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西湖私家园墅浅谈.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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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西湖私家园墅浅谈
明代西湖私家园墅浅谈
明代西湖私家园墅浅谈
作者:
刘春蕙
内容提要:
明代中叶以后,随着杭州城市经济的发展,社会风气的改变,达官显贵、豪门富商、文人士大夫在西湖周边建宅造园渐成一种风尚。
本文就明代西湖私家园墅兴盛的社会背景、形式特点、历史地位等作一简要探讨。
关键词:
明代西湖私家园墅
西湖山水,甲秀东南,在景致宜人的西湖周围建造园林别墅的历史由来已久。
明代,特别是中叶以后,随着杭州城市经济的发展,社会风气的改变,达官显贵、豪门富商、文人士大夫在湖畔山间建宅造园渐成一种风尚。
素朴淡雅、富有诗情画意的私家园墅点缀于山水间,成为西湖园林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也为秀丽的西湖增添了深厚的文化内涵。
本文试就明代西湖私家园墅兴盛的社会背景、形式特点、历史地位等作一简要探讨。
一、明之前西湖私家园墅的源起与发展
所谓西湖私家园墅,是指由民间的官僚、文人、地主、富商等在西湖周边营建的园林别墅,亦称西湖私家园林。
西湖私家园林、皇家园林、寺观园林是构成西湖园林的三个重要组成部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发展和地位。
西湖园林的历史最早可追溯至唐代。
这一时期,西湖园林开始初具规模,但多以寺观园林和州治园林为主。
灵隐、天竺一带松峦叠翠,林樾幽古,寺观园林多集中于此,而凤凰山一带则以州治园林为主。
西湖私家园墅的发展与兴盛始于南宋。
南宋定都临安后,临安既是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又有三面环山一面湖的湖山胜境,这些都为民间造园提供了优越了条件。
这一时期西湖园林得到进一步发展,皇宫苑囿、寺观庵堂、私家园墅一时争西湖山水之胜,尤为突出的一个特点是西湖私家园墅无论从数量还是质量上都有了长足发展,“杭州蔚为园林中心。
除聚景、真珠、南屏、集芳、延祥、玉壶诸御园外,私家园亭,为世所称者,据《湖山胜概》所载,不下四十家”。
而散见于各种文献记载的私园更是多达近百处,它们大多分布在西湖一带,尤以北山路、葛岭为集中。
据《梦粱录》记载:
“西林桥即里西湖内,俱是贵官园圃,凉堂画阁,高台危榭,花木奇秀,灿然可观”。
“里湖内诸内侍园囿楼台森然,亭馆花木,艳色夺锦”。
当时著名的私家园墅有贾似道的后乐园。
后乐园位于葛岭,原名集芳园,是一座御园,它前临湖水,后据山冈,内有数块高宗御题匾额。
淳年间,理宗为表彰贾似道的“再造之功”,将集芳御园赐给他作为第宅家庙。
此外,长桥附近的南园,也是南宋临安著名的私园之一。
南园为平原郡王韩胄的别墅,诗人陆游曾写有《南园记》对它进行详细描述,称其“自绍兴以来,王公将相之园林相望,皆莫能及南园之仿佛者”。
这些私家园林因借于湖山之秀色,又装点了湖山之画意,“俯瞰西湖,高挹两峰,亭馆台榭,藏歌贮舞。
四时之景不同,而乐亦无穷矣”。
有元一代,统治者将南宋灭亡原因归罪于西湖的暖风微熏,视西湖为祸国尤物,因此疏于对西湖的治理,导致西湖荒湮严重,沿边侵为茭荡,湖西一带葑草蔓生;六桥之下,水流如线;孤山之南,湖面几已湮合。
而西湖的私家园墅在这一时期也陷入沉寂,仅有为数不多的星星点点点缀于湖畔山间。
较著名的有元代文学家张雨在赤山埠浴鹄湾建造的黄篾楼,在葛岭下建的井西丹房和神光楼;元代名士杨在葛岭建的竹西山居;“石渠居士”张天英在孤山的梅隐以及回族诗人贯云石的龙华山别业等。
二、明代西湖私家园墅兴盛的社会背景
明初,刚经历了朝代更替,西湖私家园墅延续了元以来的状况,没有大的改观。
明朝中叶以后,西湖周边的私家园墅逐渐复苏,进而在前代的基础上有较大发展,西湖私家园墅开始进入繁盛期。
究其原因,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
(一)政治环境的改变是西湖私家园墅兴盛的前提条件
明朝初年,刚刚取得政权的太祖朱元璋实行强权统治,在全国范围内实行集权专制,强化传统礼制。
明政府在全国范围内推行级别森严的等级制度,对上至王公大臣,下至平民百姓的房舍、车舆、器用、服饰等级均作了明文规定,职官自一品至九品,各有等差;庶民庐舍“不过三间,五架,不许用斗拱,饰彩色”。
规定“官员营建房屋,不许歇山转角、重檐重拱及绘藻井”,“不许于宅前后左右多占地,构亭馆,弄池塘,以资游眺”。
为了保证房舍等级制度的顺利实施,《大明律》还特设条款,对越级营建房舍者严惩不贷:
为官者若违制建房杖笞一百,永不续用;无官者则杖笞五十,罪坐家长;对于替人违制建房的工匠同样要杖笞五十。
在明朝政府的大力提倡和强权约束之下,明初房屋庐舍一直保持着朴实无华、恪守制度的淳厚风气。
明朝中后期,政治环境发生了根本性改变。
明武宗纵欲淫乐,荒唐放荡,终日流连在“豹房”中,不问政事;明世宗好方术鬼神之事,日事斋醮,朝讲尽费,以至群臣服饰不甚依分;明穆宗“嗣位二年,未尝接见大臣,咨访治道”。
明神宗三十年不上朝,中央机构近乎瘫痪,朝中官员大半空悬,从上到下“职业尽弛,上下解体”。
皇帝的疏于朝政,使得明朝初年朱元璋苦心经营的中央集权专制、等级分明的传统礼法等级制度开始受到冲击,大量违礼逾制现象不断涌现。
大抵从明宪宗成化年间(1465—1487)开始,全国各地屋舍都出现了一种异动现象,由草房而瓦舍,由低矮而高广,由朴实无华而金碧辉煌。
明人著作中,有关江南房舍逾制的记载颇多。
如顾起元引王可立《建业风俗记》称:
“嘉靖十年以前,富厚之家多谨礼法,居室不敢淫,饮食不敢过。
后遂肆然无忌,服饰、器用、宫室、车马僭拟不可言。
”又云:
“正德已前,房屋矮小,厅堂多在后面,或有好事者,画以罗木,皆朴素浑坚不淫。
嘉靖末年,士大夫家不必言,至于百姓,有三间客厅费千金者,金碧辉煌,高耸过倍,往往重檐兽脊如官衙然,园囿僭拟公侯。
下至勾阑之中,亦多画屋矣。
”在地方志中此类记载也比比皆是,如“五十年前,杭人有集资巨万而矮屋数椽,终身布素者,今服舍僭侈拟于王公”。
“有婚娶论财,嫁女竞侈,服舍拟王室者”。
由此可见,明朝中后期以后,封建等级制度已形同虚设,各种禁令多名存实亡,挣脱了封建等级藩篱的束缚,为西湖私家园墅的发展创造了前提条件。
(二)商品经济的高度发展为西湖私家园墅的营建奠定了物质基础
明王朝对江南地区实行的基本国策是稳定江南,并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江南地区生产发展的措施。
因此,明成化年间(1465—1487)以后,江南各地逐渐从元末大乱、经济凋敝的境况中复生,商品经济得到迅速发展,资本主义萌芽开始出现,明代江南地区商品经济的繁荣程度已跃居全国之最。
地处运河起点的杭州,交通便利,文化悠久,是明代江南的商业文化中心。
“杭州物产之富,商贾货财之聚,为列郡雄”。
“舟航水塞,车马陆填,百货之委,商贾贸迁”。
杭州把太湖南端的杭嘉湖平原及附近地区的经济联系起来,浙江各地的商品涌向杭州,通过大运河把它输送到国内各地。
杭州又是丝织、棉布、锡箔等手工业生产中心之一,丝绸产品深受国内外欢迎。
“茧丝绵苎之所出,四方咸取给焉”。
杭州商业发达,“入钱塘境,城内外列肆几四十里,无咫尺瓯脱,若穷天罄地,无不有也”,杭州人更是“止以商贾为业,人无担石之储”。
生产发展,商业繁荣,贸易发达,交通便利,人口稠密,生活富庶,杭州已成为当时全国都会之一。
商业的兴盛造就了一批腰缠万贯的富商,他们把所积累的财富除用以购田置地之外,还用于购置豪奢之物,而建宅造园即为其奢侈生活的一大内容。
风景秀丽的西湖则成为建造私家园墅的首选之地。
(三)崇尚奢侈消费的社会风气为西湖私家园墅发展推波助澜
明初,朱元璋在社会、经济方面的基本国策是重本抑末、打击富户,提倡“贵贱有等”、“淳厚俭朴”的社会风气,身为皇帝,朱元璋以身作则,他对营建宫殿的要求是“惟朴素坚壮”,不事华丽,凡雕饰奇巧,一切不用,不筑园囿,不建台榭。
明代初期,这一政策实行得非常坚决而有力。
但是到了明代中叶,“代变风移,人皆志于尊崇富侈,不复知有明禁”。
迨及明末,社会上高堂大厦,罔思身后之图;美食鲜衣,惟顾目前之计。
以万历皇帝为例,他在位48年,除了初期稍有一点作为,其余大部分时间是过着昏庸无耻的放浪生活,并大肆兴建土木,以满足自己穷奢极欲的享受。
上行而下效,于是,在北京、杭州、苏州等大都市,权贵高官、富商巨贾和士大夫阶层不再受封建礼教的约束,凭借财势恣意享乐,在房舍建筑上一掷千金,穷奢极欲。
这股逾礼越制、好奢尚侈之风以缙绅士夫为先导和主流,并迅疾扩散于社会各阶层,张瀚称:
“人情以放荡为快,世风以侈靡相高,虽逾制犯禁,不知忌也。
”
作为东南都会之地的杭州,奢侈习俗可谓由来已久,叶权在《贤博编》中谈到,杭州之奢侈,五代钱氏时已然,南宋时更盛,“有自来矣”。
明初,“太祖以吴俗奢僭,欲重绳以法”,江南的奢华之风一度受到抑制。
明朝中后期,随着集权政治制约的有所松弛,以及社会风尚的嬗变,江南的奢侈习俗迅速复兴且愈演愈烈。
张瀚在《松窗梦语》中描述道:
“今之世风侈靡极矣,贾子所谓月异而岁不同已”。
“至于民间风俗,大都江南侈于江北,而江南之侈尤莫过于三吴”。
“吾杭终有宋余风,迨今侈靡日甚。
而服食器用月异而岁不同已,毋论富豪贵介纨绮相望,即贫乏者强饰华丽,扬扬矜诩为富贵容”。
崇尚奢侈消费已经演变成为一种普遍社会心态。
待明中后期全国大兴奢靡之风,杭州更是“踵事奢华,增构室宇园亭,穷极壮丽”。
可以说,明代中晚期,随着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物质财富的极大富足,等级森严的礼法制度和伦理规范受到冲击,导致人们传统的生活方式也发生了显著变化,新的消费风气逐渐形成。
一时间,整个社会弥漫着追求淫靡奢华的风气,正是这一风气催生了西湖私家寓宅园林在风景秀美的西子湖畔边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四)明末士大夫隐逸之风是西湖私家园墅兴盛的社会基础
明初以来,江南士人屡遭朝廷的刻意贬抑,至明代中后期,政治环境更为险恶黑暗,明末诸帝荒淫暴戾,朝官稍有不慎便会招致杀身之祸。
由于不满明朝的黑暗统治,各地农民纷纷起义,明王朝处于风雨飘摇之中,致使官员士夫们有朝不保夕的惶恐之感。
仕途的艰难坎坷,宦海之凶险莫测,导致江南文人士夫对官场产生深深的畏惧和厌倦,于是,希望远离都市,逃离现实,隐逸林泉便成了他们的夙愿。
正德、天启时,挂冠避祸、建园林自娱者,更是盛况空前。
张燧谓:
“正德间,朝官有罪,辄命锦衣卫官校擒拿.......朝列清班,暮幽污狱,刚气由此折尽。
或又暮脱污狱,朝立清班,解下拘挛,便披冠带,使武夫悍卒指之曰:
某也,吾辱之矣;某也,吾将辱之矣。
小人遂无忌惮,君子遂昧良心,豪杰所以多山林之思,变故所以少节概之士也。
”
明代中后期,江南士人好游之风极盛,文人雅士几无不喜登山临水者。
明代文学家陈继儒自称“闭门阅佛书,开门接佳客,出门寻山水:
此人生三乐”,并醉心于“上高山,入深林,穷回溪,幽泉怪石,无远不到,到则拂草而坐,倾壶而醉,醉则更相枕借以卧,意亦甚适,梦亦同趣”的生活,认为明山秀水能涤荡人们的心灵,使人忘却烦恼;张岱也作诗自述生平:
“余少爱嬉游,名山恣探讨。
”并叙述了与友人结社游山时的乐趣:
“幸生胜地,鞋间饶有山川;喜作闲人,酒席间只谈风月。
野航恰受,不逾两三;便随行,各携一二。
僧上凫下,觞止茗生。
谈笑杂以诙谐,陶写赖此丝竹。
兴来即出,可趁樵风;日暮辄归,不因剡雪。
”追寻山水林泉间的逸趣已被视为文人生活中特有的清雅之举。
明代造园专家计成在感叹自己身世时曾说:
“历尽风尘,业游已倦,少有林下风趣,逃名丘壑,久资林园,似与世故觉远,惟闻时事纷纷,隐心皆然,愧无买山力,甘为桃源溪口人也。
”这段肺腑之言道出了明朝中后期许多士人的共同心声。
外出游山毕竟不是日日可行之事,作为已在尘俗中度过半生的人们,若脱离社会,把自己完全隔绝于世又不是他们所愿,而兴建园林正好缓和了这一矛盾,于是文人士夫纷纷在第宅旁辟地修建私家园林,有财力者更在城郊依山傍水处构筑山庄别墅,以长享山水之乐,基于这种目的,使得明中期以后在西湖周边建宅造园蔚成风气。
(五)明朝对西湖的疏浚和治理,为西湖私家园墅兴盛提供环境条件
元以来,由于政府疏于对西湖的治理和规划,明初的西湖淤塞严重。
据《西湖游览志》记载,明初的西湖,“苏堤以西,高者为田,低者为荡,阡陌纵横,鳞次作,曾不容刀”。
苏堤以东浩渺的外湖也是萦流若带,难行舟船。
当时杭州曾盛传过这样的歌谣:
“十里湖光十里笆,编笆都是富豪家”,“西湖三百亩,强半富儿田”,这是当时西湖的真实写照。
明弘治十六年(1503)杨孟瑛出任杭州知府。
其时西湖葑塞已久,湖西一带几成平陆。
杨孟瑛向朝廷呈了《开湖条议》,陈述西湖淤塞的诸多弊害,并力排众议,于明正德三年(1508)对西湖实施大规模疏浚,清除侵占西湖水面形成的田荡近3500亩,并以疏浚产生的淤泥和葑草在西里湖上筑成一条南北走向的长堤,人称“杨公堤”。
为方便通船,堤上建有六桥,与苏堤六桥合称“西湖十二桥”。
经过杨孟瑛的大规模疏浚和治理,西湖重又碧波荡漾,“自是西湖始复唐、宋之旧”。
由于加强了对西湖的疏浚和治理,西湖重现碧波盈盈的胜景,为明代西湖私家园墅的兴盛提供了环境条件。
综上所述,明代中后期西湖私家园墅的繁盛及其发展,是同当时政治环境的改变、社会经济与文化艺术的繁荣分不开的,也与文人士大夫对山水的热爱、对山水美的精微体悟以及明代对西湖的大规模治理疏浚有密切关系。
三、明代西湖私家园墅概述
明代中后期,江南私家园林的兴建蔚然成风,尤以南京、苏州、杭州、松江等地最为集中。
然由于年代久远,绝大多数已湮没于历史的长河中,仅能借助史籍的记载一窥其风貌。
以南京为例,王世贞在《游金陵诸园记》中记载的万历年间著名园林即有16家,而其未言及的名园尚有息园、宅傍园、乌龙潭园等;光绪《苏州府志》记载,苏州府所隶各县,明代的私家园林以及建有园亭的私家住宅至少有100多处;嘉庆《松江府志》记载的明代的私家园林共42处,建有园亭的私家住宅至少有20余处。
明代西湖私家园墅也盛极一时,明、清时期的杭州方志、游览志对西湖私家园林别墅多有记载,如,明代田汝成撰《西湖游览志》、《西湖游览志余》、清翟灏等辑的《湖山便览》均按照地理位置载录了明代西湖的山水园林名胜,其中不乏对西湖私家园墅的记载和描述;有些史籍更是列有专门章节对西湖私家园林予以载录,如清李卫《西湖志》中有《园亭》卷,专门记述明清著名的私家西湖园林别墅;此外,明、清的文人笔记中也多有述及,如清初张岱的《西湖梦寻》,对西湖的典故、园林兴衰、园林诗文都加以记载,尤其对包衙庄、青莲山房、岣嵝山房等西湖名园均有浓墨重彩的生动描述。
通过对史籍中相关资料的梳理,使我们对明代西湖私家园墅的概况有了大致了解。
明代西湖私家园墅主要以“花园”、“书院”、“草庵”、“山房”、“别墅”等形式建于西湖周边及其青山之麓,从地理位置分布来看,各园以西湖为中心,南、北两山为环围分段聚集。
大体分为三段:
南段的宅园大部分集中在西湖南岸及南屏山、方家峪一带;中段以长桥为起点,环湖经清波门、涌金门至钱塘门,包括耸峙湖中的孤山;北段自昭庆寺循湖而西,过宝石山至葛岭一线,多为山地小园。
此外,也还有一些散布于湖西面的山地及北高峰、三台山、南高峰等地。
它们或依山,或滨湖,或豪华精美,或简率野逸,点缀于湖畔山间,既因借湖山之秀色,又装点了湖山之画意。
综观明代西湖私家园墅,按照其建造的风格和功用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类:
(一)达官显贵、豪门富商营建的别墅、花园
明代中后期起,江南士大夫富庶者,纷纷竞治园亭。
时人描述其盛况道:
凡家累千金,垣屋稍治,必欲营治一园。
若士大夫之家,其力稍赢,尤以此相胜。
当时,杭州涌金门外的私家园林别墅鳞次栉比,据《湖山遍览·小瀛洲》载:
“明时园亭鳞比相并,有祁世培之‘楼外楼’,余武贞之‘尺远居’。
南则有黄元辰之‘池上轩’,周中翰之‘芙蓉园’。
北侧有张元之‘寄园’,戴斐臣之‘戴园’。
”张岱在《西湖梦寻》中也写道:
“过小桥折而北,则吾大父之寄园、铨部戴斐君之别墅。
折而南,则钱麟武阁学、商等轩冢宰、祁世培柱史、余武贞殿撰、陈襄范掌科各家园亭,鳞集于此。
过此,则孝廉黄元辰之池上轩、富春周中翰之芙蓉园,比闾皆是。
”
在葛岭一带有从吾别墅、翁庄等。
从吾别墅是明副史林梓别业,翁庄则是翁开之别业。
据《西湖志》记载:
翁庄“中有湛华亭,额为开之手书,亭后有池,池上水阁四楹,西为小轩二楹,回廊曲折,通于亭上,庭前老桂婆娑,犹开之手植”。
这其中较负盛名的应该是明朝副使包涵的私家别墅。
包涵在西湖周边建有南北两座宅园,南园在雷峰塔下,称“包衙庄”,北园在飞来峰下,称“青莲山房”,“两地皆石薮,积牒磊,无非奇峭,但亦借作溪涧桥梁,不于山上叠山,大有文理”。
青莲山房原为明洪澜别墅,后归包涵所有。
“山房多修竹古梅,倚莲花峰,跨曲涧,深岩峭壁,掩映林麓间。
......台榭之美,冠绝一时”。
虽然外以石屑砌墙,柴根编户,一派山野逸趣,但丝毫也没影响到宅园主人在其间过着豪华的生活。
“大厅以拱斗抬梁,偷其中间四柱,队舞狮子甚畅。
北园作八卦房,园亭如规,分作八格,形如扇面。
当其狭处,横亘一床,帐前后开合,下里帐则床向外,下外帐则床向内。
涵老据其中,扃上开明窗,焚香倚枕,则八床面面皆出。
穷奢极欲,老于西湖者二十年”。
对此,张岱由衷地发出感叹:
“西湖大家何所不有,西子有时亦贮金屋。
”
包涵极尽享乐之能事,首创在西湖游船上搭建楼阁,“大小三号,头号置歌筵,储歌童;次载书画;再次美人。
......客至,则歌童演剧,队舞鼓吹,无不绝伦”。
陈函辉有《南屏包庄》诗是这样写的:
“独创楼船水上行,一天夜气识金银。
歌喉裂石惊鱼鸟,灯火分光入藻。
潇洒西园出声妓,豪华金谷集文人。
自来寂寞皆唐突,虽是逋仙亦恨贫。
”从中足以显见其豪华之情状。
达官显贵、豪门富商所置宅园其规模、其气派、其结构、其罗致的奇花异石、名花珍草可谓非同一般。
此类私家园墅的格局和风格大多豪华精美,巧妙借用山间湖畔的逸趣,构筑了城市豪门的奢华。
既满足了宅园主人身处山水之间,向往恬静自然的萧散心情,又未真正使园主脱离优裕的物质生活享受,那些豪华的建筑、精美的装饰正是园主奢侈生活的写照。
(二)文人雅士拈诗谈禅的书院、诗社
我国士大夫历来对自然山水有着特殊的情好,明代文人特别是中后期的倜傥之士对山水更是一往情深,寄情山水、雅好自然成为社会的风尚。
明末名士文震亨在他所著的《长物志》写到,作为室庐,“居山水为上,村居次之,郊居又次之”,认为山间水畔是最适宜居住的地方,反映了当时文人雅士的一种共同心态。
杭州西湖山清水秀、景致宜人,正是文人雅士眼中理想的谈诗作画、修身养性之所。
明朝时许多书院就选址在风光旖旎的西湖边。
如成化十二年(1476),布政使宁良等在西湖孤山建西湖书院;明弘治十一年(1498),浙江右参政周木在万松岭报恩寺遗址上建万松书院;万历年间,巡盐御使叶永盛在跨虹桥西为盐商弟子开设“舫课”,后盐商在其地修建书院,即后来的崇文书院。
明朝江南文人结社的风气繁盛,文有文社,诗有诗社。
文人雅士也纷纷选择在去喧避俗的西湖边造园结社,在风光旖旎、曲径通幽的园中或赏景宴酒,或游园赋诗,以抒发雅情逸志,追求一种松菊为友,琴书作伴,恬淡宁静,怡然自乐的生活境界。
万历时,吴之鲸、黄汝亨等在理安山共订无言清坐之会,名曰“澹社”,他们“每月一集,拈诗谈禅,惟意所适”。
冯梦正有《澹社》诗详细描述了当年的情形:
“清音茅屋下,明月竹窗前。
澹意息心在,都忘俗虑牵。
......曲涧移时汲,深松静夜闻。
空山门不闭,遥度九溪云。
”
福建人祝时泰于嘉靖年间游历杭州,为西湖美景所倾倒,遂与杭人沈仕辈在玉岑山建玉岑诗社,一度成为在湖上吟诗唱和的一处胜迹。
孤山之麓有“大雅堂”,是曾任光州知府的高应冕所建。
明代散文家茅坤在《大雅堂记》中详细描述了园中盛景:
登其堂平湖之中,“汀兰岸柳,飞凫宿鹭,棹歌渔吹,断桥古渡,可槛而望也”。
两山之势“熊蹲虎踞,蜿蜒逶迤,若翔若舞”,可仰而眺之。
高应冕又购“捍水而田者若干亩”,仿效兰亭“曲水流觞”之韵事,约请诗友相聚,并约法三章:
诗没作成不归,酒醉之后不归,天色太晚不归,遇风雨冰雪天气不归,吟诗未尽性不归。
因此,大雅堂实则成为文士诗人相聚之场所。
灵隐山下的“岣嵝山房”是明时著名的私家宅园,园主李茇,号岣嵝,在灵隐韬光山下造山房数楹。
《湖山便览》卷五记载:
“明李元昭用晦,架山房于回溪绝壑之上,溪声出阁下,高崖插天,古木蓊郁。
内有紫盖楼、翠雨阁、孤啸台、白砂丹井、礼斗阁、香雪巢、桃溪、茶坂、梅坞、橘坡。
”张岱在《西湖梦寻》里也有描述:
山房“尽驾回溪绝壑之上。
溪声淙淙出阁下,高崖插天,古木蓊蔚,大有幽致”。
李茇孑然一身,爱好诗文,常有志趣相投的文人雅士来到山房小聚,“客至,则呼僮驾小舫,荡桨于西泠断桥之间,笑咏竟日”。
山阴名士徐渭是这里的常客,张岱、赵介臣、陈章侯等文人也曾在此读书达七个月之久。
在雷峰,有南山小筑,是李流芳的寓所。
李流芳字长蘅,江南嘉定人,“性好佳山水,中岁于西湖,有数诗酒,笔墨淋漓挥洒”。
他筑庐于雷峰,“朝夕与雷峰相对,而暮山紫气,此翁颓然其间,尤为心醉”。
他对西湖美景情有独钟,留下大量诗词绘画作品。
此外,在南屏、雷峰一带还有黄汝林读书之所寓林、孙太初别业;在慧日峰下有名儒莫维贤的南屏别墅;在石屋岭畔有刑部郎中方豪的“齐树楼”;风篁岭有孝廉闻启祥的龙泓山居;凤凰山下有明翰林学士蒋骥的凤山书屋面对湖光山色,背依青山翠谷,梅竹、林泉、灵石、碧涧俱佳的园墅,正是读书作画、吟风弄月的清雅之处。
因为性情所致以及经济力量的限制,文人雅士所倾心的并不是豪华的建筑、讲究的排场,而是更接近自然的山水风光。
文人们在营构园林的同时,也在塑造着自我,因而此类宅园洋溢着清香甘洌的书卷味,充满氤氲的文人气息,得自然之道兼具精神生命的精华,犹如一幅幅立体的文人山水画,一首首含蓄隽永的田园诗,体现着简率野逸的风格。
(三)士大夫解绶归乡,寄情山水而建的宅园
明中叶后,宦官进一步专权,党争激烈;明末的阉党、东林党更是互为水火。
急剧变化的政局,锦衣卫的横行,忠臣良将不断遭遇迫害、受到牵连,致使不少正直之士政治上失去安全感,对时局感到失望,心灰意懒,从而挂冠避祸,高卧林下。
官僚告老还乡,必置田宅,尽声色泉石之乐。
在明代西湖的私家园墅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官宦的退养之地。
坐落在涌金门外的两峰书院是明刑部尚书、太子太保洪钟的别墅。
洪钟,字宣之,钱塘人,曾任四川按察使,先后又巡抚顺天府、云南、贵州等地,后因征伐川、陕,平定蓝延瑞、鄢本恕之乱有功,加封太子太保。
他请求告老还乡后,建园墅于西湖边,徜徉诗酒,自号两峰居士。
其别墅“开径濒湖,爽垲深靓,疏泉辇石,簇丽庭除。
乔木数十章,左右环映,架楼林表,周高明,晨花夕月,春艳秋辉,凡山水之佳,揽挹纤尽”。
钱塘门外稍北,有来鹊楼,是邑人张文宿别墅。
张文宿是嘉靖年间进士,曾任晋江令,晚年筑成此楼,栋宇经始,因常有鹊前来筑巢,遂以为名。
葛岭山下的“小辋川”,为明万历年间,参政吴大山仕归所筑,园内遍植老树修篁,古朴雅致。
读书林是明司勋虞淳熙的别墅。
虞淳熙辞官之后,在西湖边南屏山麓筑屋归隐,“采药行吟,足迹不窥官府”。
明万历年间的冯梦正,曾任南国子祭酒。
辞官之后,结庐于西湖孤山之麓,曰“青岩居”。
前为堂,曰“晚研堂”,竹径间置扉,曰“慧业庵”。
别墅落成之日,积雪时晴,因此,取王羲之《快雪时晴帖》中之意,将别墅命名为“快雪堂”。
他又购置一条大画舫,内部按书房格局陈设,以读书舟中自娱,一时成为美谈。
与达官显贵、豪门富商营建的花园、别墅相比,这类私家宅园很少有危楼重阁,或是金碧辉煌的华丽装饰,它更追求山间野趣,也更能体现出人工构筑和天然自成相结合的完美的协调统一,是士大夫颐养天年、招朋宴友的休憩之所。
四、明代西湖私家园墅的地位及影响
世事沧桑,世代兴替。
明代西湖私家园墅也间有废兴,这其中有的是毁于家族衰败,而更多的则是毁于战争。
随着清兵南下,明朝的灭亡,明代西湖私家园墅的历史命运发生了根本性转变。
清兵的铁蹄对西湖的私家园墅来说不啻为一场浩劫,西湖周遍的湖庄名园尽遭战火焚毁,所存无几。
明代文学家张岱的《西湖梦寻》中描述了清初西湖私家园墅逝如烟的凄凉景象:
“如涌金门商氏之楼外楼、祁氏之偶居、钱氏余氏之别墅及余家之寄园,一带湖庄,仅存瓦砾......及至断桥一望,凡昔日之弱柳夭桃、歌楼舞榭,如洪水淹没,百不存一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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