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砺儒教育思想对师大附中教育教学的影响.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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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砺儒教育思想对师大附中教育教学的影响
林砺儒教育思想对师大附中教育教学的影响
林砺儒先生是我国著名的教育家。
他早年东渡日本攻读教育,回国后到北京师范大学等高校担任教授,先后在北京师大附中和几所大学担任领导职务。
解放后,林砺儒先生任北师大校长、教育部中等教育司司长、教育部副部长。
林砺儒先生对教育有着深入的研究和独立的见解,形成了自己的教育思想。
他不仅学术造诣很深,还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
特别是在黑暗的旧中国,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他坚持全人格教育,把北京师大附中办成了一所非常先进的中学,为我国培养的栋梁之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北京师大附中在教育教学中很多令人耳目一新的做法,以及表现在广大教师身上的敬业精神与教育教学艺术,是林砺儒全人格教育思想最好的体现。
一、当时北京师大附中的教育宗旨
林砺儒先生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主持北京师大附中工作近十年,在这里他实践了自己的全人格教育思想。
1.全面发展,为学生奠定人生基石
早在五城学堂时期,学校就制定了勤学分、学习分、体操分三分并举的办学方针,体操不及格,影响升级、毕业。
1912年改为高师附中后,进一步明确制定了办学的七条方针:
(1)锻炼强健体格;
(2)陶融公民道德;(3)培养民族文化;(4)充实生活技能;(5)培植科学基础;(6)养成劳动习惯;(7)启发艺术兴趣。
1922年,林砺儒先生主持师大附中工作,制定的办学宗旨是:
(1)培养健康身体;
(2)发展基本知能;(3)培植高尚品格;(4)养成善良公民,并增进社会效率;(5)预备升学;(6)养成善用余暇之习惯;(7)实验中等教学新法。
正式规定“诚、爱、勤、勇”为校训,形成了以培养学生全面人格为首要任务的的办学方针。
师大附中历史上的教育方针,体现了德智体美四育的协调发展,既全面、科学,又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和可操作性,简单明确地表述了师大附中教育的目标和方向,使学校的各项教育工作都有了正确的指导。
2.一切为了学生的成长,教书育人融为一体
1920届校友陈遵妫回忆在师大附中上英语课,赵海天老师讲到有关人生观的问题,他说:
“人生观就是三个‘W’的问题:
Why?
Whom?
How?
三个字。
也就是‘人为什么活?
’、‘人为谁活?
’、‘人应当怎样活?
’”。
他促使同学们经常用这三个“W”问自己。
1921届校友汪德耀回忆在母校的学习,他说:
“那4年正是军阀混战,帝国主义侵略,尤其是日本军国主义步步进逼,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
当时母校的教师们如钱玄同、夏宇众、张少元等诸位语文老师,谆谆教导我们这批青年学子,要以天下为己任,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复兴中华,拯救祖国。
要用‘教育救国’、‘科学救国’。
这些都深深地影响当时十几岁满腔热血的我和其他同学。
1932年,当我获得法国国家博士学位后,我的法国老师、同学及友好曾有人劝我留在法国工作,但是我记起母校老师们的教导,留学的目的是为了振兴中华,挽救贫穷落后的祖国,所以我仍决定回国。
因为我热爱我的祖国。
”
1927年考入北京师大附中的颜一烟曾回忆说,当年选举班级学生“自治会”主席,“万没有想到会选上我!
”我跑去找级任老师石评梅。
石先生正在改作业,听了我的话,就停下笔,问我:
“为什么不能当呢?
”我说:
“没当过,不会当呀!
”石先生鼓励我:
“不会,学嘛,什么事都是干干就会了,只要肯学。
你从小就是别人伺候你,你还从来没为别人做过什么事,对吗?
”我点了点头。
石先生恳切地说:
“学着为别人尽量多做点儿事吧!
――人活在世上总应该对别人有点用,不能做大事,尽我们的力量能做多少做多少吧――你读过这两句诗吗:
‘春蚕到死丝方尽……’”我抢着说:
“‘蜡炬成灰泪始干’”。
石先生说:
“是啊。
――同学们选了你,正好给了你一个机会,不会就学吧!
我帮助你――让我们一起学做蜡烛好吗?
”
1929届校友钱学森曾在师大附中读书6年,给他影响最深的老师是董鲁安先生,这是一位国文教师,一位爱国的仁人志士。
钱学森回忆说:
“当年我们在附中上学,都感到民族、国家的存亡问题压在心头。
在这样的气氛下,我们努力学习,为了振兴中华。
我们班上,给同学们印象最深的是教语文的董鲁安老师。
董老师实际上把这个课变成了思想政治教育课。
我们就从那个时候懂得了许多道理,我们要感谢老师。
”钱学森先生还经常说:
“6年的师大附中生活对我的教育很深,对我的一生,对我的知识和人生观起了很大的作用。
”
通过师大附中的教育,使一批批年幼的孩子,成长为爱祖国、爱科学、爱事业、爱人生的强者,成长为国家的栋梁。
这充分说明师大附中教育方针的正确。
二、当时北京师大附中的教学特色
林砺儒先生的教育思想在师大附中教学上多方面得到体现,其核心是帮助和促进青少年的健康成长、全面发展。
1.教学起点高,要求严,知识面宽,基础稳固
师大附中建校伊始,就开设了修身、读经、国文、算学、历史、地理、本朝掌故、物理、化学、英文、博物、图画、体操等课程。
自实行试办三三制起,由全校教员推定委员,组织新学制课程讨论会,并敦请高师教育科诸教授随时加入讨论,自定各科课程标准,规定学科的教学目的、科目及学分的配置、教材大纲等,还制定了各科成绩考查办法。
在实验文理分科的过程中,师大附中详细拟订了高中文理分科各科课程内容概要及教学时数对照表。
高级中学普通科第一部必修科设置,供志愿文学或社会科学者学习;高级中学普通科第二部必修科设置,供志愿实业或自然科学者学习。
这种文理分科的课程设置,适应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对文理人才的发展都有好处。
为了避免文理割裂的现象,学校特意规定不称文科理科,而称一部二部。
学校的课程起点高,高三理科方面已基本学完大学一年级的课程。
像微积分、解析几何、高等代数、高等物理、有机化学等,都是英文课本。
英语课还选修外国著名小说。
这么多课程,负担是不是太重?
学生感觉并不是。
因为教学从初一年级就一步步严格要求,逐步加深,循序渐进成了习惯,学生没有感到作业负担重。
英语老师用直接教学法教授英语(当时还有一种教学法叫综合法),从上第一堂英语课就全用英语讲课,这种方法很好,很多学生的英语都是那时打下的基础。
早年师大附中的教材编写精益求精,既具有相当高的专业水平,又极其实用。
像国文课本,除选编了精读和略读内容以外,还另编了书法、文法、应用文、文字学、修辞学和文学史大纲等;练习分为作文和口头两部分,仅口头练习就分命题演说,自由抒意,组织辩论会等。
由此可见,当时教学内容的丰富、扎实,而且重视实践,课程构建得非常全面细致。
1932届校友马大猷是一位著名的声学家。
他回忆说,师大附中“学习范围很广,效果很好。
后来我在大学听教授们直接用英语讲数学、物理时,就没有困难,在国外学习和生活用的英语,都是在附中打下的基础。
在北大和哈佛大学考德文也没有另外补习。
另外一些像逻辑学、心理学、化学工艺、矿物学、生物学等方面的知识在我的研究和教学工作中也很有帮助”。
2.重视教法研究和学法指导,提高学生的各种学习能力
师大附中老师教学水平高,课堂教学讲得透彻,注意启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引导学生主动学习,特别注意给学生以自我发展的空间。
附中老师几乎人人著书立说,不少人有自己的专著,编辑出版教科书,自编自教,得心应手。
他们上课时边讲边写,每课的中心内容,关键所在都清清楚楚,深入浅出,绝没有拖泥带水。
每课讲完还留出5分钟时间,供学生提问。
1915年开始在师大附中任博物课的李约老师,在他的《曾在附中用过之两种教学法》一文中写到:
“余在附中教学时,曾用过之两种方法:
第一种方法,可以称做讨论式教学法或启发式教学法。
此种教学法,在每次授课之前,取欲授之教材自行预备一遍。
参考有关各书,以预储学识;再就教材内容,略加整理。
分别其轻重,编为若干问题,授课时提出问题,令学生相互讨论。
其不能得出结果者,再由教者从旁启发之。
学生方面宜注重笔记。
第二种方法,可以称做自动式教学法。
注重学生自动,在未授课之前,就教科书拟出若干研究题目;并指定某某书作参考;令学生就研究所得,各自编成简明之讲义。
授课时使学生报告研究之结果,教者在教室内除监视学生外,无发言之必要。
纵学生有疑难之处,亦当先告以参考书,使自行考察。
以上所述两种教学法,能养成学生自动及科学的研究能力。
”
1932届校友刘曾复回忆:
“附中老师们很注意培养学生独立工作能力。
化学朱仲玉老师给我们布置课外作业,要求我们到北京图书馆参阅外文资料。
从那时起养成了我们去北京图书馆看书的习惯,直到现在几十年来始终没有间断过。
物理方叔密老师寒假布置家庭作业,要求我们自学Millikan著的ElementsofPhysics一书的热学章节,并完成其中的习题作业,这不仅锻炼了我们自学能力,而且提高了我们的外文水平。
”
1926届校友陈梓北回忆说:
“我附中毕业后,考入师大教育系,凭附中的英文水平,可以直接阅读原文专业书,进图书馆不需携带小字典。
由于师大附中要求严格,知识面宽,基础稳固,进大学后,比别人学得多,学得快,特别是自学能力强,三年多点时间,修完了四年的课。
”
3.不死读书,不读死书,重视实验、实践与创新教育
1929届校友、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先生回忆师大附中时说:
“当时这所学校的教学特点是考试制度,或说是学生对考试形成的风气:
学生临考试是不作准备的,从不因为明天要考什么而加班背诵课本。
大家都重在理解不在记忆。
这个学校的教学内容也很深刻和现代化。
”“不死抠课本,提倡多看课外书。
实验做得很多,化学实验室对学生随时开放。
当时附中高中有些课用英文讲。
到了高二要学第二外语,设有德语、法语。
外语是情景教学,创造语言环境。
”
师大附中重视教学实验,实验室装备在当时就是十分先进的。
据刘治安(自1917年开始担任师大附中理化实验室管理员)在1941年写的《附属中学理科实验室现状及扩充计划》记载,当时的师大附中有物理兼生物实验室3大间,化学实验室4大间,另有仪器、药品、标本和实验准备室6大间;物理仪器383件,化学仪器560件,生物标本1168件,理化挂图及博物挂图525件。
因经费不足,需购置的仪器还是无法满足。
教师们就尽之可能自制模型或仿制。
高中物理每周有一次由学生自己动手做的物理实验课。
实验结果总要经过教师审查,发现有不应产生的错误时,教师总要求学生重做,有时下午两节的实验课需要延长到晚饭时间才能够做完交卷。
物理方叔密老师讲课严谨,对学生的每一个实验数据都要亲自一一核对。
博物课学生自己动手解剖蚯蚓、青蛙、鲤鱼、兔子。
两个人一组,解剖后要绘图记录。
所有的动物都是学校准备的。
初中有这样的实验条件的学校不多。
化学工艺是一门选修课,内容是做雪花膏、鞋油、蜡烛、晒蓝印图,腐刻铜、腐刻玻璃等,学生很有兴趣,两个人一组,每一种工艺都需要20几个设备,任课教师讲原理,实验室老师指导实验技术。
此外,教师们还经常带学生走出校园。
生理卫生课,老师带学生去医学院的解剖室上解剖课。
大夫们用真人尸体给学生讲:
这是什么血管,那是什么神经。
生物课和博物课的老师经常带学生到野外采集动、植物和矿石,回来让学生自制标本。
学校有计划地组织学生参观农村、工厂、矿山,学生亲身参观旧社会帝国主义在中国办的煤矿,看资本家开的土窑,体验煤矿工人的生活,这都使他们终身难忘。
4.广设选修课,中学与大学的衔接培养
师大附中教学的又一传统特色是增设必修课和广开选修课,实现中学与大学的衔接。
这样做是由两个因素促成的。
其一,由于师大附中自建校以来,学生都是通过严格选拔,基础素质比较高,师大附中要因材施教,就不能停留在一般中学要求的标准上,因而师大附中的课程设置朝着深度和广度两个方向发展。
其二,师大附中作为我国成立最早的国立中学,始终是教育改革的开路先锋和排头兵。
特别是1922年我国开始实行“六三三”新学制,林砺儒先生出任师大附中主任(即校长),率先实施。
师大附中实行新学制完全是在摸索中前进的,一切规章制度、课程标准都是自己制订,自己试行。
教材内容是由本校教师自定、自编、自选。
因此,师大附中课程设置、课程标准及教材,都具有相当的开创性。
其特点是课程设置全,内容翔实、要求高,与国际接轨。
当时的课程除了算学、物理、化学、国文、英文、伦理学、体育(文科还要增开中国历史、生物学)作为高中必修课以外,还开设了大量的选修课。
文理科共同选修课包括:
世界历史、世界地理、科学通论、论理学、心理学、经济学、法学通论、音乐、图画、社会学、政治学、哲学概论、刺绣和第二外国语等;文科班开设的选修课还有:
修辞学、学术文选、文字学、国语发音学、文学史、文学概论、中国哲学史、新闻学、教育学、英文会话、模范文选、短篇故事、长篇小说等;理科班开设的选修课还有:
代数演习、植物学、矿物学、用器画、手工、会话、短篇故事、近世代数、高等三角法、动物学、地质学、天文学、无机化学、定性分析、长篇小说、微积分大意、普通生物学、测量学、有机化学、应用化学、力学、磁电学、修辞学等。
如此众多的必修课和选修课在师大附中开设,其深度和广度大大超过了一般中学标准,不少课程与大学交叉,起到了中学与大学的衔接培养的作用。
校友马大猷说:
“学校课程很多,课外活动也不少,但学生不感觉负担过重。
我在理科,每班40多人,毕业后都考入了高等学校,一大半考取了清华大学,一小半到了北大和师大,还有几位考到其他学校。
”
钱学森先生曾经回忆说:
“我附中毕业后,到上海交通大学学习,第一年觉得大学功课没有什么,因为我在中学都学过了。
上海交大四年实际就学了两年,考上公费留学美国,是靠附中打下的底子。
”
5.开展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鼓励学生发展特长
发展学生的兴趣爱好与特长,是师大附中教育的显著特色,也是众多校友成长为文学家、艺术家和各类专家的重要原因。
师大附中一贯认真开展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
20世纪20年代,学校就建立了各种学科小组和文艺社团,如数理化学会、英文学会、蔷薇社、励学月刊社、心声杂志社、品学砥砺社、曦社、国剧演戏社等。
每个学生都要参加一个或多个课外小组。
社团和课外小组随着学生的兴趣爱好不断发展,品种包括:
合唱团、舞蹈团、话剧团、民乐队、口琴队、美术研究会、排球队、足球队、国剧社(京剧)、气象站、田径队、体操队、舢板队、跳伞队、军乐队、垒球队、诗社、英文学会、数理化学会;生物小组、天文小组、地理小组、钢琴小组、朗诵小组、航模小组、地质小组、书法小组、无线电小组等等。
著名指挥家李德伦先生是师大附中1938届校友,他之所以学了音乐专业,与上师大附中有很大关系。
他在回忆文章里写道:
“当时学校经常举行音乐会,组织合唱团,有一架精艺牌立式钢琴,学生交2元5角学费就可以练琴,我每天下课后就去练琴。
学校举行音乐会时,师生同台演出。
师大的老师、同学也来参加音乐会,我们也常去师大听他们的音乐会。
1935年,我在师大听了马思聪的小提琴独奏会,他演奏了‘思乡’、‘塞外曲’。
学校的教育、学校的环境,使我爱上了音乐,成为我一生的追求,终于干上了音乐这一行。
”
戏剧大师于是之,是师大附中1944届校友,当时叫于淼,在班上文科拔尖,对理科没什么兴趣,常在上理科时看文学著作或看字帖。
老师们对他的情况很理解,视如不见,不干涉他,考试时对他也比较宽容。
如果那时老师逼于是之死记硬背他没兴趣的功课,今天,还不知是否能够出现这样一位戏剧大师。
三、林砺儒教育思想对师大附中教育教学的影响源远流长
虽然林砺儒先生在师大附中的领导工作主要集中在上个世纪20年代,但是他的全人格教育思想在师大附中影响深远。
今日的北京师大附中以“全人格,高素质”为学生的培养目标,把人格教育作为学校德育工作的首要任务,正确处理素质教育与升学准备的关系,以适应学生的健康成长为教育活动安排的依据,以培养学生可持续发展为学校一切工作的目标,努力改革创新,使教育教学跟上时代的发展,跟上世界前进的步伐。
在课程改革方面,北京师大附中作为北京市自主排课和自组织会考实验学校,建立起有特色的校本课程体系,自主开发的《生命伦理学》课程,不仅介绍了世界生物领域科技的最新发展,而且面向未来,为全面塑造健康人格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这个项目获得了第三届北京市基础教育教学成果一等奖。
深受欢迎的《模拟联合国》选修课,学生们用中英双语讨论和辩论当今世界关注的重大问题,培养了学生多方面的能力。
在社会实践方面,学生们利用课余时间去打工子弟学校、培智特殊教育学校支教,去临终关怀医院和社区为民服务,都增强了他们的责任感。
在课堂教学上以对全体学生的终身发展负责为目标,强化“有效教学”的理念,采用多种多样的先进教学方法,促进学生生动、活泼、主动的学习。
林砺儒先生虽然离开北京师大附中80年了,但是他的教育思想仍牢牢地扎根在这片沃土上,我们要不断学习和发扬。
林砺儒先生开创的师大附中教育事业得到了不断的继承和发展。
参考文献
[1]刘沪主编.北京师大附中.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年.
[2]北京师大附中编.在附中的日子.京华出版社,2001年.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责任编辑潘静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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