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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红军的故事
老红军的故事
听老红军讲故事听老红军讲故事没有党的组织我就不可能有饭吃,有衣服穿,也不可能有书读,更不可能有我今天的美好生活。
这是为我们讲故事的赵奶奶说的一句话,令我印象深刻。
这次我参加的社区活动是听老红军讲故事。
8月15日下午2:
30,我按时来到社区大楼。
到二楼会议室后,我先签到接着找了个位置坐了下来,开始听老红军讲故事。
为我们讲故事的老女红军战士姓赵,是一位和蔼的老奶奶,今年85岁。
她是在1945年家乡解放时加入了八路军,并在军大进行为期一年的学习。
后来在随军队北上到山东时加入了第四野战军即林彪所部,成为一名报务员。
她说:
在我60年的报务员生涯中,从来都没有碰见或看见在战争时的血腥场面,也从来没有感到战争时的紧张气氛。
但还是有一件可怕的事发生在我们身上。
据她的回忆当时在山东时,他们那些当报务员的同志一起在大街上闲逛。
当走进一个僻静的小巷时大家有说有笑,谁都没有防备,突然只听乓的一声枪响,在她左手边刚才还和她有说有笑的一位女同志的脑袋上一下子炸开一个血洞,一声不吭的倒了下去,一位男同志刚想喊,只听又是一声枪响,子弹一下子打在了他的胸口上,他晃了一晃也倒了下去。
他们一下子如梦初醒,赶紧躲了起来,几位带枪的男同志操起毛瑟手枪乓乓的一阵乱射,但杀手已经逃跑了。
就是这件事给赵奶奶留下了阴影。
在赵奶奶的讲述中她反复提到:
没有党的组织就没有我的今天,没有党的组织我就没饭吃,没有衣服穿,没有书读,更没有我的今天。
我想:
没错是党创造了这美好的生活,是党在保护我们的生命、权利。
我参加的这个社区活动虽然没有帮助别人,但让我有了新的体会,我了解到了战争的残酷和血腥,体会到了今天的美好生活是来之不易的。
这个活动帮助了我,所以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社区活动。
5
(1)班范文宇回忆老红军袁?
?
二三事袁 �� 生于1915年,江西于都人,1930年2月在江西于都县参加中国工农红军,曾参加5次反围剿战役。
1934年10月随中央红军从江西于都出发开始长征,任红五军团13师37团机枪连排长。
1936年任藏民独立师1团2连指导员。
1937年任八路军115师343旅685团2连指导员,参加平型关战役。
1938年3月参加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后历任陇东军分区独立五营军需官,军分区副官兼指导员,陕甘宁边区保安大队政委,八路军385旅5团6连指导员,冀东军区十二军分区抚昌支队政委,军分区政治处党总支书记,军分区教导大队政委。
1948年任唐山市警备司令部卫生处政委。
历经辽沈、平津两大战役。
1949年任解放军第四野战军教导2师4团政委,后转为第二野战军进军重庆。
1979年8月任重庆市大渡口区革委会副主任,1980年12月任大渡口区人大常委会主任。
1984年5月离职休养。
2000年9月经中组部批准享受副市长级医疗待遇,2009年7月17日在重庆逝世,享年93岁。
立志从军上战场1915年10月,袁��出生于江西于都的一个穷苦家庭。
少时上过2年私塾,给地主家当过苦工,还学做篾匠,每天走乡串户谋生活。
1929年冬,红军来到江西黄龙地区,这支队伍为老百姓打扫院坝,劈柴担水。
他们还打土豪,分田地,让劳动人民当家作主。
受到红军队伍的感召,1930年2月,14岁的袁��来到红军驻地,要求参加红军,一位首长问他叫什么名字,他说小时因九月出生叫袁九月,上私塾时先生起名叫袁国漳,当红军了,我得自己取个名字,我的志向要像波涛一样远大,就叫袁志涛,又问他为什么参军,他响亮地回答:
为了穷苦人翻身解放,为了不受压迫剥削,有吃有穿有事做!
这个穷苦孩子的第一个人生宣言,后来也成为了他终生恪守和践行的承诺。
就这样,袁��成了一名红军战士。
不久,部队转移,根据地群众十里相送,热泪纷飞。
母亲为袁��扶正军帽,淌着泪却笑得踏实:
跟红军走,好好干!
在新兵训练中,袁��表现很优秀,受到班长的表扬,班长常常对大家说:
你们打背包,背挎包水壶,扎腰带,都要像袁志涛这样。
袁��从通讯员、通讯班长慢慢成长为排长、连长指导员、团政委,先后参加过5次反围剿战役,全程走完长征,历经平型关、辽沈、平津等重大战役,可谓出生入死。
一生功勋一身伤在第1次反围剿中,袁��只身送信,完成任务返回途中,被炮弹炸伤了腿。
第4次反围剿,他赤膊上阵,同敌人拼刺刀,左手被刺穿。
在长征途中的一次负伤,带给了袁��人生中最大的磨砺和考验。
当时,部队向西康进发,在攻打天泉县城的战斗中,他左大腿被子弹击穿。
由于战事紧急,军委决定立即翻越夹金山。
可翻雪山不能带重伤员,组织只好将袁��安放在夹金山下的陈大爷家里,留给他一瓶碘酒和一卷纱布。
那时的袁��才19岁,突然被撂在一个除了大山里的风声传不进任何消息的地方。
大部队走后,袁��心里十分焦急,他只有一个念头:
快点将伤治好,尽快找到部队!
为了给伤口消炎,他用手指堵住伤口洞眼的下方,往里面直灌碘酒,然后,用竹签塞进纱布,穿过伤口,带出里面的脓血。
虽然疼得大汗淋漓,浑身颤抖,但他始终牙关紧咬,不让自己哼出一声。
陈大爷既震撼又心疼,每天上山采草药为他敷伤口。
4个多月后,他站起来了。
10月的一天,陈大爷从宝兴城赶场回来,兴奋地说:
红军回来了!
第二天天没亮,袁��便一瘸一拐地踏上了寻找大部队的路!
找到红军后,他跟随部队一起翻越夹金山。
夹金山海拔5000米,终年积雪,就是常人翻越也不容易,袁��虽然带着腿伤,但他没落下半步。
部队首长说:
你的意志坚强,是好样的!
漫漫征途,袁��还经历了与亲人的生离死别。
红军三十七团渡金沙江前,到达会理城外。
这时的会理城已被兄弟部队包围,正在城墙内安置炸药,当晚将进行爆破。
这天上午,袁��同战友去观察攻打会理城的情况,竟在攻城的队伍里看见了自己的同胞弟弟袁国泉,兄弟相遇,双双抱头痛哭,泣不成声。
随后,弟弟告诉他:
晚上要执行爆破城墙任务,我们连是突击队!
袁��万万没想到,这仅仅几分钟的见面竟成永诀!
晚上攻城,突击连部分战士没能从城墙下走出来,袁国泉就是其中一个。
袁��心痛欲绝,对着城墙哭了一夜。
但次日晨,部队开拔时,他腰板挺直,脚步坚毅,没人看出他隐藏的悲伤。
1934年2月,袁��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他在党旗下宣誓:
服从纪律,牺牲个人,努力革命,永不叛党。
这成了他始终坚守的信念。
1942年,袁��结束抗日军政学习后,被留在陕甘宁军区政治部工作,但他要求回前线打仗。
首长一番耐心说服教育后,他有了一个终生再未改变的深刻认识:
共产党员、革命干部要自觉接受组织的挑选,并把组织交给的每件事做好!
此后,袁��用实际行动践行了这一认识。
那一年,他被编入留守兵团三八五旅警备五团六连,任连队指导员。
留守工作异常辛苦,敌军来犯,上阵打仗;敌军不来,开荒种地。
几年下来,六连的防守、生产、学习等任务都完成得十分优秀,打退了敌人的多次进犯,救国公粮年年超额上交,被评为模范连队。
在不同环境下的磨练更加坚定了袁��对革命胜利的信心,对党的忠贞和对人民的热爱至始至终贯穿着他的一生。
长寿为民立功劳1965年,袁��在长寿县分管卫生工作,当时全国正在防控麻风病,他亲临第一线,进山入户做宣传,并将自己微薄工资的大部分用于资助麻风病人、慰问前线的医生。
后来,他分管知青工作。
当党发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号召后,他率先把自己的孩子送下乡,按政策本可以留一个子女在身边,但他仍然要求最小的儿子也下乡,小儿子说:
政策允许我可以不去。
他说:
但党号召你去!
5个儿女全部下乡,身边一个不留。
长寿的知青多达数千,他早已把所有的知青当成自己的孩子看待。
每到一处便深入知青中间,和他们一起做农活,给他们讲故事。
一些属下怕他太辛苦劝他休息,他说:
这些孩子正是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形成的时候,国家的希望就在他们身上,我们有责任带好他们!
知青也都喜欢他,他的家还成了知青们的中转站,来来去去都到他家歇个脚、吃顿饭。
他对妻子说:
我们老了,裤腰带勒紧点没关系,娃娃长身体,不能怠慢!
他家的粮票总在月初就用完。
同许多老革命一样,文革时期,袁��也没逃脱挨批的命运,跪煤渣跪瓦片他都不怕,但他最怕看儿女们失落的眼神。
在不被批斗的空隙,他带着孩子们去帮农民种地,乐呵呵地对他们说:
你们相信爸爸,爸爸相信党!
党一定会带领人民走出一条光明的路。
深入基层为群众事实最终证明了袁��的坚持。
改革开放后,大渡口区成立人大常委会,袁��就任第一届主任。
他的协调能力强,上下班沿途以至休息时他就在街上转,往群众堆里扎,听取基层群众最广泛真实的声音。
那时的大渡口只有一条钢花路,被人戏称七十一条街(其实一条街)。
区里群众、重钢工人,十几万人没有休闲处。
听到群众的呼声后,袁��向区委、区政府反映情况。
在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上,人大通过决议修建一个公园。
此后,袁��与区委、区政府有关领导一起想办法,找资金。
在公园的建设期间,袁��离休不离岗,长期在建设工地视察、协调、督促。
1990年,公园最终形成占地150亩的规模,成为今天大渡口人休闲最重要的场所。
近些年,大渡口变化大、发展快,而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一部分离退休老同志对福利要求也相应多了起来。
一次,部分退休老同志为增加待遇,打算联名上书,袁��却拒绝签字。
他说:
该我们的,组织一分不会少!
我们最应该做的,是把子女教育好,让他们一心一意推进改革。
袁��也一直是这么做的。
他几个子女的工作,从未找人帮忙招呼,对子女的教育,也从不放松。
老三袁建中当兵退伍回来,袁��竟让儿子去烧锅炉。
袁建中无奈,只得自己在百货公司找了个开车的工作。
后来袁建中当了计委主任,袁��每次与儿子见面必问大渡口的发展,而又每每对儿子的回答不满意:
我不听你那些指标,你只说大渡口发展有好多,老百姓受益有好多!
作为老红军、离休干部,区里准备按政策规定为他修幢住宅。
设计图出来后,交他审定,他却把图纸收了起来,再没拿出来,而一直住在一间50余平方米的房子里。
2000年9月,经中组部批准,他享受副市长级医疗待遇,而这位耄耋老人,常年只报几十元药费,生病都在社区诊所看病拿药。
家人要他去医院,他说:
医院一去就成百上千,用国家的钱那么容易啊?
国家便宜不能占。
为此,他还向组织陈述了一段久远的历史问题。
大渡口区对80岁以上的老人每月要补助100元钱。
2008年,社区按政策和户口登记年龄开始给袁��的妻子发补助。
这天,他拄着拐杖来到社区,说:
我妻子没有80岁,她不是1927年的,而是1930年的。
当时,组织介绍我们结婚,我觉得她比我小太多,后来上户口时,我就为她多报了3岁。
所以,她没满80,不能拿社区的补助。
社区工作人员无不对这位可爱的老人肃然起敬。
袁��的一生经历了中华民族黑暗动乱的战争年代,迎来了反抗、奋斗走向辉煌的热血岁月,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从他的人生经历和道路得到程度不同的启示。
2009年7月17日16时46分,袁��因肺部感染,离开了人世,但他的精神永远留在我们心中,他永远是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员。
(图片来源:
大渡口区档案局提供)(责任编辑:
邓明珠)一个老红军的忏悔我杀过人,而且远远不止一个,我的职业不是一个刽子手或者行刑者,但是,我却充当过刽子手的角色,向自己的战友和同胞挥起了屠刀。
月黑星稀,阴风惨嚎。
18名行刑者紧绷着脸,每人押着10名五花大绑的犯人,来到一处破败不堪的山岗上。
犯人个个威武不屈,愤怒的眼神里充满着仇恨和困惑。
只见行刑者走近犯人,高兴屠刀,大喝一声:
把头低下!
然后手起刀落,由左至右,10个人头相继落地,身躯也随之栽倒在地上。
杀人坪上,万籁俱寂,因此,那不时传来的刀手的吆喝声就显得格外阴森恐怖。
第一批10个人很快被杀完,女人的哭声刹时间此起彼伏,撕肝裂肺。
这时,第二个行刑者很快操起屠刀,砍向第二批10个犯人。
直到第十八批第180个人头落地的时候,杀人坪上已经尸骨遍野,血流成河……这样的场景常常出现在我的噩梦里。
我从惊悸中醒来,禁不住涕泪纵横,再也无法入眠。
这是1932年张国焘在鄂豫皖根据地肃反时制造的一场大屠杀。
此前,数以千计的改组派人头落地,此后,又有2000多名类似受害者的尸骨横陈在垸店的山岗上。
如今,在垸店中学一侧的山岗上,耸立着一座似坟非坟、似碑非碑的建筑,叫白骨墩。
说它像坟,是因里面埋葬着累累白骨。
大屠杀过后,垸店周围的山岗上,满眼尸骨,惨不忍睹,寺库里的和尚便将一架架尸骨收集拢来,请人修砌了这座直径3米、高9米的圆墩,作为这些尸骨的埋葬之所,白骨墩因此得名。
在圆墩的正面(朝向公路的那面)开着一扇小窗,小窗镶着透明玻璃,外围用一层铁丝做保护。
透过玻璃清晰可见墩里白骨森森,令人毛骨悚然。
但它分明又是一座纪念碑,碑上刻着革命烈士永垂不朽8个大字,墩旁的石碑刻着说明文字。
80年代初,中共中央决定给在麻城可行桥肃反中被错杀的同志予以平反,并追认他们为革命烈士。
我尽管年纪大了,却禁不住茕茕孑立于白骨墩前,拜倒在纪念碑前,久久不愿起来。
从中午到黄昏,我一直守着纪念碑发愣。
暮色苍茫,宿鸟归飞,孤独的我仍然在墩前徘徊……我的名字叫付可元,现住在湖北麻城市顺河集乡朝阳店村付家垸,今年已是89岁高龄,和孙媳及3个重孙生活在一起。
要不是儿子、媳妇早已过世,我一家就是典型的四世同堂了。
我是在黄麻起义中参加革命的,还参加过鄂豫皖根据地反围剿的斗争。
但是,我从不和别人谈起往事。
因为只要一谈起过去,总避免不了要谈到鲜血,谈到尸骨,就连平日看到家人杀只鸡宰只鸭时流点血,我也要心惊肉跳。
周围的邻居为此常常讨论:
一个曾在敌人的枪林弹雨中出生入死过的人,如此胆小脆弱真是不可思议。
而我内心深处,却有自己的难言之痛,痛在心里,痛彻骨髓,除非历史可以改写,人生可以重来,否则,我无法抹去白骨墩留在我心中的阴影。
然而当初,我却是身不由己。
杀掉改组派――由痛快到恐惧1931年初,我刚刚当上麻城县独立团一连连长,那时真是雄姿英发,得意非凡。
有一天,我突然接到通知,麻城县保卫局成立,我被选调到保卫局工作。
接到这个通知,我心里更加得意,因为凡被选入保卫局工作的人,必须经过严格筛选。
自己进入保卫局工作,当然是非常荣幸的了。
当时我心里只有一个打算,为了党为了革命为了红色苏维埃政权,我要好好工作,尽职尽责。
保卫局设在顺河集区垸店的可行桥一带(今麻城垸店中学)。
来到可行桥就职后,我便得知,麻城县成立保卫局,是根据鄂豫皖中央分局的指示精神。
据说,红军内部发现了反革命案件,鄂豫皖根据地的党政军领导人张国焘已经将红军移驻到河南山县白雀园,首先要在军队继而要在党内和地方上进行大规模肃反。
为了肃反,鄂豫皖苏维埃设立保卫总局,各县同时设立保卫分局。
担任麻城县保卫分局局长的是陈文福。
一听说红军内部出现了反革命,我和其他人一样,都非常气愤。
革命好不容易才取得一点点胜利,就有了反革命分子兴风作浪,岂能让他们的阴谋得逞!
服从命令听指挥是军人的天职,当一个个改组派的名单被交到保卫队员的手中,保卫队员们有时5个人一组有时10个人一组必须立即出发,闪电式地闯入改组派家中,问清姓名后将他们五花大绑拽出家门。
看到一个个改组派被杀掉,我的心里着实痛快了一阵,大有报仇雪恨的快感。
因为改组派是加入AB团(又称黑命团)组织的人,AB团是一个妄图颠覆共产党的组织。
一个在党的教育下逐步成长起来的红军战士,怎能容忍敌人的阴谋得逞?
本着一种朴素的无产阶级感情,当时的我在服从命令执行任务时毫不含糊。
经过一段时间的亲历亲为,我渐渐地感到事情有点不对头。
怎么一下子会有那么多改组派?
改组派怎么会越来越多?
就拿付家垸的县苏维埃政府来说,怎么50多个工作人员被杀得只剩下一个炊事员和一个通讯员?
有人说,所谓的改组派,不过是靠刑讯逼供的手段制造出来的莫须有的人物。
有时,被审讯的犯人经不起严刑拷打,不是屈招就是乱说一通,把不是改组派的也说成是改组派"。
保卫局根据犯人的口供,又去捕捉,捉来又审,审后又杀。
如此循环往复,被杀的改组派日渐增多。
所以有人感慨道:
今日脱了鞋袜,明天还不知穿不穿?
大家忧心忡忡,整天提心吊胆,生怕自己也成了改组派。
王树声大将的位亲人刀下遇害1951年仲秋,大别山层林尽染,曾是黄麻起义领导人之一的王树声将军,亲率中央慰问团来到大别山革命老区慰问。
人们欢欣鼓舞,奔走相告,到处张灯结彩,洋溢着节日般的喜庆气氛。
人们纷纷杀鸡宰猪,拿出最好的酒,邀请王将军到家里做客。
与此相反,我却如惊弓之鸟,躲在家里不敢出来。
7条人命哪!
可当时,我又充当了什么角色呢?
起来起来!
――又是这样的夜晚,又是这样的吆喝。
刚睡着迷迷糊糊的我,突然接到命令,说行动组要押解要犯去河南,我奉命到5号监房去提人。
揉着惺松的睡眼走进5号监房,透过昏暗的灯光,我看到墙角蜷缩着一个英俊的小伙子,觉得有点面熟,走近一看,大吃一惊:
这不是王宏学吗?
王宏学不是王村声的弟弟吗?
他是麻城县县委书记,前几天,王书记还率领部队打了一仗,大获全胜。
怎么他也成了改组派?
王书记也会反对革命反对党吗?
王宏学抬起头,看看眼前这个同乡,犀利的目光直射向我。
我本想问一问他是怎样被抓进来的,一见这目光,禁不住打了一个冷战,舌头一下子僵住了。
这时,陈文福在后面吼道:
快动手!
快动手!
我在慌乱之中针王宏学五花大绑捆起来,把他带到押解队伍前面。
第二天就传来消息,王宏学在河南遇害。
又过了10多天,行动组从乘马岗项家冲一带抓了一批改组派,男男女女有十几人。
保卫局长陈文福想把这批人先关下再审,审讯科长陈文高到监房里看了一下,说监房里人员已满。
陈文福和陈文高相顾一下,彼此点头会意。
陈文福回过头,只见他眉头一皱,出语惊人:
干掉算了!
当天夜里,这十几个人立即成了刀下之鬼。
其中的两个女人,我还是认得的,一个是王树声的妹妹,一个是王树声的弟媳。
如果说杀了别人,我还能保持心理平静的话,那么,王树声的几位亲人相继遇害,我就再也憋不住了。
对别人,我可能说不上谁好谁坏,但王树声的几位亲人我是知道的,怎么就这样随随便便地给杀掉了呢?
我大着胆子询问陈文福,陈文福吼道:
革命革命,六亲不认!
30年前的往事至今历历在目。
我真想冲出家门,把30年前的真相告诉王将军,并向他保证:
王宏学绝对不是我杀的!
他的妹妹和弟媳也不是我杀的。
但是,这样的辨白又有什么用呢?
人死不能复生,何况他一家死了7人!
当第四次反围剿斗争失利、红军被迫从根据地撤退时,王树声就再也没有亲人了。
他只有孤零零地与养育他的大别山挥泪告别。
此刻故地重游,欢迎的人潮却不见自己的兄弟姐妹,王将军会不会悲痛伤心?
愤懑之下会不会向我讨还血债?
王将军在大虽山逗留期间,大家都觉得时间一晃而过,而我却度日如年,成天在家胡思乱想,仿佛到了世界末日。
远离血腥――抽刀断水水更流别看保卫局长陈文福三十开外,个头不高,长得腰肥体胖,此人却颇有威慑力。
他走马上任时,便号召保卫局的所有官兵深入苏区和白区捉拿改组派,并且扬言:
宁可错杀一千,决不放掉一个。
一个个改组派经陈文福点头,在夜深人静时被杀掉。
有人说,陈文福在当局长时至少杀了2000人;也有人说,他在向上汇报时称,已经杀了3000人,后来逮捕处决陈文福时,他自己供认说没有杀一万也杀了八千。
成天跟杀人魔头在一起,我总感到良心不安。
在杀人场边徘徊,看到的是血腥,无确信我的身上、良心上也早已沾满了血腥,这血腥沾在良心上,一圈圈犹如癌细胞扩散,腐蚀撕咬着我的灵魂,使我感到痛苦难忍。
我想远离痛苦,却又不敢违抗命令。
违抗命令只有死路一条。
所以越到最后,我越是辨不清谁是好人谁是坏人,也懒得去管谁是谁非。
多行不义必自毙,杀人如麻的陈文福终于走到了生命的尽头,也给我摆脱血腥提供了机会。
1932年4月,省保卫局副局长兼总医院院长邵达夫到麻城北风嘴红军医院检查工作,由于事前没有与陈文福取得联系,陈文福闻讯后,即派审讯人员赶到北风嘴,包围红军医院。
陈文高站在院中一堆石头上,高声喊道:
大家不要乱动。
据有关情报说,有一名‘黑命团(即AB团)分子窜进了医院,我们是奉命来捉拿这名反革命分子的。
正在病房察看伤员的邵达夫,还没弄清是怎么回事,就被冲进来的4名彪形大汉绑得严严实实,并被拖出红军医院。
邵达夫被带到保卫局,陈文福亲自审讯,逼其交待罪行,受到了邵达夫的严厉斥责。
陈文福恼羞成怒,授意陈文高用刑。
邵达夫受尽了折磨。
后来,还是住在保卫局招待所的一名部队干部认出了邵达夫,邵达夫才得以获释。
邵达夫回到保卫局,及时向局长周纯全汇报了麻城保卫局肃反扩大化的情况。
周局长认为事态严重,连夜派人把陈文福传讯到保卫总局,并将其逮捕。
一星期后,一向骄横跋扈的陈文福耷拉着脑袋,被押回到可行桥。
同样是在深夜,同样是五花大绑,陈文福被砍下了脑袋,得到了报应。
随后不久,保卫总局派邵达夫带两排人马集合起来开会,说局里出了改组派,接着把排以上的干部都捆了起来,当场枪毙了陈文高。
尽管杀人如麻的陈文福和陈文高被揭露后枪毙,但是随之而来,国民党反动派对鄂豫皖根据地进行疯狂围剿,麻城危在旦夕。
几次战斗后,保卫局决定转移。
但转移是一项非常棘手的事,局内关押着几千名犯人,成为转移的沉重包袱。
为了甩掉包袱,新任保卫局长命令:
杀。
杀戒一开,改组派在劫难逃。
有一天深夜,就砍下了180名改组派的脑袋。
创造了保卫局历史上的最高纪录。
前后不足半个月,保卫局内关押着各类改组派二三千人,除少数释放外,几乎都惨死在垸店的山岗上。
时近冬天,可行桥一带冤魂不散,百姓白天不敢出门,夜晚不敢点灯,到处是萧索凄凉的景象。
以慈悲为怀仁爱为本的寺庙里的和尚,在一片阿弥陀佛中修砌了白骨墩,从而,使那一段历史留下了永久的见证。
1932年10月30日,是我一生中难以忘怀的日子。
那天,在一场大撤退的殊死战斗中,敌人的一颗子弹打在了我的脚上,我便从此告别了军营,回到家乡,当了一个地道的农民。
几十年来,我一直在自己曾经战斗过的红土地上辛勤地劳动,自食其力,从未走出过大别山。
我当过村长、生产队长。
我勤勤恳恳地工作,老老实实地做人,既是为了忘掉过去,也是为了洗刷罪孽。
我仿佛忘记了自己的真身。
直到80年代初,中共中央批示有关部门在给肃反中被错杀的同志平了反,将他们追认为革命烈士,并在白骨墩上铭刻了革命烈士永垂不朽几个大字。
尤令我感动的是,党和政府找到我,给我落实了政策,每个月发给特殊的生活补助。
死去的冤魂可以含笑九泉,而我呢?
心里却像打翻了五味瓶,几十年前的陈年旧事又在心中翻起了血雨腥风,那漫山遍野的尸骨,那被鲜血染红的山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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