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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研究二
亚文化:
阅读、抵抗与社会分化
导言
在这一章里,我们将关注亚文化,从广义上来说,亚文化通常被定义为更为广泛的文化的一个亚群体。
这一章用相当大的篇幅来解释在20世纪70年代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研究中亚文化的观念是如何得到发展和使用的,虽然伯明翰的研究已经遭到很多批评,但是它仍然非常具有影响力。
他们的研究主要关注年轻人,因此,通常他们所研究的是青年亚文化。
虽然这种特别的侧重为本章的很多部分所效仿,但是我们同样也考察与年龄并不怎么紧密相关的亚文化观念的重要性。
1、亚文化:
权力、分化和阐释
这里我们要关注三个重要的主题。
首先,我们将指出,亚文化是与权力和斗争的问题紧密联系在一起。
因此,20世纪70年代由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所阐述的最重要的亚文化研究方法之一,就是从亚文化如何反抗主流文化以及主流文化如何收编亚文化的角度对青年亚文化进行理论分析。
每一种青年亚文化都试图将它自身从主流文化中划分出来,它同时也适应主流文化的一些特定方面。
其次,因为亚文化的概念把更为广泛的文化形式划分为更小的单元,这些小的单元或许通过与更大的文化的对抗关系而存在,亚文化的概念潜在地允许我们思考对文化的划分。
对文化这个观念的最重要的批评之一是:
它常常导致把完全相异的因素集合起来以产生一种对实际上很复杂的现象的过于简单的描述。
例如,一些人们所熟悉的提法,像“美国生活方式”或“欧洲文化”,似乎抹去了一些重要的区别。
在第一章里我们考察了这样一种方法,通过这种方法,文化在文化斗争的形式之中得以实际地建立起来,并且我们认为,不能从表面价值来理解文化,因为文化事实上是分化的。
许多不同的作者在试图解决这些问题的时候都使用了亚文化的概念。
因此,除了经常被考虑的青年亚文化群体外,我们还可以考察为什么美国文化可以包括基于改装车(hot-rodcar)热衷者(穆尔豪斯[moorhouse],1991)、《星空奇遇记》迷(培根—史密斯[Bacon-Smith],1992;詹金斯[Jenkins],1992;土洛奇[Tulloch]和詹金斯,1995;潘莱[penley],1992)和肥皂剧迷(哈灵顿[Harrington]和比尔比[Bielby],1995)基础上的亚文化。
此外,亚文化的概念既促进了对文化分化的考察,也有助于我们分析文化是如何碎片化的。
是不是有越来越多的亚文化?
并且这是否意味着现在不可能把亚文化从“主流”中分离出来?
第三个主题涉及阐释。
在第一章我们考察了一些普遍的问题,但是对亚文化的讨论使得一些棘手的问题变得具体化了。
对亚文化的有影响力的解释,例如希伯狄格(1979)的解释,使用符号学的工具解读或解码亚文化。
正如我们看到的,希伯狄格对“朋克文化”的阐释具有争议性。
但是,普遍的观点是,对任何亚文化意义都可以提出不同的阐释。
而且,这些解读或阐释常常忽略亚文化对于它的参与者的意义(维迪康姆[Widdicombe]和沃菲特[Wooffitt],1995;马格莱顿[Muggleton],1997)。
这一难题由于青年亚文化和其他亚文化在大众媒体中是高度公开的这个事实而复杂化,在大众媒体中,它们通常是类型化的,像引起道德恐慌(科恩[Cohen],1973)的民间魔鬼。
但是,还有一些需要探讨的其他表征形式。
例如,我们都“知道”《星空奇遇记》迷是“人格不健全”的、“幼稚”的人。
因此,去阅读那些指出这个电视剧在“正常”妇女的生活中的重要性的研究(例如,培根-史密斯,1992;詹金斯1992),是很令人惊讶的。
在这一点上,停下来思考一下你自己的热情和行为,可能是有启发性的:
你属于你所认为的亚文化群体吗?
你把自己归为某种文化形式(音乐、电视、运动等等)的狂热爱好者吗?
并且,这些活动在你的日常生活中非常重要么?
你是否收集东西?
你是否和别人讨论自己的兴趣?
当你的队伍失败时你是否感到沮丧?
使用本章中讨论的材料去分析这些经验可能会有用,而且可能更重要的是,从你自己经验的角度去评价这些材料。
伯明翰文化研究中心的有影响力的亚文化研究,与那些试图解释年轻男性“异常分子”(尤其是罪犯)群体的美国人的研究著作有一些渊源关系。
简要地考察一下这些研究文献是重要的,这是因为,亚文化的拥护者在一定意义上“偏离了”主流文化,或他们与“我们中的其余人”不同,这样的假设已经贯穿了随后的大量著作。
但是,正如我们将会清楚知道的,从洛杉矶内城的“暴力”黑帮,到英国朋克亚文化的分析,其间还有一段距离。
一条联系的线索可以在下面这个看法中找到:
在不同的意义上说,像这样的群体。
对社会而言都是一个问题(见希伯狄格,1988)。
因此,这一章从关于黑帮和异端分子的讨论开始以提供一些语境。
2、异常行为和亚文化
美国作者阿尔伯特·科恩(AlbertGohen1955)认为,异常行为产生于社会中的这样一些地方——在这里,结构和文化之间存在冲突。
例如,被社会的结构力量剥夺了接受良好教育的权利的工人阶级男孩会做出一种抵制中产阶级文化价值的“异常”行为。
在结构与文化产生冲突的这些地方——“压力”加大了,独特的亚文化也在这里产生出来,这显示了与那些主流文化或“受尊敬的”文化相反的价值和行为。
这种集中关注团伙亚文化或者异常分子亚文化、集中关注它们的中心思想和中心价值等的方法,在随后的美国研究
(例如克劳渥[Cloward]和奥林[Ohlin],1960)中得到了深化和改进。
这些在亚文化价值和信念与异常行为之间建立因果联系的解释,受到大卫·马札(DavidMatza,1964)的批评。
马札认为,异常行为比这些理论所提出的更具有周期性,并且认为它与“流动”的阶段相联系。
青少年的犯罪或异常行为只是一种可能的结果。
亚文化的价值或许能够解释青少年犯罪的一些方面和形式。
例如,快车被年轻人偷盗可以通过一种特殊亚文化信念得到解释,它是把速度作为男性气质的一种形式来评价的,但是他们不能通过僵化的和普遍的方式来解释异常行为的所有方面。
马札的思想回应了后来更为普遍的对青年亚文化的思考,如果用美国研究中所考察的犯罪团伙的标准看,这些青年并不是罪犯。
例如,有人可能认为,亚文化在社会控制相对薄弱的地方,或在处于生命各个阶段之间个体身上得到发展。
例如,它们可能出现在“青春期”这个阶段。
另外一些美国人的研究(例如,米勒[Miller],1958)强调异常行为如何被视为“低级文化”的表达形式。
因此,一种亚文化不是包含对主流目标的失败的追求(或与主流目标对立),它表征了与社会结构底层群体相联系的价值的发展深化。
这些群体的关注焦点详列如下:
麻烦
坚固
时髦
激动
命运
自动
虽然米勒的方法不能解释为什么工人阶级的一些成员会变成异常分子而另一些却不会,但它似乎确实抓住了“异常分子的亚文化”的一些特征,尤其是年轻的工人阶级男性
中的“异常分子的亚文化”,在这种亚文化中,可能尤其注重男性气质的更为侵略性的方面。
在当代英国,有人试图解释年轻人盗窃地方当局地产的犯罪行为,也使用了同样的方
法。
这里,行为可以被解释为对某种特定的工人阶级男性气质的维护,其中失业的年轻人不在“稳定的关系”中存在,而是从他们所在的被妇女照看的一个家庭漂到另一个家庭
(坎贝尔[CampbeⅡ],1993)。
这些男性气质的形式通常被认为表现于犯罪团伙的价值和行为,这些价值与行为是“异瑞分子的亚文化”的界定特别清晰的、连贯的形式。
关于这个主题的大部分研究在美
国已经得到实施,而它对其他国家是否直接适用还不清楚。
因此,虽然在英国进行的研究表明存在这些犯罪团伙(例如帕特里克[Patrick],1973;帕克[Parker],1974),但主要的趋势却认为社会纽带是相对松弛的,如果与团伙联合起来,则将不会这样松散,结果则是,亚文化不能与犯罪团伙等同。
这样的作者的近期作品,继续强调了在美国一些城市中犯罪团体的盛行,因为它提出了很多重要的普遍性问题,因此对这一点值得进行更为详细的思考。
3、英国文化研究中的青年亚文化
很多集中于青年亚文化的关于亚文化的研究,采用第一章中提出的文化的两个最重要的意义:
首先,用文化来指艺术的作品和实践以及知识活动。
在这个意义上,音乐或绘画是文化的一种形式,而学校作业(打个比方)就不是。
这种文化的定义常常包含了一种价值的判断。
因此,某些写作方式,像狄更斯或莎士比亚的著作,被认为是正统的“文化”,而像杰姬·科林斯或哈罗德·罗宾斯这样的作家的作品,则被认为是糟粕。
正像我们指出的,文化的第二种意义相当不同,它指的是“生活方式”的文化的观念。
这种更有包容性的定义可以在“美国的生活方式”或“英国文化”之类成问题的表达中找到。
这两种定义汇入了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英国研究(特纳[Turner],1990)的发展,并且正是从这种方法内部,很多最重要的关于青年亚文化的研究得以实施。
《通过仪式进行抵抗》:
一般的方法
论文集《通过仪式进行抵抗》(霍尔和杰弗逊,1976)的奠基论文是《亚文化、文化和阶级》(克拉克等,1976),它概括出了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研究中的许多概念和主题。
这篇论文中提出了一些关键的定义,下面将引用其中特别重要的一段。
我们所引用的这一段介绍了七个需要被详细思考的概念:
文化、霸权、主流文化、主流意识形态、阶级文化、亚文化以及父母文化,所有这些概念,在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著作和后来很多关于亚文化的研究作品中都被广泛使用。
在这一传统中(克拉克等,1976:
10)产生的文化定义解释道:
在我们的理解中,文化是一个层面——社会群体在这个层面发展自己独特的生活方式,并赋予其社会的和物质的生活经验以表达形式。
文化是方法、形式,群体通过这些方法与形式“处理”他们的社会存在和物质存在的原料。
若干重要定义
让我们从一些最小的定义开始。
“青年亚文化”这个术语把我们引向青年的“文化”方面。
我们理解文化这个词指的是这样的一个层面:
社会群体在这个层面上发展自己独特的生活方式,并且在这个层面赋予他们的社会和物质生活经验以表达形式。
文化是一种方法,一种形式,通过这种方法和形式,群体“处理”他们的社会存在和物质存在的原材料。
“我们必须假设生活经验的原材料处于一极,而所有通过制度正规化了的或用通过最不正规的方式被传播的、无限复杂的人类的规则和体系——清晰的和不那么清晰的——则处于另外一极,后者‘操纵’、传递和歪曲这些原材料。
”(汤普森,1960)。
“文化”是一种实践,它通过有意义的形式和形态去认识群体生活或使群体生活客观化。
“个体怎样表现自己的生活,他们自己就是怎样。
因此,他们是什么样与他
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如何生产一致。
”
一个群体或阶级的“文化”是该群体或阶级的独特的“生活方式”,是体现在制度、社会关系、信仰系统、道德和风俗以及对客体和物质生活的运用中的意义、价值和思想。
文化是一种独特的形式,生活的物质和社会组织通过它而表达自身。
一种文化包括使事物对它的成员变得可以理解的“意义之图”。
这些“意义之图”不仅仅被携带在头脑中:
它们是在通过社会组织和关系模式被客观化的,通过这种组织与模式,个体变成了“社会性的个体”。
文化是群体的社会关系被建构、被赋予形式的方法∶但是它也是这些形式得以经验、理解和阐释的途径。
一个社会性的个体产生于一套特别的制度和关系中,她也在同样的时刻产生于一种特殊的意义图式中,这使她进入或定位于一种“文化”。
“社会的法则”和“文化的法则”(社会生活的符号秩序化)是同一的。
这些结构——社会关系的或者是意义的结构——形成了群体的持续的集体存在。
但它们也限制、修改和束缚群体生活方式及再生产其社会存在的方式。
男人和女人由此被形成并且通过社会、文化和历史形成他们自身。
所以,现存的文化形式形成一种历史的蓄积——一种先形成的“可能性的领地”——它由群体占据、转化和发展。
每个群体都利用它的起始条件——并且通过这些“利用”,通过这种实践,文化被复制和传递。
但是,这种实践只发生在可能性和约束所给定的范围内(参见,萨特,1963)。
“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
”(马克思,1951:
225)(译文采用: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85页。
)然后,文化通过历史体现了群体生活的轨道:
通常是在不能完全由自己创造的条件下使用并不能完全由自己创造的“原料”。
存在于同一个社会中并且分享一些同样的物质和历史条件的群体,毫无疑问都理解并在一定程度上分享彼此的“文化”。
但是正如从他们的生产关系、财富和权力的角度来看,群体和阶级互相之间是不平等的分级,文化也是被有差异地进行等级排列的,并且在“文化权力”的等级上、在统治文化与被统治文化的关系中,互相之间处于对立的位置。
关于世界的定义一意义的地图,表达的是特殊群体的生活状态,这些群体在社会中掌握了垄断性权力、控制了最大的影响力、把最重要的合法性隐藏起来。
世界常常依据并通过最直接表达那些社会中强有力的利益集团的权力、地位和霸权的结构而被分类和秩序化。
尽管如此,这并不意味着在一个社会中只有一套思想或文化形式。
在一个社会的主导思想内部将不止有一种趋势在起作用。
那些没有处在权力顶峰的阶级群体,仍然在他们的
文化中寻找表达和认识他们的从属地位和经验的方法。
在一个社会范围内,存在不止一个基本阶级(资本主义本质上是围绕生产力把两种基本不同的阶级——劳资双方——联合起来),就此而言,在特定的历史时刻,将不止一种主要的文化形式在起作用。
但是,最充分地反映最有权力阶级的地位和利益的结构和意义——无论其内部是多么复杂——在与所有其他的秩序的关系中将作为一种占统治地位的社会文化秩序而存在。
统治性的文化总是把自己再现为文化本身。
它试图把所有其他文化都限定、包含在自己的范围内。
它的世界观,除非被挑战,将作为最自然的、无所不包的、普遍的文化而存在。
另外的文化形式,不仅服从这种统治性的秩序,它们也将与它斗争,试图修改、谈判、抵抗甚至推翻它的统治——它的霸权。
因此,为了物质和社会生活而进行的阶级之间的斗争,通常采取为“文化权力”的分布而持续斗争的形式。
这里,我们可能想在“文化”和“意识形态”之间做出区分。
主导的和从属的阶级分别都会有独特的文化。
但是当一种文化拥有对另一种文化的优势时,并且当从属文化以主流文化规定的语汇体验自身时,主流文化也就成为主导意识形态的基础。
一个复杂社会的主导文化决不会是一种同质的结构。
它是分层的,反映统治阶级内不同的利益(例如,贵族的观点与资产阶级的观点相对),包括过去的文化遗留(例如,一个大型世俗社会中的宗教观念),还有新出现的因素。
从属文化并不总是与统治文化公开冲突,它们可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与它共存,越过其中的空间和分歧,突然去侵袭它。
“从内部与其作战”(汤普森,1965)。
但是,虽然文化上的斗争的本质永远不能被还原为一种简单的对立状态,但用更为具体的历史的“文化”(cultures)的概念去取代文化(culture)的观念是非常关键的:
这是一种(关于文化的)更为清楚的定义,它将更加清楚地阐明这样的事实——文化总是处于主导与从属的相互关联中,而在某种意义上,它们总是处于互相斗争中。
单数的术语“文化”只能通过最普通和抽象的方
法,指出在任何历史时刻一个社会中总有主导的文化结构在起作用。
我们必须立即转向这些结构所代表的主导和非主导文化之间的决定性关系,转向界定它们之间的文化辩证关系的收编和抵抗的过程,并且转向以主导或“霸权”的形式传递和复制“文化”(即主导文化)的制度。
在现代社会,最基本的群体是社会阶级,并且在最基本、虽然也是最间接的意义上说,最主要的文化结构也将是“阶级文化”,与这些文化-阶级结构相关,亚文化即一种亚系统——更大的文化网状系统中的这个或那个部分内的更小、更为地方化、更具有差异性的结构。
首先,我们必须通过亚文化与亚文化所属的更大的阶级-文化系统的关系去思考亚文化。
当我们思考亚文化和亚文化所属的文化之间的关系时,我们称后者为“父母”文化。
这种关系不能与“青年”和他们的“父母”之间的特殊关系相混淆,下面我们会谈到后者中的许多方面。
我们的意思是,一种亚文化,虽然在重要的方面——其“核心关切”、其特定的形式和行为等方面不同于它产生于其中的文化母体,但它也将分享与“父母”文化共有的一些东西。
在现代社会中,不时出现的先锋的波希米亚亚文化,既与它的“父母”文化(中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城市文化)不同,但同时也是其中的一部分(与之分享一种现代化的观点、教育的水平、与生产劳动者相比的特权地位等等)。
同样的,被一些分析者视为工人阶级中的“帮派犯罪亚文化”之重要特征的“对快乐和激动的追寻”,也和它的“父母”文化一起分享基础的和基本的东西,这样,亚文化,必须首先与它们的“父母”文化(它们是这种“父母”文化的亚系统)相联系。
但是,亚文化也必须从它们与主流文化——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中文化力量的总体安排——的关系的角度来分析。
因此,我们可以在工人阶级文化中区分出值得尊敬的、“粗略的”、失职的和犯罪的亚文化。
但是我们也可以说,虽然他们自身存在差别,他们都首先来自于一种“工人阶级的父母文化”:
因此,就其与主流的中产阶级或资产阶级文化的关系而言,它们都是从属的亚文化(我相信这趋向于符合格雷厄姆·默多克对亚文化进行更为“对称”的分析的要求······)。
亚文化必须表现出足够独特的形式和结构,以使它们清晰地区别于它们的“父母文化”。
它们必须集中在特定行为、价值。
或对物质的人工制品与领土空间的特定利用,等等。
迫使它们从更为广泛的文化中明显区分开来。
但是,因为它们是亚系统,也必须有将它们与“父母文化”捆绑和联结的重要的东西,例如,著名的“双生杀手’既属于伦敦东区高度特殊的“犯罪亚文化’又属于东区工人阶级“正常”的生活和文化(事实上,“罪犯亚文化”是它的一个可以被辨认的部分)。
双生杀手的行为从罪犯的兄弟关系的角度标明了亚文化的区分轴:
双生杀手与他们的母亲、家庭、家乡和地方小酒店的关系是一种结合的、联结的轴(皮尔森[Pearson],1973;希伯狄格,1974)。
因此,亚文化围绕独特的行为和群体的“核心关切”而成形。
它们可能被结合得或松或紧。
一些亚文化仅仅是在父母文化内被松散地界定的分支或“环境”:
它们没有它们自己独特的“世界”。
另外一些则发展出了一种清晰而连贯的身份和结构。
一般地说,在这一章里我们只处理有相对牢固的边界与独特形式的“亚文化”(不管它来自中产阶级的还是工人阶级的“文化”),这种边界与形式是以独特的行为、核心的关切以及领土空间聚合起来的。
当这些被牢固定义的群体同时通过年龄和代际得到区分时,我们就称它们为“青年亚文化”。
“青年亚文化”是在社会和文化生活领域形成的。
一些青年亚文化是“父母”阶级-文化的固定的、连续的特征:
例如,一些名誉不好的工人阶级成年男子的“犯罪文化”。
但是,一些亚文化仅仅是在特定的历史时刻出现:
它们浮出水面,变得可辨认并被贴上标签(或者被自己,或者被别人);它们一度控制公众注意的舞台,然后它们淡出、消失或被广泛传播以至于失去了它们的独特性。
这里,正是亚文化结构的后一种主要与我们有关,无赖青年、现代派、摇滚客或光头族的奇特的服装、风格、关注点和环境等等,使他们——作为一种独特的群体——既从作为整体的工人阶级文化的广泛形式独立出来,也从“普通”的工人阶级男孩(在一种更为有限的范围内,也包括女孩)所展示的更为分散的形式中脱离出来,但是,尽管有这些区别,重要的是要强调:
作为亚文化,它们继续存在于它们从中产生的那个阶级的更为包容性的文化,或与之共存。
亚文化的成员的行走方式、说话方式、行为方式以及外表与他们的父母或他们同辈人“不同”:
但他们像他们的同辈人和父母一样都属于同样的家庭,进同样的学校,做同样的工作,在同样的“穷街陋巷”中生活。
在一些特定的关键方面,他们分享着与他们从中产生的“父母”文化相同的地位(与主流文化相比)、相同的基本的、决定性的生活经验。
通过他们的衣着、行为、平时的消遣和生活方式,他们可能提出对一些问题的不同的文化反应或“解决方法”,这些问题是由他们的物质和社会阶级地位及经验为他们提出的。
但是,亚文化的成员身份不能使他们脱离决定性的经验母体以及塑造其作为整体的阶级生活的处境。
他们经历并且回应了与他们的阶级的其他成员相同的基本问题,虽然这些成员从“亚文化”意义上来说没有被如此区分或如此独特。
尤其是
在与主流文化的关系上,他们的亚文化仍然像他们阶级中的其他要素一样,是次级的,从属的。
意识形态和霸权
克拉克等人(1976)识别出科恩论文中的大量问题,包括分析的历史特殊性、结构的状况影响亚文化拥护者的精确途径、向上和向下的解决方法的原因等等。
但是,他们关心的是依赖科恩的研究方法,科恩的方法因此对他们的论点有着一种重要影响,尤其是他们试图强调亚文化表征一种意识形态,或用受法国马克思主义思想家路易·阿尔都塞(1971)
关于意识形态著作影响的一个短语,与他们真实的生活状况之间的“想象性关系”。
克拉克等详细考察了结构的和阶级的变化以及主流与产生青年亚文化的父母文化之间的关系。
工人阶级已经受到雇佣模式的变化的影响,受到影响工人阶级家庭本质的住宅变化的影响,以及受到它行动起来以使工人阶级脱离主导阶级权力的方法变化的影响。
亚文化的产生同样也是定位于霸权的变化模式中。
我们已经讨论了在其他地方的这些概念(第三章);然而,重要的是要注意这些概念被用于这些方法中的具体途径,克拉克等人认为:
葛兰西使用“霸权”这个术语来指涉统治阶级能够不仅强迫从属阶统去符合它的利益,并且能够把“霸权”或“整个社会的权威”强加于从属阶级的那个时刻。
这包括了一种专门的权力种类的运用——构造替换物和包含机会,去取得或形成共识的权力,这样,对主导阶级的合法性的授予,就显得不仅是“自发”的,而且是自然的和正常的。
另外,这些霸权“通过意识形态而运作,但是它不是由错误的思想、概念或定义构成。
它主要是通过把从属阶级嵌入重要制度和结构中而运作,这些重要制度和结构支持主导
秩序的权力和社会权威”(克拉克等,1976)。
霸权不是始终如一的,因为在某些时刻,即使没有霸权的帮助,主导阶级也依然是主导的。
因此,“经济危机”和“失业”照样会时
常发生。
此外,在其他点上,主导阶级将会被推翻并且根据定义,并不存在霸权。
总之,“‘永恒的阶级霸权’——和‘永恒的收编’的观点必须被抛弃”(1976:
41)。
工人阶级已经在这些统治模式的语境内为自己赢得了空间,在这个空间中,他们常常发展出自己的形式与生活方式。
亚文化做了同类的事情,为青年工人阶级群体赢得空间,
“他们‘解决’——但是通过想象的方式——在具体物质层面上仍然没有解决的问题”(克拉克等,1976:
47一48)。
结构、文化和传记
这篇论文的作者用三个关键的术语来概括他们的方法:
结构、文化和传记。
这三个词可以作为关键词用来使人记住在《通过仪式进行抵抗》中发展的理论和方法。
克拉克的这篇论文的结尾部分是关于反文化的相当过失的思考,同时也是对于青年的反映的讨论,它所思考的是上面介绍的道德恐慌的观点。
《通过仪式进行抵抗》这本书也包含了对大量特殊亚文化的讨论:
不良青少年、摩登族和光头族以及对诸如风格这样一些关键概念的详细解释。
它也包括了对这种方法的重要批评。
但是,在这些难点被讨论之前,很重要的是去思考在这一期间源自于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其他一些重要的著作。
4、来自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的三部研究专著
在这一节,我们要考察被认为是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很有影响的三部典范之作:
《学习劳动》(威利斯,1977)、《世俗文化》(威利斯1978)和《亚文化:
风格的意义》(希伯狄格,1979)。
(1)保罗·威利斯:
《学习劳动》
《学习劳动》已经获得了一个经典文本的地位。
它的主标题“学习劳动”和副标题——“工人阶级的儿童如何获得工人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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