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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用学的言外之意理论与文学的意境说
语用学的“言外之意”理论与文学的“意境说”
汤琼
【摘要】语言学家和文学家都关注语言的言外之意,研究语言的言外之意一直是现代语言学的热点题,从奥斯汀最初提出言语行为理论开始,到格赖斯的会话含义,再到舍尔的间接言语行为理论和“言外之力”,直至近年来兴起的关联理论,无一不对语言的言外之意产生浓厚的兴趣。
纵观中国古代文学史,中国古代文人最早也最善于运用语言的言外之意。
中国的“意境说”要比西方人提出的“言外之意”理论早两千年。
通过追根溯源,我们发现“言外之意”理论和“意境说”的哲学来源有相通之处,甚至可以说“言外之意”理论的产生受到过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启发。
【期刊名称】贵州社会科学
【年(卷),期】2014(000)012
【总页数】6
【关键词】间接言语行为;言外之意;意境说
语言学家和文学家都关注语言的言外之意,西方语言学家开始关注和研究语言的言外之意是近一个世纪才开始的,他们提出了言语行为理论,会话含义理论,合作原则等一系列研究语言言外之意的理论。
而中国文学家早在两千年前就提出了意境理论,他们对语言言外之意的研究不仅有蔚为大观的理论体系,在实际运用中更是长袖善舞,极尽婉约曲折之能事。
通过追根溯源,我们发现“言外之意”理论和“意境说”的哲学来源有相通之处,我们甚至可以说“言外之意”理论的产生受到过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启发。
一、西方语言学家有关言外之意的理论
现代语言学自从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建立以来,它的研究对象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发生了一次重大的转向——从对语言系统的研究转向到对语言使用的研究。
现代语言学之父——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和美国语言学家乔姆斯基最早将语言看作一个封闭独立的结构和系统进行研究,他们区分语言的内部要素和外部要素,把语言的外部要素如:
语言和文化、语言和社会的关系等搁置一边。
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英国哲学家奥斯汀,美国哲学家舍尔和格赖斯等人开始将语言的运用引入到语言研究中,他们认为语言离不开人类社会的交际,脱离了语言运用去研究语言系统是研究不清系统的,他们强调要将语言的功能和语言的结构结合起来研究。
奥斯汀和舍尔等人的理论直接催生了语言学的分支学科——语用学的诞生。
在奥斯汀看来,语言交际的基本单位不是单词,句子本身,而是用单词,语句表达的行为。
言语是一种行为,说话人用一个句子或一系列句子完成一种或几种言语行为。
这就是言语行为理论。
奥斯汀把言语行为分为三大类,表述性言语行为(locutionaryacts),施事性言语行为(illocutionaryacts)和成事性言语行为(perlocutionaryacts)。
(术语译名参照王宗炎《英汉教学语言学词典》。
表述性言语行为泛指用声音表述出来的一切有意义的话;施事性言语行为指说话者通过言语表达自己的意图如命令,请求等;成事性言语行为指通过说话而达到的效果如说服,恐吓等。
奥斯汀认为,一个人在说话时在大多数情况下,同时实施了这三种行为,在这三种行为中,语言研究者最感兴趣的是施事性言语行为,它指明了说话者的意图所在,言语行为这个术语有时也专门用来指这种行为。
舍尔于1975年提出了间接言语行为这一特殊的施事性言语行为,舍尔指出施事性言语行为可分为直接言语行为和间接言语行为两种,直接言语行为直接表明言有所为,说者意图和话语意义一致,如有人问:
“what’sthetime?
”我回答:
“It’snineo’clock.”我回答了他的问题,我说的与我想说的完全一致。
间接言语行为则是通过一种施事性言语行为来间接地执行另一种施事性言语行为,说者意图与语句的字面意义不一致。
如张爱玲的小说《倾城之恋》中,女主人公白流苏离婚以后搬回娘家住,开始因为她有积蓄,哥嫂都很欢迎她,等到她积蓄被花完以后,哥嫂就开始嫌弃她了,小说中有一段她四嫂和小姑子七妹的聊天。
四奶奶格格笑道:
“害臊呢!
我说,七妹,赶明儿你有了婆家,凡事可得小心一点,别那么由着性儿闹。
离婚岂是容易的事?
要离就离了,稀松平常!
果真那么容易,你四哥不成材,我干吗不离婚!
我也有娘家呀,我不是没处可投奔的,可是这年头,我不能不给他们划算划算,就得顾着他们一点,不能靠定人家,把人家拖穷了,我还有三分廉耻呢。
”[1]这里四奶奶表面上是在聊天,实际上是借聊天指桑骂槐。
而白流苏显然也听懂了嫂子的言外之意,她把手里的绣花鞋帮子紧紧按在心口上,戳在鞋上的一枚针,扎了手也不觉得疼,小声道:
“这屋子里可住不得了!
……住不得了!
”[2]间接言语行为理论主要研究的就是这种语言的言外之力。
如果说奥斯汀和舍尔是从说话人的角度研究语言的言外之意,那么格赖斯(Grice,1967/1975)等人则是从听话者的角度研究如何理解言外之意。
格赖斯认为,言语交际的双方在会话中会遵守一定的合作原则。
合作原则[2]包括四个范畴:
(1)量的准则(QuantityMaxim),话语提供充分而不多余的信息。
(2)质的准则(QualityMaxim),话语的内容是真实的。
(3)关系准则(RelevantMaxim),话语同话题有关。
(4)方式准则(MannerMaxim),说话要清楚而有条理。
[3]不过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并不都遵守这些原则,一旦游戏规则被打破,而另一方觉察时,他就会迫使自己越过对方话语的表面意义去寻求弦外之音。
如有一部香港电视连续剧剧名叫《女人真是茶煲》,表面上看编剧明显违反了质的准则,因为人不是茶煲,这句话从字义来讲是不真实的,由此人们就会去思考它表面意义之外的含义,懂英语和粤语的观众会心领神会的忍俊不禁,因为英语单词trouble(麻烦)和粤语的词汇茶煲发音是一样的,编剧其实是打了一个比方,意思“女人真是麻烦”。
格赖斯认为文学作品创作中的修辞手法如比喻、反语、夸张都是说话人违反了会话中质的准则而产生的后果,其目的是要表达言外之意,用含蓄的语言创造生动的艺术效果。
近年来,斯珀伯和威尔森(Sperber&Wilson,1986/1995)提出了关联理论将语用学引向了认知领域。
斯珀伯和威尔森从心理学的认知角度研究人们对言外之意的理解,他们将人们对话语的理解过程看作一个明示—推理的心理过程。
在斯珀伯和威尔森看来,听话人可以根据话语的内容,语境以及各种暗含对话语产生不同的理解,但听话人不一定对话语的意义都能理解,语言交际不存在违反原则的情况,只有相关性在起作用,根据人类认知的特点,人类认知往往以最小的心理投入获得最大的认知效果,因此,在理解话语时听话人只会关注那些有关联的话语。
听话人通常只用一个标准去理解话语,这个标准就是关联性。
不过笔者认为关联理论还是合作原则的继承和发展,他们研究的都是听者对话语意义的理解。
回顾语用学的主要理论脉络,我们可以看出,不论是言语行为理论和间接言语行为对说者言外之意的研究,还是合作原则和关联理论对听者理解言外之意的探索,他们探讨的都是语言的言外之意,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语用学就是研究言外之意理论的学科。
不过,综观中国几千年的语言文学史,笔者认为西方语言学家们研究的言外之意其实并不新鲜,中国古代哲学家和文学家可以说是语用理论的先驱。
中国古人早就开展了对语言言外之意的研究,中国的意境说不仅有丰富的理论体系,更有令人拍案叫绝的运用佳话。
西方言外之意理论的哲学来源曾受过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启发。
西方的语言学家和东方的文学家都关注语言的言外之意,他们的理论切入点不同,视角不同,各有千秋,又各有利弊。
他们的理论大大丰富了世界文化艺术的宝库,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
二、中国的意境说
宗白华先生曾经给意境说下过一个定义:
“艺术家以心灵映射万象,代山川而立言,他所表现的是主观的情调与客观的自然景象交融互渗,成就一个鸢飞鱼跃,活泼玲珑,渊然而深的灵境;这灵境就是构成艺术之所以为艺术的意境”。
[4]意境是情和意象的结晶,最理想的意境就是要做到景外景,象外象。
表现在绘画上就是留白,表现在语言上就是强调言外之意,言有尽而意无穷,意境显现于语言文字中又超越语言文字外。
中国意境说的渊源最早可追溯到先秦时期老、庄的道家理论,老子最早提出了“大音希声,大象无形”的命题,庄子把老子哲学上的境界发展为艺术上的境界,他认为语言有时不能把人的思维过程全部表达出来,所谓“言不意尽”。
庄子很早就认识到语言是一种行为“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
吾安得夫忘言之人而与之言哉”。
[5]在这里,庄子以筌与鱼,蹄与兔的关系喻言与意的关系,明确指出语言不过是实现人的意图的一种工具和行为,人们在领悟了它的意图之后,可以忘掉它的语言。
在庄子看来,现实是荒谬的,无法于之直接对话,只能借重其他形式来进行,因此,《庄子》一书使用了“寓言”,“重言”,“厄言”为主的表现形式,借助河伯、海神、山灵水怪等逸出尘想的艺术形象,演为故事,来阐述他的道学,所谓寓言,意思就是言在此而意在彼。
“庄子的言不意尽说和得意忘言说在魏晋以后被直接引入文学理论,形成了中国古代注重意在言外的传统,并促进了意境说的产生和发展。
”[6]
魏晋时期,玄学兴起,玄学思想在认识论上以寄言出意,得意忘言为基本方法,故而在文学创作中追求言外之意、弦外之音。
后来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提到的“隐秀”,钟嵘的“文已尽而意有余”都是和这种思想一脉相承的。
成书于公元500年左右的《文心雕龙》是我国古代语言和文学理论的巨著,它在中国文学理论史乃至世界文明史上都有着不朽的价值。
刘勰在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方面提出了一系列精湛透辟的见解,刘勰在《宗经》篇中引用舜的话说“诗以言志,在手为文,在口为言。
”“情在词外曰隐,状溢目前为秀”。
[7]“隐秀”是要求文学作品不仅要从语言本身直接体会到意义,还要从语言间接地联想出意义。
意境说作为一种理论,它的正式提出和确立是从唐代开始的,从王昌龄、皎然,刘禹锡到司空图,他们对意境的美学特征作了大量的论述,同时也和唐朝佛教的传入,禅宗的兴起而分不开。
意境论的主要的观点,是从佛学的境界说转化而来,而以王维为代表的山水田园诗人,把禅境引入诗境,为研究意境理论提供了素材。
王昌龄在《诗格》中首开先河:
“诗有三境:
一曰物境,二曰情境,三曰意境”。
[6]把意境分成三种不同的类型:
以写物构成的意境,以写情构成的意境和以写意念构成的意境。
王昌龄强调诗歌的意境创造,为意境说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到了中唐,皎然结合王维的山水田园诗,把对诗歌意境的研究推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他认为诗歌意境的美学特征要具有象外之奇,言外之意。
晚唐的司空图在他的文学理论著作《诗赋》,《诗品》中,以诗歌意境为中心,提出了一系列著名的美学命题,如“象外之象,景外之景”,“思与境偕”等,他认为诗歌意境要在具体的情景描写之外,创造一种若有若无的朦胧美,将不尽之意溢于言外。
南宋词人严羽对意境的美学特征曾留下过非常精辟的描绘,他在《沧浪诗话》中盛赞盛唐诗人:
“诗者,吟咏性情也。
盛唐诸人唯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
故其妙处,透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
”[6]羚羊挂角,无迹可求,艺术的境界不仅要有朦胧婉约之美,韵远味深,还要有不落痕迹的自然化工之美,宛若天成。
近代国学大师王国维是对境界理论论述的最充分,最深刻的一位文艺理论批评家,他在《人间词话》里说:
“词以境界为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
”[8]他评论南宋词人姜白石的词“惜不于意境上用力,故觉无言外之味,弦外之响,终不能与于第一流之作者也。
”[8]王国维认为优秀的作品一定要有境界,而境界又分“有我之境”和“无我之境”。
而尤以“无我之境”才是艺术创造中的最高境界。
现代美学大师朱光潜和宗白华在他们各自的名著《谈美》和《美学散步》中也用了大量的篇幅探讨诗歌的意境美,意境理论可以说是中国文艺美学理论中内涵最丰富,历史最悠久的一个美学范畴。
三、言外之意理论和意境说的比较
(一)言外之意理论和意境说的哲学来源有相通之处
言外之意理论和意境说的哲学来源都是属于体验哲学。
意境理论的哲学来源是两千年前中国古代道家老、庄的思想。
语用学言外之意理论的哲学基础和渊源是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哲学。
学者钱冠连在“语用学的哲学渊源”一文中认为,“海德格尔的理论推动了语言学特别是语用学的学科建设”。
(钱冠连《语用学的哲学渊源》)存在主义哲学和老庄哲学有相通之处,海德格尔的思想曾受过老庄哲学的影响。
两千年前,老子最早提出了“大音希声,大象无形”的命题,这实际上就是中国古代艺术意境的主要特征,虚实相生,含有无穷妙趣,让人体会不尽,老子的理论奠定了中国古代意境说的哲学和美学基础。
蒋述卓先生认为:
“意境理论的哲学来源,有儒,有道,也有佛;从其发生的历史来看,儒道开其先,佛学助其成,而主要的理论观点与思维方式,则是借用了佛学的境界说。
”[9]道家的理论和佛家的学说都是属于一种体验哲学。
从意象入手又不局限于意象,意与境浑,意象与本体处于自然的连续中,所谓浑然天成,通过联想妙悟获得哲理和佛理,就是彻悟言外,彻悟象外。
这种体验是个体性的,所谓“拈花微笑”,“如人饮水,冷暖自知。
”
而西方古典时期对艺术的体验和我们是不同的,从古希腊柏拉图起,西方人就一直坚持艺术的摹仿论,认为艺术是对自然的摹仿,这种摹仿说就注定了意象与本体的二元对立。
二十世纪初,德国存在主义哲学家海德格尔吸收了中国道家的理论,对西方古典哲学的二元对立进行了批判,他提出“语言是存在的家园”。
艺术的本质是思想者与存在共同历属,从存在的活动来讨论艺术作品的根源。
海德格尔的哲学和老庄哲学有相通之处,海德格尔的体验是对人自身存在、虚无和自由极其情绪的体验。
西方哲学家们希望通过语言来研究存在,从语言的意义中推导出人的理性和哲思。
海德格尔的理论是西方语用学言外之意理论的哲学基础和渊源。
语言学学科建立之初,有语言学之父所称的索绪尔起家于结构主义学派,但后来哲学家奥斯汀,舍尔等人的研究揭示了把语言作为一个封闭结构的狭隘性,使人们认识到只有研究活的,社会的语言才能深入了解人的思维和心智。
哲学思维的秘诀就在于一切从人出发,但思维不能直接看到,思维存在于语言中,能被理解的存在就是语言。
西方哲学在上世纪前半叶发生了一次语言学转向,很多哲学家开始跨界研究语言学。
有大量事实依据证明海德格尔深受中国老庄道家思想影响,海德格尔曾和台湾学者萧师毅共同翻译老子的《道德经》。
在他的著作和书信中我们不时可窥见道家的思想火花,台湾学者赖贤宗发现,海德格尔在他德语版的著作《语言的本质》(1957,1958)中5次直接引用老子的“tao”(道),认为道家学说是一种存在思想,一种回到思想根源的思路,足以克服西方形而上学造成的遗忘存在的危机。
海德格尔在写给1969年于夏威夷召开的“海德格尔与东方思想”研讨会上的一封信中就承认;“对于我而言,与那些来自于东方世界的思想家进行对话是一桩显得非常急迫的事情。
”[10]这里的东方思想家就指的中国的老子和庄子,所以从“言外之意”理论发生的哲学渊源来看,我们说它的产生受中国古代哲学的思想启发也不为过。
(二)言外之意理论和意境说的研究视角和切入点不同
言外之意理论和意境理论都可以说是跨学科的研究成果。
在中国从事意境理论研究的主要是文学家、画家、美学家等。
西方研究言外之意理论的学者有语言学家,哲学家,后来的斯珀伯和威尔森还是心理学家。
我们这里主要讨论的是文学领域的意境说和语言学领域的言外之意理论。
同样是关注语言的言外之意,语言学家和文学家的切入点不同,视角不同,研究方法也不同,西方的语言学家尽管也研究文学艺术作品中人们是如何运用言外之意的,然而他们更多的还是从日常生活出发,研究人类如何在日常生活中运用言外之意,对日常交际中的语言进行认知心理研究。
语言学家们把人的语言交际行为看作一个心理深层的推导模式,把语言解码和推理融为一体,他们希望找到一个人类共有的普遍的深层模式来解释人们是如何在日常生活中以及文学作品中运用言外之意达到自己的交际目的,他们不仅用逻辑推理模式一步步解释说话人运用言外之意的过程,也同样用逻辑推理模式来导出听者是如何结合语境理解说话人的意图的。
西方语言学家视角宽泛,他们雄心勃勃,试图找到合适所有语言的共同模式。
英国学者斯珀伯和威尔森在他们的《关联性,交际与认知》一书中直言不讳,他们的目的就是“要找到所有有关语言交际的理论。
”[11]
中国的意境说内涵丰富,宗白华以中国艺术为研究对象,内容涉猎绘画、音乐、书法、舞蹈、诗歌和文学创作,在上述艺术中都要有意境为上,意境成了艺术美的最高范畴。
本文主要研究的是文学领域里的意境理论。
意境理论研究言外之意的切入点是诗歌和文学作品中的语言,如王国维的意境说主要是以词为研究对象,朱光潜则以诗歌为研究对象。
文学作品中的语言不同于日常生活,它内容丰富,多义而朦胧。
文学家们从文学创作的角度来研究言外之意,他们关注更多的是审美享受和情趣,推崇用含蓄的言外之意来创造美的意境,从而提高文学作品的质量,意境的高下是衡量文学作品好坏的标准。
文学家们对如何造境,如何把言外之意运用的美妙不仅有蔚为大观的理论体系,在实际运用中更是长袖善舞,极尽婉约曲折之能事。
他们既能将满腔的愤怒表现的怨而不怒,又能将讽刺挖苦表达的绵里藏针,更能将拍马献媚之辞说的冠冕堂皇,流传下来的故事佳话令人拍案叫绝。
早在两千五百多年前的《诗经》中就有很多用言外之意来表达思想的例子,如《魏风硕鼠》中控诉“硕鼠,硕鼠,无食我黍,三岁贯汝,莫我肯顾,逝将去汝,适彼乐土,乐土乐土,爰得我所。
”这里的硕鼠不是指真正的大老鼠,而是指剥削人的奴隶主就是那贪婪的大老鼠,劳动者借歌唱来鞭挞剥削者,诗中隐含的意义才是真正要表达的意义。
隐喻在西方语言学家看来是一种间接言语行为,说话者的话语意义和语句的字面意义不一致。
唐代诗人李白在他的《登金陵凤凰台》中写道:
“凤凰台上凤凰游,凤去台空江自流,吴宫花草埋幽径,晋代衣冠成古丘,三山半落青天外,一水中分白鹭洲,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
”李白借写景来抒发情怀,全诗没有一处直露的笔墨,而内心的忧愤和言外之意却在最后两句中体现出来:
邪恶势力包围着君王,正如浮云遮日。
诗人登高不见长安,心中充满了惆怅。
(三)言外之意理论和意境说产生的文化根源
造成言外之意理论和意境说研究视角和方法差异的主要原因除了语言学和文学作为两门不同的学科,他们的关注点不同以外,还和东西方民族的文化心理差异有关。
西方人善于理性的逻辑思维,西方早期的哲学家一开始就被卷入科学与宗教的冲突中,对于他们来说,理性比感情更重要,他们把言外之意的表达和理解都当成一个逻辑思维模式来推理。
推理过程追求严谨但显枯燥无味,从抽象,普遍的层面来研究语言运用,语言的丰富性和诗意感性必然流失。
而中华民族早期的思维方式偏于感性,象形文字的产生奠定了中国人观物取象的思维,这种思维往往以感性的的东西来表现理性的内容,缘情抒志,这就注定了他们更加关注审美的情趣,理论论述不仅要有趣味,还要给人以美的享受,将枯燥的说理寓于情趣之中,南宋词人严羽就曾在《沧浪诗话》中批评江西诗派太多干巴的说理和议论,没有“别趣”。
诗意化批评是中国古代文艺理论的特色和长处。
西方学者不仅研究说话者和文艺作品创作者如何使用言外之意,他们还从心理和认知的角度研究受众如何推理理解言外之意。
如斯珀伯和威尔森(Sperber&Wilson,1986/1995)提出的关联理论,他们将人们对话语言外之意的理解过程看作一个明示—推理的心理过程。
中国的意境说历史悠久,内容丰富,但对受众的接受研究相对欠缺,刘勰在《文心雕龙》鉴赏篇中曾谈到如何欣赏文学作品,体会言外之意,后世对文学欣赏和批评虽然也不乏佳作,但终未形成理论体系。
西方人研究语言的言外之意之所以比中国人落后几千年主要是因为东西方民族的语言生活习惯和审美情趣有差异而造成的。
西方人说话直白,语言开门见山,讲求简练美。
东方人素以含蓄,内敛为传统,讲究中庸之道,说话含蓄,留有余地且追求语言的意境和朦胧美,这就造就了东方人很早就开始关注如何运用语言的言外之意。
四、结语
横观现当代的语言学理论和文学理论,西方文论似乎是百花齐放,而中国的学界尤其是语言学界,基本上都是引进介绍西方的学说,西方理论的喧嚣和中国理论的沉默形成了鲜明的反差,以至我们的学界痛心疾首于国人的失语症。
[12]笔者认为所谓失语症不过是一个伪命题。
自“五四”以来西学东渐之风劲吹,我们在引进、译介西方文论的时候,又容易走向另一个极端,似乎外国的月亮都比我们圆,从而遗忘了本民族文化的精髓,没有很好地做到古为今用,以至于觉得不能和西方平等对话。
中国文化博大精深,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传统,我们不缺乏理论,只是我们自己没有看到,反而一些西方人看到了这一点。
西方现代文论好几家流派都曾受过老庄哲学的影响就是例证。
通过本文的分析和追根溯源,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西方大热的语言学分支学科语用学的核心理论其实是受了中国哲学思想的启发而产生,而类似的对言外之意的研究和相关理论,中国很早就有了。
因此,面对西方文论和思潮的冲击,我们不必妄自菲薄,“他山之石”固然“可以攻玉”,但我们也有几千年的文化积淀做后盾。
如何加紧做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转型,始终扎根、立足于本民族的传统文化,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才是我们当代语言文学工作者应努力的方向。
宗白华先生说:
我们现在对于中国精神文化的责任,就是一方面保存中国旧有文化中不可磨灭的伟大庄严的精神,发挥而重光之,一方面吸取西方新文化的菁华,渗合融化,在这东西两种文化总汇基础之上建造一种更高更灿烂的新精神文化,作为世界未来文化的模范。
”[4]上述观点直到今天对我们仍有启迪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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