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汉奸陈公博1939回忆录七.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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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汉奸陈公博1939回忆录七
大汉奸陈公博1939回忆录(七)
中国历史事件--宁汉分裂
宁、汉分别指南京和武汉。
1927年国民政府北伐期间,由于容共的问题,引起国民党内部分裂。
蒋介石以武汉政府受共产党控制为由,在南京另组国民政府,主张清党。
武汉政府下令开除蒋的党籍,并计划派兵征伐南京,史称“宁汉分裂”。
1926年7月1日,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
9月7日,北伐军攻占汉口,11月8日攻占南昌,蒋介石到南昌指挥进攻孙传芳。
11月11日,广州国民政府决定北迁武汉。
1927年1月3日,南昌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议决,中央党部驻南昌。
2月26日,南昌中央政治会议议决要求第三国际撤回鲍罗廷。
10日,国民党在武汉召开中央执委全体大会。
会后以汪精卫、谭延闿、孙科、宋子文、徐谦为国民政府常务委员。
4月1日,汪精卫从欧洲经莫斯科回到上海,与蒋介石会面,汪承诺阻止武汉反蒋,而蒋则支持汪主持党务。
2日,国民党监察委员,吴敬恒、李宗仁、黄绍竑、陈果夫等在上海开紧急会议。
会议中提出检举“共产党连结容纳于国民党之共产党员,同有谋叛证据”。
汪精卫6日抵达武汉。
蒋介石则于9日离开上海赴南京。
4月12日,青帮、洪门头目黄金荣、杜月笙等组织的“上海共进会”及右派工人联同军队在上海逮捕、处决共产党人,是为“清党”(“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广西、广东则亦分别在李宗仁、李济深主持下开始清共。
4月17日,在南京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胡汉民、蒋介石、柏文蔚等及部分监察委员宣布在南京组国民政府,以胡汉民为主席。
宁汉正式分裂。
武汉方面即下令开除蒋介石的党籍并予以通缉,南京亦下令通缉约二百名共产党人。
5月中,经过李宗仁及朱培德居中斡旋,武汉及南京避免开战,决定暂时分头继续北伐。
月底,共产国际决议改变中国共产党方略,准备武装工农成立新军、彻底进行土地改革;但仍然留在国民党内,使国民党及武汉政府成为工农革命独裁机构。
与此同时,共党在湖南进行的土地改革,使国民党内不少军官不满,终与何键发生冲突;何键、朱培德等亦开始清共,是为“马日事变”。
6月初,共产国际驻武汉代表罗易将所得训令转示汪精卫等武汉国民党高层,引起汪精卫等恐慌。
月中,冯玉祥先后会武汉及南京政府后决定支持南京,在其军中亦展开清党。
1927年7月,武汉汪精卫政府知悉苏联顾问鲍罗廷欲分化国民政府以助中国共产党夺取武汉政府权力之策略后遂决定取缔共产党言论,又通过“取缔共产议案”,罢黜鲍罗廷及其他苏联顾问。
7月2日,武汉政府宣布解散共产党机关,同时调掌握之各军沿长江而下,准备东征南京。
13日,共党决定撤回参加武汉国民政府之共产党员。
15日,武汉政府宣布进行分共,大陆史学界称“七·一五反革命政变”。
8月1日,武汉政府的军事主力,张发奎部下之共产党在南昌发动兵变,称南昌起义。
武汉政府事后承认疏于防共,宣布通缉共产党员。
8月14日蒋介石下野。
武汉政府于8月19日宣布迁都往南京,汪精卫亦于9月初亲抵南京,宁汉正式复合,是为“宁汉合流/宁汉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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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君武(1895~1964),谱名福鼎,后改名膺,字君武,后以字行,自号“邃思斋主”,晚号“平常老人”,出身于太仓璜泾一个比较清寒的知识分子家庭,其祖父和父亲都是教书先生。
狄君武先在璜泾读小学,1908年,插入太仓城内的太镇高等小学堂三年级,深得朱叔子先生(为著名教育家唐文治的老师)钟爱,同年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
次年考入上海苏松太道立龙门师范学堂(后改名为江苏省立第二师范学校)。
在校期间,加入著名的文学革命团体南社,并参加上海辛亥光复之役。
1914年师范毕业后,在昆山做了一年多小学教师,于1916年考取北京大学哲学系,曾与后来成为著名学者的顾颉刚、傅斯年同住一个宿舍。
在“五四运动”中,狄君武为学生领袖之一。
5月3日夜,北京大学学生开会,狄君武“为书记”,“五四”当天的《北京学界全体宣言》就是由他提议请罗家伦执笔写就的,而且还是由他联系印刷的。
他参加了火烧赵家楼的斗争,并被捕入狱。
随后作为学生代表迎接蔡元培校长回校。
北大毕业后,先回母校江苏省立第二师范学校任舍监兼教员一年半,1921年随国民党元老吴稚晖赴法国里昂中法大学勤工俭学,在法期间由吴稚晖和张静江介绍加入国民党。
1926年回国后不久即从事国民党党务工作,在大陆期间历任国民党南京市党部执行委员、宣传部长、中央政治会议秘书、立法委员、中央执行委员、中央监察委员会秘书长等职。
1948~1949年,狄君武面临历史性的选择而颇显彷徨。
他曾于1948年11月在给儿子狄原溟的信中说:
“余近日在京未到中监会,想辞去苦差,未必能达目的。
”明确表示要辞去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秘书长职,有弃政从教之意,但最终未获准。
1949年春节前,狄君武“自沪返璜(泾)”,与家属临别晤谈时表示,准备取道广州去香港拜会当年南社社友柳亚子先生后,再定行止。
但传闻柳亚子已离开香港,就前往海南,结果于年底只身一人去了台湾,时年54岁。
狄君武去台以后逐渐步入晚年,在台北只有侄女狄原湛这门亲戚,而无至亲,所以比较寂寥,甚至有点凄凉。
狄君武自己写到:
“余初到台北之夜,不知何托。
雨中寻得陆京士(太仓同乡)寓权住。
翌晨,寻得侄女(狄)原湛与女婿施文耀寓”,但所居为一“店家之后屋,暗湿闭陋,友朋来访者不堪其忧。
”后得到朋友帮助才搬到铁路局招待所(又称宁园)二楼,算是有了一间“明窗净几,可以写读”的住屋。
后来由于铁路局的主要官员变动,狄君武只能搬出宁园,住在违章搭建的平房里。
去台以后的狄君武在政治上也被边缘化,除留任立法委员外,仅先后任国民党中央改造委员会纪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党史编纂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和中央评议委员等虚职或闲职,处“有职无权”的状态,用狄君武自己的话说只不过是“跑跑龙套”而已,本人对官场也日益失去兴趣。
1952年3月,台湾当局的立法院代院长刘健群因故辞职,改由张道藩出任。
开会选举前,大家坐着一起闲谈,狄君武说:
“这有什么不同,和尚去了道士来,反正是大家同演一台戏吧了。
”这是说刘健群曾经在云南鸡足山出家,狄君武的一句话,引得大家一阵笑声,从中也可见狄君武对于官场不以为然的态度。
听台北中华粥会理事长陆炳文先生说:
蒋介石原来是比较器重狄君武的,但后来态度有了变化,去台以后,在一次宴会上,曾由宋美龄出面话中有话旁敲侧击:
“两位公子好像是在大陆?
”狄君武无言以对。
可见蒋介石对狄君武的猜忌与不满,意思是你的政治生涯到此结束了。
原来狄君武的两个儿子狄原沧、狄原溟解放前夕分别就读于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并且参加了进步学生运动,其中狄原溟还是中共地下党员。
胡毅生,1883年生,名毅,字毅生,号隋斋,广东番禺人。
胡汉民的堂弟。
胡毅生加入革命组织的时间比堂兄胡汉民更早。
他在日本参加兴中会时,胡汉民还没去。
后来胡汉民、古应芬、朱执信等人参加同盟会筹备会议,也是胡毅生介绍的。
1903年东渡日本留学,加入兴中会。
1905年7月30日参加讨论组织同盟会的预备会议,为同盟会最早会员之一。
1907年参加钦廉起义、镇南关起义,次年与朱执信一起在广东进行发动会党、绿林的工作。
1911年广东独立后任广东军政府军务处长、海军司长。
“二次革命”失败后赴日本,加入中华革命党,协助朱执信在广东讨袁。
1917年随孙中山南下护法,任广东士敏土厂总办。
1921年任大本营参军。
1924年后反对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政策。
1925年8月因涉嫌参与刺杀廖仲恺案而逃亡。
1957年在台北病故。
冯自由(1882年—1958年5月6日),原名懋龙,字健华,后改名自由。
汉族,祖籍广东南海县盐步高村人。
出生于日本华侨家庭,自幼就学日本,1895年在日本横滨加入兴中会。
1900年因反对康有为改名自由。
同年入东京早稻田大学深造,与郑贯一等创办《开智录》半月刊,鼓吹革命。
1911年任临时政府稽勋局局长,汇集革命史料。
1917年参与护法之役。
历任立法委员、国民政府委员,总统府国策顾问。
1958年5月6日病逝台北。
著有《革命逸史》、《华侨革命开国史》、《华侨革命组织史话》、《社会主义与中国》等书。
冯自由于1925年底在北京大学第三院发起成立“国民党同志俱乐部”,公开进行分裂活动,被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开除出党。
他还参与国民党老右派邓泽如、张继、谢持等人所组织的“西山会议派”的活动。
他们狂妄地宣布停止广州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职权,通过一系列的反共决议,反对孙中山的三大政策,为蒋介石发动革命政变制造理论根据。
此后,冯自由一直投靠蒋介石。
1928年,冯自由与亲友在上海开设新新公司,自任总经理。
1932年,任国民政府立法委员。
1935年,冯自由恢复国民党党籍。
1943年,当选国民政府委员。
1948年12月移居香港。
1949年国民党逃往台湾,1951年奉蒋介石电召偕妻赴台。
1953年,冯自由任“国策顾问”,一直到1958年春中风而死,年七十七岁。
徐谦-民国政要,现代著名法学家、政治活动家
现代著名法学家、政治活动家、民国政要。
字季龙,晚年自署黄山樵客。
安徽歙县徐村人,生于江西南昌。
1903年,应试及第,成为光绪朝进士,进入翰林院仕学馆攻读法律。
1907年,毕业以后,先后任翰林院编修和法部参事职务,主持制订全国的新式法律。
1908年,任京师地方审判厅厅长、京师高等审判厅检察长。
1910年,徐谦同许世英赴华盛顿参加国际司法会议,并考察了英、法、德、俄等国的司法制度。
中华民国成立后,
1912年03月,任内阁司法部次长。
1912年8月25日,同盟会等5团体正式改组为国民党,在北京召开成立大会,出席并与阎锡山、张继、李烈钧、胡瑛、王传炯、温宗尧、陈锦涛、陈陶遗、莫永贞、褚辅成、松毓、杨增新、于右任、马君武、田桐、谭延闿、张培爵、沈秉堃、王善荃、姚锡光、赵炳麟、柏文蔚、孙毓筠、景耀月、虞汝钧、张琴、曾昭文、蒋翊武、陈明远一起被推举为参议。
1913年04月27日,发表名文《布告国民》,鼓吹武装反袁。
此后去上海,加入了基督教圣公会,并发起组建全国基督教救国会。
1917年,南下广州,任孙中山广州军政府秘书长。
1919年,以观察员资格参加巴黎和会,回国后,被聘为天津《益世报》主编。
1921年,任孙中山政府最高法院院长。
1922年,任北京政府王宠惠"好人内阁"司法总长。
1923年,任岭南大学文学系主任,并创办了《评议日报》。
1923年,应冯玉祥之聘进京,任中俄庚款委员会主席,同李大钊成为战友。
1926年,随冯玉祥访问苏联,回国后,任国民党中央执委兼广州国民政府司法部长。
1927年03月国民党召开二届三中全会,徐谦当选为中央常委和军事委员会主席团成员。
"武汉政变"发生后,徐谦受到汪蒋两派的排挤,被迫辞去一切职务,寓居香港,重开律师生涯。
抗日战争爆发时,他怀着一腔救国热情回到内地,任国防委员会委员。
还曾任国民党北京分部主任、福建国民政府委员等职。
1940年09月26日病逝于香港。
徐谦一生为中国现代司法制度的建立和完善竭心尽力,贡献颇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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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宁汉分裂宁汉分裂是国民党内部第一次的正式分裂,是国民党一件重大的事,也是国民革命中挫的广件惨痛之事.现在许多史论家以为共产党的叛变应当是其中唯一原因,实在构成这次分裂的还有许多理由.许多史论家又以为三月十二日武汉所开的三中全会是分裂的原因,实在酝酿分裂远在三月十二日之前好几个月。
现在要明了其中的复杂内容,只有让我慢慢的一层一层的写。
第一是共产党的叛变。
共产党对于国民革命的理论和过程观察像是很清楚的,但他们的行动恰恰正相矛盾。
共产党为什么要加入国民党呢?
在第三国际的观察,以为中国要实行共产革命,必得要先完成国民革命.这个理论也许是共产党的正宗派,因为共产主义的骨髓是阶级斗争,中国还是停滞在封建组织,阶级一定不分明;先要把中国工业化了,然后才有资产阶级,然后才有产业工人,有了有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才能正式的斗争,才能促成社会革命,因此不得不先实行国民革命.不但如此,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的国家,受国际帝国主义的支配,它需要的是建立一个独立国家,然后才可以谈社会革命,否则局促在帝国主义之下,一般民众所感受的是帝国主义的压迫,而不是资本主义的压迫,如果提倡社会革命,民众绝不会起很大的反应.大凡革命是广大民众的需要,并非主观理论所可鼓动的,因此苏俄首先主张中国须先完成国民革命。
第三国际这种主张的改变,是在民国十一年初,因为民国十年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它的宣言还是同时痛骂广州的孙先生和北京的徐世昌;后来因为内部意见不一致,这个宣言虽然勉强通过,始终不能发出,因此中国的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就投有宣言。
民国十一年的春初:
第三国际派了一个代表叫做斯力佛历驻在上海.这位斯先生是荷兰人,其初是在荷属东印度活动,后来站不住脚.才改派来华,他在中国化名叫做西门博士,我曾介绍过他在广州教育会演说。
他在上海不知何时认识了张溥泉先生(张继),张先生一次和他带了张春木(张太雷)一起来广州鼓吹共产党加入国民党.我记得我在广州西堤的西濠酒店会见他们,对于这个问题我极端反对。
我当时提出四个反对理由,第一个是国民党的主义终和共产主义不同,两个不同主义的党绝不容易合作到底。
与其合而后分,不如还是在党外对于某一问题或某一个时期合作。
第二个理由是我们承认国民党是一个革命党,共产党也是一个革命党,党员跨党,倘若遇到了两党不同的命令,叫党员服从国民党呢?
还是服从共产党。
如果服从国民党即是对于共产党叛党,服从了共产党也是对于国民党叛党.叛党已经是了不起.何况两党都是被认为革命党,叛党即是反革命,实在叫党员受不了。
第三个理由是国民党是正在夺取政权的,共产党依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不许党员做官,并不要目前夺取政权的,如果参加了国民党,即是共同夺取政权,非更开一次代表大会不能够推翻前案。
第四个理由是共产党的人数还是很少,而且都是青年.要使它能成长健全.最好是保持一般党员的纯洁.国民党内当时的冯自由和胡毅生之流,以及一般的国会议员实在也太不干净了,如果共产党参加了,实在使党员容易脏化.张溥泉先生很反对我的主张,以为共产党的主义没有和国民党不同,列宁正在施行的新经济政策实和孙先生的三民主义一样,而且两党既然都是革命党.既具同一目的,那么断不会有命令不同的地方,至于共产党改变决议更是顶容易一件事,说到国民党腐化,他也承认.但正为如此,所以要输入共产党的新血液。
这一段谈话我们自然没有什么结论,后来西门毕竟和张先生一起到桂林谒见孙先生.西门此行我听见也没甚要领,一直等到陈炯明围攻总统府,孙先生到了上海时候,国民党容共才变了当时一种政策。
我为什么要补述上一段历史呢了因为我要叙述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的原因,然而后来共产党的活动就违背了他们的理论和政策.譬如他们在广州时候专作农工运动,处处都表露阻止国民党的活动而与国民党为难。
在农民运动的时候,共产党更密令他们的农民特派员.有重要消息不必报告于国民党的农民部,虽然名义上他们还由国民党恃派。
而且到处宣传孙先生的三民主义不彻底,要革命的还是加入共产党。
共产党这一手实在使国民党太难受了,北伐之后.共产党的力量也随着军队的力量到处增加了。
各地的农会工会可以说由共产党绝对把持,凡国民革命军所到的地方.工会是罢工了.农会也武装了,政府的最大作用是安定秩序的,这么一来,国民党竟直没有力量维持地方,清党的酝酿差不多也跟着军事进展而澎涨。
而且共产党以为力量已到了水到渠成的时候,以为社会革命的开始,不必再待国民革命的成功;以为国民革命军到了北京可以用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的法术.立刻将国民革命一变而为社会革命。
共产党最初的理沦和最后的行动不符,自然国民党不得不采取最后的自卫手段,这是为什么宁汉要分裂了。
第二是三月二十之变,使人太莫明其妙了。
当时国民政府成立之后,能够统一东江,敉平南路,自然蒋先生是有大功,但汪先生坐镇着国民政府和军事委员会,无偏无袒的使各军得其平,必诚必实的厉行廉洁政治,一时人望所集,海内归心.广西和湖南的来归,与其说是因为广东的军事进展,毋宁说是受了国民党主张的影响。
汪先生既因三月二十之变出走,虽然大家以为是一个闷葫芦,但抱不平而希望他回来的企图倒是很普遍而到处酝酿.因为汪先生的出走,大家遂想到三月二十之变,因为想到三月二十之变,大家遂不满意于蒋先生。
那时虽然说不上反蒋,可是崇拜汪而惧怕蒋倒是一个显而易见的心理。
唯其三月二十之变太莫明其妙.所以一般党人和将领都有点寒心,就是没有汪先生在国府那一段的成绩.大家也有点芒刺在背的恐怖。
我在出发之前.曾经和李任潮(李济深、第四军军长)和谭组安(谭延闿、第二军军长)谈过一次话,他们的态度可以表示当时一般人的心理.我还在政治训练部,李任潮有一天用电话来找我好几次,我回部之后,便到参谋部找他.“你找我有什么重要事吗?
”我问.“没有要紧事,因为你就要出发了,所以找你一谈。
”李任潮本来不多言的,至此又沉默下去.“你看我们真到了长江.介石会怎样呢?
”任潮默然了许久才问这一句话.“我也难说,我看还是那样罢。
”我找不着任潮的要领,只能那样答.我们又起首默然。
末后我们又谈些不相干的事才散。
任潮为什么有这一问?
自然说话内里有文章,我那时实在和任潮不熟,而且我当日虽然不满蒋先生,然而总不愿反蒋以拆革命的战线,所以始终没有表示意见。
谭组安先生的态度更是鲜明,在北伐誓师的前一天对我说:
“到了长江,介石是没有办法的,要是在长江搅不久的人到了长江那里有好办法?
”组安先生虽然老成而浑厚.有时高兴起来,也难免露出自负的神气。
或者组安这一句话未必就表示只有他才有办法,不过对于蒋起来,也难免露出自负的神气。
或者组安这一句话未必就表示只有他才有办法,不过对于蒋先生不满意那是很显然的。
北伐已到了长江,各军都慢慢要扩张,各有扩军之心,而又怀有自危之念,那么反蒋迎汪也很顺理而成章,这又是宁汉分裂原因之一。
第三是唐孟潇(唐生智、第八军军长)和邓择生(邓演达、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的构煽.说到此地,今日我还是有点怪邓择生.邓择生最初是反对唐孟潇,及后又利用唐孟潇,使到武昌未下已形成蒋唐交恶,武汉既定更促成宁汉分裂。
事实是这样,邓择生时常都以理论家自负而又以革命家自居,见着人无时不挺着胸脯,大谈理论.有了这个习惯,总以为听他话的才是革命党,不听他话的就不是革命党。
大概他总以为唐盂潇还是一个地方军阀,想训练他成为一个革命党吧,于是把许多革命理论硬生生的灌他,碰巧孟潇也是一个予智自雄(形容人自大驕傲,目中無人。
含有貶斥的意思)的人.不见得便服从他认为小弟弟的邓择生领导,于是武昌未下邓择生便对孟潇不满意了。
择生既对盂潇不满意,自然在蒋先生面前有了批评。
而盂潇当时的确也太躁进了,在武昌末下便希望把他三师扩充为三军,这种举动各军都不满意,蒋先生自然更不满意。
“我们到江西去,我们不要两湖了,最多我们不得了便回广东。
”蒋先生这样说。
有一天我在李家桥火车上会着蒋先生,当时他还对盂潇一种愤慨之色.恰在和邓择生见面之后.我知道邓择生又对蒋先生批评唐孟潇,而那时为着革命前途起见,我真替唐孟潇解释不少,其实当时我和盂潇谈不上密切的友谊。
不久以后我在汉口和孟潇闲谈.虽然是交浅旨深,我也不得不尽量对他忠告。
我说;“盂潇,你已成了一个神宅牌,只是大家不知道把你安放在大厅或是安放在神楼罢了。
不过我替你想,很危险,你是参加了国民单命军,而湖南又已服从了国民政府,但你想想,湖南省政府和国民政府有什么关系呢?
财政是独立的,省政府委员又是你推荐的,除了一张国府任命状之外,什么也没有关系。
而且你的身边,有国民党,有共产党,有军人,有刁绅,有佛教徒,有所谓亲信派,各有矛盾,各有利害,很象一团火拿一张薄薄的沙纸包着,终久要烧破的。
我劝你多和国府发生关系,而扩充军队也必得慢慢的,不要急.”我这一段书生见地的话,自然或非盂潇所乐闻,我于十五年十二月离开汉口到江西,整整三个月和他设有通过消息,迨至邓择生和蒋先生破面之后,又转而利用唐盂潇。
等我十六年三月重到武汉,盂潇又变了一个样子。
蒋先生那时不敢将国民政府搬至武汉,共产党的问题自然是一个原因,而唐孟潇的气焰咄咄逼人也不能不算重要原因之一。
说到此地,我可以叙述宁汉分裂的前夕情形了,现在记叙当时情况的,都名之为宁汉分裂,其实分裂的当时,南京还未取得,我固然在江西,而蒋先生也还住在南昌.其时军事经已稳定,吴佩孚对于武汉显然的无力反攻,而孙传芳在江西新败之后,对于江浙也只图自保,于是为达到北伐目的而为容易号召天下起见,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遂计划北迁。
我刚由武汉调任江西政务委员会主任的时候(政务委员会是当时草创的制度,等于省政府),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刚由广州搬来,当日中央为什么不取道湖南直至武汉,而偏假道南雄和赣州以至南昌,我至今还不明白。
或者是中央以为北伐总司令部设在江西,所以先来这个南昌故郡的洪都新府,或者是蒋先生和张静江早有成算,决意将中央不设在那个武汉的中心.不过当日的宣传,早认定中国可以建都之地只有四个.一个是北京,一个是南京,一个是武汉,一个是广州。
北京和南京没有取得.自然不发生建都的问题.而广州偏处南部,是难得号召天下,国府既由广州迁来,那国府所在地当然只有一个武汉是最适中的地点了.这种宣传已融成了普遍的心理,而这种心理不止一般人所同具,就是国府的主要人物也以为理有必至,事有固然。
中央到了南昌不久.所有各部长如财政部的宋子文,外交部的陈友仁,交通部的孙哲生,司法部的徐季龙(徐谦),乃至孙夫人宋庆龄。
迁都离南昌而至武汉,在那个年头的南昌城,只剩下一位代理国府主席谭组安。
各部部长之赴武汉。
总以为国府就要搬去的,但迟之又久,终于消息不闻,于是在武汉在南昌就发生一种传闻,说蒋先生要把中央党部和国府袋在荷包里,以达挟天子以令诸侯之意。
慢慢各部部长来电催促,而武汉的民众团体纷纷来电欢迎。
蒋先生见这事情已闹起来,一夜遂在总司令部开一个政治委员会会议.以解决国府留赣或是迁汉。
当夜是蒋先生主席,出席的人们据我记忆所及的有张静江、谭组安、宋子文、何香凝、朱益之(朱培德)、林祖涵(林伯渠).邓择生,和我几个人,而宋子文和邓择生是由武汉赶到,仿佛代表赴汉各中委的意见。
当夜会议的秘书长是叶楚伧,而司记录之事的是今日的候补中委而为当日的秘书狄君武.“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是不是应当留南昌,抑或迁武汉,请各位发表意见。
”蒋先生照例这样问。
“我主张留在南昌,因为南昌地势很好.”张静江先生首先发言,理由是很简单而没有充足的解释.“谭先生的意见怎样?
”蒋先生向着坐在第二位的谭组安问。
“论道理是应该迁武汉,论局势是应该留南昌,我倒主张中央暂时留赣。
”谭先生很嗫嚅的说。
“各位意见怎样?
”蒋先生望着各人,似乎希望各人都发表些主张。
“我没有意见.”邓择生简单说了,沉默下去。
其时朱益之刚坐在我的下手,拿铅笔就桌上的纸片写了一张条子递过来,那条子写的是:
“国民政府不迁武汉,不如还在广州好。
”“我的意见还请国民政府搬汉口,因为要筹款,国府不能不搬汉口。
”宋子文是办财政的.语不离宗的拿着财政作口实。
“我没有意见。
”林祖涵也那样表示。
其时已轮到我发言了.我看见谭组安那样神态.知道国府留赣似已内定.难于挽回,但我这个人是知其不可而为主者的,我站起来说:
“这个问题是不是还可以讨论?
”“当然可以讨论。
”谭组安赶快给我答复。
“国民政府应当迁汉,我有几个重要理由.第一,中国能建都之地只有北京、南京和武汉,今日北京南京没有克复,所以能建都之地只有武汉,这是就地势上论的.第二,我们宣传会师武汉已久,国府当时北迁的宣传也只有说迁武汉而没有说迁南昌,今日国府忽然在中途留在江西,中外人士固然有点惊骇,尤且恐怕他们认为我们无远大企图,致失天下之望。
第三,国府的功能除军事以外,就是外交和财政,外交和财政的功效势不能在江西发挥.所以依着种种理由,我主张仍依原议将国府迁汉。
”我见各人都不肯发表意见,只有本着言无不尽之旨去尽量陈述。
'我没有意见.’朱益之跟着说,虽然他的条子曾表示真意,主张国府迁汉。
“我是一个女人,不知国府留赣好.还是迁汉好。
大家以为怎样便怎样。
”廖夫人也不表示她的真意。
“多数都表示国府留赣,那么国府就不迁汉罢!
”蒋先生勉强作一个结论.那时我再忍不住了,我再站起来说:
“我本来不想再说的,但我眼见着无数的危机。
我请各位注意,如果国府不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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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奸 陈公博 1939 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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