管理岗位上进行经验学习而逐渐形成的结果。
由于管理者的相互作用,共同的信念和“组织范式”会形成,并成长到支配战略决策。
当新的员工进入一个组织时,他的行为会受到组织文化的制约,久而久之,他的思想和行为也就被同化了。
形成信念的主要参照系可能来自于管理者的职能或职业背景,也可能来自于组织和产业本身。
Sheldon描述了组织内“珍爱的、理想的工作方式”使得企业很难随着环境的变化改变自己的行为,只有当企业处于危机的时候,才不得不对组织作出变革。
在Spender的博士论文基础上,Grinyer和Spender考察了那些形成特定行业诀窍的组织的共同信念和假设的流行。
这些诀窍限制了思考,防止了组织的变革和对环境的适应,特别是当组织面临重大危机时更是如此。
对于战略过程的任何考察,明白文化的观点是必不可少的。
6.政治的观点
组织范式或“做事方式”的所有权通常被几个高层经理所控制,因而统治联盟具有了很大的权力;同样地,信息和稀缺资源的控制者也具有相应的权力。
实际上,对企业的控制权既可能来自于组织内部,也可能来自组织外部,如一些主要股东。
权力的分属造成群体间在议事日程确定上的矛盾和争执,谈判和讨价还价就成为企业这个准政治组织的重要特征。
权力大的群体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选择战略方案,不单纯是为了追求企业对经营环境的适应,而是因为这一选择最符合他们的经济利益和身份利益。
Hickson等第一次把企业组织中的权力作为一个独立变量进行分析,并试图通过考察权力在组织中下级单位和部门之间的分布,而不只是根据权力的垂直行使去解释企业的运行。
企业既然是一个准政治实体,那么战略制定和选择也就远离了古典经济学的完全理性和效益最大化假设。
西蒙受到巴纳德的影响,在试图解释决策的现实时,利用了生物进化论,而不是经济学和物理学。
西蒙从管理满意、抉择研究、有限理性、学习和适应几个方面,详细描述了企业行为理论。
Pettigrew深入研究了战略决策过程中的政治过程,强调群体和个人的影响作用,强调了他们相互冲突的需求对战略管理的影响,解释了在需求的背后权力是如何被调动起来的。
他批评性地回顾了研究管理精英的各种学术传统,把政治的和远景的观点联系起来,也发现在组织上层的这些战略决策者通过指挥权的相互制约,形成了超越单一组织边界的权力网络。
7.远景的观点
计划和渐进学派都注重战略过程的理性分析,内在的前提假设是一些方法和技术在处理企业对环境的适应和企业变革是有用的。
直觉、远见等在管理中的突出作用主要与远东的管理风格相联系,没有作为西方高层管理决策的重要部分。
但是,由于外部环境开始表现出不连续的变革,所以研究人员开始注意那些有远见的总经理。
这样的总经理和总经理团队依赖经验,凭直觉寻求机会,推动组织走向未来,而从正式的组织系统中得到很少的帮助。
对远景的强调导致了企业远景驱动型的战略管理,这其中有影响和代表性的有哈梅尔与普拉哈拉德(Hamel,Prahalad,1959)提出的“战略意图”(strategieIntent)概念、彼得圣吉(Seng,1990)提出的共同远景(sharedVision)、柯林斯和拍斯(Collins,Porras,1994)提出的“远景型企业”。
在彼得.圣吉看来,共同远景最简单的说法是“我们想要创造什么?
”是组织中人们所共同持有的意象或景象,它创造出众人是一体的感觉,并遍布到组织全面的活动,而使各种不同的活动融会起来。
共同远景自然而然地激发出勇气,这勇气会大到令自己都吃惊的程度。
在追求远景的过程中,人们自然而然会产生勇气,去做任何为实现远景所必须做的事。
彼得圣吉不但提出了共同远景的概念,也提出了建立共同远景的具体方法。
柯林斯和拍斯认为,一个好的公司远景应包括两个部分:
核心信仰(coreIdeology)与未来景象(EnvisionedFuture)。
前者包括核心价值(CoreValue)和核心使命(CorePurpose),用以规定企业的基本价值观念和存在的原因,是企业长久不变的东西:
后者包括要10到30年努力来实现的宏大远景目标(Big,Hai,AudaciousGoals,记作BHAG)和对它的鲜活描述(VividDescriptions),它们是企业期望去变成、创造、并需要重大改变和进步才能获取的东西,其作用是激发变革与进步。
从战略管理理论发展的角度而言,它比1990年代前的理论更强调确立使命、组织层次的宏大目标等对企业创新与长期发展的激励作用,它突破了传统的宗旨说明书较局限于中短期眼光、激励性不足等弊端,同时克服了传统的战略规划过于强调分析竞争者、企业的优势和劣势、企业资源等,却无法培育出长程的行动所需要的一种哈梅尔与普拉哈拉德所说的“值得全心追求的目标”的缺点。
与“战略意图”、“共同远景”等概念相比,其框架更加完善统一,便于操作。
远景驱动型管理不仅要求建立一个符合要求的远景,而且要求创造各种有形的机制配合核心信仰的保持和激发实现未来景象的各种变革。
这些机制包括更强有力的企业文化氛围、适合企业特性的员工遴选与培训、企业内部成长的领导人选择机制,以及永不满足的白我超越等。
这些机制相互配合并且紧密围绕企业远景,这是远景型企业持久而有活力的机制保障。
8.认知的观点
近年来,管理认知研究取得了很大的发展,主要代表人物有彼得·圣吉。
管理认知领域的一个重要概念是“心智模式”。
“心智模式是根深蒂固于心中,影响我们如何了解这个世界,以及如何采取行动的许多假设、成见,或甚至图象、印象。
”在战略决策中,决定什么可以做或不可以做,常常是心智模式作用的结果。
心智模式具有很强的稳定性,这是拥护的理论(我们所说的)与使用的理论(在我们行为背后的)往往不一致的原因,实际决定一个人的行为的往往是使用的理论,而不是拥护的理论。
要想改变一个人的行为必须改变他的心智模式。
这种思想特别适合于战略转变的需要。
圣吉给出了改变心智模式的一些方法。
对于在企业中,如何落实改善心智模式的做法,圣吉提供了两种方法,一是把传统的计划工作视为学习过程:
二是建立“内部董事会”,将资深管理阶层与地方管理阶层定期聚集一堂,共同挑战与扩展决策背后的想法。
总之,战略管理行为的形成过程是复杂的和多样性的,上述每一个观点都从一个侧面对战略管理行为进行了解释,都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现实中各种各样的战略管理行为。
事实上,在大多数企业中管理者是通过对上述过程的整合来实施战略管理的。
当然,在不同的企业,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在不同的环境条件下,企业的战略行为也表现出不同的特征。
第三节国内战略管理研究简述
一、中国战略管理思想
1.古代战略管理思想
中国管理思想有很悠久的历史,在春秋战国时期达到了第一个繁荣阶段,出现了各种学派。
每个学派都提出了很多直到今天仍然有价值的管理思想和方法,这些管理思想大量蕴藏在浩如烟海的古代典籍中。
在我国古代管理思想中,战略研究和战略管理实践具有重要地位。
孔子就曾有“人无远虑,必有近忧”的论述,这也被西方战略管理学家放在所编著的战略管理教科书的扉页上。
古代的战略管理思想突出体现在治国安邦和军事战争中,具有很强的军事色彩。
战国时期军事家孙武所著的《孙子兵法》中充满了很丰富的战略思想,周三多教授对其进行了总结,形成了比较系统的战略思想体系,如图所示。
该体系由八部分组成:
(1)慎战与敢胜结合的竞争观;
(2)以人为本的竞争因素分析;(3)以有限目标作为战略的出发和终结;(4)以“诡道”为基础的战略方案;(5)以“利”为核心的决策标准;(6)以“五胜”战法为主体的战略实施;(7)以“择人”为关键的战略控制;(8)以信息和情报作为制订和实施战略的基础。
我国文学名著《三国演义》中对战略有多处描述,其中最出名的地方是“隆中对”。
在对客观形势和主观条件做了科学分析的基础上,诸葛亮为刘备确定了“三分天下,再求一统”的战略目标,实现这个战略目标的战略方针是“联吴抗曹”,具体的战略规划是“先取荆襄后取川,待机而动争中原”。
2.毛泽东的战略思想
谈到当代的战略管理思想,不得不说起毛泽东。
毛泽东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思想家和战略家,对战略问题有深入的研究。
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对战争的目的、特点、战略、战术等都有精辟的论述,认为战略学的任务就是“研究带全局性的战争指导规律”,而战役学和战术学的任务是“研究带局部性的战争指导规律”。
战役指挥员和战术指挥员也要了解某种程度的战略上的规律,是“因为懂得了全局性的东西,就更会使用局部性的东西,因为局部性的东西是隶属于全局性的东西的。
”
关于战略胜利的原因,毛泽东认为,这取决于“对于全局和各阶段的关照得好或关照得不好”,而不是取决于战术胜利。
“如果全局和各阶段的关照有了重要的缺点和错误,那个战争是一定要失败的。
说‘一着不慎,满盘皆输’,乃是说的带全局性的,即对全局有决定意义的一着,而不是那种带局部性的即对全局无决定意义的一着。
下棋如此,战争也是如此。
关于领导人的地位和任务,毛泽东认为:
“一个军事学校,最重要的问题,是选择校长教员和规定教育方针。
”“任何一级的首长,应当把自己注意的重心,放在那些对于他所指挥的全局说来最重要最有决定意义的问题或动作上,而不应当放在其他的问题或动作上。
”
在《论持久战》一文中,毛泽东针对战争所特有的不确定性,强调了战略计划、战役计划和战术计划分别依其范围和情况而确定而改变,但是其稳定性却有差异。
“战术计划,例如小兵团和小部队的攻击或防御计划,常须一日数变。
战役计划,即大兵团的行动计划,大体能终战役之局,但在该战役内,部分的改变是常有的,全部的改变也间或有之。
战略计划,是基于战争双方总的情况而来的,有更大的固定的程度,但也只在一定的战略阶段内适用,战争向着新的阶段推移,战略计划便须改变。
”
毛泽东强调了认识的局限性和环境的变化对战略转变的要求。
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他讲到:
“如果计划和实际情况不符合,或者不完全符合,就必须依照新的认识,构成新的判断,定下新的决心,把己定计划加以改变,使之适合于新的情况。
部分地改变的事差不多每一作战都是有的,全部地改变的事也是间或有的。
鲁莽家不知改变,或不愿改变,只是一味蛮干,结果又非碰壁不可。
”指出“我们不能要求事实上的常胜将军,这是从古以来就很少的。
我们要求在战争过程中一般地打胜仗地勇敢而明智地将军一一智勇双全的将军。
”要达到智勇双全,就必须熟识各方面的情况,找出行动的规律并且应用这些规律于自己的行动,贯彻“按照情况活用的原则”。
毛泽东的这些重要论述,阐明了研究战略问题的重要性,以及战略的实施,战略的转变等重大问题,对研究企业战略管理有重要指导意义。
3.当代战略管理实践
1980年代以来,在著名学者于光远、钱学森、费孝通等的积极倡导下,全国范围内兴起了战略规划的热潮。
各种有关国民经济发展战略的译著、研究专著、报告大量出现。
各省、地区、县也纷纷建立了自己的规划机构,开展地区发展战略规划的研制工作。
其中,费孝通、钱伟长、冯之俊编著的《地区发展战略与规划研究》,是我国关于区域发展战略的较早期作品。
书中综合历史、民族、社会和经济技术的发展,对战略规划做出宏观分析;对科技政策、模糊决策、预测技术、系统动力学、仿真技术等做了详尽的介绍;于光远主编的《中国地区经济发展战略选编》一书列举了十多个县市发展战略的案例。
这些年的区域和行业发展战略研究有这样几个特点:
(1)在专家、学者的倡导和政府领导发展当地和行业经济的强烈愿望驱使下,将系统的定量研究方法与领导的经验判断结合起来,促进了经济决策的科学化。
(2)在战略的制定过程中,受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无论是方案的提出还是措施的制定,都具有较强的计划经济色彩。
(3)对方案的制定较细致,对如何进行体制变革和如何实施方案的研究较少,导致战略的实施并不理想。
例如,“规划规划,墙上挂挂”;“大政方针已定,关键是在落实”等,就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战略执行的难度。
二、我国企业战略管理实践和理论
1.我国企业战略管理的发展
在传统的计划经济条件下,企业按照国家的计划,进行投资、生产,没有经营自主权,所以,企业管理工作和研究重点都集中在质量、生产和财务等方面,企业自身没有对企业实行战略管理的需要和可能,自然也缺少对企业战略管理的研究工作。
1980年代,大多数企业具有了产品经营的自主权,但由于缺乏投资决策权,虽然一些企业对经营战略有了一定的了解,并制定了企业战略,但是大部分企业仍然对经营战略和战略管理缺乏认识。
进入1990年代,1992年《工业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的颁布,政府对企业下放了14项企业经营权利。
随着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推进,一些大企业经营自主权得到进一步落实,同时,经过10多年的发展,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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