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学术去行政化.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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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学术去行政化.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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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学术去行政化
“去行政化”如何释放大学学术活力
2014-01-0408:
47 来源:
光明日报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于2012年推出“文澜学者”人才计划,强调处级及以上领导干部不能入选。
■该校强调校学术委员会是学校的最高学术机构,校级领导和各院院长却陆续从中退出。
■一系列“去行政化”改革之后,全校国家社科基金年度立项数连续5年居全国财经政法类高校第一。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副校长杨灿明向会计学院教师张琦(左)颁发“文澜青年学者”聘书。
徐志持摄
向“处级以上干部”说不
2013年11月18日,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副校长杨灿明向首批19名“文澜青年学者”颁发聘书。
而2个月前,首批文澜青年学者名单新鲜出炉之时,入选的学者有21名。
原来,其中两位学者恰好在签约前被任命为副院长,从而被“文澜学者”人才计划拒之门外。
一年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在师资工作会议上正式推出校内“文澜学者”人才计划,投入近2000万资金培养高水平学者。
该计划特别强调,入选学者在受聘期间不能担任处级及以上领导干部职务。
杨灿明介绍,学校打算用5年时间,滚动遴选奖励资助5名左右学术名师、10名左右学科带头人、100名左右学术骨干分别担任文澜资深教授、文澜特聘教授、文澜青年学者。
“文澜学者”除享受正常工资、津贴、福利待遇外,还享受专项津贴。
其中文澜资深教授不设聘期,一次性发放特殊岗位荣誉津贴20万元;文澜特聘教授和文澜青年学者聘期都是三年,每年分别享受10万元和5万元岗位津贴。
资深教授可以推迟退休,特聘教授和青年学者在聘期内还可以享受一次6个月的带薪学术休假。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校党委书记张中华强调,领导干部要把主要精力用于管理,教师要潜心专注治学。
此次“文澜学者”人才工程严格限制校级领导、学院院长和部门双肩挑的干部进入,既是学校加快推进高校“去行政化”改革的具体举措,也能保证规则的制定和实施更加公平。
生于1982年的法学院青年学者张红教授,在《中国社会科学》《法学研究》等权威期刊发表多篇论文,科研能力突出,就因为不久前担任学院副院长,而无缘此项人才计划。
但他对此政策表示完全赞成。
领导退出学术委员会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在探索高校“去行政化”方面一直走在全国高校前列。
早在2000年,新的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正式组建,吴汉东出任校长后就主动提出,校长不再兼任学校学术委员会主任。
随后,从未担任过行政领导职务的著名会计学家郭道扬教授当选为校学术委员会主任,至今已13年。
2011年年初,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再次调整学校学术委员会组成人员,除分管学术、科研的副校长之外,此前进入学校学术委员会的其他两位副校长及各学院院长全部退出。
17名委员当中,除一名委员由科研部负责人兼任外,均为该校各学科、学院学术声望较高的教授,无一人担任行政职务。
各学院的学术委员会也主要由没有行政职务的学者组成。
吴汉东说,学校领导、学院院长进一步退出学校学术委员会,有利于实现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相分离。
学术委员会是一个学术评议机构,理应由不担任领导职务的学者组成,以便更加公正客观地评价教师学术行为,更好地避免行政干预。
学校学术委员会主任郭道扬教授告诉记者,学校充分尊重学校学术委员会的决定。
在教授、博导评审公示出现异议时,校学术委员会拥有评判权。
改革释放学术活力
10多年来,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将“去行政化”改革继续向细微处推进。
2006年9月,学校在全国率先发布《大学章程》,明确界定学校党委、校长、教职工代表大会、学术委员会等专门委员会、教职员工、学生和校友的权利与义务,强调校学术委员会是学校学术评议、审议和学术决策咨询的最高学术机构。
前几年,学校还对职能部门机构进行改革,将行政色彩较浓的“处”改为“部”或中心,比如就业指导处改为就业指导服务中心,淡化行政色彩,强化机关职能部门的服务意识。
在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者、学科、学术问题主要由学者们决定并形成规矩。
以学者最为关心的职称评定为例,中南财大实行学者职称评聘分离,学术委员会所代表的学术权力组织负责评议,校长代表的行政权力组织负责聘用。
一般情况下,校长应尊重学术委员会的评议结果,同时也保留否决权,特殊情况可以驳回,重新交由学术委员会投票。
学术委员会在学术、学科、学者等领域集体决策、充分讨论,可以最大化地避免决策失误。
张中华说,“去行政化”的改革,就是要释放改革红利,释放学术活力。
2008年以来,该校国家社科基金年度项目立项数逐年取得好成绩。
2008年至2013年的立项数依次为15项、23项、30项、28项、27项和38项。
项目涉及的研究领域逐年拓宽,2008年仅涉及5个学科,2013年则已达12个学科,体现了学科均衡发展的良好态势。
立项数量从2009年以来连续5年位居全国高校第五或第六名,在湖北省仅次于武汉大学,居全省第二位;在全国财经政法类高校中始终位居第一。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立项也从2008年起突破个位数,连续多年保持在20项左右,作为一所人文社会科学类大学,这样的进步令全校师生感到振奋。
而学者的科研积极性也得到最大程度的释放,创作出一批具有重大影响的科研成果。
2012年以来,仅郭道扬、邹进文、张红、王艳清等几名学者就接连在《中国社会科学》《中国科学》两大顶尖杂志发表了10余篇文章,在学界产生较大影响。
而法学院教师仅2013年一年就在《中国社会科学》《中国法学》《法学研究》三大权威期刊发表了10多篇论文,位居全国各大法学院前列。
研究生院改革以来,强化教学科研功能,细化改革措施,人才培养质量不断提高。
自2007年以来,研究生院围绕着如何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和学术水平,更好地保证并提升研究生学位授予质量这个宗旨,先后制定和修订了《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位授予工作办法》等12个规范性管理文件,并采用论文检测和双盲评审等办法对研究生学位论文质量进行把控,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操作机制。
5年间,1篇博士学位论文获全国优秀博士论文奖、2篇获全国优秀博士论文提名奖、24篇获省级优秀博士论文奖、66篇获省级优秀硕士论文奖。
(光明日报记者夏静光明日报通讯员陈博)
学术尊严取决于高校去行政化程度
■朱昌俊
日前,教育部公布了《高等学校学术委员会规程》,并将于3月1日起实施。
《规程》对高校学术委员会的组成、职责及运行等重要问题分别作了规定。
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部高等学校学术委员会国家规范,首次明确了学术委员会在学校学术组织体系中的最高学术机构定位。
(2月20日新华社)
高校的学术权力在行政权力笼罩下,直接导致了高校学术事务与非学术事务不分,学术尊严丧失的后果。
学术委员会其实在不少高校已经成型,但由于无明确有效的对于行政权力的规范,它离真正让学术权力主导学术事务,抑或是通俗易懂的“教授治校”,仍有很长距离。
或正是出于一种现实的考量,此次规程,对于学术委员会中领导人员与专任教授的人数比例进行了严格界定,以防止学术委员会沦为行政权力的延伸,颇具现实针对性。
众所周知,学术委员会,只是相较于高校内部行政权力的一种力量,区别于行政事务的管理,而主要着眼于学术的自治。
但是,在更大范围内,高校未能脱离行政化的桎梏,高校与政府的关系,与行政权力的关系,都未能得到清晰的界定,特别是在学术资源的配置上,学术事务的评价上,行政权力依旧占据决定性力量。
在这种局限性下,纵然规程对于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的分配进行了细致约束,我们依然很难期待行政化高校中的学术委员会,能够真正承担起“教授治校”的学术理想,真正确立起学术的尊严。
就在同一天,教育部还要求直属高校年满60岁的领导班子成员要及时退出领导岗位,党委书记和校长一般不担任校学术委员会主要职务。
于高校去行政化悬而未决的关口,这种指向约束高校行政权力的新规,或许是一种折中方案。
事实上,十八届三中全会已经提出要“逐步取消学校、科研院所、医院等单位的行政级别”。
虽说是逐步,但目标是清晰的。
规程承认学术委员会在学术组织中的最高地位,客观而言,亦是对于去行政化这一根本目标的呼应。
明确让高校建立学术委员会,并防止行政权力过渡渗透,有助于建立学术权力的角色意识,为进一步地去行政化提供经验。
高校去行政化之路注定不会平坦。
这个过程中,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的博弈,定是个艰难的过程。
如果单纯靠大学内部力量的协调分配,必定难实现让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各归其位的大学格局。
学术委员会的地位能否得到保障,学术尊严究竟几何,大学的去行政化,依然是不可松懈的改革目标。
高校去行政化,学术要强大
山东大学校长徐显明退出新一届学术委员会,把学术事务上决策的权力交给专家教授等学术权威。
徐显明说:
“行政权力在一定程度上替代和侵害了学术和民主的权力。
我退出学术委员会,就是希望能给学术更大自由,推动行政权和学术权分离。
”(4月8日《京华时报》)
校长退出学术委员会并非山东大学的首创,去年底媒体就报道过华中师范大学校领导集体退出学术委员会的消息。
这一举措对于高校“去行政化”的作用如何,作为当事人的大学校长有着比我们这些局外人更为清晰的判断。
在徐显明看来,“要想真正实现大学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的分离,需要一个过程,而非一件事、一个文件就能做到。
”华中师范大学校长马敏当时也认为,这项改革只是局部突破,目前刚开头,也不够彻底。
诚如上面两位校长所言,大学“去行政化”是一个系统性的工程,需要有完善的顶层设计才能实现。
我们知道,“去行政化”的关键在于实现“教授治校”,即必须实现行政和学术的完全分开,学术的问题只能由学术共同体按照通行的学术规范和行为准则来共同决定。
也就是说,在“去行政化”的语境下,学术的问题其实要完全在一个宽容、自由、理性的氛围下解决,每个人既是监督者,也是被监督者。
按照这样的标准来衡量当前大学的学术委员会,恐怕很容易就能检验出其“去行政化”的成色。
当下高校的学术委员会,与其说是一个学术自治的共同体,倒不如说是一个学术行政机构,其生成的土壤、运行的机制和解决问题的方式,都带有强烈的行政化色彩,对上不能抵御行政权力的干涉,对下不能完全遵循民主科学的程序来决策学术问题,这种依然围着行政化转的“去行政化”,对于高校真正的“去行政化”来说意义有限。
北京 志灵 读者
如何看高校学术委员会去行政化?
从3月1日起,全国本科院校将陆续组建或完善不低于15人单数的学术委员会,其中行政领导委员比例不得超过1/4,专任教授委员比例不得少于1/2……教育部19日正式发布《高等学校学术委员会规程》,明确要求将学术委员会作为校内最高学术机构,并在学科建设、学术评价、学术发展、教师评聘和学风建设等事项上统筹行使决策、审议、评定、咨询和学术纠纷裁定处理等职权。
(2月20日《光明日报》)
开了个好头
学术界呼吁高校去行政化,还学术以本来面目。
此次教育部出台规程,明确学术委员会行政领导比例,可谓回应了社会各界的期盼。
事实上,2009年和2010年吉林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复旦大学等高校就曾做过类似的尝试,校领导或职能部门负责人从学术委员会退出。
大学回归教育和学术正途,坚持学术治校、去行政化这一步早就应该迈出。
迈出形式上的学术委员会逐步去行政化,已相当不易,更进一步的改革需要主政者的胆识、魄力,以及从上至下的改革动力。
学术委员会去行政化,首先值得鼓励,其次更要使其星火燎原,通过立法和配套改革,确定进一步的高校去行政化步骤,既表明改革的决心,也保障行政权力、学术之间的权利、责任关系。
——张燕(职员)
难立学术尊严
在高校去行政化整体上仍无实质进展的大背景下,这一规程能否实至名归,显然不容乐观。
众所周知,学术委员会,只是相较于高校内部行政权力的一种力量,区别于行政事务的管理,而主要着眼于学术自治。
但是,在更大范围内,高校未能脱离行政化的桎梏,高校与政府的关系,与行政权力的关系,都未能得到清晰的界定,特别是在学术资源的配置上,学术事务的评价上,行政权力依旧占据决定性力量。
在这种局限下,纵然规程对于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的分配进行了细致约束,我们依然很难期待行政化高校中的学术委员会,能够真正承担起“教授治校”的学术理想,真正确立学术尊严。
——朱昌俊(媒体人)
高校学术委员会规程指向“去行政化”
2014年02月20日16:
08来源于 财新网
【财新网】(实习记者吴剑杰)2月20日,教育部发布《高等学校学术委员会规程》(下称《规程》),规定学术委员会担任学校及职能部门党政领导职务的委员,不超过委员总人数的1/4;不担任党政领导职务及院系主要负责人的专任教授,不少于委员总人数的1/2。
在中国,学术委员会是指高等院校、专门科学研究机关及企、事业部门所属的科研机构中设立的学术评议与审核机构。
《规程》规定,高等学校应当依法设立学术委员会,健全以学术委员会为核心的学术管理体系与组织架构;并以学术委员会作为校内最高学术机构,统筹行使学术事务的决策、审议、评定和咨询等职权。
《规程》规定,学术委员会由学校不同学科、专业的教授及具有正高级以上专业技术职务的人员组成,并应当有一定比例的青年教师。
学术委员会的工作内容包括:
评定学校教学、科学研究成果和奖励,对外推荐教学、科学研究成果奖;评定高层次人才引进岗位人选、名誉教授聘任人选,推荐国内外重要学术组织的任职人选、人才选拔培养计划人选;自主设立各类学术、科研基金、科研项目以及教学、科研奖项等。
近年来,高等院校学术不端、学术失范行为屡见不鲜,学术道德教育缺失、监管惩处不力、学术评价失当等,被认为是诱发学术不端行为的重要原因,正在日益损坏学术机理。
此《规程》的颁布,被外界看做是促进高校去“行政化”,实现“教授治学”的一次探索,直指早已泛滥的学术不端行为。
对此,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接受财新记者采访时表示,教育部规定学术委员会作为校内最高学术机构,是想实现行政权和学术权的分离。
但目前学术委员会要成为真正的最高学术机构还面临很多难题。
熊丙奇认为,学校及职能部门党政领导所占的比例并不是主要问题,关键还是要看领导成员在最高学术机构的权力指标。
他认为,现行高校行政配置、内部资源管理还是以行政主导,高校校长的选拔都是上级任命。
学术委员会在财权和事权等方面还会受到行政管理的约束。
此次《规程》规定,学术委员会按照有关规定及学校委托,将受理有关学术不端行为的举报并进行调查,裁决学术纠纷。
学术委员会的调查将组织有权威性和中立性的专家组,从学术角度独立调查取证,客观公正地进行调查认定。
熊丙奇认为一旦学术委员会的事权和财权受到制约,所谓的最高学术机构将成为摆设。
独立进行调查取证的行为也将大打折扣。
他认为,要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对高校管理制度进行包括校长选拔方式、办事自主权、资源配置等在内一系列的改革,道路漫长。
■
大学“试水”去行政化:
行政的归行政学术的归学术
2014年03月10日08:
26 来源:
光明日报
陈群委员(华东师范大学校长)
王尚旭委员(中国石油大学教授)
许京军委员(南开大学副校长)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要“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深入推进管办评分离,扩大省级政府教育统筹权和学校办学自主权,完善学校内部治理结构”“推动公办事业单位与主管部门理顺关系和去行政化,创造条件,逐步取消学校、科研院所、医院等单位的行政级别”。
2013年以来,教育部采取了一系列旨在推进大学去行政化和扩大高校办学自主权的举措。
2013年11月,教育部核准中国人民大学、东南大学等6所高校的章程,标志着高校章程建设取得实质进展。
从今年3月1日起,教育部发布的《高等学校学术委员会规程》开始实施,学术委员会中“担任学校及职能部门党政领导职务的委员,不超过委员总人数的1/4;不担任党政领导职务及院系主要负责人的专任教授,不少于委员总人数的1/2”的规定,将从构想变为现实。
大学去行政化面临怎样的障碍?
如何才能做到让行政的归行政,学术的归学术?
如何发挥章程在保障高校办学自主权方面的作用?
对此,记者特邀三位委员,就以上问题进行讨论。
去行政化是大学精神的回归
记者:
社会上针对大学行政化的批评,很长时间以来不绝于耳。
您如何看待大学的行政化?
在大学中,学术与行政应当是怎样的关系?
陈群:
作为学术共同体,大学跟一般的行政单位有所不同。
在大学的运作过程中,学术研究占据着重要位置,所以,必须给学者充分发表意见和决定学术事务的空间。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大学就不要行政工作,相反,高水平的行政管理是大学得以顺畅运作的基础。
只有在合理的制度约束下,才能形成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良性配合。
现阶段,要实现让行政的归行政,学术的归学术,需要特别关注两个方面,一是通过制度设计让学术委员会等学术组织在学术事务中充分发挥作用,二是理顺行政与学术的关系,避免行政对学术事务的不恰当干预。
许京军:
大学去行政化这个话题,大家已经谈了好多年。
我们首先要厘清“去”的究竟是什么。
要保证大学的正常运转,行政管理是必不可少的。
我们所要“去”的行政化,主要是指官僚化,针对的是大学的行政人员把服务和管理的功能简化为单纯的管理。
去行政化,除了学校内部要处理好行政权与学术权的关系外,更取决于大学在社会中的定位是什么。
政府怎样管理大学,关乎大学去行政化能否真正实现。
在这方面,教育部做了很多工作,一个重要表现就是推动大学章程的制定。
王尚旭:
大学的行政化有悖于大学设立的初衷,有悖于大学的精神。
大学的行政级别是计划经济和官本位思想的产物。
去行政化是为了遵循教育规律,也是对大学精神的回归。
另外,按行政思维运作一个学校,设定各种不必要的评比和指标,会直接影响对学生的培养。
现在我们很多大学的硬件设施不比国外知名大学差,但在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和责任感上要差很多,大学行政化是造成这种现象的深层次原因之一。
用章程保障高校办学自主权
记者:
大学章程被称作一所大学的“宪法”。
您认为,大学章程可以发挥哪些作用?
如何保障其发挥作用?
陈群:
大学章程是学校开展各项工作的基本依据。
从我们学校的情况来看,制定大学章程的过程,实际上是对现代大学制度进行讨论和思考的过程。
章程的制定既要充分借鉴国际一流大学的办学模式和经验,也要结合学校实际,既要有操作性,又要有一定的前瞻性,为今后学校的改革发展留下空间。
章程一旦制定出来,学校各项工作都应以此为依据,保证它充分发挥作用,确保章程的权威性。
许京军:
大学制定自己的章程,根据章程去发展,这样就解决了两个问题,一是行政化的问题,二是趋同性的问题。
真正的高校办学自主权体现在各具特色的章程上。
大学有了自己的章程,就可以根据自身定位发展自己的特色。
此外,大学章程不仅要获得学校内部的认同,而且也要获得社会的认同。
我认为,现在最应该解决的是大学独立运作的法律保障问题。
如果这个做不到,那么去行政化也就难以实现。
大学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
记者:
您认为,大学去行政化、扩大高校办学自主权还须克服哪些障碍?
采取哪些措施?
许京军:
目前大学出现的很多问题,归根结底,在于我国的优质教育资源太少,需求大于供给。
在这种不平衡的状况下,如果没有强有力的规则去约束,就很容易出现各种问题。
另外,我们还要研究清楚当前面临的问题和所处的阶段,如果不把一些漏洞补上,急着向前跑,漏洞可能会越来越大。
比如自主招生,到底存在哪些问题,怎么去规范,都需要我们一一研究清楚。
要知道,大学改革是一个综合性和系统性的问题,而并非某一个环节的问题。
最基本的问题是需要探讨大学在社会中的定位。
如果我们将大学定位成不同于其他组织的社会机构,那么,这个机构的定性、法律保护等问题,都需要由单独的系统来解决。
这不是一两个条文、一两部法律就能解决的,而需要逐步地系统地来做。
王尚旭:
我想从文化和传统上谈一下。
一方面,很多搞研究的人争着去当官;另一方面,不当官的人也习惯依靠“官”来管。
这种源于文化传统的心理,必将使得去行政化不可能很快得以完成。
我认为,不能因为起草了一套改革方案就暗自庆幸,认为大学去行政化、扩大高校办学自主权会很快实现,而应当认识到,“行政化”与大学自治能力、自治意识的增长互为消长,后者提高一点,前者才会消失一点。
陈群:
赋予高校更大程度的办学自主权是一个趋势,从长远来讲有利于高校的发展。
我认为,扩大高校办学自主权既是大学发展的机遇,也是大学在一段时间内面临的一项挑战。
以前大学可以按照主管部门的规则和指标来办学,不用做太多独立思考。
当外部指挥棒消失之后,应该如何办学、应该朝什么方向努力、如何真正按照教育规律办学,成为高校必须好好研究和思考的问题。
此外,在高校办学自主权扩大的背景下,尽快建立完备的自律机制,对于保障大学的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
(记者靳昊曲一琳刘文嘉)
链接《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摘录
推进政校分开、管办分离。
适应中国国情和时代要求,建设依法办学、自主管理、民主监督、社会参与的现代学校制度,构建政府、学校、社会之间新型关系。
适应国家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要求,明确政府管理权限和职责,明确各级各类学校办学权利和责任。
探索适应不同类型教育和人才成长的学校管理体制与办学模式,避免千校一面。
完善学校目标管理和绩效管理机制。
健全校务公开制度,接受师生员工和社会的监督。
随着国家事业单位分类改革推进,探索建立符合学校特点的管理制度和配套政策,克服行政化倾向,取消实际存在的行政级别和行政化管理模式。
“去行政化”构建学术共同体
2014年09月05日01:
19
来源:
21世纪经济报道
刘经南
实习记者刘棉武汉报道
8月20日,江苏昆山,由武汉大学和杜克大学合作办学的昆山杜克大学迎来首批新生。
从西交利物浦大学到上海纽约大学,中外高校联合办学渐成趋势。
在高校改革呼吁声迭起的背景下,作为我国第二所中美合作办学的高校,这所位于距离上海市中心50公里的小城昆山,融合国内外两所著名大学特点的高校,被外界寄予诸多高等教育改革实践的期待。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在武汉大学的一个实验室里,专访了昆山杜克大学校长刘经南,从武大前校长到昆山杜克大学校长,已过70岁的他再次履新,开学典礼的发言中,他不断重申“去行政化”和“教授治校”的决心。
打破“一考定终身”
《21世纪》:
计划招收85人,实际招收42人,第一次招生与预期存在差距,后续昆山杜克在招生模式上有哪些探索?
刘经南:
的确,这次的招生结果和预期确实存在一些差距。
我认为很大程度是正式招生启动和宣传较迟的原因。
我们招生网站今年三月份才正式开始宣传和申请,早已过了上一年九到十月的申请高峰期。
而美国的高校是全年都在招生申请,有时间长的的优势,相比之下我们太晚了点。
另一个原因是我们有些专业比较超前,大家还不太了解。
事实上,今年开学后,招生形势明显好转,招生部门每天都会接到很多咨询电话。
今后的招生,我们首先要打破的就是“一考定终生”。
今后高考成绩只是一个重要入门参考,我们更看重的是学习和参加社会活动的经历,还有申请材料。
当然,面试表现也是直接考察学术能力知识的很重要的一部分。
另外,在昆山杜克大学,学生的TOEFL和GRE在两年内的任何一次考试成绩都是有效的。
自募资金实现可持续发展
《21世纪》:
同样是中外合作办学,上海纽约大学选址上海,为什么昆山杜克选择县级市昆山,而不是上海或者武汉?
刘经南:
国外很多著名大学都坐落在环境优美的小城市,这跟中国人喜欢选在交通发达的大城市有差别,杜克大学更喜欢挑环境优美、资源丰厚的小城市。
杜克大学整个校园都隐藏在秀丽的森林中,昆山很有江南水乡的小城韵味,又地处上海与苏州市区之间,文化发达,环境优美,宜居宜学,对于选择在中国昆山办学的杜克来说,是一种文化和理念的传承。
《21世纪》:
昆山杜克大学目前采用的是美国私立大学运营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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