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五常读书的方法.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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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五常读书的方法

张五常读书的方法

　　新年时节，送些什么给学生呢？

送他们一些读书的方法吧。

　　首先声明，我要谈的是为知识而读书的方法，不是为考试而读书的方法。

后者，香港的学生都是专家——猜题目、背课文之能，世间少有。

但为知识而读书可以帮助考试，为考试而读书却未必可助知识的增长。

知识是读书的目的（AnEnd）；考试只是一个方法（AMeans）。

然而香港学生（或教育制度）却很显然地将这两样东西颠倒过来。

　　我可在四个大前提下给学生们建议一些实用的读书方法。

若能习惯运用，不但可以减轻考试的压力，而对更重要的知识投资会是事半功倍。

（一）以理解代替记忆

　　很多人都知道明白了的课程比较容易记得。

但理解其实并不是辅助记忆——理解是记忆的代替。

强记理论不仅很难记得准确；当需要应用时，强记的理论根本无济于事。

明白了理论的基本概念及含意，你会突然觉得你的记忆力如有神助。

道理很简单，明白了的东西就不用死记。

但理论的理解有不同的深度，也有不同的准确性。

理解越深越准确，记忆就越清楚，而应用起来就越能得心应手。

所以读书要贯通——理论上的不同重点的连带关系要明白；要彻底——概念或原则的演变要清楚。

　　要在这些方面有显著的进步易如反掌，而学生也不需多花时间。

他只要能改三个坏习惯，一年内就会判若两人。

　　第一个坏习惯，就是上课时狂抄笔记。

笔记是次要、甚至是可有可无的。

这是因为抄笔记有一个无法补救的缺点——听讲时抄笔记分心太大！

将不明白的东西抄下来，而忽略了要专心理解讲者的要点，得不偿失。

我肯定这是一般香港学生的坏习惯。

例如好几次我故意将颇明显的错误写在黑板上，二百多学生中竟无一人发觉，只知低着头忙着将错误抄在笔记上。

　　笔记有两个用途。

（1）将明白了的内容，笔记要点。

但若觉得只记要点都引起分心，就应放弃笔记。

明白了讲者的内容是决不会在几天之内忘记的。

很多讲者的资料在书本上可以找到，而在书本上没有的可在课后补记。

老师与书本的主要分别，就是前者是活的，后者是死的。

上课主要是学习老师的思想推理方法。

（2）在课上听不懂的，若见同学太多而不便发问，就可用笔记写下不明之处，于课后问老师或同学。

换言之，用笔记记下不明白的要比记下已明白的重要。

　　第二个坏习惯，就是将课程内的每个课题分开读，而忽略了课题与课题之间的关系，理解就因此无法融会贯通。

为了应付考试，学生将每一个课题分开读，强记，一见试题，不管问什么，只要是似乎与某课题有关，就大“开水喉”，希望撞中，这是第二个坏习惯最明显的例子。

　　要改这个坏习惯，就要在读完某一个课题，或书中的某一章，或甚至章中可以独立的某一节之后，要花点时间去细想节与节、章与章、或课题与课题之间的关系。

能稍知这些必有的连带关系，理解的增长就一日千里。

这是因为在任何一个学术的范围内，人类所知的根本不多。

分割开来读，会觉得是多而难记；连贯起来，要知要记的就少得多了。

任何学术都是从几个单元的基础互辅而成，然后带动千变万化的应用。

学得越精，所知的就越基本。

若忽略了课题之间的连贯性，就不得其门而入。

　　第三个坏习惯，主要是指大学生的，就是在选课的时候，只想选较容易的或讲课动听的老师。

其实定了某一系之后，选课应以老师学问的渊博为准则，其它一切都不重要。

跟一个高手学习，得其十之一、二，远胜跟一个平庸的学得十之八、九。

这是因为在任何一门学术里面所分开的各种科目，都是殊途同归。

理解力的增长是要知其同，而不是要求其异。

老师若不是有相当本领，就不能启发学生去找寻不同科目之间的通论。

（二）思想集中才有兴趣

　　我们都知道自己有兴趣的科目会读得较好。

但兴趣可不是培养出来的。

只有思想能在某科目上集中，才能产生兴趣。

可以培养出来的是集中的能力。

无论任何科目，无论这科目是跟你的兴趣相差多远，只要你能对之集中思想，兴趣即盎然而生。

　　对着书本几小时却心不在焉，远比不上几十分钟的全神贯注。

认为不够时间读书的学生都是因为不够集中力。

就算是读大学，每天课后能思想集中两三小时也已足够。

要培养集中力也很简单。

第一，分配时间——读书的时间不需多，但要连贯。

明知会被打扰的时间就不应读书。

第二，不打算读书的时间要尽量离开书本——“饿书”可加强读书时的集中力。

第三，读书时若觉得稍有勉强，就应索性不读而等待较有心情的时候——厌书是大忌。

要记着，只要能集中，读书所需的时间是很少的。

　　将一只手表放在书桌上。

先看手表，然后开始读书或做功课。

若你发觉能常常在三十分钟内完全不记得手表的存在，你的集中力已有小成。

能于每次读书时都完全忘记外物一小时以上，你就不用担心你的集中力。

　　（三）问比答重要

　　很多学生怕发问，是怕老师或同学认为他问得太浅或太蠢，令人发笑。

但学而不问，不是真正的学习。

发问的第一个黄金定律就是要脸皮厚！

就算是问题再浅，不明白的就要问；无论任何人，只要能给你答案，你都可以问。

　　从来没有问题是太浅的。

正相反，在学术上有很多重要的发现都是由三几个浅之又浅的问题问出来的。

学术上的进展往往要靠盲拳打死老师傅。

很多作高深研究的学者之所以要教书，就是因为年轻学生能提出的浅问题，往往是一个知得太多的人所不能提出的。

虽然没有问得太浅这回事，但愚蠢的问题却不胜枚举。

求学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要学什么问题是愚蠢或是多余。

若不发问，就很难学得其中奥妙。

　　老师因为学生多而不能在每一个学生身上花很多时间。

认真的学生就应该在发问前先作准备工夫。

这工夫是求学上的一个重要过程。

孔子说得好：

“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

”要分清楚“知”与“不知”，最容易就是做发问前的准备工夫。

这准备工夫大致上有三个步骤——

　　第一，问题可分三类——A，“是什么”（What?

）；B，“怎样办”（How?

）；C，“为什么”（Why?

）。

学生要先断定问题是哪一类。

A类问的是事实；B类问的是方法；C类问的是理论。

问题一经断定是哪一类，学生就应立刻知道自己的“不知”是在哪方面的，因而可免却混淆。

若要问的问题包括是多过一类的，就要将问题以类分开。

这一分就可显出自己的“不知”所在。

第二，要尽量去将问题加上特性。

换言之，你要问的一点越尖越好。

第三，在问老师之前，学生要先问自己问题的答案是否可轻易地在书本上找到。

若然，就不应花老师的时间。

大致上，用以上的步骤发问，答案是自己可以轻易地找到的。

若仍须问老师的话，你发问前的准备工作会使他觉得你是孺子可教。

　　（四）书分三读——大意、细节、重点

　　学生坐下来对着书本，拿起尺，用颜色笔加底线及其它强调记号。

读了一遍，行行都有记号，这是毁书，不是读书。

书要分三读。

　　第一读是快读，读大意，但求知道所读的一章究竟是关于什么问题。

快读就是翻书，跳读，读字而不读全句，务求得到一个大概的印象。

翻得惯了，速度可以快得惊人。

读大意，快翻两三次的效果要比不快不慢的翻一次好。

第二读是慢读，读细节，务求明白内容。

在这第二读中，不明白的地方可用铅笔在页旁作问号，但其它底线或记号却不用。

第三读是选读，读重点。

强调记号是要到这最后一关才加上去的，因为哪一点是重点要在细读后才能选出来。

而需要先经两读的主要原因，就是若没有经过一快一慢，选重点很容易会选错了。

　　在大学里，选择书本阅读是极其重要的。

好的书或文章应该重读又重读；平凡的一次快读便已足够。

在研究院的一流学生，选读物的时间往往要比读书的时间多。

　　虽然我在以上建议的读书方法是着重大学生，但绝大部分也适合中小学生学习。

自小花一两年的时间去养成这些读书的习惯，你会发觉读书之乐，难以为外人道。

）《五常谈教育》——序

2000-12-14　13:

47:

13

大　中　小

国内的朋友要求我把发表过的有关教育与学术的文章选出来，结集分为两本书。

这些文章大部分在我其它的结集出现过，结完又结，集了再集，岂不是有欺骗之嫌？

但朋友们认为我应该这样做，因为我的教育、学术观点对中国的青年有用处。

虽然这样说，我认为他们要求的主要原因，是我出版过的中语文章结集，每一本总有三几篇文章，或有些词或句，不能通过北京有关部门的审查。

比起十多年前，中国对言论的确是开放了不少，但还有沙石。

朋友们认为我谈教育及学术的文章，在国内可以畅通无阻。

为了数之不尽的像我四十多年前发奋求学的今天的中国青年，这两本结集的建议我就接受了。

我打算先出版繁体字的，简体字在国内继之。

永远都失望，但也永远还有希望。

数十年来，我老是想，只要中国的青年有好的学习机会，中国就会富强起来了。

可不是吗？

昔日中国的青年，主理今天的中国，而明天的中国，是今天中国青年的天下。

这是上帝定下来的逻辑，怎样也错不了。

问题是他们没有好的求学机会，又或者是长大于一个以政治、主义挂帅的国家，近墨者黑。

一年一年地过去，我的希望皆成泡影。

然而，自从六岁在国内逃难起，我没有见过中国的青年有今天那样好的学习机会。

不是大好特好：

他们不够求学的钱，师资不足，读物难求——要不是买不起就是被禁——而又还要上什么思想教育的课，比起四十年前我在美国的际遇，有天渊之别。

但说六十年来，中国青年的学习机会最好是今天，却是对的。

这两年来我到国内对学生讲话十多次了，每次都很欣赏他们的求知意识，而在多种还未能清除的约束下，我在他们的校园中感觉到有思想自由的气氛。

这判断我是个专家了。

在学术上打滚那么多年，一踏进任何大学校园我就可从空气中有所感受。

四十多年前，我知道只要自己有知识，生活是不愁的，而学问的本身可以享受，于是一发劲，知识就像黄河之水天上来。

虽然今天中国青年的际遇远不及我当年的，但他们的求知意识与我当年的一样。

他们知道知识有价，可以享受，而更重要的是他们看得到明天。

去年我想，自己在学术上搞了数十年，兴趣比一般学者广泛，而在国际上的学术朋友也算是不少的，我应该将自己余下来的日子，介绍重要而又有趣味的西方学术给中国的青年。

我于是想到在国内办一家出版社，有系统地请人翻译，或找同好的著作，或购买版权等，以刊物推广知识。

中国青年还需要读的精彩的书，实在是太多了。

殊不知托几位朋友查询在国内办出版社的手续，得到的响应，一致地说不可能拿得牌照。

我不知道那是因为国家的领导人要控制知识的传播，还是国营的出版社要维护他们的特权利益，又或是二者的合并。

有这样的局限，我想，上文所说的两本结集是应该尝试的。

我是搞学问的，无论科学、哲学、文学、历史、艺术、中外文化等，我都尝试过，下过一点功夫。

搞得不太精，但很懂得怎样搞。

然而，我不是一个教育专家。

正相反，我的教育方法是自己想出来的，与专家之见相去十万八千里。

令我惊喜的是，去年我在《信报》发表了一篇题为《不是专家谈教育》的文章，被各地转载了数十次，而听说有些地方为该文开研讨会。

国内的朋友说，他们历来重视我对教育的看法。

这倒有点奇哉怪也，因为我主张的是鼓励学子以兴趣求学，让他们自由发展，毫不勉强。

国内的朋友喜欢听到这一套，可能是因为他们历来所受到的教育，皆在权威定下来的框框之内。

一代一代地被约束了那么久，读到我的教育言论就彷佛「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

香港的朋友反而没有这样的感受。

有一天，一位女秘书说要赶回家，因为明天儿子要交功课。

我说：

「你这样管他是害了他；要儿子将来学有所成，你要让他自由地找寻自己求学的兴趣。

」秘书小姐听而不闻，急步回家去矣。

好些香港朋友读到我的关于教育的文章，说：

「你主张的教育方法听来很合理，但只适用于你自己。

我们的孩子没有你的天分，这种方法是用不的。

」胡说八道。

七十年代，有十多位在香港没有大学收容的学生，是朋友或朋友的朋友的子女，得到我少许帮忙，到美国西雅图读大学。

我对他们简略地说一下求学之道，久不久见他们一次。

这些学子一般地读得好，成了专业人士；今天年长了，还健在，可以作证。

回头说我「炒」旧文（其实有些是新的）来结集这本谈教育的书，左选右选之后，入围的加起来竟然达三百多页。

这大概是我以中语下笔写过的九分之一的文字，虽然算不上是洋洋大观，但也颇具「威势」。

《五常谈教育》选取的文章是关于读书、拜师、思考、文章、教养、制度等几方面的。

都是个人的经验、个人的看法。

这些文章是从一九八四年一月三日发表的《读书的方法》起，到最近发表的，为期整整十七年。

我把这些文章从头细看一遍，觉得前后大致没有矛盾。

这样，不管是好是坏，是对是错，总算是一家之言了。

世界上没有任何作者不喜欢多些读者的。

但要争取读者，谈何容易。

所以虽然是结集，要下的功夫倒也不少。

书要美观，既要向智英老弟借一张黑蛮替我画的但被他占为己有的画作书面，又要周老师题字。

（我自己的书法可以应付，但朋友说周老师的没有那样「狂」，与「教育」比较接近！

）搞好了「门面」，内容要分类安排，文字要修改一下，要校对，又要补加一些「后记」。

读者盍兴乎来！

成就早迟论

2000-10-12　16:

37:

02

大　中　小

在学术、艺术及造诣上，不要相信任何人的夸夸其谈，但不要低贬有成就的夸夸其谈。

成就不是一个人怎样说，而是这个人有什么可以拿得出来，炫耀一下的。

你一事无成，怎样说也毫无用处；你可以拿得出来令人拜服，夸夸其谈一番也无伤大雅。

有成就的人过于夸张自己有点那个，但强作谦虚，就变得肉麻。

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个有大成的人是谦虚的。

微不足道而夸夸其谈的多的是。

另一方面，有石破天惊的成就的人，愈高傲我就觉得愈可爱。

莫札特是一个例子，李白也是一个例子。

年青时我读到北宋女词人李清照的《词论》，一竹竿打一船人，批评北宋所有大词手，可谓胆大包天，高傲之极矣。

但易安居士说得有理，文字一流，而她自己的词无懈可击，我就因为她的高傲而爱上了她。

论成就，我倒有些有趣的想法。

说成就要用功苦干，老生常谈，说了等于没说。

不用功不可能有任何成就，但假若用功就大有所成，那么成就是太容易了。

用功是不值一谈的。

我要谈的是其他三个重要的成就因素：

天分、感情与经验。

且让我以这三个因素来推断成就的早达或迟来，以供读者商榷。

先谈天分吧。

有些事项极重于天分，所需经验不多，而感情是无关宏旨的。

这些事项的成就来得很早。

数学与象棋是两个明显的例子。

下象棋，我们有「十八岁不成国手终生无望」之说。

伟大的数学家，通常很早就显示出来。

奇怪，数学的天分与下棋的天分是没有多大关系的。

数学与音乐有关系，这点我好几年前谈过了。

转谈感情，那是艺术的重点了。

每个人都有感情，但够不够丰富，做作不做作，表达够不够流畅，有没有排山倒海之力，就因人而异，而我认为天生有很大的决定性。

我想不出有哪一项艺术，是单靠感情而有成就的。

好艺术要有感情，也要有天分，经验倒是次要的。

因为天分与感情的流露是天生的，艺术的成就可以来得很早。

莫札特是一个明显的例子。

很多儿童的画作画得非常好。

我的「御用画师」黄黑蛮就是个有名的实例。

有趣的是，感情与智力不同，前者可以老而不减。

只要能维持一片纯真，不受世俗的污染，感情就如葡萄美酒，老而愈妙。

莫奈、张大千、朱山己瞻等画家，愈老愈画得好。

书法因为要有很长时间的练习，有大成的通常要到中年之后。

我为莫札特这个音乐天才的早逝（活到三十五岁）感到很痛心。

他极端多产，而他谢世前一两年的作品登峰造极。

要是他能多活三十年，我们今天的生活享受可能大为不同了。

感情的重点，是要自然地流露，不渲不染，没有俗气而又不做作。

朋友，你对自己的感情表达怎样看？

你自己的儿女是不是很天真？

这些问题你要慎重考虑，考虑是否要在艺术上过瘾一下。

视、听艺术，经验是次要的。

莫札特只七岁就震动整个欧洲。

梵高从画到谢世只有十年，之后世界对视觉艺术的观感也就改变了。

有高不可攀的天分，排山倒海的感情，梵高能以他谢世前五年的作品改变了世界。

感情对成就的贡献，我们历来是过于轻视了。

再谈经验吧。

经验对学术是重要的。

感情对学术——尤其是科学——毫不重要。

经验的特色，是需要时日才能积聚起来，也需要有记忆力。

一个少有感情的人，可以在学术上大有成就。

有些学术，如社会科学，若以感情用事，往往搞得一塌糊涂。

有感情的学术高手，可以把感情与分析清楚地分开。

能做到这一点的人不多。

天分平平，主要靠经验而达大成的学者绝无仅有，但有可观成就的却不难找。

这是因为在学术上有数之不尽的基本研究用不什么创意，也不需要有精彩的分析。

小心而忠实地做，把一些资料整理得好，让有天分的加以阐释发扬，就是贡献。

学术上，经验的确很重要，但因为经验需要时日，二十岁之前能成学术高手的很少见。

以科学而论，自然科学所需的经验时间比社会科学的为短，因为后者的实验室是真实的世界，而世界何其复杂也。

牛津、爱恩斯坦等自然科学大师，其大成始于二十多岁。

在社会科学上，这现象很少见。

我们可从社会科学中看到经验时间对成就早、迟的决定性。

经济学的大师，早有大成的首推费沙（I.Fisher）与森穆逊（P.Samuelson）。

他俩二十多岁就成了名，主要是因为他们的数学推理。

森氏从来没有真正地作过验证工作，而费沙在验证上的大贡献，是在四十岁之后。

A.Lerner三十岁后才学经济。

佛利民立竿见影，是四十四岁。

高斯最重要的文章，五十岁发表。

我绝对不低贬其他社会科学，但认为社会学与政治学的成就比不上经济学，主要是因为前二者所需的经验时间太长，以致开始体会时，学者已年近黄昏。

股市的上落，楼价的起跌，公司的结构安排，起居饮食的情况，如此种种，怎会不比政治的运作或社会的阶层容易多知一点。

我活了六十四年，经过中日之战，国共之争，三反五反，百花齐放，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经济改革，香港回归，种种，也曾在外国生活了二十五年，不可谓不知世事矣！

但我对政治一无所知。

一些事项的成就重天分，一些重感情，一些重经验。

一些重天分与感情，一些重天分与经验。

我想不到有哪一项是重感情与经验的合并，而不论天分的。

奇怪，我只能想到有一项造诣，重天分、感情与经验这三者的合并。

你猜是什么？

文学创作。

经济研究：

实地观察不可或缺

2006-08-24　11:

07:

51

大　中　小

史密斯的《国富论》，发表了二百三十年了。

要是今天让经济学者投票，此巨著还高居首位应无疑问。

更神奇是经济作为实证科学，这本书的思维今天还适用。

也是今天，如果门外汉只选读一本经济学的书，我还是推荐《国富论》。

是长达千页的经典大作，文笔顶级，观察入微，思想纵横，影响了一个大时代。

这样的书，起笔时作者理应介绍一下书中策划，或申述一下自己的雄才伟略。

但没有。

史氏起笔是描述一家制针工厂。

一般的处理是书到中途，写到产出理论才把工厂放进去的。

百年难得一见的大思想家，史氏起笔是一间制针工厂，细说其产出程序。

作者显然在工厂现场参观过，写下笔记，认为极端重要，以之起笔。

工厂的实地观察放在书中哪个位置本来不重要，但从第一页的第一段说起影响了我。

去年出版自己的英语论文结集，曾任诺贝尔经济学奖委员会主席的朋友赠该集数言，说我坚守史密斯的伟大传统。

说得对，奇怪这位仁兄看得出来。

是的，作经济研究，我喜欢从一个现象入手，跟着实地调查，无可避免地牵涉到其它有关现象，然后试以理论把这些现象砌成一幅完整的图画。

《国富论》之后，影响我这样处理学问的人有老师艾智仁，以及博士后才认识的高斯。

后者与我格外谈得来，因为大家同意，以理论解释世事，首先要知道世事为何，而实地观察是大家认为不可或缺的。

这样的研究取向昔日行内少见，今天变得绝无仅有了。

一九六九年开始调查件工合约，到香港的工厂实地观察：

怎样算一件，工人动作多少次，用的材料、工具是什么，怎样检验质量等。

断断续续地调查了十多年，一九八二以搜集得的资料，写成了《公司的合约性质》。

后来戴维德说该文为公司何物这个老话题划上句号。

这里要说的有两点。

其一是如果没有作过件工的实地调查，该文不可能写出来。

其二是以自己的理解对照，行内分析件工的朋友不知件工是怎样的一回事。

说是以每件产品算工资，香港中学的经济考生需要知道，但只知那么多是不足以写研究文章的。

回顾平生，只有两项正规的经济研究没有作过实地调查。

其一是博士论文《佃农理论》。

当时是学生，经费不足，不能花几个月跑到亚洲的农村观察。

然而，如果二战时没有在广西的农村住了一整年，天天在农村到处跑，对各种农植耳闻目染，佃农理论的验证不可能做得那样详尽，那样有说服力。

数字资料是从图书馆找到的，但如果见到数字而没有记忆中的广西农村的一幅一幅的画面的协助，我不会懂得怎样用那些数字，更勿论用得变化生动，使艾智仁频说孺子可教了。

其二，写中国的传统婚姻及儿女产权，当然参阅资料，但该文成事，主要靠自己的母亲生长于三从四德的旧礼教，盲婚，重男轻女，曾经一次又一次地对我细说了不少陈年旧事。

母亲聪明绝顶（没有读过书，但是我遇到过的最聪明的人），观察过瘾精彩，叙事有条有理，清晰绝伦，把我多次带到我出生前三十年的中国社会去。

分析香港的租金管制，如果不作实地观察，我不会知道分租严重（五百平方呎可以住上数十伙人家）与天台木屋（是的，屋顶上可以有街巷与小食店）等过瘾现象，从而推翻了传统的租值消散理论，写出巴赛尔拍案叫绝的《价格管制理论》来。

关于座位票价的分析（为何优位票价偏低？

），我花了好几个晚上在香港当时座位分等级的电影院巡视，站在售票窗前，像傻佬一个，细看座位表的出售情况，楼下的前、中、后座怎样，楼上的超、特二等怎样，楼下与楼上相比又怎样。

跟着凡遇爆场好戏，我必定到电影院后门试炒黄牛，不是真的去看电影，而是要知道不同等级的黄牛票价与原价的不同差距。

后来只一个周末写成了文章，结论重要，可惜只几句了事。

这结论是后来行内「效率工资」理论的前身，一位拿得诺奖的提到该文给他的启发。

自己从实地观察作研究最成功的例子，可能是到华盛顿州的果园调查，写成了《蜜蜂的神话》。

曾获诺奖的米德爵士也算倒霉。

其实他是谦谦君子，学问了得，但没有作过调查，不知实情，只凭道听途说，以养蜂者不需要付钱给果园主人购买花中蜜浆，果园主人不需要付钱给养蜂者以蜂传播花粉，写成了一时传为佳话的经典文章。

其实养蜂者与果园主人之间有合约，花中蜜浆有价，花粉传播的蜜蜂服务也有价，价来价往，过瘾精彩。

明知米德是上上学者，在外贸理论与国际收支平衡表作出过重要的贡献，但蜜蜂与花粉的事实错得那样离奇，行内竟然一律相信，引用无数，我禁不住手起刀落，斩得读者哗然。

记得《蜜蜂》一文完稿后，发表前寄给多位师友。

大名鼎鼎的《美国经济学报》的主编不知从哪里弄得一稿，见而爱之，来信要求让他发表（我已答应了给高斯）。

奇怪是该主编在邀请信中，要求我取消细说蜜蜂怎样飞，怎样生活，蜂箱的设计，杀虫对蜂的损害，花粉与蜜浆的季节等等的详述。

这些细节主要得于实地调查，而忽略了我们无从理解为什么合约会是那样写，价格为什么会是那样变动。

该文今天传世，肯定是因为上述细节的保留。

今天经济学的发展是另一个世界。

方程式满纸皆是，但问及某符号在真实世界代表着什么，作者多半答不出来。

所谓实证研究，通常用某机构发表的数字，从何而来，怎样量度，有关的现象究竟是怎样的，一般没有说明，而在「逼供」下，没有一次得到令我满意的答案。

这些是什么实证研究了？

这几年常到国内的农村跑，知道读到关于中国农民的报道，错得一塌糊涂。

最近一项统计，说中国自二○○○年到今天，六年，国民总收入上升了一倍以上。

那是年均增长率百分之十二强。

同一时期，报道的年均增长率约百分之九，相差很大，加不起来。

另一报道说，今年上半年的增长率特别高，达百分之十点九。

然而，几天前，报道说同期有二十三个省的增长率逾百分之十二，只三个省略低于百分之十点九（但高于百分之十点五）。

前后加不起来，不能自圆其说。

你说过瘾不过瘾？

用这些数字资料分析宏观经济，正如佛利民说的：

废物放进去，废物跑出来。

数字资料可信吗？

信错了，写错了文章，解释了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见笑天下。

人的生命那样短暂，翻身不容易啊。

自欺欺人，不是有意的，在名学报发表几篇文章，为米折腰，养妻活儿，也算是生命吧。

想象力是怎样教出来的？

2002-06-27　10:

57:

24

大　中　小

　　4月26日晚上在深圳市委党校讲话，一位听众问为什么这两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