洞窟艺术.docx

洞窟艺术.docx

《洞窟艺术.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洞窟艺术.docx（23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洞窟艺术

第一章导言

1.1研究背景及选题意义

1.1.1研究背景

中国的佛教文化源远流长，自汉朝传入之后，与中国本土儒家文化和道家文化经历了碰撞与磨合的本土化过程，在佛教本土化的发展过程中又深受中国历史各朝代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影响，同时佛教也以其博大精深的义理和极具感染力的艺术形式深刻地影响了中国文化的内涵和中国百姓的日常生活。

早期的佛教思想为了便于被更多的人所接受，充分利用了许多人们喜闻乐见的世俗艺术形式，如音乐、美术、艺术、文学、壁画和雕塑等。

石窟造像艺术作为佛教思想的外在表现形式之一，它反映了不同历史时期的佛教思想和佛教与中国文化的融合，并且以其强大的艺术感染力推动了中国雕塑艺术的进步，也是世界佛教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的佛教石窟造像开始于约公元3世纪，造像内容丰富多彩，艺术成就也是世界瞩目，其中龙门石窟、敦煌石窟和云冈石窟更是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佛教石窟艺术作为佛教艺术中重要的组成部分，还有一个独具特色之处在于其长久的存在性。

从佛教石窟造像开始，经历政权混乱的魏晋南北朝时期、繁荣昌盛的隋唐时期和中国封建社会的衰落时期，在这漫漫历史长河中，石窟造像艺术的精华依然傲然矗立在山洞之中，向我们展示古代人的智慧和佛教艺术的精髓。

它虽然不像其他艺术作品那样，可以从表象直接反应古代人民的社会生活，但深入的研究却可以发现同一处石窟群像在不同历史时期雕塑的烙印，是研究古代佛教发展和社会变迁的重要实物史料。

1.1.2选题意义

本文将研究对象设定为唐代石窟造像的历史演变，最主要的原因在于唐代是中国佛教石窟造像的鼎盛时期，石窟造像在唐王朝皇室的支持下呈现一片欣欣向荣的盛世景象，此时期的龙门石窟造像内容和题材丰富，佛像面容圆润大气，雕塑刀法技艺精湛，代表作有武则天时期开凿的卢舍那大佛等，代表了中国佛教石窟造像的最高峰，研究石窟造像艺术的历史演变有利于我们更加深入的了解中国佛教文化的博大精深和石窟造像艺术背后中国社会政治文化的变迁。

此外，本文在研究唐朝石窟造像的同时注意到了历史变迁的延续性。

石窟造像艺术的风格往往受到不同朝代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影响，与时代变迁紧密相联，每个时代的造像都渗透着这个时代的气质和烙印。

如举世闻名的敦煌莫高窟，既是佛教东传的特定产物，又是中原汉文化在西部集中展示的前沿窗口，它体现了东西两种文化的交融，同样云冈石窟、龙门石窟和麦积山石窟等也是印度佛教文化与中国本土文化融合的产物。

而鉴于每个历史时期石窟造像的异同，则集中体现和反应了当时的宗教文化和社会政治。

所以本文以唐为时代背景，从当时的佛教发展和社会政治切入，研究石窟造像的演变过程，试图对中国雕塑史的阶段性研究以及对中国石窟造像的艺术变革起到一定的脉络疏导和借鉴作用。

1.2文献综述

唐朝的石窟造像研究自古至今是许多研究学者所钟爱的题目，但是真正具有

现代意义的学术研究要追溯到20世纪初，敦煌莫高窟藏经洞的发现掀起了外国考古探险家和历史学者到中国寻宝的热潮，许多国外学者来到中国西北、华北地区进行佛教石窟历史遗迹的考察，并出版了许多出色的研究文章和照片，保存了大量佛教石窟造像的原始史料。

其中的代表人物有法国汉学家沙畹、日本学者关野贞等人，出版的学术性报告有《中国佛教史迹踏查》《中国文化史迹》等。

总之，这一时期因中国面临着严重的内忧外患，国内研究水平不高等因素的影响，对佛教石窟造像的研究主要是外国研究人员进行，但是研究的内容较为基础，研究层次和深度不够。

值得一提的是，此时中国学者也开始关注佛教石窟文化研究，著名的佛学家汤用彤先生出版了《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详细论述了开凿石窟与佛教的关系，是这一时期突破性的研究成果。

到20世纪50年代，新中国解放后，政府组织国内学者对佛教石窟进行调查，但是研究的路径还是延续解放前西方学者的方式，调查流于表面，只是对全国各地石窟造像概况的介绍。

此时的研究成果主要有荆三林《中国石窟雕塑史》，丁明夷的《中国石窟雕塑全集》和《龙门石窟唐代造像的分期与类型》等著作。

改革开放后，中国的文化界开始出现新的思想解放的热潮，佛教石窟造像文化的研究工作也开始走向专业化，学界对石窟造像艺术的研究也越来越深入。

其中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有阎文儒的《中国石窟艺术总论》，该著作介绍了全国各地石窟的分布，又按历史分期对各朝代佛教艺术特点和风格做了详细的阐述与研究。

作者反对那种认为中国石窟艺术只不过是印度键陀罗艺术的东传和抄袭的观点，强调中国石窟艺术是一种新型的佛教艺术。

段文杰的《敦煌石窟艺术论集》论述了敦煌石窟的建筑、雕塑和壁画，被认为是目前敦煌艺术研究的第一部系统性的学术专著。

与此类似的还有文物出版社的《龙门石窟》、《炳灵寺石窟》、《大足石窟》、《陇东石窟》、《须弥山石窟》、《河西石窟》等系列图录。

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与山西文物局合编的《山西佛教彩塑》，对山西佛教彩塑的精品做了系统的整理和深入的研究，该著汇集的图片曾在海内外展出，获得好评。

本文选题及研究内容在该领域随着民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而带来的旅游业的发展，以及历史文化研究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而持续不下，研究水平不断提高。

如相关学者对于文物保护方面提出来的“世界文化遗产石窟艺术的防水防蚀保护”命题，针对于资源开发与市场提出的“石窟文化旅游者感知价值构建”，石窟艺术与佛教雕塑研究等。

唐代艺术非常繁荣、发达，不但达到了中国古代艺术发展的高峰，而且也是中世纪世界上最发达、最辉煌的艺术之一，而石窟艺术作为唐代艺术重要的组成部分，对于它的演变过程，宗教文化和社会政治是如何影响的，这一研究课题将对该领域起到积极作用。

1.3研究思路与方法

本文以美术史的研究方法，以“文献研究”的思路为主，通过对佛教石窟造像资料的全面掌握和相关理论知识来分析和整合已有的研究成果。

文中运用了大量的佛教发展史、石窟造像学和政治认同的理论知识。

论文的研究内容在于掌握唐时期佛教发展和社会政治的基础上，结合石窟造像艺术形式的演变，深入研究当时统治阶级以及平常百姓对于佛教的认知和理解和政治因素对于石窟造像的影响程度，最终所呈现的区别于其它历史时期石窟造像的特点，从而进一步推动石窟艺术的研究。

在深入了解佛教文化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以及在唐时期的发展特点、唐时期历代统治阶级的政治选择下的社会群众反应之后，从唐时期的各个重要石窟代表入手对整体石窟造像的特点及个别突出造像的特点进行分析论述。

研究过程中会适当对比其它朝代的石窟造像进行对比分析，力图清晰鲜明，使读者更加深刻的了解唐代石窟造像艺术的演变历史和石窟造像演变的社会政治基础。

1.4研究特色与创新之处

本文以佛教以及社会政治对石窟造像的影响为课题，深入探究了佛教的历史、政治下的社会认同、石窟造像的演变等相关问题。

佛教文化和石窟文化都拥有悠远的历史且联系紧密，但这两种文化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在政治文化的影响下呈现出不同的表现形式和特点。

对于当下我们对宗教文化（佛教）的理解、对于石窟造像的了解、对于社会政治的本真反应、对于艺术创作的语言内涵和内在意义都有利于我们去了解历史，了解我们的传统文化和艺术，为当下的快餐文化和烦躁的内心注入一股清风，也为中国古代民族艺术的研究添砖加瓦。

因此，本文希望通过研究，找到宗教文化与艺术创作、现代人们精神生活与古代民族传统文化的契合点，从历史中吸取养分，传承文明，以古明今。

第二章中国佛教石窟造像的简要历史

2.1石窟造像概念与缘起

2.1.1石窟造像的概念阐述

研究石窟造像的演变历史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要厘清石窟造像的概念，对研究对象和研究的范畴有一个清晰的认识和理解。

众所周知，佛教不仅有精深博大的宗教义理，还包括丰富的外在表现形式，比如寺庙、石窟、壁画、经书和歌曲等。

佛教造像主要有两大类，一类供奉在寺庙、宫廷和民居内，一类雕塑在石窟寺中。

前一类多为彩绘泥塑、彩绘木雕、铜塑和婆金铜塑，后一类多为石雕和彩绘泥塑后简称彩塑'。

就佛教造像而言，从材质上看，佛像的门类就有金银像、铸像、雕像、塑像、夹经像、瓷像、绣像、陶泥像等。

由此，可以辨析出本文所要研究的石窟造像，是雕刻、塑造在石窟寺之中的佛教石雕彩塑形象。

“石窟”一词源于古印度，东晋天竺僧人翻译的佛教经典中出现“尔时世尊，还摄神足，以石窟书。

”最初在古印度时期石窟是一种非常普遍的佛教建筑形式，曾被称为“石窟寺”，建造于山崖之间，供僧侣信众修行之用。

总体而言，石窟造像顾名思义就是依托于石窟修行文化的发展，融合了石窟建筑、绘画艺术和雕塑技术等形成了特殊的佛教文化。

值得注意的是，本文所要研究的石窟造像是雕刻、塑造在石窟之中的佛教雕塑形象，与供奉在寺庙、宫廷或乡村之中的普通佛教造像艺术有着截然不同的概念和内涵。

2.1.2石窟造像的缘起

石窟造像的缘起得益于石窟寺的发展。

大量建造的礼拜石窟是一种融合了石窟建筑、雕塑和壁画等多种形式于一体的特殊佛教文化形式。

佛教诞生之初，创始人释加牟尼曾极力反对佛教的个人崇拜，不主张大肆雕刻佛像，在佛教早期的经典《阿含经》中也有“佛形不可量，佛容不可测”的训告。

所以最初开凿的石窟只是容纳修佛之人的处所。

早期的石窟寺一般被开凿成一种长方形，中间为僧侣集会的地方，两边为僧侣的住房。

印度孔雀王朝的统治者阿育王大力提倡佛教，并将佛教定为印度国教。

佛教僧徒们在“观禅”的指导下，石窟中前所未有地雕刻出了佛教系列形象，真正意义上的佛教石窟造像才开始出现。

公元一世纪时，佛教内部出现了以普渡众生为最高理想的大乘佛教。

大乘学说流行后，佛教石窟造像开始在印度各地广为流传，进而向邻国传播。

随着“大乘佛教”的发展，石窟演变为两种形式，一种叫做「礼拜窟」，一种叫做「禅窟」。

礼拜窟内会雕塑佛像，供人瞻仰礼拜，是石窟造像艺术发展的缘起；而禅窟则主要是供僧侣修禅居住。

作为石窟造像起源的礼拜窟形式多样，其平面有马蹄形、方形等，内部的装饰有在石壁上雕凿佛像，有在中心石柱雕造佛龛、佛塔，也有在石窟四周作壁画等。

随着礼拜石窟内部装饰形式的多样化，石窟造像的技能和艺术也得到极大的发展。

印度现存的佛教石窟以公元前一、二世纪至公元五世纪时所造的阿旃陀石窟重为最著名。

其石窟建筑和雕刻的壁画都有很高的艺术价值。

玄奘法师在《大唐西域记》（卷十一）中曾概括地把阿旃陀石窟的位置、建筑、雕刻、民间传说等生动地记述下来。

这些记述现在已成为记载印度阿旃陀石窟最宝贵的古代文献。

中国最早的石窟寺出现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新疆地区，现存的有新疆拜城的克孜尔石窟、库车的枯木吐拉石窟等。

北魏时期，由于统治者大力提倡佛教，开凿石窟之风大兴，石窟造像艺术随之开始流行。

石窟中的造像艺术风格是伴随着各时代的政治文化发展和地理环境变化而发展变迁的，石窟佛像造像的形态特征及体态动作、表情、手语，都表达了极为丰富的佛教精神内涵和佛经典籍故事等内容，佛教宗派的兴衰也对石窟造像的主题有着很大影响，佛教造像中的服饰、容貌、表情等变化与佛教本土化过程紧密相联。

中国本土的石窟造像虽传承印度石窟造像的风格，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与本土的文化特色相结合，比如石窟寺中出现了中国传统的木结构建筑，而后一步步向富丽堂皇的宫廷建筑形式靠近。

2.2佛教传入中国

2.2.1古印度佛教外传

佛教产生于公元前6世纪末至公元前5世纪初的古印度迦毗罗卫国，其创始人为迦毗罗卫国的王子悉达多•乔达摩（SiddharthaGautama），他因不满当时印度社会的婆罗门教和种姓制度而创立了反对婆罗门教的“沙门思潮”之一佛教，佛教的产生迄今已有2500余年的历史，其创始人释加牟尼被尊称为“佛陀”。

佛教产生后首先在印度国内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力，公元前3世纪，佛教在古印度国王阿育王的支持下，积极向外传播，其影响力由印度逐步向印度次大陆扩展，最先由南印度传入斯里兰卡，随后又传到了缅甸、柬埔寨、泰国，老挝等国，这一支被称为“南传佛教”。

另一支经由中亚地区随着丝绸之路向北传播到中国。

据《魏书•释老志》记载，大约在西汉武帝时期，随着西汉与西域各国的交战与边境贸易，佛教已然传入中国，但此时佛教的传播还只是局限在皇亲贵族等上流社会，佛教在民间大范围的传播要到东汉明帝以后。

对于佛教的传入，史学家对此赞誉颇丰。

胡适就曾说过佛教的传入是中国哲学史和宗教史上“最重要的里程碑”。

2.2.2佛教的本土化

佛教虽然在西汉末年就已传入中国，但并未立即传播到市井乡民之中，中国人最初接受佛教，当中必然经历了一番佛教与本土文化的磨合与碰撞时期佛教本土化的过程不可或缺，所以整个汉朝可谓是佛教在中国的“最初潜伏期”。

两种异质文明体系在相遇时必然要遭遇碰撞和不断调适。

可以说，一千年后西风东渐时所遇到的大部分问题，在佛教入华时都已在不同程度上遇到，例如本土思想的激烈抵制、一个外来思想体系的自我调整以迅速适应变化、如何使新的异质思想被本土接纳和理解、以及经典的翻译工作和交流等等。

汤因比曾提出过一个著名的论断，即宗教的大发展往往尾随着一个帝国的崩溃而来，佛教在中国的发展在某种程度上恰恰验证了汤因比的论断。

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不再依附于中国本土的儒教和道家文化而迅速发展起来。

究其原因，跟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方面有关。

此时的中国社会刚刚经历了强大的汉朝的衰亡，中国传统的“经世致用”之学——儒家文化随着两汉政治秩序的崩溃而失去了它对稳定社会和民心的功用。

这样一个动荡不安的社会环境成为了“异域思想得以植入的温床”。

人们急于寻找精神寄托，来摆脱现实世界的苦难。

佛教在此时被统治阶层和文人志士发掘。

在南北朝的乱世中，佛教不得不适应南北两种不同的政治环境和文化。

这种扎根本土的努力，出现了日后佛教南北宗分化的最初雏形，以及被中国思想所渗透的佛教，事实上此后的中国佛教发展，大抵都可以追溯到这一时期。

自唐代禅宗兴起，晚唐后西域通道断绝，佛教又在印度本土衰落，佛教不得不更进一步地中国化，以至于禅宗这样一种从印度佛教的观点看来的几乎已经不能算是佛教的异端，竟演变成为中国佛教势力最大的正宗。

禅宗在理论层面吸收了道家玄学性格，大受士大夫知识分子和庶民社会喜爱。

但中国佛教中的“佛性”也逐渐演变成主要指人的心性，而非印度所指的真如、实相、法性，这种对心性的和自然主义的过度强调（如惠能之主张“顿悟”、神会之说“无念”、马祖之论“非心非佛”），消解了鬼神与来世的观念，无形中也造成了禅宗的自我瓦解。

佛教在中国发展出了自己特殊的地区形式，并成为大乘佛教的主流。

这一佛教流派又向外传布，以至于日本和朝鲜文化所接受的佛教，实际上已经不是印度佛教，而是经过中国文化强烈改造过的汉传佛教。

虽然佛教在中国的发展不得不适应这一本土环境，从儒道思想中汲取成分，但这种影响和汲取绝不是单向的，相反，早期的道教经典大量抄袭、模仿佛经语句和思想，乃是学界的共识。

而中晚唐兴起的儒家思想及两宋理学，更是明显受到佛教思想影响，如芮沃寿在《中国历史中的佛教》一书中一针见血地指出，“甚至可资他们使用的语言和谈辩模式也是发展于佛教盛行的时代。

正是佛教的经验教导他们从古代经典中寻找和发现了新的意义维度”。

连中国传统宗族的义田观念等，虽然带有显著儒家道德观念，却也是源于佛教的。

在一定程度上也正是由于抄写佛经可以增加功德，故而印刷术才在中国发明出来（早期印刷品许多均是佛经），并使得中国文化的流传日广。

自汉代以来，佛教传入中国已经有着近两千年的历史，佛教的传入深受当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

同时，佛教以其精深的佛理和艺术的感染力深入到中国社会的肌理，在一定程度上也对当时的中国社会乃至后世两千年的思想、文化、艺术等有着深刻的影响力。

2.3中国石窟造像发展简史

中国的石窟最初是仿照印度石窟而建。

从公元四世纪到八世纪之间，印度佛教的石窟建筑艺术随着佛教文化整体向东传播，在汉魏时期传入中国，经历了千余年的发展历程，期间大体可以分为魏晋南北朝和唐宋两个大发展阶段。

从北魏至隋唐是石窟造像艺术的鼎盛时期，唐代以后逐渐减少。

2.3.1早期的石窟造像艺术——魏晋南北朝时期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社会转型时期，此时的中国政治混乱、社会动荡、各民族混战不断。

豪强地主在混乱的时事中依靠镇压农民起义加强了自身的政治和经济力量，造成中国长时期分裂割据的局面。

纵观这一时期的社会转型，除了政治上的政权交替，也出现了文化的转型，中国社会从两汉时期“独尊儒术”的文化氛围中醒来，对少数民族文化和其他文化呈现包容的态度，文化的转型带来的积极影响有魏晋“玄学”的兴盛和佛教的大发展等。

魏晋南北朝时期建造的石窟是以皇室贵族为主导的造像风格，此时的石窟造像以宗教性和理想化为总特征。

东晋十六国时期，先是在河西走廊地区出现了敦煌莫高窟、千佛洞、麦积山等20多处石窟。

紧接着北魏都城平城（今山西大同）出现了云冈石窟，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又建造了举世瞩目的龙门石窟，围绕着这些主要石窟，周围也相继出现了很多小规模的石窟。

十六国至北魏前期的石窟造像，是三种不同文化汇聚的结果。

其一是外来文化，主要为印度诸地佛教文化。

其二是汉民族传统文化，主要指中原地区文化。

其三是西北少数民族文化。

三种文化在交织、融合中，以印度佛教文化色彩最为浓厚。

石窟造像沿河西走廊传入中国之始，在造型上含有大量的键陀罗及笼多抹冤罗的艺术成分，造像形式不论服饰、发髻和形态上都比较接近印度及中亚的佛像。

这种带有浓厚印度及中亚风格的石窟造像样式主要分布在新疆库车、拜城一带。

该样式多是眼圆目深、鼻梁细高、小鼻翼、领骨宽大，服装多见右袒式或通肩式裴装，衣纹厚重作平行排列，通肩裴装为中亚键陀罗佛像的常服，而右袒式与高原民族服饰有关。

肉髻高起，菩萨一般以缨路华绳束发并带高冠，宽肩厚胸主要是受笠式和键陀罗式造像的影响。

沿着河西走廊往下，中土气息逐渐浓厚，石窟造像已不单单是西域佛教艺术的传移摹写，而是在将印度抹冤罗和键陀罗的佛教雕塑艺术题材，结合汉代雕塑艺术的基础上融汇创新。

特别是到了北魏孝文帝改革，实行“汉化”政策之后，佛像的面容和服饰也随之汉化。

云冈石窟形象地记录了印度及中亚佛教艺术向中国佛教艺术发展的历史轨迹，反映出佛教造像在中国逐渐世俗化、民族化的过程。

多种佛教艺术造像风格在云冈石窟实现了前所未有的融汇贯通，成为中国佛教造像艺术发展的转折点。

到了北魏后期，石窟造像的风格已经从以印度文化为主转向以本土文化为主导，北魏后期石窟造像主要有敦煌莫高窟、麦积山石窟、庆阳北石窟寺、巩县石窟、绳池鸿庆寺石窟、炳灵寺石窟、云冈石窟、龙门石窟等。

“这时佛像体态扁平修长，面目清瘦秀美，眉目疏朗，额尖唇薄，脖颈细长，两肩削窄，胸平淤服饰上，内着僧抵支，胸前束宽大下垂的带子，或向旁甩到手臂上，外穿`褒衣博带'式袭装，下部密褶较多，衣服褶纹为直平阶梯式。

菩萨身躯修长，面貌清瘦，两肩削窄，胸平脖细，披巾交叉于胸前，大多穿一圆环，然后上卷，下著长裙，下裙向外敞开。

飞天修长飘逸，上着短糯，下着长裙曳地，窈窕轻倩之姿，洋溢于形象之外”。

在技法上，发展出以直平刀法，刻出衣纹，尤以造像向前倾斜的姿势，使瞻仰佛像的人，充分觉得自己与佛有感情上的结合。

这样的面相、衣饰，是在前期的基础上，把印度粉本的题材，进一步民族形式化的表现。

而直平刀法的发生，向前倾斜的姿势，这是这一时期创作中的成功表现。

这一风格的转变，一是取决于天时，二是有赖于地利，三是借助于人和。

以天时而言，十六国晚期至北魏前期，大规模佛教造像运动的兴起，使人们不再将其与中国的黄者联系在一起，而是更多地把其当成独立的实体来研究。

人们有了要改变它、使之更接近于中国文化、更能符合中国人传统习惯的愿望和要求。

从时间上看，北魏后期恰恰是历史赋予其完成此项任务的最佳时刻。

以地利而言，佛教造像艺术自印度经西域入河西，至云冈完成了其传播的第一阶段的使命，从文化传播学看，西北地区是华夏文化的边缘区域，更容易接受外来文化登堂入室，而随着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向内地迁移，情况就会发生变化。

由大同云冈转向洛阳龙门，历史在空间环境上提供了这一良好的契机。

以人相而言，北魏少数民族统治音长期占据北方，虽不同程度受到汉民族先进文化的影响，但主体仍保持自己少数民族文化的特征。

为了改变这种局面，突破传统的藩篱，一位富于远见卓识的皇帝—拓拔宏，也就是我们史书中所称道的魏孝文帝，开始了汉化革命。

这次汉化革命，使得南朝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的先进文化，影响了北魏历史的发展进程，也将昔日雄深古朴、威严高大的佛像，改装成具有南方士大夫审美时尚的“秀骨清像”“褒衣博带”。

这次汉化革命最终使得佛教造像艺术风格完成了由前期向后期的过渡。

2.3.2兴盛时期的石窟造像艺术——隋唐时期

隋唐时期的石窟造像遍及南北的民间造像规模，现实化、世俗化的造像风格为总体特征。

跟长期分裂和连绵战祸的南北朝相映对的，是隋唐的统一和较长时间的和平和稳定。

与此相适应，在艺术领域内，从北周、隋开始，造像的面容和体态都开始明显变化，经初唐继续发展，到盛唐确立而成熟，形成与北魏的悲惨世界对映的另一种美的典型。

这一时期石窟造像最主要的特点是，在人物造型上，面形方圆，体形健壮，较为写实，腿部一般较短，普遍出现雄壮健实的体魄。

改变了南北朝时期以来细腰秀颈、瘦臂纤手的文弱类型居多的现象。

敦煌莫高窟第窟中央塔柱前侧的一佛二菩萨就是明显一例。

在形象特征上，佛的神性、人性，菩萨的世俗性、女性，力士的孔武性、男性，弟子的平民化、老少相在艺术表现上，佛的稳定充实，菩萨的曲线柔媚，力士的体量转折，以及他们的坐立姿态，种种表情刻画等等这些都可形成千变万化又相对统一的对比，造成相辅相成又参差有序的总体风貌。

此外，在造像的处理手法上，也形成了一套从观者特定角度和宗教氛围要求出发的基本规划。

雕刻家们充分利用了中国雕塑、绘塑相结合的特点，将雕、刻、塑、镂各种手法作综合运用，通过不同体位与体量关系的比例探索，造就出一种从艺术要求上来处理对象的格式。

为了适应观者的角度，造像选用了大头、短躯、前倾和俯视的基本样式，并在容易注目之处，例如面部、手部、衣裙、饰物、执物等部位作精细的刻画处理，而在关节转折处，肌肉突出处作夸张的引导等手法，造成端严而生动、丰润而有变化的感觉。

但在衣饰上仍多用低浅之雕刻表现，尚有北朝那种袭装贴体似的感觉。

中唐是意识形态转折期，禅宗在中唐以来盛行。

社会上，在上层广泛追求豪华、欢乐、奢侈、享受。

理论上要求信仰与生活完全统一的禅宗提出，不必遵循繁缉的宗教教义和仪式人们不必出家，也可成佛不必自我牺牲、苦修苦炼，也可成佛，在日常生活中保持或具有一种超脱的心灵境界，亦可成佛。

唐代天国中地“华严”气象，很大程度是依赖这种唐代社会繁荣的富丽物质的表现传达出来的。

美术史家们爱用“吴带当风，，来总结唐代美术的特征，这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它既是绘画中笔法的发展创造，也是雕塑中体量的转折变化。

中国雕塑基本遵循着“绘塑同一”的要求，中国老百姓更明白“佛要金装弓人要衣装”的道路，唐代的雕塑家们正是完成了“衣装”的同时，将佛像转化成了“中国菩萨”而使之深入民族文化那本质的“人心”之中的。

以衣饰的雕塑和变化为例，我们不难看出唐代雕塑家们的良苦用心与成就。

就人类而言，个性差异是较小的就面部而言，个性差异是丰富而极大的。

而衣饰本身，既用差异处理了体态上的共性，又用社会文化统一了面相上的个性，使其个性与共性得以互相融合，形成了艺术形象的文化规范样式。

2.3.3衰落时期的石窟造像艺术——唐中后期之后

唐末以后，中原一带社会动荡，朝代更迭频繁。

从年废唐哀帝直立建梁，到年赵匡撒建宋的年中，共经历了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五个朝代。

加之连年的战火使得经济、文化遭到很大的破坏，以至于非常繁华的长安变成了`喇棘满城，狐兔纵横”的荒败景象。

中原文化艺术失去了唐代的繁荣与中心地位，而长江中下游及四川一带，由于战火较少，在经济、文化上仍有发展，美术的重心也随之转移到西蜀和南唐。

宋朝统一，结束了五代的封建割据局面，在一段时间内，社会保持者先对的稳定，中原的经济、文化得到了回复和发展，商业、手工业出现了空前的繁荣。

市民阶层的发展壮大，使社会有了一批能与封建统治阶级抗衡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