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哲学与统计学资料.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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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哲学与统计学资料
目录
一、前言2
二、统计学发展的哲学进程3
三、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统计学中的体现与应用5
(一)共性与个性的对立统一6
(二)理论思维与经验思维的统一6
(三)质与量的辩证统一7
(四)必然性与偶然性的对立统一9
(五)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辩证统一10
(六)归纳与演绎的辩证统一12
(七)历史与逻辑的辩证统一13
四、结论13
参考文献14
一、前言
哲学是给人智慧,使人聪明的学科,而以实践为基础的科学性和革命性的统一为根本特征,作为无产阶级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并揭示自然社会和思维发展的一般规律的马克思主义学说,更能给予我们深刻的启发和引导。
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一个开放的思想体系,是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发展一般规律的学说,它坚持唯物论和辩证法的统一,坚持唯物主义自然观和历史观的统一,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在继承和发展了德国的古典哲学、英国的古典政治经济学、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下形成的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之一[1]。
它的主要理论来源是辩证法和唯物论。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两大组成部分,实践概念是它的基础。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理论来源上批判地继承了以往哲学和科学文化中的优秀遗产只是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的一个方面,更为重要的方面是他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一种与以往哲学有着根本性区别的新哲学。
它以实践的观点为基础,合理地解决了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从而实现了唯物论和辩证法的统一以及唯物主义认识论和本体论的统一。
统计思想是立足于辩证唯物主义哲学观,自觉的正确运用统计思维对客观世界的数量属性进行探索和解释,掌握物质世界变化的数量规律,使之更好的服务于人们积极改造客观世界的实践活动的一种数理指导思想。
统计学思想远古即存,但作为一门学科历史取并不长[2]。
统计无处不在,无论在解开自然奥秘的科学调查中,或是要在日常生活中做出最佳决策或者要解决法庭争端时,统计学都是一种探索真理必不可少的工具[3]。
统计学不仅是一种方法或技术,还含有世界观的成分——它是看待世界上万事千物的一种方法,我们常讲某事从统计观点看待如何如何,指的就是这个意思。
但是统计思想(或观点)的养成,不但需要学习一些具体的知识,还需要能够从发展的眼光,把这些指示连缀成一个有机的、清晰的图景,获得一种历史的厚重感。
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统计学都是人类认识自然、改造自然以及认识社会和改造社会的重要思想武器和科学方法论。
两者的区别在于哲学是从质上定性研究自然界及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及变化趋势,而统计学则是侧重于从量上定量分析事物及现象的发展规律及变化趋势[4]。
统计学把探求的未知属性抽象为总体的参数,在判断总体参数的时候,由于谁都不知道总体的参数是多少,所以先在初步判断的基础上作假设,姑且承认设定假设是正确的,在这种假设情况下,判断一个小概率事件是否会发生,一旦发生了,也即一旦与现实的客观存在发生矛盾,便有事实依据说明原定的假设有问题,便推翻了所做的假设。
如果否定不了,说明证据不足,无法否定原假设,但也不能说明原假设就正确,因为要肯定其正确需要大量的数据枚举,所以只能说无法拒绝原假设。
统计学这种必须以发生的事件对姑且假设作出判断的严谨态度,背后的哲学思想之一正是坚持实事求是、一切唯实的原则。
统计学中充满着大量简单朴素但又在日常生活中潜移默化使用的哲学思想。
统计学中的模型基本上都是在研究“关系”,这一点贯穿着唯物主义哲学中事物间“普遍联系”的道理。
统计学中有研究解释变量之间联系的主成分分析、因子分析和聚类分析等方法,例如使用主成分或因子分析等将普遍联系密切的指标“归归堆儿”,形成生产、效益等方面的大指标并计算得分等,进而用多数指标的少数“代表”对企业描述与比较。
统计学中有研究解释与被解释变量间关系的回归分析、方差分析等,例如用回归分析了解经济受哪些因素的影响和影响的程度,以及用方差分析获知某一因素不同水平的影响。
不论研究被解释变量之间还是研究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间的关系,也不管是哪种模型,均是研究各因素彼此间存在着的普遍联系。
这与唯物主义哲学强调的、日常生活中公认的“普遍联系”的思想一脉相承。
唯物辩证的思想在统计学中也有体现,唯物辩证的哲学思想认为人们对客观事物及其规律的认识是近似的、有条件的,即真理具有的相对性,反对人们用绝对眼光看问题的态度。
在统计学中也没有绝对的结论,如假设检验中,小概率事件发生,也只是以多大的把握即置信度拒绝原假设;即使小概率事件没发生,也不能绝对的认为原假设成立,只能说无法拒绝原假设。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人类认识客观世界最一般的方法论科学,统计学是认识社会现象数量方面的方法论科学,它必须以哲学作为其方法论基础。
统计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有一般的方法论指导关系,而且还有具体的方法指导关系,即统计学所阐述的许多方法,都是直接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各项原理为指导的。
本文将从统计学发展的哲学进程及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统计学中的应用这两个大的方面探讨,并举例论述及审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统计学的内在联系。
二、统计学发展的哲学进程
统计学告诉人们如何在现实世界中收集信息或收集数据,组成有限的资料;如何使用这些有限的资料,兼顾理性思维与艺术思维的平衡,采取合适的行动。
目的是让我们更好的掌握环绕我们周围的不确定性。
因此统计学与人类的行为有关,是模拟人类行为的操作方式的科学。
从这个观点来考察,统计思想在人类文明之初就有了。
但很长时间以来,统计的思想并未形成科学,统计学的形成是20世纪30年代的事。
尽管人类文明的结晶,基本上是在人类经验的基础上得到的,已有许多可以由某些理性的思维所代替,但也有许多现象,是人类统计行为的直接结果,目前还无法或者说很难用理性的思维所代替。
统计学就是这样,根据以往的经验资料,断言采取某些行动是合适的,而其背后的内在规律以及此种行动的原因,其不是统计学重点关心的问题[5]。
与统计学形成密切相关的学科之一是概率论。
概率论是研究随机现象或不确定现象的科学。
它起源于对赌博的研究。
考古证据显示,赌博的历史源远流长。
在人类之初,相信一切机会和命运皆有天定,当有争执或遇到难以决定的事,往往以抽签解决我国古代的卜卦,西方古代的投掷兽骨,以对未来做一些预测,都是此类问题的古典例子。
Stochastic(随机的),与概率同义,源自古希腊文,寓意为一个人能预测未来。
由于经验的累积也使人们得到一些建议的概率计算方法。
统计学的萌芽开始于17世纪,为了征兵和税收,欧洲的各国政府开始收集如出生、死亡及结婚的人口统计学的资料。
在1662年,应该的Craunt(1620-1674)首度发表了关于出生与死亡的记录,经“统计式”的处理报告,显示了收集这些数据的好处。
同样在16及19世纪的时候,由于商业的兴起,为了减少船难等意外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保险及精算业产生了。
精算师制作了寿命表及意外事件表,计算损失以定保险费。
18及19世纪,由于由于统计的需求使得概率论迅速发展,并形成公理化,使其能与数学中的一些传统领域,如代数、几何及分析等分庭抗礼、各领风骚了。
但关于统计学的概念形成,还是没有多大发展。
直到20世纪30至40年代,统计学家才开始对统计学的基本哲学思想进行原始的思考。
以人类行动为原始模式来分析,人们根据原始资料所进行的统计推断,无外乎对未知变量的估计、检验和预测。
事实上,这几种行动,原始人类是在没有科学指导下作出的。
统计学的目的,不单单是给出人们解决问题的可操作性方法,重要的是能够比较所用方法的好坏。
统计推断的结论,不保证其结论是百分之百的自然规律,但它能证明他们的行为是现有资料下的可以采取的最佳行为。
由此就奠基和形成了统计推断的基本哲学思想。
统计学作为认识世界的科学理论,就其本质来说是唯物的,辩证的。
它以客体的事实为认识的出发点,经过信息采集和加工,达到对客体状态的描述和结构及规律的揭示,并以与事实的相合程度作为衡量、检验、评价统计认识的标准。
也就是说,认识的内容是客体的本质和规律。
在这个意义上说,统计认识思维方法可以帮助人们养成尊重客观事实,实事求是,探索真理的辩证唯物主义精神。
换句话说,统计认识自始自终贯穿着辩证唯物主义思想,是辩证唯物主义在认识中的具体实现[6]。
统计学的发展,必须不断获得新的事实材料,仅仅在生产过程中以及对客体的直接观察是不够的,还有赖于各种仪器、设备的使用和不断发展,才能扩大认识的范围,开辟新的研究领域,获得更多的事实材料[7]。
然而观察、实验的仪器、设备的制造必须依赖于生产实践。
如对天体的观察需要借助望远镜,对细胞的研究需要显微镜,对化学元素的研究,需要借助精密的天平和各种分析仪,对基本粒子的研究,需要借助高能加速器,对宇宙天文学的研究,需要借助航天工具以及大功率射电望远镜。
采集和处理各种各样的大量信息需要借助多功能电子计算机和各种电子仪表,以及作出准确的判断(如气象预报、资料分布等),或者作为进一步研究的基础(如科研的情报资料),或者实现人类对复杂大系统(如国民经济、交道运输等)的计划、控制和管理。
统计的发展史表明,生产实践的发展,一方面为统计学开辟了更多新的认识领域,提供了更丰富的事实材料,另一方面为统计学科学获取和加工、传输、整理信息提供了先进的技术手段。
统计学的产生源于人类生产实践活动,统计学的发展必须依赖于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发展。
社会生产实践既是统计学产生的根本基础,也是统计学发展的真正动力。
三、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统计学中的体现与应用
统计学体现着唯物主义哲学的思想。
统计学与哲学一样,在我们生活中无时不刻所应用;它体现了唯物主义哲学中一切唯物唯实、事物普遍联系、永恒发展等这些朴素简单的道理。
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和统计学都是认识论。
前者是人类知识的最高总结和概括,揭示世界的一般规律和人类的总看法,对各门具体科学都有普遍意义;后者则是研究人们如何从量的方面认识和把握客体,为各种科学提供一种以信息为媒介的认识方法,对客体的状态、结构和规律给出量的描述,使客体成为可以感知的东西,使人们的认识具有量的概念和界限,从而更清晰、更深入、更具体、更精确。
哲学是关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学说,它研究自然、社会和思维的最一般的规律。
它和统计学是一般和个别、共性和个性的关系[8]。
哲学对统计学起指导作用,为统计科学研究和统计工作提供一般指导原则和思维方法。
统计学是哲学一般认识方法的具体化。
因为人们从事一切统计认识活动,毫无例外地存在着统计认识主体与统计认识客体及其环境(自然的、社会的)的关系问题。
如何处理认识主体与客体及环境的关系,首先涉及到的就是哲学的指导思想问题。
是从客观出发,还是从主观出发?
客体是孤立的,还是与它事物处于一共同体之中?
客体是静止的、绝对的,还是发展变化的、相对的?
客体的本质及规律是可知的,还是不可知的?
主体的认识结构是先天固有的,还是后天不断架构的?
统计认识是从客体本身着手,还是从先验论出发?
统计认识结果的检验标准是客体的运行,还是主体的臆断等等?
这一系列问题都与哲学思想密切相关,只有以正确的哲学理论为指导,才能正确处理和指导上述各种关系,使统计认识不断向深度和广度进军。
其次,统计学是一门认识方法论,统计活动是一种认识活动,是要研究探索和发现认识客体本质及其规律性的方法。
这就必须通过辩证思维,由表及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才有可能做到。
因为任何一个被认识客体都不是孤立存在的,也不是直接显现其本质的。
总是和其它客体相互影响、相互依存、相互作用错综复杂地共处一个共同体之中,本质寄寓于表象之中,必然存在于偶然之中。
如何才能抓住客体的本质属性;如何进行观察或实验,如何采集信息,用什么样的方法进行数据处理,怎样消除偶然显现必然,以达到认识一般,又怎样消除共性显示差异以区分不同类、属、别或者权衡构成要素的不同作用。
共性的发现和差异的确立对于认识活动来说,都十分重要。
同质性显现共性,差异性显现不同类别。
共性在一定范围确定同质总体(类、属、别)的范围。
差异超出这个一定范围,就表现为一个新质总体(类、属、别),这个界限就是不同类事物的界限,就是客体质变的界限,就是哲学上的度。
共性与个性的对立统一
实践和科学都证明矛盾的普遍性,矛盾无处不在,无时不在。
矛盾着的事物是普遍存在的,况且同一事物或过程的矛盾有其共性。
而对于每个事物或过程的矛盾也各有其个性。
因此说,共性和个性的关系就是一般与特殊或普遍与个别的关系,它们是辩证统一的关系。
统计学中存在着各种矛盾,每一矛盾具有不同的特点。
在统计认识中,个体的差异性中蕴含着总体的同一性。
统计方法就是运用科学的手段抽象掉各个个体的差异性,探求总体同一性,并用差异性去标志同一性的内在质量。
差异性是统计生产和存在的前提,没有差异性就没有统计;而同一性则是统计的目的,为了求得同一性才需要进行统计。
因此,统计研究要运用大量观察法与个别观察法相结合使用的统计方法。
统计研究中运用大量的观察法,实现从个别到一般,从个体到共性的认识过程。
同时,根据共性寓于个性之中的对立统一规律,统计研究在大量观察的基础上,运用个别观察所收集的资料来说明总体的基本状况和发展趋势,是认识更深刻、更具体。
我们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对症下药”、“因材施教”、“因地制宜”等成语,都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就是要具体分析事物的特点,并根据事物的特点去做事。
如果违背了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科学方法,满足于形式主义的“一刀切”、“一风吹”,结果矛盾不仅不能得到解决,反而会更加复杂,更加难以研究清楚社会科学问题。
比如经济统计研究中,金融领域的数据和实体经济的数据特点不同,金融数据多是时间序列数据,有较强的波动性,而实体经济数据比较稳健,因此需要用不同的统计模型去拟合,如果用混合到一起用同一个模型,则模型拟合效果较差,无法真实反映经济情况。
矛盾的共性与个性的对立统一规律知道统计研究必须是将统计中的平均数与分组法相结合,用组平均数补充说明总平均数,用反映现象的离散趋的变异指标与反映现象集中趋势的平均数结合使用,以使研究更全面,更完善。
理论思维与经验思维的统一
统计认识要搜集和处理大量的统计数据,以数据为材料行认识活动,把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的高度。
统计认识过程不仅是通常所说的实证性研究活动,同时也是探索性研究活动。
它自始至终都是理性认识和感性材料的相互结合和相互渗透。
因此,统计认识作为一种思维过程是以理论思维为主导,具有两种思维的成份,各种思维相互交叉,相互补充,使统计认识更系统、更具体和更深刻。
按照统计认识属于实证性研究来说,它具有经验思维的特点。
经验思维就是运用实践经验、感性认识和感性材料进行的思维活动。
它的功能主要是认识具体事物的外部状况、表面联系和现象,通过经验思维能够对丰富的大量材料初步加工,把握事物多种多样的具体状态,并且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把握事物的内部联系和规律。
统计描述就是一种比较典型的经验思维。
它依据的是客体的个体的实际状况或者是客体过去的、现在的状态,是事实的归纳、概括、整理。
例如,我们通过对整体的各个(或足够多的)个体的特征进行观测,得出关于总体的总量、构成等特征;通过对客体过去的轨迹及现在的状态,标绘出其一般发展变动趋势。
这些认识均属于表象、经验。
客体系统客观上是否具有这种机理,有待进一步进行理性分析研究。
从统计推断来看,它在统计描述提供的经验材料的基础上,运用一定的理论、概念,依据严密的逻辑规则和推理过程进行假设检验、数理推断、悖论分析,对描述信息、经验认识进行理论思考,使经验认识升华,这又具有理性思维的特点[9]。
它抽象掉具体个体数量上的差异,得出有关对象的共同本质特征的认识;抽象掉所依据的经验材料的特殊,得出有关“类”的一般的认识。
例如,在研究父亲与儿子的身高时,所运用的观测数据是一定容量的样本,而得出的结论却是对人类一般的认识;同样关于某一地区男性人口的寿命,也不是具体某个男性的寿命,而是该地区男性的一般寿命。
我们说统计信息来自于具体而非具体,来自于实践而非实践,来自于特殊而非特殊。
这就是说,从物理(physical)的(实体的)角度来看,“白马非马”,但是,统计是对信息的考察和研究,恰恰就是由“白马”到“马”。
质与量的辩证统一
统计学研究的对象,既不单纯是质的方面,也不单纯是量的方面,而是在质与量的辩证统一中,研究社会经济现象的数量方面。
具体来说,就是通过统计所特有的统计指标和指标体系来表明现象的规模、水平、速度、比例和效益等等,以反映社会经济发展规律在一定时间、地点和条件下的具体作用。
事物的规律性属于质的范畴,统计是通过对事物的量的研究来认识其质的一种方法。
质与量是同一事物的两个方面,它们互为条件又互相制约和互相转化。
事物的质是指事物的本质、属性,它是事物内部所固有的一种规定性,事物的量是指事物的规模、水平、比例、程度、构成和发展速度等。
质和量相互依存,不可分离。
一定的质规定一定的量,一定的量也表现一定的质。
就是说,质总是具有一定量的质,量总是具有一定质的量,没有质量就没有数量,没有数量也就没有质量。
数量发展到一定程度即达到一定界限就有质的飞跃。
质与量的这种辩证统一规律,决定了统计学研究数量方面绝不能离开质,也决定了统计学必须密切联系现象的质的方面来研究社会经济现象的数量方面,通过对数量的研究可以认识事物的本质和发展规律。
具体说来,一方面,统计研究社会经济现象的数量关系,必须以对社会经济现象的定性认识为基础。
任何一项统计,只有对社会经济现象的性质、特点有一定的认识,才能确定它的数量表现,作定量认识。
例如,要进行工资数量的统计,必须首先要明确什么是工资,工资包括的内容,然后才能正确统计工资数量。
另一方面,任何一项统计数量,都必须反映一定的社会经济现象的内容、现象的质,统计还通过一系列数量做全面的分析,来深刻地反映现象的性质和内在联系。
比如利用工业劳动生产率、物质消耗率、能源利用率、主要产品成本、成本利税率等指标就能对工厂微观效益作出实质性的评价。
总而言之,统计只能从质量和数量的辩证统一中研究社会现象,才有可能成为认识社会的有力武器。
质和量是互相转化的,就是量变到质变,质变又产生新的量变。
事物本身的发展变化,就是质量互变循环往复由低到高的过程。
因此,统计学对认识事物的发展变化有其特殊的作用。
为什么说,质与量的辩证统一规律是统计学最直接的理论基础?
可从如下两个方面来说明:
一、统计的全过程始终是以质与量的辩证统一规律作为自己的理论依据的。
可以说,质与量的紧密联系是统计学研究全过程的纲,提纲挚领,在研究纷繁复杂的社会经济现象中,在统计的全过程中,路子是非常清楚的。
在统计学中,大量的篇幅是用来解决质与量的规定性以及它们的关系问题。
这一条线有机地贯穿三个阶段:
(1)统计调查阶段,最重要的是明确那一系列的大量的指标的概念,包括范围和内容等,否则,就不可能进行数字资料的搜集和积累,比如要进行工业总产值的数量统计,就必须明确它的概念、包括的内容,否则就无法统计。
(2)统计整理阶段,其分组、汇总的目的,就是要把调查所得的零星的个别的资料,分成若干性质相同的组,把不同类型的现象区分开来,并把说明个体的原始资料变为说明总体的综合资料,从而概括说明事物的本质和规律性。
就是说,统计要集合大量单位的调查资料,加以综合汇总、科学概括,得出反映现象总体的数量特征,说明现象变化的规律性。
统计工作是从调查开始的,调查登记各个单位的具体事实。
但这只是统计研究的必要手段,而不是研究的目的,统计研究的目的是要观察社会经济现象的总规模、总水平以及由此决定的总趋势。
例如,统计对各个职工的收入情况进行调查,其目的在于观察全体职工的收入水平及其变化情况,而不是关心个别职工的具体收入状况。
统计只有从相互联系的现象总体中进行大量观察,并加以综合分析,才能对事物发展的共同特征,有个正确的认识。
认识事物的过程,是从个别到一般,从表面现象到本质。
统计研究正是按照这个原理,从对许多单个事物的观察,归纳出事物的总体特征的。
当然,统计研究大量社会现象的综合数量特征,并不是一概不研究个别事实,如有选择地抽取个别典型单位,深入研究现象的具体联系和生动情况,使我们对社会经济现象和过程的认识更加深刻和丰富,但统计对个别事实的研究都是为了更有效地掌握总体现象的规律性。
(3)统计分析阶段,不仅是要研究数量关系本身,更重要的是要在研究数量关系的同时,结合实际情况,从中得出结论,说明原因,揭礴矛盾,采取措施。
二、统计研究的数量从其发生发展的整个历史过程来看,都是和它的质紧密联系的。
社会经济统计,是随着人类社会活动的需要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
国家出现以后,统治阶级为了经济和军事上的需要,就开始了人口和土地等的统计。
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社会分工日益发达,生产日益社会化,社会经济活动日趋复杂。
这时,利用统计来了解复杂的社会经济情况,对于资产阶级从事剥削、压迫、竞争和掠夺有着重要的意义。
相应出现的威廉配第的政治算术学派的理论和方法,也是要用计量和比较的方法阐明社会经济现象的实质及其相互关系。
从十九世纪中叶工人阶级登上世界历史舞台以来,在与资产阶级的斗争中和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中,又产生了工人阶级统计和社会主义统计学。
工人阶级的统计学,从一开始就反对抽象的数字游戏,并强调自己的阶级性和党性原则。
社会主义统计学正是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需要出发,紧紧抓住质与量的密切联系,批判地继承了资产阶级统计学中的有用部分,又创立了自己的科学体系和内容,所以,社会主义统计学发展了统计学的理论,作为一门独立的社会科学而存在和发展。
必然性与偶然性的对立统一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统计学中大数法则的理论基础。
大数法则本身就是必然性和偶然性这一对立统一规律在数量关系上的具体体现。
必然性是指客观事物之间的内在联系和合乎规律的确定不移的趋势,是在一定条件下的不可避免性和确定性。
同必然性相反,偶然性是指事物发展过程中呈现出来的某种摇摆、偏离,是可以这样出现也可以那样出现的不确定的趋势。
必然性和偶然性是对立的,也是统一的。
一方面,必然性总是和偶然性相联系,没有脱离偶然性的必然性,必然性通过大量的偶然性表现出来,并为自己开辟道路。
偶然性是必然性的表现形式。
无论是简单还是复杂的现实过程,不通过偶然性而表现为必然性的现象是根本没有的。
另一方面,偶然性总是和必然性相联系的,没有脱离必然性的偶然性。
凡是存在偶然性的地方,始终受着内部必然性的支配。
因此,在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中,任何现象都是必然性和偶然性的对立统一体。
由于偶然性的作用,使各个总体单位的具体表现出现差异,呈现出千差万别的状态;由于必然性的作用,使各个总体单位的具体表现具有某种共同的倾向。
大数法则正是通过观察大量的偶然性作用的具有差异的数量表现,进而加以综合平均,使各个数值中的偶然性相互抵消,而使其中的必然性强化、显示出来,从而揭示现象的统计规律性。
以小麦单产为例。
共同用一定的种子播在大片一定土质的土壤里,给以一定水份,受到共同的温度,经过一定的耕耘等,这些都是作物生一长的必然原因。
但是,大量亩数的单产并不是彼此完全相同的,仍然具有大量的数量差异。
共同的必然性通过大量的偶然性的数量差异为自己开辟道路。
单产之间的差异是种种特殊的、个别的偶然性原因造成的。
如种子种某些质量差异,特殊的土质,水分数量的一些差别,在耕耘中工作质量有差别等等。
就每一具体亩数的面积看,这些偶然原因是可能出现,也可能不出现的,但是就某一亩来看,偶然性产量中隐藏着必然性(种子、土壤、水份、温度等),偶然性不能脱离必然性而独立存在。
因而,就某一亩产量来看可能高,也可能低,看不到事物的必然性。
但对于这一大片面积单产,经过综合平均,大量偶然原因所形成的差异仍会相互抵消,从而平均单产便表现出接近种子、土壤、水份、温度等必然原因所决定的亩产。
可见,应用必然性与偶然性的辩证关系迸行分析具有实际和理论的重要意义。
大数法则是一种表现必然性与偶然性之间辩证联系的规律。
由于这个规律的作用,大量偶然因素的总和作用必然导致某种不依赖于个别偶然事件的结果。
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辩证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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