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个人收益率一个文献综述及政策含义教育学术.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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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个人收益率一个文献综述及政策含义教育学术
【摘要】本篇文章的目的是通过对中国教育个人收益率研究的文献回顾,揭示教育与收入、收入分配及劳动力市场之间的关系及其政策含义。
首先说明了教育个人收益率研究的意义与方法,然后依次概述了中国教育收益率的基本特征、从制度和技术角度对教育收益率估计值的解释、计量方法的改进对估算教育收益率的影响、转型期中国教育收益率的特点以及教育收益率的变化特征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最后做了简单的评述。
本篇文章的目的是通过对中国教育个人收益率研究的文献回顾,揭示教育与收入、收入分配及劳动力市场之间的关系。
自从人力资本理论以来,对教育与收入关系的研究文献汗牛充栋,对中国的研究自从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亦是如此,并有多个视角,而基于人力资本理论的教育个人收益率的研究占据了一个重要位置。
本篇文章以下的内容首先说明了教育个人收益率研究的意义与方法,然后依次概述了中国教育收益率的基本特征、从制度和技术角度对教育收益率估计值的解释、计量方法的改进对估算教育收益率的影响、与转型期相关的中国教育收益率的特点以及教育收益率的变化特征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最后做了简单的评述。
一、教育个人收益率研究的意义与方法
教育收益率研究的是教育作为一项个人(以及家庭)和社会(政府公共支出)投资的收益率的大小,能够分为个人收益率与社会收益率,本篇文章主要注重的是前者。
自从上个世纪50、60年代的人力资本理论以来,对教育收益率的研究就非常重要。
因为人力资本理论确立了把教育看作一项投资的基本理论模型,因而成为估算教育收益率的理论基础。
一般认为,对教育收益率的研究有如下意义:
首先,教育收益率是评价教育生产力的一个有用的指数,它试图回答的是:
社会和个体是否应该在教育上投入资源?
也就是说,教育收益率既能够作为评价一个国家或地区投入到教育中资源的判断标准,提供资源配置效率的信息,又能够激励个人和政府投资于教育。
如通过比较教育的收益率与物质资本投资的收益率,就能够判断一个国家或地区在教育上投资的多寡;再如根据绝大部分研究发现的教育收益率较高的值,这样能够激励个人和政府把更多的资源投资于教育。
其次,通过对不同群体、不同教育水平收益率的研究,能够判断教育内部资源分配的合理性,包括男性和女性、农村和城镇、以及各级各类教育上资源分配的合理性问题。
第三,在教育上的支出作为一项投资,要求取得相对应的收益,而收益的高低能够反映出教育投资对收入分配的作用、以及劳动力配置效率的高低。
所以,了解人力资本投资收益率有助于分析检讨收入政策、教育政策与就业政策的得失。
第四,对教育收益率的研究还有着重要的政策意义(Psacharopoulos等,2002)。
这个领域的研究可用于指点教育体制和财政改革的宏观政策制定,这方面的例子如英国和澳大利亚的高等教育财政改革。
此外,具有创新的应用领域是用来评估一些特殊的项目。
这方面的例子如印度尼西亚的“学校建设”项目、印度的“黑板”项目、以及埃塞俄比亚的“主要部门投资”项目。
同时,根据教育收益率的研究,政府在公共政策设计上即要激励个体提升人力资本上的投资,又要注意保证和资助低收入家庭的投资。
最后,研究教育收益率对于象中国这样的转型国家又有着特殊的意义。
众多的研究者将教育收益率作为判断中国劳动力市场建设和经济转型水准的一个指标。
如Appleton等(2002)通过对不同群体的教育收益率的比较以判断中国城镇地区是否已形成了竞争性的劳动力市场;赖德胜(2001)认为用教育收益率能够判断劳动力市场体制分割状况;Zhao&Zhou(2001)则认为教育收益率的研究提供了考察转型期间资源配置以及理解社会制度改革水准的一个工具。
对教育个人收益率的研究依赖微观数据。
根据已有的文献,研究教育收益率的方法主要有两种:
明瑟收入函数(Mincerianearningsequation,称为明瑟收益率)和基于精确法(ElaborateMethod)的内部收益率。
此外,根据农村家庭的特点,研究农村教育收益率的学者又发展了一种方法:
生产函数法(Jamison&Gaag,1987)。
因为精确法的应用依赖于教育成本与收益的准确数据,而现实中这些数据又难以获得或难以估算,此外,生产函数法是应用于以家庭为生产单位的农村地区的特殊方法,因而,应用精确法和生产函数法研究中国教育收益率的文献还很有限,绝绝大部分研究应用了明瑟收入函数。
本篇文章以下的内容也以这样方法的介绍和文献研究为主。
明瑟收入函数是由经济学家明瑟(Mincer,1974)根据人力资本理论推导出的研究收入决定的函数,该模型包括两个基本的变量:
教育和工作经历及其平方,实证模型中教育变量的系数就是教育的个人收益率(明瑟收益率),其含义为多接受一年教育(不考虑教育水平)可引起的收入增加的比率。
如果把基本收入函数中的连续变量——学校教育年限(S)分成一系列教育水平虚拟变量,就能够根据这些虚拟变量系数的比较确定不同水平教育的收益率。
由此可见,明瑟收入函数其实是一个研究收入决定的模型,因而,研究者通常根据自己的研究目的,在模型中加入其他变量,如性别、地区、部门等。
该函数包含了两个基本的经济概念:
(1)它是一个劳动力定价模型或享乐主义(hedonic)工资方程,揭示了教育和工作经历这些具有生产力特性的要素在劳动力市场上的报酬;
(2)它代表了教育的收益率,能够与市场利率实行比较,从而决定人力资本的最佳投资水平(Heckman,etal,2003)。
对明瑟函数有众多的评论,如Psacharopoulos,1994;Schultz,1988;Strauss&Thomas,1995;Card,1999;赖德胜,2001;Heckman,etal,2003;等等。
虽然后来的学者在这方面种方法多有批评,不过,因为这样方法简单容易,成为研究者使用最多的方法(Psacharopoulos,1994)。
二、中国教育个人收益率的基本特征
从所能看到的文献来看,最早的对中国教育收益率的研究应该是Jamison&Gaag在1987年发表的文章。
初期的研究样本数量及所覆盖的区域都很有限,往往仅是某个城市或县的样本。
而且在这些模型中,往往假设样本是同质的,模型比较简单。
在后来的研究中,样本量覆盖范围持续扩大直至全国性的样本,模型中也加入了更多的控制变量,并且考虑了样本的异质性,如按样本的不同属性分别计算了其收益率,并实行比较。
这些属性除去性别外,还包括了不同时间、地区、城镇样本工作单位属性、就业属性、时间、年龄等。
下面概况了研究的主要结果。
1.城镇与农村的比较
因为中国劳动力市场明显的二元体制,对教育收益率的研究区分了农村与城镇。
对这两类样本是根据户口属性来定义的,而不管其在城镇还是农村工作。
从计算的结果看,在城镇地区,最低的值为0.75%(邵利玲,1994),最高值为11.5%(Zhang&Zhao,2002),应用1995年以前数据的绝绝大部分研究计算的收益率在6%以下;在农村,最低值为0.7%(Gregory&Meng,1995;Li&Urmanbetova,2002),最高值为6.4%(Brauw,etal,2002),绝绝大部分研究的收益率在5%以下。
能够看出,农村个体的教育收益率要明显的低于城镇居民,这从同时含有农村和城镇居民样本的研究中能够更加明显的看出这个点。
如李实和李文彬(1994)用1988年全国数据的估计表明,城市个体收益率比农村个体高出近2个百分点,而在最近的一项研究中(李春玲,2003),2001年两者的差别达到了7个百分点,说明这个差别有随时间逐渐扩大的趋势。
城镇和农村的教育收益率差异的另一个特点是,在教育和工作经历这两个变量对收入决定的解释力上,农村的模型要明显低于城镇模型。
绝大部分的研究发现农村雇佣劳动者总收入差异中不足10%是由教育和工作经历这两个因素造成的,而城镇样本大多在20%以上。
这个结果再次验证了中国劳动力市场的二元体制特征,以及农村劳动力市场的发育水准远远落后于城镇劳动力市场。
2.收益递减还是递增?
根据新古典经济理论中投资边际报酬递减规律,教育投资也应表现出相似的特点。
事实上,对世界其他国家的研究也验证了这个规律(Psacharopoulos,1994),即随着教育水平的提升,教育收益率表现出下降的趋势。
不过,对中国的研究出现了相反的结果。
一个证据是,众多研究发现教育收益率从高到低依次是高等教育、中等教育和初等教育(李实和李文彬,1994;Wei,etal,1999;邵利玲,1994;Xie&Hannum,1996;等)。
另一个证据是把样本按某一教育水准作为分界点,分别估计在这个点之上和之下个体的教育收益率,结果发现分界点之上的个体的收益率要高于之下的个体。
如Brauw&Rozelle(2002)以及Maurer-Fazio&Dinh(2002)的研究都发现,小学或高中以上个体的教育年数的系数都高于小学或高中以下个体的系数;诸建芳等(1995)的研究表明,代表着中低等教育的基础教育收益率为1.8%,代表着中高等教育的专业教育的收益率为3.0%;Li(2003)的研究也发现,中国的教育收益率即使平均水平比较低,不过大学教育的收益却要高于高中以前教育的收益率。
Benjamin等人(2000)认为,在中国,教育收益率之所以出现递增,是由接受高层次教育(高等教育)的个体比例较少造成的,其后果是,因为高层次的教育仅有少数人获得,而教育收益率又递增,这样会增大收入差别。
同时,收益递增的原因可能与中国政府在高层次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上对个人的大量补贴相关。
3.随时间的变化趋势
在城镇地区,教育收益率随时间表现出明显提升的趋势。
如Zhao&Zhou(2001)的研究估算的1978年的收益率为2.8%,相对应的应用80年代中后期的数据计算的值达到4%,而90年代后的研究到5%以上;Zhang&Zhao(2002)应用了1988-1999年各年的全国数据更明显的表现出这个规律,如1988、1994和1999年这三年的收益率分别为4.7%、7.8%和11.5%。
此外,城镇教育收益率随时间的增长还表现为这样一个特点:
在1993-94年是变化最大的时期,93年以前的教育收益率缓慢增长,到94年迅速提升,之后又缓慢增长。
在农村地区,因为收益率的值较低,随时间的提升趋势比较平缓,变化水准远远低于城镇地区。
4.教育收益率的性别差异
在众多的研究中,男性的教育收益率要低于女性,唯一的例外是Maurer-Fazio&Dinh(2002)的研究结果。
而且两者的差异随着时间的推移有扩大的趋势,如于学军(2000)的研究发现,1986年男女收益率的差异为2个百分点,而到1994年这个差别扩大到3个百分点以上。
Zhang&Zhao(2002)的研究表明,随着时间的推移,男女教育收益率的差别先是略有减小,后又在逐渐扩大,这个差异从1988年的2.9%,到1992最低的2.4%,再到1999年差别最大的5.8%。
女性较高的收益率为倾向于女性教育投资的政策提供了一定的依据。
文献中对教育收益率性别差异的解释有多种,一种解释认为女性职工上学的机会成本低于男性,从而只考虑机会成本而不考虑直接成本的明瑟收益率会使女性比男性高(赖德胜,2001)。
另一种解释则基于两者劳动时间参与上的差别,即女性的劳动参与率要低于男性,而在劳动力市场上的女性的水平要高于呆在家庭中的女性,而男性就没有表现这个特征,从计量方法上讲,在估计明瑟收益率时,忽略水平因素会高估教育收益率(见下文的解释),因而女性的收益率会高于男性(Zhang&Zhao,2002)。
还有一种解释是女性样本中高中一年级级教育水平的个体收入与低一级教育水平的之间的相对差别要高于男性(杜育红、孙志军,2003)。
5.不同部门的教育收益率
在现实中,不同经济部门劳动力市场中收入的决定因素不同,这会造成教育收益率的差异。
几乎所有的研究发现,在不同所有制结构部门中,一般是国有部门和公共部门的教育收益率都要低于私人部门。
因为国有部门和公共部门的劳动力资源配置的市场化水准要低于私人部门,因而,市场化水准高的部门的教育收益率要高于市场化水准低的部门。
这反映了不同部门中对教育回报的差异,也反映了教育的生产力效应发挥的水准上的差异(杜育红、孙志军,2003)。
6.个体的其他属性对教育收益率的影响
文献中注重的个体属性除去上面提到的性别外,还有年龄、工龄、户口、找到工作的方式、就业属性等。
研究发现,年青人和工龄较短的个体的收益率高于年长者和工龄较长的个体(Maurer-Fazio,1999;Li&Luo,2002;Zhang&Zhao,2002),通过竞争的方式(市场)找到工作的个体教育收益率高于通过(政府)“安排”的方式的个体(Meng,1995;Maurer-Fazio&Dinh,2002)。
若按户口和就业经历划分,那些一直有工作(未“下岗”)的个体的收益率最高,其次是下岗后又找到工作的个体,最低的是下岗后仍未有正式工作的个体;城镇居民的教育收益率要高于城镇中农民工的收益率,另外,下过岗又找到工作的个体现在的收益率高于下岗前的收益率(Maurer-Fazio&Dinh,2002;Appleton,etal.2002)。
对于户口因素对教育收益率的影响也有相反的例证,如Appleton等人(2002)根据对1999年全国的城市中的数据研究发现,城市中两类群体(城镇居民和农民工)的教育收益率已经相差不大(前者为6%,后者为5.6%),并由此判断中国城市的已经初步形成了竞争性的劳动力市场。
7.地区差异
中国教育收益率的地区差别也比较明显,有的研究发现东部地区的教育收益率最低,而西部的最高,也有的研究发现中部地区的最高。
但是总体的特点是西部地区的教育收益率起码不低于东部地区,这为增强向西部地区的教育投资的政策提供了坚实的证据。
8.国际比较
中国的教育收益率在世界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
根据Psacharopoulos等人(2002)的研究,90年代中后期世界平均的明瑟教育收益率为9.7%,其中亚洲国家的平均水平为9.9%,OECD国家为7.5%。
以此比较来看,中国城镇地区的教育收益率在90年代中后期以前的要低于世界及亚洲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并且时间越往前,收益率越低;到2000年前后,这个数值开始接近并超过了世界及其他地区的平均水平。
中国农村地区的教育收益率则一直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三、对较低的教育收益率的解释:
制度因素与生产技术条件
如上述,应用90年代中后期以前的数据对教育收益率的研究都得到了比较低的值,尤其在农村更是如此,甚至有研究认为教育在中国农村中的作用是微乎其微的(Zhao,1997)。
我们还不能怀疑数据的可靠性,因为,绝大部分研究使用了国家统计局协助下的在全国范围内实行的抽样调查数据。
这些结果的一个隐含的政策意义就是,中国以往的教育投资的低水平是合理的,而且维持这样低水平的投资水平也是合理的,应该把更多的资源投入到收益率更高的部门去。
事实真是如此吗?
近些年来,很多研究者从两个视角专门对这个现象实行了解释,一个视角是基于对劳动力市场的一些制度特征的分析,另一个是从计量方法上做出的解释。
这个部分主要讨论前者。
制度因素对教育收益率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劳动分配体制和劳动力市场分割体制。
劳动分配效率的低下和因为体制分割造成的劳动力市场的非竞争性和非流动性都会对劳动者的生产力产生负面影响,这样,受过教育的个体的生产力无法充分发挥,或者是其所得报酬低于所创造的边际产品的价值,必然会降低教育的收益率。
从这个角度出发,早期的一些研究侧重于从理论上的解释,并没有实证检验。
如Knight&Song(1991)认为较低的教育私人收益率与刚性的工资体制相关。
李实和李文彬(1994)把较低的收益率归结为城市的工资体制。
邬剑军和潘春燕(1998)的理论分析也认为,中国城镇的企业工资体制是基本不反映劳动者教育水准的差别的,这是中国个人教育投资回报率严重偏低的主要原因。
赖德胜(2001)的研究强调的是劳动力市场分割体制造成的诸多问题。
他认为,劳动力初始配置的行政化和非竞争性、劳动力的非流动性都会抑制配置水平和生产水平的发挥,从而都会造成教育收益率的低下。
另外的一些研究则对制度因素的影响实行了实证检验。
Fleisher&Wang(2002)通过比较中国企业中的生产工人和技术管理人员的边际产品价值与实际情况所得报酬,发现技术管理人员的边际产品价值要远远高于生产工人,而两者的实际情况所得报酬则相差不大,因为技术管理人员的教育水平较高,而生产工人的较低,这样,较高教育水平与较低教育水平的个体的边际产品价值之间的比例要高于两者所得报酬或收入的比例,同时,劳动力市场上还存有着体制分割与约束劳动力流动的政策,这些都解释了较低的教育收益率。
如前述,文献中对中国农村教育收益率的估计值更低,这引起了更多的研究者的兴趣。
Zhao(1997)认为,传统的估计方法因为忽视了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即由政府政策造成的对劳动力流动的约束)这个体制因素,因而低估了教育的收益率,特别是因为中国在城乡之间存有着持久的收入差别,如果教育有助于农村个体克服进入城市劳动力市场的障碍,在明瑟收入函数中就不会捕捉到农村居民的教育水平的这个影响。
以此为出发点,Zhao通过把劳动力市场分割因素引入到模型中,研究了在农业就业和非农就业的农村劳动力的收入,并估计了教育的收益率(称为“迁移”收益率),结果发现,1979年的教育的迁移收益率为8.3%,而1985年的为4.3%,这个结果要远远高于同期其他研究结果。
李实和李文彬(1994)从农村要素市场的特点实行了分析,他们认为因为农民几乎无法自主决定在绝大部分土地上种什么作物甚至种几样作物,多数出售的产品以低于市场出清的价格,通过国家控制的销售系统进入市场,土地、转自http:
//www.ZhaZ化肥和劳动力投入通常是由行政手段而不是由市场决定的,所以,正式教育在确定投入-产出最佳结合方面作用不大。
关于教育在农村中的作用,Schultz(1964)早就指出,在传统农业中,农民没有应用技术的经济激励,很多农业技术会丢失,对农村劳动者的教育水平就没有什么要求,教育的作用是微乎其微的。
Rosenzweig(1995)进一步指出,教育投资并不是万能的,其收益率依赖于技术革新以及市场和政治体制的改革。
作者把这个理论应用到解释中国西部农村中教育的作用,认为传统的农业生产技术占主导地位是造成家庭生产函数中教育的系数为负值的主要原因(孙志军,2002)。
上述解释对教育与农业生产之间的关系是合适的,不过,绝大部分教育收益率的估计采用从事非农劳务性活动的农村个体。
对城镇居民和城镇农民工教育收益率的比较已经说明在劳动力市场上的二元体制是造成农村工资收入者较低教育收益率的原因。
一些研究进一步从雇佣了很多农村个体的乡镇企业的生产技术水平和农村劳动力市场上的供求不平衡提出了解释。
Li&Urmanbetova(2002)通过对农村乡镇企业为主的劳动力市场上工资的决定及教育的收益的研究认为,在这样一个劳动力市场上,因为乡镇企业数量较少以及经济规模较小,劳动力相对过剩,因而在劳动力市场上形成了买方市场。
这样,劳动者在与雇佣单位确定工资报酬上就存有着劣势,工人很难按其边际生产力取得相对应的报酬,在农村中的企业中,教育在工资结构中基本上是不起作用的。
不过,即使劳动力市场的供求不平衡是真实的,如果受过较高教育的劳动力生产力更高的话,他们也能得到较高的工资。
这样,较低的教育收益率还暗含了其他解释。
这其中农村企业的生产技术水平原始与落后就是一个因素,在这些企业中,教育根本就是不重要的,相反,工作经验可能是一个决定工资的重要因素。
从上述研究中能够看出,中国教育收益率的低下不是因为教育投资本身的原因造成的,而是因为教育的生产力效应的发挥所需的制度和技术条件的约束而造成的。
这样解释其实植根于这样一个假设,即作为一项资产的人力资本,如同物质资产一样,其回报需要有相对应的激励机制,在受到充分的保护时,人力资本的收益率才能真实的反映出来,也即教育的作用才能得到充分发挥。
教育收益率的提升相对应的会带来教育生产力效应的发挥,因而上述解释的政策意义就是,创建完善的劳动力市场,将会提升教育的收益率,进而提升教育的生产力效应。
而对于农村地区,提升农业生产和乡镇企业的生产的技术条件也会起到相对应的效果。
四、计量方法对估算教育收益率的影响
计量方法对估算明瑟收益率的影响主要是指测量方法的缺陷造成的估计的值偏离真实值。
其依据是,因为基本的明瑟收入函数是用OLS估计的,这样,从计量经济学的角度看,因为解释变量的复杂性和样本的选择问题而造成的偏差(bias)都会削弱这个估计方法的有效性,这会使得估计的教育收益率与真实值有较大的差别。
对中国的研究绝绝大部分使用了该方法,这样,OLS估计本身的问题和较低的估计值使得一些研究者从计量方法上考察对教育收益率估计中可能存有的问题。
一些研究者认为,中国的教育收益率之所以出现较低的值,可能是方法上的原因造成的。
计量方法对明瑟收益率的影响主要有三类,第一类是与样本选择相关的样本偏差问题,第二类是与明瑟收入函数自身的缺点相关,第三类是变量的测量误差。
1.样本偏差
样本偏差包括样本不具备代表性以及截取样本(CensoredSample)问题。
没有代表性的样本会使收入和教育之间的测量关系变得更为模糊(Brauw&Rozelle,2002)。
这在很多文献中都出现了这个问题,如一些研究的样本仅限于经济中某个部门(如,Meng,1996;Gregory&Meng,1995;Hoetal.,2001),这显然是没有代表性的。
Becker(1964)曾警告说,如果仅仅是用一特定的样本估计教育的收益率,其值将会是比较低的。
截取样本主要是指一些样本的被解释变量的信息无法被观测到,这部分样本在估计时被简单的排除在外。
比如我们研究城镇个体的教育收益率,我们知道的是那些有工作个体的实际情况工资,但是不知道没有工作的个体的工资(“保留工资”)。
这个问题更多的体现在农村教育收益率的估计上。
因为农村个体的生产活动方式有多种选择,他/她们的“保留工资”更难以观测到,而绝大部分研究使用的是仅有工资收入(或劳务收入)的样本。
在这两个例子中,因变量(工资收入)是被截取的:
没有这部分样本的因变量的信息。
样本选择偏差会使估计模型是有偏的。
而且,截取样本偏差更可能高估教育的收益率。
这个点也成为解释女性教育收益率高于男性的原因。
针对这个问题,研究者通常采用Heckman(1979)提出的标准步骤来纠正这个偏差。
2.明瑟收入函数的缺点
明瑟收入函数自身的缺点有多种,这些缺点多是忽略了模型中的一些变量及它们之间的关系。
这些变量主要包括水平因素和学校质量因素。
在估计模型中忽略水平因素而造成的有偏估计称为水平偏差(abilitybias)。
一般认为,个体的水平往往是天生的,天生水平的差异会导致个体受教育水平的不同,两者的关系是,水平越强,则教育水平越高,因而传统的方法从理论上会高估教育的收益率。
忽略学校质量因素对个体教育水平的影响也会造成有偏的估计。
这里的关系是,学校质量与个体教育水平是正相关关系,也就是说,那些进入质量比较高的学校的个体的教育水平要高于质量低的学校的个体,因而,忽略学校质量因素也会高估教育的收益率。
此外,传统的明瑟收入函数还忽略了教育与收入之间的非线性关系。
如果某级教育(如初中)后的收益率高于该级教育以前的收益率,那么结果会被低估。
克服水平偏差的影响的方法是在模型中直接加入水平的代理变量(ProxyVariable)或在计量模型上用工具变量法(IV),这些变量通常是些家庭背景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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