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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作文阅卷手记
高考作文阅卷手记
南方周末 2002-04-2510:
51:
39
□李汉(吴非)
编者按:
本文是一位重点中学教师多年参与高考语文阅卷的感受。
作者讲的是真话,用的是假名;意不在揭什么内幕,而是期望引起社会各界与有关部门的重视,尽可能给考生以公道。
不要问本文说的是哪省哪市,欢迎对号入座,有则改之。
作者、编者早就关注这一问题,想讲出这番话,之所以选择现在发表,是因为上届高考已过去近10个月,今次高考尚有2月余,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
但愿不会说了白说。
每年的高考全国重视,全社会重视,也有许多人会营造气氛,热闹几个月,其实有许多重要环节被忽视了。
每年高考一开始,传媒就不顾后果,千方百计地打听消息,有时7月7日上午考语文,下午出版的晚报就开始刊载对试题的分析,严重干扰考生的情绪,有的考生当晚就恐惧不已。
而阅卷开始后,一些记者更是肆无忌惮,买通个别阅卷教师,把内部阅卷资料弄到报上,而这些“标准”往往并不可靠,弄得考生人心惶惶。
可是说来也奇怪,对阅卷的具体过程,传媒却从来不作报道,是记者麻木无知还是他们见怪不怪,我就不知道了。
比如,阅卷教师在一份作文上的时间究竟是多少?
我从未见报纸有过报道。
90秒内判定死生
早些年外人都把阅卷看得很神秘,一些教师则一度把阅卷当作一种荣誉,近年来情况有了很大的改变。
有些现象看不到了,过去为一份作文卷的评分,大家能争得面红耳赤,现在则很少争论。
每有争议,组长就会劝大家快平静下来,不要浪费时间。
因为阅卷点大门有评比栏,插了些小红旗子在上面,就像幼儿园表扬小朋友一样。
语文阅卷遭到的非议最多。
教师在每份作文上停留的时间究竟是多少?
各省市说法不一,但有一点是没问题的,就是看一份800字以上的作文并打分,平均时间不到两分钟!
某省阅卷点作过测算,近30万份作文试卷,10天内要改完,180位教师阅卷,除去复查教师,其余两人一组,每篇作文需要两人过目,则每位教师每天要看350篇作文。
如果教师按照这种方法去做,那就是每天要看12本作文(每本30份)——当过中学语文教师的都知道这是什么概念,也就是说,每天8小时工作时间,除去高温休息一小时,在余下的7小时内,一分钟也不停地看,不喝水不上厕所不与别人说话,每小时要改50篇作文,平均每篇作文上停留的时间约70秒!
但是实际操作比较灵活,都是对半分,一人看,另一人大概翻翻,签个姓(连完整的姓名都来不及签)。
这样算下来,改一份作文也只有90秒钟而已。
和我们平时改作文不同。
我们了解自己的学生,熟悉他的写作习惯,相对而言,我们有的是时间,可以反复看,可以向学生询问,甚至可以“面批”,因而一般没有太大的误差,况且平时的作文分数也不是很重要。
而高考阅卷90秒钟是什么概念?
现在学生的书写一般不大好,多数学生的标点不够规范,看完一篇起码要3分钟,再考虑一下分数,总共应当在200秒以上。
看到阅卷教师像刮风一样地改卷,真让人感到恐惧,这种速度,质量能有保证吗?
如果谁说质量能保证,那不是外行,就是别有用心!
有个组长表扬一青年教师,说他一天改了20多本作文,而这青年教师的“感觉”特别好,所以让他只批分数不签名(签名费时),由别人代他签。
对富有经验的教师而言,90秒钟之内判一份作文分也不一定就有把握,更何况一般教师呢?
由于人少,复查抽查只能抽到20%的试卷,其余大部分只能听天由命。
有个情况各地都一样,就是“保险分”特别多,60分的作文,他们一般给个42分到45分。
有次查到一本作文,30份试卷,几乎全是“42”和“43”两个分数!
“没底就打保险分”,结果必定是埋没了真正的好文章。
既能让明珠暗投,也能让鱼目混珠,是作文阅卷的老毛病!
现在强调素质教育,可是这“90秒”是不是素质教育的体现?
学生毕竟有自己的利益,教师也不能眼睁睁地让学生抱着理想主义的旗帜去应试。
我们现在的作文训练,不得不提一个口号:
让教师在90秒内不敢对你的作文瞎打分!
一想到学生跟着我们辛苦学作文多年,而就在90秒内被人定死生,不禁悲从中来!
良莠不齐的阅卷队伍
应当说,在这些年的阅卷中,大部分教师工作是认真负责的,虽然任务很紧,虽然报酬很低,虽然大家不熟悉,但是都凭着教师的良心在工作。
有的青年教师中午从不休息,下班时还帮助整理试卷,做收尾工作;有些基层教师把阅卷当作业务学习机会;可是也有些教师责任心差。
这些人来阅卷的目的很复杂,有的是想了解一下当年考试情况的,有的是单位里强令来的,有的就是为混点阅卷费的。
其中有些人的业务水平很差。
我就见到一高校的“副研究员”,不知为什么年年来阅卷,他改作文判分,一半有误,复查组教育他,提醒他注意质量,他却满不在乎;有一次查他改的三篇作文,总误差竟达到30多分,最后领导小组被迫取消他的阅卷资格。
像这样的人,每年都有好几个。
看到这样的情况,就像看到光天化日之下有人杀人一样!
作为教师,我知道每一份试卷后面,都有一位读了12年书的孩子,他并不要我们“开恩”,他只期待着我们的公正公平;每一份试卷后,还有一个家庭,这个家庭也许含辛茹苦,盼望着孩子的考试能得到公正客观的评价。
然而他们如果得知类似《聊斋》中说的那种“盲试官”在“瞎胡闹”的话,他们将何以安抚自己受伤的心呢?
阅卷一般在省城的高校,高校中文系教师一般不愿意参加这样的工作,一些重点中学的教师也要利用难得的假期休整,所以在阅卷点里青年教师特别多。
每年看中央电视台有关各地的阅卷报道,就可以发现,复查组和一些组长是老教师,而阅卷教师多是青年——并非是说青年教师不行,这项工作需要相当数量有经验的人,这样的年龄结构并不理想。
有的地方,把大批研究生弄来阅卷,最多的达到三分之一!
一是因为中学资深教师难请,二是这样做可以解决一部分研究生的生活费。
这些研究生没有教学经历,对在短时间内准确地判定一篇作文的分数是有困难的,可是在经过半天的“集训”后,他们竟然就敢下手了!
有的研究生很珍惜这样的机会,虽然动作慢一些,但是能注意质量,我就见到三四个研究生,水平高,干活一丝不苟,和其他教师合作得很好,每个组都抢着要他们。
而有的研究生大概是散漫惯了,视如此重要的工作若儿戏,经常迟到早退,某教授每天站在门口抓迟到者,抓住的基本上是研究生,住在校内还迟到。
有的研究生吃不透评分标准,误差率很高。
有年某大学的一博士生,40分一题的作文,他最低打34分,问他知不知道34分是什么概念?
他说:
看学生不容易,可怜。
可是问他,你这样做“公平”吗?
他说,那管不了了。
去年我看到某大学一女博士生戴着“随身听”,一边听音乐一边改卷,组长非常愤怒,讲她她也不听。
有的研究生因工作马虎而上了“黑名单”,第二年不得来阅卷,可是导师来说情,苦缠不已。
每年报到时,老组长们最怕的就是“前度刘郎今又来”。
阅卷要讲资格,这种工作虽然不一定要很高的学历和职称,但是事关重大,没有高中或高校写作教学经历,没有对写作教学相关的研究,是没有资格承担这项工作的。
但是,你如果仔细看一遍阅卷者填写的表格,就能发现,许多人从事的是与写作教学根本无关的工作!
让这样的人去判分,即使他再谨慎,也很难不出错。
也有的说起来是中学教师系列,但是其学校没有高考任务,按说这类教师是没有必要(或者说没有资格)来阅卷的,但是有些人竟然也年年来。
有一年我复查某教师的一本试卷,30份改错近20份,其中错判在10分以上的有3份(那一年是40分的大作文),找她谈话,才知道她是“区职工业余学校”的,这是个没有高考任务的学校。
阅卷组组长的任务很重,既要负责把全组12到14位教师的尺度调到一个水平,还要协调一个组(语文基础知识和作文两部分)的进度。
总复查组教师更是为难,他们的工作是把质量关,可是以他们的精力,只能对总量20%的试卷复查。
有位搞复查工作的教师说,他每天就像在炮火下救助伤员,没法救下所有的人,只能救一个是一个。
每次阅卷结束时,心里都很沉重。
也有的人明知道全部内幕,可是已经麻木,对这种工作根本不投入,他们对学生没有感情,只有到自己的儿女高考,他们才会对这样的评分开骂口。
每年的评比,都说“靠许多教师努力,把差错压缩在最小范围”——这个说法究竟是什么含义,外界未必知道。
记者虽然无孔不入,不知何以偏偏对这个问题不动脑子,这里指的“差错”,都是指“核分”这一关,即分数没有加错就行,至于判分正确与否,是否全在“允许误差”之内,则不予考虑。
说到这一点,使人想到足球裁判规则,场上判错了,吹的是歪哨,就将错就错,即使处分裁判,比分也不改变。
不过不同的是足球裁判错判,全场几万人,众目睽睽,还知道是谁干的,还可以骂“黑哨”,如果查实受贿,甚至可以依法起诉;而错判试卷,谁也不知道,是谁判的也无从查清,全得凭人的责任感和良心办事,而且个人的意志在起决定作用,这样谈得上可靠吗?
一定要增加投入
阅卷经费是根本问题。
由于报酬太低,许多有经验的教师托故不来,有的即使来了,那微薄的报酬,加上一些官员的颐指气使,使他认为是对教师的侮辱。
一些有责任感的教师对这种状况早就忧心如焚,不断地利用各种渠道反映问题,据我所知,有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通过提案方式反映情况,要求增加经费,通过提高待遇的方法,延聘资深教师阅卷,同时增加阅卷教师人数,以减轻负担,提高阅卷质量。
提案年年有,就是没改观。
某省考生报名费为130元(经物价局批准),全省近30万人,总报名费近4000万元,这部分经费包含考场租用费、监考人员劳务费、交国家考试中心的试卷费、各科试卷批改费等。
而用于语文手工改卷费仅70万元,再扣除阅卷的场地费、水电费等等,仅有50万元用于支付阅卷费,每天每人阅卷报酬约为110元。
高温天气,高强度的脑力劳动,以这样的报酬,是难有高质量的。
而据说有的省市,连这样的报酬还拿不到!
以我所在的省为例,在高考全部阅卷任务中,语文的作文是任务最重也最容易出错的,可是报酬只占考生报名费的1%!
那么多钱都用到什么地方去了?
政府有没有关心过这部分从考生身上收来的钱的用途?
有关招办的议论非常多,招办的解释是经费不够。
但是“招办”在教育系统是个人人都想去的地方,这不是秘密。
有位省政协委员在“两会”上向招办质询:
你们的高标准宿舍楼是用什么钱盖的?
你们那么多轿车哪来的?
你们的年收入为什么会那么高?
你们年年出国考察,外国有这样的高考吗?
……有的委员提出不得用这笔钱作固定资产投资,同时要对5年来的报名费进行审计,但是至今没有答复。
调整阅卷队伍,提高质量,不是没有办法,我认为就是有关部门不重视,投入太少。
作为国家级的铨选(至少是每年最大规模的考试),作为涉及千百万家庭的大事,政府应当加大投入。
考生的报名费,应当专款专用,不能作为有关方面的固定投资或其他开支,招办所收的款项是来自于民的,因而每年都应当对前一年的账目进行审计并公开,公众有知情权。
从政治上看,政府加大投入是解决问题的根本途径。
阅卷标准的把握应有新措施
一次考试阅卷标准的制定,是非常严肃的,不能由一两个人说了算。
我看一些省传来的标准,非常惊讶。
全国统一命题的试卷,为什么各省市能制定出不同的作文评分标准?
且东西南北差异极大,有的写法,在这个省可以当作佳作,而在另一省会被认为“有问题”,在这个省可以得55分,而到另一个省却可能判不及格,给个35分!
高考将如何取信于民?
何以让天下学子看到一个“公平”?
各地标准不一,给教学带来的是一些消极情绪。
辛辛苦苦教学生的结果是什么?
学生拿着全国评分标准不一的作文样板,教师就不得不去想本省的那个决策人物的喜好,这样必然导致畸形的教学。
有人认为反正指标分到各省市,各地标准不一没关系。
可是这样的考试有没有公信度?
作文教学有没有科学性?
高考有没有权威性?
还需不需要统一的考试?
最终感受苦恼和遭受损失的还是学生。
为保证作文阅卷公正客观,有关部门可以考虑对全国统一试卷作阅卷教师进行集训,每年高考之前先训练各地作文阅卷领导小组教师,将部分先期录取的学生和其他学生(为体现不同水平层次,可以找一些高二学生)封闭,以他们的作文为样本,发现问题,制定评分细则。
对各地骨干教师进行集中训练,以准确有效地把握标准,这是第一步。
第二步是高考开始后,立即对本省阅卷教师进行集训,不能少于3天。
最好是让阅卷教师每人自己写一篇当年的考试作文,增加感性认识,这样他下笔的时候可能会慎重一些。
总之,只要大家正视存在的问题,就一定能想出点办法来。
我对学生说过,高考不是一种理想的制度,但是它是在目前社会条件下相对公平的一种制度。
有时候我常想,我们这一代没水平,没有能力像发达国家那样给学生创造幸福愉快的学习环境,可是我们给他们一个公平的考试总是可以的吧,这也算是对得起他们了。
然而,现在连这一点也没完全做到。
前两年,一些地区考试纪律不严,出过问题,引起全国的注意。
社会批评给这些地区的考生形成很大压力,许多无辜的考生在录取时遭受不公正待遇。
在古代,对科场舞弊一直是严惩不贷的,朝廷对在科考中不负责任的试官也是要严惩的。
这一点为什么很少有人提及?
我记下这些,没有任何要揭露内幕的意思。
几年来,许多阅卷教师都希望传媒能反映问题,以引起社会的注意,起点作用。
但是也有同志有顾虑。
有位教授多次劝告大家暂缓行动,让他在省政协的常委会上去呼吁,他喊了三五年,结果是每年招办给语文阅卷点“增加两万元”,像饭店小老板舍不得自己的油瓶子一样。
重发前言:
我对学生说过,高考不是一个理想的制度,但是它是在目前社会条件下相对公平的一种制度。
有时候我常想,我们这一代没水平,没有能力像发达国家那样给学生创造幸福愉快的学习环境,可是我们给他们一个公平的考试总是可以的吧,这也算是对得起他们了。
——然而,现在连这一点也没做到。
——这是我在《高考作文阅卷手记》一文中说过的话。
文章发表在2002年4月25日《南方周末》“视点”上,当时接受鄢烈山的建议,用了一个化名,为的是避免纠纷。
文章有过较大的反响。
时间过去4年了,高考作文阅卷工作究竟有没有改进,政府有没有真正重视起这项工作,社会对高考阅卷工作的困难是否能理解,这一切,需要我们冷静地理智地思考。
2005年6月3日
重发后记:
拙文《高考作文阅卷手记》月前刊发后,听到了不少反响,截至5月12日,据不完全统计,共有400个网页转引或讨论。
也有读者来信来电致意,对《手记》适当介绍出的内情表示关切,也有不少阅卷教师提出了合理的建议;有些读者批评当地招生办,批评组织工作混乱(据我所知,各地情况差不多);有位前辈诗人来电说,高考制度与形式比科举好,但是如果不改这种阅卷形式那还不如考八股;因为评定八股文有一定的规矩,比起“90秒内定生死”这种草菅人命的做法,科举不算落后。
我也看到,为数很多的读者表现了他们的义愤,有的甚至对考试制度本身表示怀疑,有的对语文的学习与考试质疑,认为作文不必考,语文也可以不考等等,这些过激言论,反映出考生对不公平的阅卷的憎恨。
我看到一些批评阅卷教师的言论。
诚然,个别阅卷教师的表现令人气愤,但是我想告诉读者的是,绝大多数阅卷教师支持这篇《手记》的观点,教师的良知与责任也使他们时刻想到应当尽快地解决问题。
然而我们只能去做我们能做到的,其余则只能期待。
需要再次说明一下我的动机与立场。
作为多年从事高考作文阅卷的教师和阅卷标准制订人,我提供的情况基本准确,一些没有把握的数字并没有公开,一些涉及阅卷内部运作的情况没有公开,都是为了负起责任。
我只想解决问题,给考生公平公正的待遇,同时不再给阅卷教师增加苦痛和烦恼。
想写这篇文章已经有两三年了,我一直在期待,期待政府能切实重视这一关乎到千家万户根本利益的大事,也期待着传媒能干点正事(话虽不悦耳,也只好这么说),期待舆论能引起政府部门的重视,可是几年过去了,毫无起色,甚至每况愈下。
我和阅卷组的负责同志多次交换过意见,我觉得,在这样的条件下继续工作,是教育者的耻辱,如果教师与考生对高考丧失信任,转而给本来就导致诸多争议的语文教学造成新的困境。
造成困难局面的因素还在于高考已经成了一种“经济”。
当年有位大学校长公开在阅卷动员大会上说:
“我们手头有25万份试卷,投放到20个组22万份,留下的这3万份,看哪个组改得好,我们就给他们改,多改多拿钱!
”——请看,这位大学校长是把来阅卷的教师全当成找不到活干、挣不到钱的民工了!
领导干部的这种认识,是有代表性的。
高考阅卷是不是“经济增长点”,我不想研究。
我想是否应当从政治上去考虑这些问题。
这些问题的解决究竟有多难?
为什么多年来大家不愿意提这个问题?
有人认为这个问题解决不了,提了也是白提。
我认为,既然高考是目前社会条件下唯一相对公平的办法,那我们就有责任去关心它完善它;既然我们已经发现了作文阅卷的诸多弊端,我们就有责任研究改善作文阅卷的途径。
发牢骚,漫骂,泄一时之愤,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切实地行动起来,才有可能改变现状。
中国人如果能拿出办其他许多事的一部分热情,就能把这件事做好。
凭几百万教师的智慧,凭几千万学生和家长的热情,会有办不好的事吗?
这个拖了20多年的老大难问题还得拖多久?
我认为,只要政府重视,完全有条件在三五年之间(或更短的时间内)做好这件事。
“实话”该怎么说?
●吴非
中央电视台新闻评论部的“实话实说编导来电约我去录一档节目。
我问为何找到我,对方说,你不是写过一篇《高考作文阅卷手记》吗?
今年3月,我到广州去《南方周末》看鄢烈山,老鄢问我高考作文是如何阅卷的,我说了一些对体制的意见,特别针对社会重视不到位、资金投入不够等现象表示忧虑。
鄢烈山建议我写出来,我当时很忙,问能否以后再说,老鄢说,再不写就又得拖一年,我们要有点社会责任感。
回来后写了一篇文章,就是后来登在南方周末上的《高考作文阅卷手记》。
报社怕引出麻烦,要我化名,我觉得文章提出的问题有普遍性,化名有利于让各地对号入座。
文章4月25日刊登出来,虽然化了名,但是很快就有人知道是我写的。
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没有同任何人打招呼,我知道大家的担心,他们一定会劝阻。
但是文章发表后,到目前为止,没有人公开反对。
最可慰的是江苏的老师给了我极大的支持,一些我不熟悉的人也声援。
我认为,这件事有可能引起有关方面的注意,对2002年高考阅卷作比较大的投入,没想到一篇文章给我添了许多乱。
听说“实话实说要我去做这个节目,当时很惊讶:
全国500多万考生,如果听到现行阅卷方式存在的问题,会有什么反应?
于是我告诉他们,这个节目不合适,请慎重考虑。
过了5天,编导来电,再次邀请,说,可以谈谈作文教学改革,想想这个话题还有价值,的确需要找个场合谈谈作文教学改革的途径,于是就答应了。
但我对传媒懂不懂语文高考的特殊性,能不能把问题说清楚,一向心存疑虑。
到北京以后,策划人不谈节目的事,也不说节目如何做,拿来10多份高考作文让我判分。
我问这些试卷“考生是用多少时间做的,他说没准,有的一个多小时,有的10个小时(报纸有消息称“鬼才魏明伦是“当场写了两篇作文,这是错传,也根本不可能。
他是7月7日在家写的,据说两篇一共用时10小时,7月9日带到北京),我教书多年,也参加过作文阅卷细则的制订,可是我不知道该如何对这种非正常考试作文判分。
因而我声明:
只能根据我的经验,根据一种可能的标准评分,对考生而言,“连参考价值也没有。
我问策划人是否了解高考阅卷规则,他们一无所知。
这时我表示了自己的担心,因为与一群不懂高考规则的人谈高考是非常麻烦的,他弄错一句话就会引起几十万、几百万考生的疑虑甚至造成不测!
有经验的教师是不会在传媒上随意地谈高考的,谁也承担不了责任。
让我改作文我只好改。
7月7日晚在“实话实说编辑部,改了一部分;7月9日中午,他们又送来3篇。
这些作文没有统一用纸,格式也不规范,有的用了毛笔,有的还是打印的,有的别字连篇,语句不通,有的一看就知道是初中生写的。
按我所理解的“标准,根据我的阅卷经验批改这10多份作文。
和我一同“阅卷的老师是一位相识的高校教师,他是教外国文学的,由于没教过中学,也没有参加过高考阅卷,所以他不知道“基础等级分“发展分是什么意思,他仍然按百分制给分,然后再转换成60分。
这群特殊“考生的作文,有名人魏明伦、何祚庥和聂卫平,还有大学生、初中生及在职干部,应届毕业生也有一二。
改的时候,除了能认出聂卫平的试卷,其他到“亮底牌时才知道姓名。
三位名人并不了解高考,连考场作文的一般要求也不明白。
比如,要求中有“不少于800字,可是何祚庥只写了400多字就交卷了,他不知道要计算字数,以为差不多了,400多字(其中还抄了一段题目),文章根本展不开,而每少50字还要扣1分,所以不能及格;聂卫平是下围棋的,估计眼睛一扫就知道有800字了,文章还是有点内容的,有几句话还有意思,可以及格,但是他在文章中写了“陈老总如何教我下围棋,这等于暴露了身份,违反考试规则;魏明伦竟然不知道可以写剧本,也就是说,他不明白“文体自选是什么意思,他的文章锤字炼句,一如既往地有才情,可是他谈的是“对考试规则的思考,而不属于“心灵的选择,也只能让他不及格。
(如果不考虑高考要求,这是一篇不错的文章。
)晚上录节目的时候老魏很不服气,崔永元时而挑他,时而打圆场。
我觉得和他说不清,毕竟他不了解中学教学,也不了解高考的严酷,一位功成名就作家过不了高考作文关,在高中教师看来,一点也不奇怪。
高考语文全卷是150分,他们才选做了语文试卷中最能对付一下的作文(因为不可能得零分),如果他们做其他90分的选择题和主观试题,我估计他们能拿到30分就不错了———这一点不必赘述,任何一位教过高三的教师都可以回答。
编导和主持人要的似乎就是要这种“反差,可是我不知道编导和崔永元的“实话实说想达到一种什么目的。
这个话题有什么价值呢?
我坐在现场上就开始走神了:
与一大群不了解高考的人坐在一起谈高考作文,不该不认真,可是又认真不起来,极其无趣。
既然考试是我们时下不得不采用的一种制度,既然我们都承认这是目前社会条件下惟一比较公平的制度,那我们就没有必要同高考作对。
何必拿高考来调侃呢?
从这些调侃中,也可以看出,许多人根本不了解高考制度产生的背景,也不了解高考作文是怎么回事。
看到现场有些观众很外行,我问为什么不找些教师学生来,他们说,“这样才有群众性。
高考是专业性很强的工作,让不理解标准又不肯讲规则的人来议论高考作文的评分,能有什么结果?
“过来人或是名人论高考,个个赛诸葛,可是大多也只敢写一篇作文,如果他们真想舍身求法,让他们也来考一考“3+X大综合,很可能是全要晕倒的。
谓予不信,欢迎尝试。
如果作家问“高考作文有什么必要制订评分细则,那就如同问“足球赛为什么要有裁判为什么不准手球一样可笑。
作文考试不同于文学创作,两回事。
考试有细则,理解上都可能有偏差,同一篇文章,5个人打分都会有差异,如同电视台组织评委给歌手亮分;又如滑冰、跳水比赛,一组裁判亮分也有很大的差异。
如果没有一个可以操作的细则,没有一个令人信服的标准,那试卷根本没法改。
许多人只知道痛斥,只知道埋怨,只知强辩,却说不出一个能推翻公平比赛的理由。
相比之下,我倒觉得中学生懂事。
这次录“实话实说时,武汉一位同学(后来知道他就是“王小波门下走狗写《愤青时代》的胡坚)坦然地对主持人表示:
今年我在考场上,我不大敢张扬个性,我还是老老实实地写一篇算了。
(我也对学生说过,“想办法混过这一关。
)这次判分,有篇文章我打了高分,文章写得大气,看得出考生功底扎实,读书多,他的语言表达也很见功底。
但是格式有点小毛病(每段开头全都顶格写)。
后来知道作者就是胡坚。
此前我忙于高三工作,连胡坚是谁也不知道。
从北京回来后听钱理群在电话中说起,才知道胡坚是中学生名人。
但是胡坚并没有“愤青模样,明明是个好孩子,我真希望他能考上北大。
不过,让应届生来参加这种游戏,也是很不合适的。
话说回头,在这种游戏中成人考不过中学生,很正常。
因为选拔用的是考试方式,我们的学生不能不受这样的训练,他们只要经过一年有效的训练,就知道要审题,知道要看清要求,就知道要估字数,他们并不指望写出传世文章,他们要的是“分,过了这一关,新的天地就出现了,他何必要拿自己的前途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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