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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华秋实尽硕果蓝天玉宇皆桃李忆北航建校初期的十位元老上
春华秋实尽硕果蓝天玉宇皆桃李——忆北航建校初期的十位元老(上)
〖编前话〗北京的西北郊区,有一个村庄名叫“柏彦庄”,一大片农田之中有几户农舍,萋萋芳草,菁菁田园,远树衬托着蓝天。
每天夕阳西下时,农家炊烟袅袅,宁静祥和。
六十年前,就是在这里,新中国铺就了一张宏伟蓝图,第一所航空高等学府北京航空学院,诞生在祖国首都的这片热土之上。
建校初期,伴随着共和国前进的步伐,北航开始了艰辛的创业之路。
带领着我们奋斗的,有十位功勋卓著的前贤。
他们是:
老院长武光,老书记周天行,还有来自八所大学航空院系的带队者沈元、王俊奎、林士谔、王洪星、王绍曾、吴云书、饶国璋、张锡圣等八位教授。
那时候,他们都风华正茂,朝气蓬勃,斗志弥坚。
为了开创祖国的航空教育事业,他们勇挑重担,一往无前,用心血建造了历史功勋。
当我们庆祝北航建校六十周年华诞之际,这十位元老的辉煌业绩和崇高品格,令我们无限赞叹和景仰。
今天,他们之中还有三位健在,都是耄之年,他们是北航发展历史的亲历者和见证者。
而另外七位已经离开我们,令我们魂牵梦绕,但愿他们魂归故里,与我们一道,共庆北航六十年的光辉历程。
春华秋实尽硕果蓝天玉宇皆桃李?
忆北航建校初期的十位元老(上) 【北京航空学院第一任院长武光同志】 武光,原名张青甫,1912年10月生,河北省深泽县人。
1930年参加革命,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
1931年转为共产党员,同年7月担任共青团北平市委书记,他以拉洋车(人力车)做掩护,开展党的地下工作。
1932年11月,他不慎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入狱,在狱中他坚贞不屈,秘密建立狱中地下党支部,他担任书记,鼓励同志们坚持斗争。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他被监狱宣布“无条件”释放。
出狱后他立即改名为武光,并经过千辛万苦终于找到了党组织,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刘少奇同志亲切会见了他。
1939年春,北方局决定调武光去延安学习,他进入了延安马列主义学院,认真系统地进行了理论学习和专题研讨。
1941年秋天,武光被派往敌后工作。
1945年日本投降后,武光同志任中共北平市委副书记。
新中国成立前夕,他带领5000余名解放区干部和青年学生,奉命南下,他首任长沙地委书记,在新解放区开辟群众工作。
广东解放后,他奉命继续南征,任粤西区委第一书记兼军区政委,开辟军地工作。
中央一声令下,创建北京航空学院,武光于1954年元月奉调北京。
担任北京航空学院的首任院长,走上了航空教育事业的新战线。
他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正确执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
他深入到教师中调查研究,了解知识分子的思想和意志,他在全院干部会议和全体教师大会上,郑重宣讲道:
“知识分子不仅可以信任,可以依靠,而且同样是国家的主人”。
1956年,武光同志兼任北航党委书记。
1957年整风反右时,武光同志根据他所了解的北航实际情况,在全院党员大会上提出“应该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不能强求划右派一定要达到某项比例”,他顶住压力,保护了北航的一批老教授和中青年知识分子。
为了提高教学质量,武光同志全面贯彻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
在当年“大跃进”、“浮夸风”和“插红旗、拔白旗、”的情势下,武光同志坚定地疾呼:
我们“宁可要一百面白旗,也必须拿到教学、科研这面红旗”。
正是在武光同志的带领下,北航没有“大炼钢铁”,而是结合航空航天特色,组织师生设计、试验和制造“北京一号”、“北京二号”等飞机、火箭、导弹和无人机等型号,提升了北航的教学和科研水平;加强了师资队伍和学科建设。
在此基础上,武光同志积极领导建立火箭、导弹和电子计算机等新专业。
武光同志坚持培养全面发展的具有创新意识的人才,他卓有远见地提出北航的校风是:
“艰苦朴素,勤奋好学,全面发展,勇于创新”,在上个世纪50年代他提出的这十六个字,特别是“勇于创新”,至今还闪耀着与时俱进的灿烂光辉,体现出北航“敢为人先”的精神。
他还为北航校园规划和圈定了一平方公里的“版图”,为北航今天的建设和发展奠定了难得的空间和基地,这一切,值得全体师生员工永远赞颂和感念。
今年他整整100周岁,还总是牵挂着北航,他去沙河校区视察,语重心长地勉励青年学子们:
要勤奋学习,快马加鞭。
我们真诚地祝愿,武光老院长寿比南山,洪福齐天。
【北京航空学院第一任党委书记周天行同志】 周天行,原名周丙光,1920年12月17日生,广东省开平人。
1936年夏,考入广州市一中,积极参加革命活动。
1937年6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他先后担任开平、阳江和粤中区等县地的地下党组织的领导工作,曾任县委书记、中区特委宣传部长。
1945年8月日本侵略军投降后,周天行任中区临时特委兼宣传部长。
1946年6月,周天行受党组织派遣前往香港,担任海员党委书记,领导海员工会和洋务工会,开展工人运动。
1949年7月,周天行任粤中地委书记,10月14日广州解放,同年11月,周天行任江门新会区军管会主任。
1952年,周天行调任湛江市委第二书记。
1954年6月,周天行奉调北京,担任北京航空学院的第一任党委书记。
此前,北航还没有建立党委。
当时,全国高等院校实行校长负责制。
周天行同志任党委书记后,负责全校党的工作、政治思想工作和干部工作。
他与武光院长相互尊重,配合一致,认真贯彻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把思想政治工作深入到了师生群众中间。
在周天行同志领导下,全院各系、各教研室和学生班级先后都建立了党的组织;加强了党的建设,积极发展一些思想素质高的教授、副教授和讲师入党。
他经常给师生员工做国内外形势报告、讲党课,深入浅出地阐述社会主义理论和马克思列宁主义。
他的理论水平很高,思想认识深远。
例如,他于1954年在全院教师和干部大会上作了《加强学生的思想教育工作》的报告,提出了“教书教人”的口号,并指出这是“人民教师的政治责任”。
1956年6月,周天行同志奉调去西安筹建“飞行研究院”,作为研究院院长,在等待苏联专家进行技术设计的两年多时间内,周天行同志返回北航到干部特别班插班学习,以坚强的毅力完成了航空专业的学习,获得大学毕业证书。
从北航毕业后,周天行回到飞行研究院改任党委书记。
该院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直至建成和承担国家任务,他倾注了大量心血,做出了重要贡献。
1962年夏,周天行同志又回到北航工作,担任党委副书记。
他继续高度关注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他在全院教师大会上作了题为“把思想工作深入到对学生的教学中去”的报告,要求教师一定要教书教人、对学生全面负责。
他说:
“我们提倡又红又专,但红要落实到专上,政治要落实到业务上”。
“文革”中他饱受迫害冲击,但他坚持原则,实事求是,不推托责任,勇于承担,表现出了一个共产党员的襟怀坦白,深受北航广大师生的钦佩和拥戴。
1970年,周天行同志重新工作,担任北航党委副书记。
当他重新出现在全院群众大会上时,师生员工们报以长时间的热烈掌声,这表达了北航人对他的信任和赞扬。
他深受感动和鼓舞。
他不计前嫌,对“文革”中曾经反对、批判甚至迫害过自己的人,注意做好团结教育的工作;使一些“文革”中说过错话、做过错事的人安下心来自我反省、提高认识。
使整个学校局面比较稳定,为北航在“文革”以后迅速恢复教学和科研工作秩序发挥了重要作用。
周天行同志因长期患病医治无效,于1992年4月23日与世长辞,终年72岁。
北航的共产党员和广大群众都对他表示深切的怀念。
【空气动力学专家沈元教授(原清华大学航空工程学院院长)】 沈元,1916年4月26日生,福建省福州市人。
1936~1940年北平清华大学(后西南联大)航空系毕业。
1940~1943年任西南联大航空系助教。
1943年,沈元考取英国文化委员会提供的奖学金,到英国伦敦大学帝国理工学院航空系当研究生,1945年获得哲学博士学位。
沈元的博士论文《大马赫数下绕圆柱的可压缩流动的理论探讨》,获得很高评价,被推荐在英国皇家航空研究院报告上发表。
1945~1946年沈元在英国罗伊斯·罗尔斯航空发动机公司考察制造技术,然后于1946年夏天回到了战后的祖国。
沈元回到清华大学航空系任副教授,一年之后升任教授。
1948年4月,他发表了《高亚音速下可压缩性流体绕似椭圆柱体的流动》的论文,在理论研究上更接近于机翼外形的实际。
载于《清华大学理科报告》。
与此同时,为了开展教学与科研工作,他在当时极为困难的条件下,设计并建造了一座当时国内院校最先进的低速回流式风洞。
1948年12月,解放前夕,沈元积极参加清华大学的护校活动。
在航空系地下党员推荐下,沈元被推任清华航空系主任。
1951年全国院系调整时,厦门大学航空系、北洋大学航空系和西北工学院航空系并入清华大学,与清华大学航空系一起组成清华大学航空工程学院,沈元被任命为院长。
1952年,沈元带领清华大学航空工程学院师生参与创建北航的工作,被任命为北京航空学院副院长。
建院初期,从校址选择、基建计划到专业设置、课程安排和师资培养,沈元全心全意地投入。
他亲自领导师资培养工作,组织大批青年教师向苏联专家学习,使学院的师资队伍及时得到了充实。
1956年沈元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他参加了国家在1956年制订科学技术远景规划的工作,随后与北航领导一道,从1957年起,积极组织建立了火箭导弹方面的一系列新专业,这为中国航天事业培养了大批技术骨干。
沈元主持和组织力量于1958年自行设计制造了国内第一座中型的超音速风洞,为教学和科研发挥了重要作用。
沈元一贯强调理论联系实际以培养学生动手能力的教学原则。
1978年,北航恢复招收研究生128名,沈元提出了“精选苗子、宁缺勿滥、打好基础、严格要求、能力培养和科研任务结合”的方针。
他还亲自指导培养了四届研究生。
沈元对科学技术发展的新动向比较敏感,50年代末,他就组织选派教师到中科院计算技术研究所进修学习,并批准购置了国产第一代电子数字计算机。
“文革”后期,在他组织领导下,北航于1975年从国外引进了第三代中型电子数字计算机,建立了计算机应用专业。
沈元积极倡导同国外大学、研究机构、航空航天企业的国际交流。
1973年北航开始聘请英国专家为名誉教授,开展学术交流,增派进修教师,为改革开放、对外办学及人才培养创造了有利条件。
1980年,沈元成为北航的第一位中科院院士(学部委员),同年并被任命为北京航空学院院长。
1981年他应邀在巴黎国际首届航空航天学术报告会上发表演讲,介绍中国航空航天成就和学术活动。
1983年沈元为北航的名誉院长。
1988年以后为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名誉校长。
1990年12月被国家教委授予“从事高教科技工作四十年成绩显著”荣誉证书。
1991年被授予航空航天工业部“劳动模范”称号。
1992年被授予航空航天工业部“有突出贡献专家”称号。
沈元同志因病于2004年5月30日在北京逝世,享年88岁。
在纪念北航建校60周年的时候,我们深切怀念这位把毕生心血奉献给祖国航空事业和北航建设发展的科学家和教育家。
【固体力学专家王俊奎教授(原华北大学航空系系主任)】 王俊奎,字醒园,1908年4月24日生,山西省广灵县人。
1929年,考入北京大学数学系。
1931年,日寇侵占东三省,王俊奎积极投身于华北学生的爱国救亡运动,被推选为北京大学南下示威团副总指挥,带领同学去南京游行示威。
王俊奎遭到当局逮捕,被押送回北平。
王俊奎深感科学技术的落后给中国人民带来屈辱和痛苦,他决心学习航空。
1936年,他公费留学考入美国加州理工学院。
在世界著名流体力学家冯·卡门(VonKármán)指导下,于1937年和1938年先后获机械工程和航空工程双硕士学位。
1938年他考入美国斯坦福大学,师从世界著名固体力学家S·P·铁木辛柯(Timoshinko),于1940年获航空工程博士学位。
毕业后,王俊奎于1942年在美国康沙德梯-沃提飞机工厂任高级应力分析专家,参加了教练机和轰炸机的设计工作。
王俊奎研究加筋圆筒受压稳定问题时提出的理论公式,即“加筋筒轴压临界应力公式”,1943年被美国全国咨询委员会出版的NASA?
RBJ28称为“王氏公式”。
1945年他到诺斯拉普飞机工厂担任高级结构研究工程师和组长,参加了世界上第一架夜间战斗机“黑寡妇”和“飞翼”飞机的研制工作。
1947年太平洋恢复通航后,王俊奎便毅然返回祖国,开始在西北工学院任教授和航空系主任,讲授空气动力学。
1948年,应邀到北京大学工学院担任了机械系教授和系主任。
1950年,王俊奎受邀担任华北大学航空系教授和系主任。
1951年全国院系调整后,王俊奎带领华北大学航空系师生来到北京,于1952年参与创建北京航空学院。
建校初期,他担任建校委员会副主任兼办公室主任,还担任热强度研究室主任,经过几年奋战,终于建成,为航空、航天器结构的研制发挥了重大作用。
1954年至1978年,他还担任了北京市政协委员、常委。
1957至1979年,在他担任中国力学学会常务理事期间,受学会理事长钱学森的委托,于1958年在西安主持了板壳力学学术讨论会。
在王俊奎的发起下,1964年成立了中国航空学会,他于1964至1983年任该学会第一届常务理事兼秘书长、第二届副理事长兼秘书长。
“文革”以后,王俊奎虽已年逾古稀,但他为教育和科研事业奋斗的雄心未减。
他除了指导研究生研究复合材料力学外,还多次组织学术交流会议。
他创办的北京航空学院《科研资料》、《北航学报》和《航空知识》都是国内最早创办的一批科技刊物之一。
1984年,王俊奎又组织出版了《复合材料学报》。
他发表了《加筋板受剪稳定问题》、《复合材料多层板的一种新的杂交应力元素分析》等论文。
1989年,中国复合材料学会成立,王俊奎担任第一届理事长。
他主持研究了纤维增强树脂基复合材料的杆、板、壳结构的稳定性问题,其中包括在轴压、外压载荷下,加筋或不加筋筒壳、锥壳的稳定性,非保守载荷作用下杆的稳定性,以及复合材料平板、曲板的稳定性和动力稳定性等问题。
此外,还研究了复合材料板的层间剪切问题和不同的拉压模量对复合材料力学分析的影响问题、研究纤维和晶须增强增韧陶瓷基复合材料的断裂力学机制等。
王俊奎在《中国科学》、《航空学报》、《复合材料学报》、《固体力学学报》、《应用数学和力学学报》等学术期刊上,以及在国际学术会议和国际刊物上,发表了百余篇论文。
他翻译出版了铁木辛柯的著作《板与壳学》(第一版)和《板壳理论》(修订版)的翻译工作。
他还完成了《板壳的弯曲与稳定》、《弹性固体力学》等著作。
多年来,王俊奎始终关心青年人在德育和智育上的成长,他共培养了9名硕士研究生和16名博士研究生。
由于王俊奎在力学研究和教育上的重大贡献,1990年,他被评为国家级有特殊贡献的科学家。
1998年5月,王俊奎先生与世长辞,享年90岁。
我们深切怀念这位为航空事业和北航建设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的固体力学专家和教育家。
【自动控制专家林士谔教授(原厦门大学航空系系主任)】 林士谔,1913年7月1日生,广东省广州市人。
1924年因父亲病逝,林士谔生活无着,只得随其母投奔北京姑母处。
1925~1927年就读于香山慈幼院。
1927年考入北京汇文中学,1931年高中毕业后考入上海交通大学电机系。
1935年7月毕业后,林士谔被广东省录取为公费留学生,赴美入麻省理工学院学习航空工程,师从世界著名陀螺仪表专家德雷珀教授,翌年获硕士学位,1939年6月获博士学位。
他在博士论文《飞机自动控制理论》中,创造性地提出了高阶方程劈因解根法。
这种方法后来被国际数学界命名为“林士谔法”,至今还在被广泛应用。
林士谔获得博士学位后,毅然回国。
于1940年初到成都空军机械学校担任航空仪表高级教官。
1942年夏,林士谔调至空军仪表修造厂任副厂长,在此期间,林士谔成功研制了一种膜盒式真空速度表,获得当时航空委员会颁发的“光华发明奖”。
1946年10月,林士谔应厦门大学聘请,担任航空系教授兼系主任。
在厦门大学,林士谔教授除讲授《航空仪器及设备》等课程外,还从事飞机控制的稳定性专题研究。
1951年,全国院系调整时,林士谔教授带领厦门大学航空系师生来京,与北洋大学航空系、西北工学院航空系一起并入清华大学,成立清华大学航空工程学院。
1952年,林士谔教授参加了创建北京航空学院的工作。
林士谔教授是北航飞机设备系的奠基人之一,担任该系副主任。
他致力于专业建设,亲自编写专业教材。
他讲授的专业课程有:
航空仪表、自动驾驶仪、飞机设备、自动器元件、陀螺稳定系统及惯性导航理论。
林士谔同时积极倡导学术研究,1958年,他在《中国科学》上用英文发表了“真高度表的设计原理与试飞数据”,在《北航学报》上发表了“飞机在自动控制下侧向及横向过渡过程曲线的理论分析”、“调频式无线电高度表误差的理论分析”、“陀螺仪安装支架误差”以及“半解析式惯导系统参数选择”等论文。
这对学科专业建设、教师队伍成长以及学生的培养都起到了极其重要的示范作用。
1958年林士谔教授作为中苏陀螺仪理论及其应用的协作项目负责人之一,去列宁格勒光学精密机械学院进行交流访问,参观有关的教学及科研设备。
回国后,他极积筹建了国内第一个陀螺与惯性导航研究室,并与青年教师们一道,设计制造出一种新型的液浮陀螺仪,填补了当时中国航空陀螺仪领域中的一项空白,促进了中国惯性技术的发展。
1960年在他指导下,北航研究出了动压气浮陀螺马达样机。
林士谔教授十分注意国际科技发展的动向,他主编出版《陀螺仪理论及其应用译文集》、《动力调谐陀螺》;他撰写“双轴挠性陀螺补偿线路分析法”、“陀螺及惯性导航系统综述”、“应用分析法解K值根轨迹方程理论”、“航天飞机中的惯导系统与几点建议”等论文,及时跟踪国外科技前沿水平。
林士谔教授所领导的研究室后来在光纤、激光、半球谐振、超导等新型陀螺仪以及GPS/惯性、天文/惯性组合导航系统和捷联式惯导系统等项目都能紧跟国外发展,有些项目处于国内领先地位。
由林士谔教授创建的陀螺惯导专业,至今已培养本科生逾千人,经他亲自指导的研究生有20多名。
这些毕业生遍布航空、航天和航海各部门,不少人已成为学科带头人和技术骨干。
他关心中青年教师的成长,经他培养的几名中青年教师,目前都成为专业梯队重要后继力量。
1987年9月27日,林士谔教授因病医治无效,与世长辞,终年74岁。
我们深切怀念这位举世闻名的自动控制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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