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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资料高考新闻热点素材学习专用
刘成良:
忧心!
农村孩子沉迷手机游戏1
游戏成瘾“入病”,该给谁开药方?
2
怎样的游戏成瘾才算有“病”3
张颐武:
释放网络“亚文化”的积极作用4
隐私泄露根源在缺乏有效监管5
举报垃圾短信反被拉黑,错上加错7
岂能以“解决”提出问题者的方式解决垃圾短信问题7
举报垃圾短信反被拉黑,运营商到底站哪边9
“住老房怕塌,住新房怕饿”,扶贫不能这样搞10
扶贫要扶志,关键是“扶实”11
安置房空置暴露的“虚症”12
刘成良:
忧心!
农村孩子沉迷手机游戏
2019-06-2100:
50 环球时报 刘成良
《王者荣耀》是全民议论的热点话题,无论是网络上的舆论战,还是生活中,都能听到这个爆款手游所带来的争议。
由于这款游戏的玩家相当大一部分群体都是中小学生,游戏世界的巨大魔力使得这些正处于成长期的学生很难抵抗得住诱惑,由此造成的游戏与学业之间的张力刺痛着社会的神经。
尽管腾讯推出了防沉迷的三板斧——限制登录时间、父母一键禁玩、加强实名认证等措施,但这些防沉迷措施在农村地区起到的作用是微乎其微的,多数年轻父母在外打工,很难监督子女合理地玩游戏;学生用亲属的身份信息注册游戏账号很容易;甚至学校周边的商店还经营起了允许学生赊账买手机的业务,商家却很少考虑这些中小学生的经济偿付能力。
对此,农民所担忧的是万一学生还不上钱,又不敢给家里说,走上歪门邪道的概率就大大增加。
以至于很多农民感慨,“在农村社会,被手机废掉的孩子有一大批。
”
游戏给教育带来的问题已经到了防不胜防的地步。
从学校教育来讲,多数中小学明令禁止学生带手机到学校,并出台了很多严厉措施,甚至还通过切断学校内的充电接口以制止,但是仍然无法阻止学生玩游戏的热情。
偏远地区,尤其是深度贫困区的学生多数住校,晚上在宿舍玩游戏时会派人专门盯梢,学校周边的商店不仅会向学生提供有偿充电服务,学生自己也会准备充电宝。
教师即便发现学生沉迷于游戏的事实,除暂时没收手机、苦口婆心地说教外,很难采取其他有效的管理措施。
久而久之,农村的很多中小学生对于读书就失去了兴趣,反而对游戏世界、对外出打工赚钱自由消费的生活充满了想象和向往,然而这些思想却又得不到正确的引导,由此造成农村学生的实际辍学比例偏高。
这些现象在深度贫困地区显得尤为突出。
当然,这并不是将农村教育中出现的问题全部归咎于《王者荣耀》等热门网游,一些支持电竞发展的群体认为游戏无罪,电子竞技也可以成为个人成才的道路选择。
然而,所谓的电竞发展对农村孩子而言,更像是美丽的谎言,或许真会有那么几人凭借天赋最终站上世界电竞舞台,但因游戏而耽误学业、迷失在成长道路上的学生恐怕要占据绝大多数。
农村教育的痛点不仅在于优秀师资匮乏,还在于多数农民不得不通过离土离乡到城市中寻求发展机会,由此造成留守教育困境。
放任网络游戏占据学生的成长空间,其造成的严重后果值得社会各界深思。
教育是解决贫困问题、阻隔贫困代际传递、实现农民家庭发展的重要手段,精准扶贫要为贫困地区学生的梦想护航,不仅要用更全面的政策来保障农村学生能读书,更要为其成长创造良好的环境,确保读好书。
(作者是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学者)
游戏成瘾“入病”,该给谁开药方?
作者:
璪平
游戏成瘾,已经被认定是一种疾病,并且医疗体系中将可以有针对性地予以治疗。
当然,要实现这些,可能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过程。
6月20日,对于爱玩网络游戏的人来说,应该是个特殊的日子。
世界卫生组织(WHO)今年初决定将游戏成瘾列入精神疾病,相关规定从该日起生效。
WHO将通知世界各国政府,将游戏成瘾纳入医疗体系。
换句话说,游戏成瘾,已经被认定是一种疾病,并且医疗体系中将可以有针对性地予以治疗。
当然,要实现这些,可能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过程。
孩子游戏成瘾,对许多家长而言,已经到了令他们十分头疼的地步。
据媒体报道,有些学生玩游戏能迅速上瘾,很快就达到逃学去玩并且屡教不改的地步,甚至高考来临也不能自制,严重影响到学业与前途。
还有的学生,会偷刷家长的手机支付,花大量金钱给游戏充值、买装备,造成家中严重的经济损失,影响正常的生活,改变生活的状态,在巨大的诱惑面前,劝诫、管教都不起作用。
现在明白了,这是精神疾病。
当然,游戏成瘾“入病”,并不是贴个标签那么简单。
WHO有详尽的说明和标准,但这些标准一定要转化成易懂的语言广而告之。
首先,致病的原理,应该由权威的医疗部门出面,跟大家讲清楚,至少要做一个科普,让人们知道游戏成瘾为什么会被当做疾病看待。
对它的范围、特征,也应该有一个通俗且标准化的划定,应该广为人知。
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一旦被纳入医疗体系之中了,什么样的机构、什么样的科室、什么样的人员,才有资格进行诊疗,也需要有一个门槛。
毕竟,将游戏成瘾“入病”,还是一个新事物,而它的“病患”,很可能以正在成长发育的青少年为主,在这方面要特别小心,特别慎重。
尤其是以前曾有一些机构,打着为青少年治疗网瘾的旗号,收取费用,压迫身心,形成灰色的产业,造成了巨大的争议。
这些,都是需要避免的,特别应当引起管理部门的重视。
综上所述,将游戏成瘾“入病”,一定会有巨大的工作量。
而且,一定要有相关的详尽规定出台,预防一些非专业人员浑水摸鱼,借此牟利,对青少年造成伤害。
以上,都只是问题的一方面,另一方面,则需要对那些靠开发推广游戏赚钱的产业链做出约束。
事实上,很多人游戏成瘾,其无法逃脱干系。
现在大量的网络游戏,都在极尽诱人之能事,别说是自控能力不强的青少年,就是成人,一旦“入坑”,也有可能难以自拔。
因此,要除“病根”,就要对这个产业链出台更为严格的管理措施,比如将游戏分级,一些消耗金钱时间巨大的游戏青少年禁入,一些游戏则需要有警示语,要控制时间,超出时长则需强行下线,甚至注销账号等等。
还有,就是应该要求这个产业链从巨大的利润中分一杯羹出来,支持对游戏成瘾的治疗,至少要支持针对这一疾病的防控宣传,尽到自己的社会义务。
这也是一个艰难的博弈过程。
根据一些专家的说法,游戏成瘾“入病”在中国落实还需要一定的时间。
但这段时间,必须积极稳妥地推进,要考虑周全,一步一步扎实地前进,才能开出正确的“药方”。
怎样的游戏成瘾才算有“病”
王钟的
2019年06月20日07:
52 来源:
中国青年报
社会公众眼中的“网瘾”,与世卫组织所提的“游戏障碍”,很可能不是同一码事。
如果双方在基本概念和认识上未达成共识,相关议程的推进就是“鸡同鸭讲”。
6月18日,世界卫生组织发布了新版《国际疾病分类(预先预览版)》,将游戏障碍添加到关于成瘾性疾患的章节中。
如果该分类目录在2019年5月举行的世界卫生大会上由会员国最终批准,将在2022年1月1日生效。
消息传出以后,“游戏成瘾是病”的说法不胫而走。
不过,作为预先预览版的该方案目前尚有较大变数。
一方面,世界上多家游戏协会很快发声明表示反对;另一方面,该分类目录仍然有待批准。
而且,就算获得最终通过,有多少国家愿意采纳并在临床医疗中实施也是一个未知数。
应该承认,将“游戏成瘾”放到科学的尺度中讨论,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目前,社会对游戏的认知,存在强烈的情绪偏见,一些教师和家长视游戏为洪水猛兽,而诸如《头号玩家》等电影的热播,又显示游戏已成为大众文化不可分隔的一部分。
用科学方法界定“游戏成瘾”,在频率、强度、时间上确立标准,有利于社会理性看待游戏这项娱乐活动。
问题在于,现实中公众对“游戏成瘾”的认知存在强烈的模糊感,很多社会讨论和对策脱离了科学轨道。
与其聚焦“游戏成瘾”是不是病,不如先解答怎样的“成瘾”才算“有病”,针对相应疾病又如何实施科学治疗。
早在世卫组织发布新版《国际疾病分类》之前,民间就已表达出对“游戏成瘾”的关切。
打着各种幌子的戒网瘾机构层出不穷,很多也是从临床角度开展所谓戒网瘾工作的。
但是,诸如杨永信等实施戒网瘾的医生,给被家长送到戒治中心的未成年人造成严重的肉体和精神伤害。
如果“游戏成瘾”被确定为疾病,首当其冲的问题是医疗系统是否为开展相应的治疗做好准备。
比如,公立医院是否要设立相应的科室,在医师培养方面是否能提供相关课程。
还应该警惕的是,某些人以戒游戏瘾的名义开展非法活动,将从前处于灰色地带的暴力戒治摆到台面上。
将“游戏成瘾”列为疾患,还考验社会的应对能力。
当前,对部分未成年人沉迷游戏的讨论,既是游戏厂商推出防沉迷机制的商业伦理问题,也属于学校、家庭实施教育和监管的范畴。
一旦公共卫生领域也加入进来,会让问题更加复杂。
社会为防治“游戏成瘾”所要调动的资源可能成倍增长,比如,社会保险是否要为相关治疗埋单?
精神类疾患是公众常识中较为欠缺的一部分。
这既表现在对精神疾病患者存在的偏见,也表现在对精神疾病的关注并不充分。
人们容易看到沉迷游戏这样的显性问题,却未必能看清诸如抑郁症等危害强烈的疾患。
对精神类疾患的关注,不能因为游戏这一大众熟知的因素而跑偏焦点,而忽略更普遍的严峻现实。
其实,绝大多数人无须担心自己因“游戏成瘾”患病。
即便是在世卫组织的《国际疾病分类》中,也强调病患者行为模式要具有足够的严重性,导致个人、家庭、社会、教育、职业或其他重要功能领域的重大损害。
现实中,很多人喜欢打游戏,远远没有达到临床意义上疾病的程度。
现在看来,社会公众眼中的“网瘾”,与世卫组织所提的“游戏障碍”,很可能不是同一码事。
如果双方在基本概念和认识上未达成共识,相关议程的推进就是“鸡同鸭讲”。
适得其反的是,公众认知可能因为对专业概念的理解偏差,产生恐慌和焦虑,从而埋下打击扩大化的隐患。
无论《国际疾病分类》最终有没有把“游戏障碍”列入其中,少数人沉迷游戏而影响日常生活的现实不会改变,游戏作为正常的娱乐活动的现实也不会改变。
对于社会来说,不必为某种新概念的产生而进退失据,而更应该理性思考如何看待游戏和它所影响的整个世界,如何让下一代在原生网络环境中健康成长,培育符合时代需求的“头号玩家”。
张颐武:
释放网络“亚文化”的积极作用
2019-06-2100:
47 环球时报 张颐武
最近一段时间,以抖音、快手为代表的一批短视频应用爆红,成为这两年最流行的一种新文化形态,也成为互联网中重要的流行趋势。
这些短视频多是一些草根个体以片断化方式呈现的表演,往往是偶发式且很多时候具有即兴性。
这些片段式的表演以模仿流行歌曲等的“秀”作为基础,形式随意,花样繁多,内容也相当芜杂,但却成为现在最流行的大众文化一部分,其中心是通过这种片断式、瞬间性的“流”状生活记录的“表演式”展开,展现草根个体对趣味性的追求。
短小的片断并不追求很深的意义,而是某种片刻的“感觉”。
当大量这种趣味性的片断集中在某个应用之中,就会塑造出某种整体的氛围或趣味,比如今天很多人常挂在嘴边的“爽”或“萌”。
这当然说不上是高雅的趣味,形态也很不稳定,但它确实已经是一种突然兴起并有某种“主流化”趋势的现象,其中展现出来的活力值得社会关注。
这些新流行起来的网络文化形态和过往的许多流行文化存在不小的差异。
这种流行文化形态主要来自我们常说的三四五线城市或大城市里并非主流的“草根”年轻人,也就是常被称为“小镇青年”那些年轻人的趣味所在,因此可被视为一种独特的“亚文化”,即一种特定群体趣味的表达。
这种主要源自三四五线或大城市里非主流年轻人的独特“亚文化”,其实已经存在了一段时间,但原来处于一种仅在自己“圈子”里流行的形态,这类短视频的爱好者,也就成了相对沉默的存在。
不过,随着这些人迅速“中等收入者”化,他们文化消费的能力和影响都日益凸显,在文化上的发言权也增大了。
从这个角度来看,这种短视频的爆发式崛起,就是这种新影响力的表征。
这个过程,可以说是一种过去相对“草根”的文化形态突然主流化了。
由于互联网应用的普及和扁平化,这种趣味也突然变成了社会上的一种流行,原来所谓文化主流中的青年也已参与其间,甚至引起了一些主流媒体的介入。
如此一来,这些原来与主流文化平行发展的文化形态,就获得了更大能见度。
这种趣味有其轻松的一面,有让在生活中面临各种压力的年轻人减压和休闲的功能,展现出了某种文化活力。
但其在形态比较丰富的同时也有芜杂的一面,而且有些消极面已经暴露出来,受到社会的正当批评和相关部门的监管,这也是理所当然的。
“亚文化”常常有其趣味并不高雅的一面,有些甚至是粗鄙不当的,因而必然地要有所监管和监督,无论媒体、社会还是公众的监督和批评都有积极意义。
不过,我们也不能因此就漠视或否定这种“亚文化”充满活力和积极性的一面。
一方面,它所表现的一些积极内容、所传播的“正能量”,能够与主流文化相兼容,也能让青少年群体喜闻乐见,对他们的社会认同起到积极作用。
通过这种形式,也能让他们参与社会,在化解焦虑和压力的同时获得正面的力量。
这些都是积极的,也是大众文化应有的积极意义所在。
另一方面,这种新的并且为青少年所喜爱的形式,也是经过本土互联网企业在借鉴中创新,而出现的具有一定表现力的独特大众文化新形式,它也是中国互联网活力的展现。
虽然这种形式现在看起来还比较粗糙,存在不少问题和缺陷,但它已展现出自身的某种生命力,具体的某个应用或许不能持续,但这种青少年喜爱的文化形式,却代表着某种新的文化潜能和可能性。
文化史上历来有文野之分:
一面是社会总要追求文化的提升,追求更高的艺术展现,文艺精致化提升的功能是极为重要的;另一面也要从民间的、草根的文化中汲取有生命力的东西,来丰富文化本身。
文要提升野,野要丰富文,这样的规律是文化和文艺发展的必然。
从这个视角看,当下这种短视频的流行,可以说是一种来自民间的“野”,它保留了不少“草根”年轻人文化上的活力,其消极面当然需要有效遏制,但也要让其有积极意义的方面在社会主流中得到有效提升,使其更好地发挥功能,更好地传播正能量。
最近25家央企进驻抖音等努力,显然是非常积极的,也会发挥正面作用。
通过社会、用户、互联网企业自觉性的提高以及监管的加强等,这种文化形式的积极方面会有更好的体现。
(作者是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隐私泄露根源在缺乏有效监管
2019-06-2008:
32:
10 来源:
光明日报
航旅纵横客户端“选座社交”陷隐私泄露争议一事有了最新进展。
近日,航旅纵横就此致歉:
“目前已将虚拟个人主页设为默认关闭状态,产品后续将会进一步改进,此功能是目前正在部分航线测试的新功能,展示的不是个人真实身份信息,头像、昵称、标签等均可编辑,标签由用户自行添加,热力图也可进行虚化处理。
”
对于争议,航旅纵横的回应与改进不可谓不及时。
不过,即便如此,未经用户允许即在新功能测试初期默认开启“虚拟个人主页”的行为,显然是一种对用户隐私的漠视。
毕竟,普通用户并不知晓自己的个人信息会公开可见——不管是否是真实信息,要公开就应先征求用户意见,这是对隐私权的尊重。
更何况,有一部分用户的真实信息在航旅纵横修改规则之前已被公开。
航旅类软件因其应用的特殊性,对用户的信息安全和保护理应相对高一些。
目前,国内航班实行有效身份证件购买,这也导致用户在航旅类软件中提交个人信息时,必然附带了真实的个人隐私内容。
在这一前提下,做好知情声明,包括在某种前提下可能将个人主页、飞行记录、习惯喜好展示与他人,都应当事先明确告知。
做到这一点并不难,也并非没有“他山之石”。
近来,国内多家航空公司在用户打开应用程序后,都更新了新的隐私政策声明以获取用户同意。
这是因为5月25日,欧盟《一般数据保护条例》正式生效,这一“史上最严数据保护条例”将适用范围扩展到“属人管辖”,合规要求覆盖了各个行业和全球各个地区,包括与欧盟有业务往来的中国企业。
具体到航空公司,对包括旅客订座记录指令,其必须对它们收集、存储以及传播数据的方式进行修改。
显然,这是基于国际通用政策法规的变化,使得航空公司及时更新隐私政策。
这也意味着,诸如航旅纵横类提供航班信息、值机选座但暂不涉及购票业务的应用程序,也应按照隐私保护的行业最新标准加强企业自律。
具体到此次事件,如果航旅纵横要开发新的社交功能,只需在用户登录后强行弹出最新功能隐私政策,让用户知晓同意即可,并无任何技术难度。
反过来看,当企业不能主动加强对用户隐私的重视,就需要重提对企业履责程度的监管问题。
航旅纵横的特殊性在于,其母公司为国资委管理的某大型央企,是中国民航唯一的数据服务提供商,并且受益于可以提供精准信息而广受消费者选择。
目前,大陆绝大部分航空公司都在使用该企业的数据服务系统,这就意味着该企业拥有海量国内旅客的身份信息、银行卡信息等敏感资料。
近些年,屡屡发生的“航班取消诈骗案”,其旅客信息泄露来源也直指该企业对数据服务系统的管理不当。
从近日航旅纵横产品隐私问题的暴露,到近些年媒体对其母公司的揭露调查,我们不难窥探出企业本身对隐私保护的态度。
而旅客对自身信息泄露的维权行动,又因泄露源为企业而并非行政机关主体,在“谁主张谁举证”的前提下,旅客很难获取证据并通过法律手段维权。
所以,在目前中国民航数据服务提供商只此一家的情况下,行政部门理应及时介入,做好对数据信息系统使用的监管工作,并定期公开公示,避免“内幕操作”。
对于有权通过该系统获取信息的账号主体及分发账号使用情况,也必须及时梳理和公开,以提高用户对系统安全的认可程度。
(作者:
陈城,系媒体评论员)
举报垃圾短信反被拉黑,错上加错
发布时间:
2019-06-1918:
38 来源:
中青在线 作者:
林俊鹏
近日,据《成都商报》报道,成都的周先生年初发现自己收不到银行的通知短信以及一些软件的验证码短信。
辗转找到第三方短信发送服务商后,才被告知,因为多次向12321举报垃圾短信,他的手机号被拉入了黑名单,若要解封,需要保证不再举报。
“保证不再举报”这样的解封要求,似乎有些威胁举报人的意思。
且不论服务商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举报垃圾短信本来就是用户权利,无论如何都不该被不正当地限制。
举报垃圾短信是用户的应有权利。
这种短信常常使用户不堪其扰,还会出现一些与社会主流价值观背道而驰的恶劣内容,如“澳门赌场月入千万”“少妇月入百万”之类。
在这种情况下,对垃圾短信进行举报,既是在维护自己的权益,也是具有社会正义感的表现。
当用户提交举报后,服务商应该做的,是通过调查取证而来判定用户举报是否有效,就算有用户提交了不准确的举报,服务商也只能驳回这些具体的举报,而不应剥夺用户的举报权利。
服务商多次判定周先生举报无效,要求周先生“保证不再举报”,是对他举报自由的不合理侵害。
从技术规范的角度来说,当地运营商封禁周先生的银行短信通知服务也是违规的。
针对此事,央广中国之声的记者专门采访了12321网络不良与垃圾信息举报受理中心主任郝智超。
郝志超表示:
周先生发现自己收不到的银行短信和验证码短信属于业务管理和服务类短信,和商业短信性质截然不同。
根据《通信短信息服务管理规定》第十九条规定,两个类别的短信不能从同一端口发出。
反过来说,周先生举报商业短信,最多也只会影响到他对商业短信的接收,没有半点理由影响其他端口向周先生发送短信。
按理说,举报的过程应该是服务商和举报用户的良性沟通,用户的举报,也是对服务商规范短信内容的帮助,理应被倡导和鼓励。
服务商应该就举报调查结果与用户积极沟通,而不能在用户来咨询的时候用“保证不再举报”的说法相逼迫。
不可否认,如今确实有一些“职业举报人”,以极端手段利用举报手段谋求私人利益。
然而,针对这种“职业举报”现象,运营商应该做的是堵住举报机制的漏洞,防止举报机制继续遭到滥用,而不是对举报频繁的用户“一封了之”,损害用户的合规权益。
服务商没有很好地反馈举报用户的举报,已是错误操作;而要求周先生“保证不再举报”才能解封,更是“错上加错”。
只有严格依法依规办事,运营商才能有效地甄别出正常用户和职业举报人,减少不合规使用举报权利的现象,而不冤枉任何人。
而滥用“封杀”手段,只会让更多无辜的用户收到损害。
岂能以“解决”提出问题者的方式解决垃圾短信问题
2019-06-2015:
45 来源:
光明网-时评频道
作者:
熊志
年初,四川成都的周先生发现自己收不到银行通知短信,一些软件的验证码短信也收不到。
在辗转找到第三方短信发送服务商后,他被告知:
因为多次向12321(网络不良与垃圾信息举报受理中心)举报垃圾短信,他的手机号被拉入了黑名单。
想解封,需要保证不再举报。
周先生的经历并不是个案,在媒体报道中,网上不少用户提到,在12321上多次投诉垃圾短信后,会被拉入黑名单。
不仅垃圾短信被屏蔽,一些正常的业务短信也被屏蔽了,导致收不到正常生活应用的短信验证码。
在衣食住行都依赖手机的移动互联网场景下,服务商此举无疑给用户造成了极大的不便。
垃圾短信一直是让人头疼的问题,一方面,它说明个人信息被泄露,另一方面也反映出电信运营商在治理上缺少作为。
所以,围绕短信骚扰,坊间对三大电信运营商的批评一直不少。
像12321这样的投诉平台,作为互联网协会受工信部委托设立的举报受理机构,本身是运营商清理垃圾短信的一大重要通道,如果对用户反馈及时处理,完全可以提高治理效率,改善外界形象。
然而,用户举报垃圾短信,不去封禁垃圾短信的发送方,反而将举报者拉入黑名单,这种让人匪夷所思的行事逻辑,是典型的通过解决提出问题的人来解决问题的霸权思维。
对用户的封杀,本质上是放任和不作为。
短信发送平台提到,将用户拉入黑名单,是出于对“投诉率”的考量,“一般投诉举报比较严重的,两边(平台和运营商)都会加黑名单。
”周先生投诉多,所以不幸中招,通过周先生的遭遇,我们得以看清平台和运营商对待垃圾短信举报者的潜规则。
运营商的放任态度,很容易让人联系到与垃圾短信发送方的利益关联。
事实上,几年前的央视《焦点访谈》在调查垃圾短信时就发现,三大运营商靠垃圾短信获利,那些“运营商的考核任务比较重,为了完成任务就不分对象,什么业务都接”,甚至亲自上阵,扮演垃圾短信发送者的角色。
这为周先生遭运营商拉黑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解释,它说明在利益面前,运营商没有足够的动力去治理短信骚扰这个牛皮癣式的难题。
对周先生这样的普通用户,最大的威胁还不是被拉黑,而是被拉黑之后,由于信息不对称,维权存在巨大的门槛。
周先生联系了银行,联系了负责短信发送的第三方平台,联系了地方运营商,但是都没有找到封杀的源头,导致无法彻底解决问题。
对于运营商而言,拉黑用户是轻而易举的事。
但是对用户来说,一方面,其可能根本不知道自己被拉黑了;另一方面,就算知道被拉黑,也不会准确知道被哪些平台拉黑,很难区分短信服务平台和运营商之间的复杂关系。
这种基于信息不对称的巨大不对等,实际上让用户的弱势者地位无限放大,由此形成的强弱关系,是运营商敢于拉黑举报者的前提。
垃圾短信的治理,说到底还是个决心问题,决心背后,则牵涉到运营商实实在在的利益。
如果因为这种灰色的蝇头小利,而让举报者蒙受拉黑的惩罚,并且维权无门,找不到具体的平台来处理,将会大大地伤害举报者的维权热情。
尽管这样投诉率会降低,但是放任垃圾短信泛滥的姿态,将会把运营商的公共形象推向更加不堪的境地。
需要重申的是,在任何时候,都要善待举报者,哪怕举报存在偏差和错误,也该适度容忍,而不是采用封杀的方式,打压提出问题的声音。
如果举报者噤若寒蝉,平台或者运营商就万事大吉,在垃圾短信生态链上收割利益,那只是掩耳盗铃。
(熊志)
举报垃圾短信反被拉黑,运营商到底站哪边
作者:
魏英杰
谁有这么大能耐,能把个人短信全堵截了,就此顺藤摸瓜,不就一切真相大白了吗?
真乃咄咄怪事!
据《成都商报》报道,成都的周先生年初发现自己收不到银行的通知短信以及一些软件的验证码短信,了解后才得知:
由于多次向12321(网络不良与垃圾信息举报电话)举报垃圾短信,他的手机号竟然被第三方短信发送服务商和电信运营商“拉黑”,要解封的话,需要保证不再举报。
一段时间以来,关于垃圾短信的报道似乎少了许多,实际上这并不是因为垃圾短信少了,而是人们已经被垃圾短信轰炸得无可奈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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