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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学的逻辑
新文学的逻辑
【内容提要】
作为文学史的关键词,五四文学革命基于文学史的革命逻辑,五四白话文则试图展现一幅摆脱革命逻辑约束的五四文学新景观。
五四白话文是五四时期多种文学参与力量相互关联、共同作用的结果,其形成的整个过程中充斥着偶然与必然,有序与无序,革命与改良的纠缠。
研究五四白话文的目的在于为五四文学寻求文学性的文学史定位,尝试构建复杂的文学史观,探寻以科学观念指导下的宽容心态切入文学史研究的可能性。
【关键词】五四白话文偶然与必然有序与无序革命与改良
AbstractAsakeywordoftheliteraryhistory,May4thliteraryrevolutionisbasedontherevolutionarylogicoftheliteraryhistory,butMay4thvernaculartriestoexhibitanewliterarypictureoffreeingfromtherevolutionarylogic.May4thvernacularistheresultsofparticipationofvariousliteraryforcesintheMay4thera,whichprocessofThewholeformationispackedwithcontingencyandinevitability,orderanddisorder,revolutionandreformation.ThestudyonMay4thvernacularwilltrytoseekaliterarylocationforMay4thliteratureintheliteraryhistory,toconstructcomplicatedconceptionsoftheliteraryhistoryandtoinquireaboutpossibilitiesthatlenientmindbasedonscientificconceptionspenetratesintothestudyoftheliteraryhistory.
KeywordsMay4thvernacular;contingencyandinevitability;orderanddisorder;revolutionandreformation
长期以来我们已经习惯了五四文学革命对五四文学的表述,不过我主张采用五四白话文作为文学史的关键词。
就基本史实而言,五四白话文与五四文学革命几乎是重合的,但是五四白话文指向语言形式,侧重于把五四文学话语实践看成一场由形式引发的文学变革,五四文学革命指向思想革命,侧重于把这场运动理解成一场由思想变迁引发的文学革命运动。
对五四文学的认知应该建立在文学进化的基础之上,但是长期以来我们的现代文学史叙述要么受到革命意识形态的制约,把文学进化与社会革命混为一谈,要么抛弃革命意识形态,让文学史叙述迷失在叙述者个人的写作自由之中。
现代文学史叙述需要强化文学进化的文学性特征,需要以包容的心态和宽广的视野整合各种促进白话文进步的资源,而做到这一步首先需要重新审视五四时代的文学进化逻辑。
一、“逼上梁山”现象
白话文在五四时期获得相对独立的形态有其文学史必然性,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能对这一历史必然进行新的解读。
1933年胡适以《逼上梁山》为题撰文回顾五四文学革命的发动。
“逼上梁山”本是一个家喻户晓的典故,大意是北宋年间官府逼迫,各路英雄受到各不相同的偶然事件的激发而走上梁山,揭起造反大旗。
我的问题是胡适为什么要以“逼上梁山”为题?
难道其中又蕴含了什么不为人知的深意?
有意思的是1952年胡适旧话重提,他说:
“白话文学运动的发起,完全是一件偶然事件。
”[1]事实上,与梁山英雄所走的道路相似,胡适造文言文的反,走上提倡白话文的道路同样缘于一些相当偶然的契机。
我们不妨回顾一下五四白话文运动是如何由一些细若游丝的想法发展成为一场波澜壮阔的运动的。
胡适说,是钟文鳌——华盛顿清华学生监督处书记——每月寄发月费的信封里的小传单激发了他对改良中国文字的兴趣,通过对“如何使吾国文言易于教授”、“句读及文字符号”等问题的研讨,得出了“白话是活文字,古文是死文字”的结论。
最初关于白话文的争论发生在胡适和他的留美同学之间。
1915年夏天,胡适与任叔永、梅觐庄、杨杏佛、唐擘黄游戏辩难,他开始产生古文已死与“文学革命”的想法:
“诗国革命何自始,要须作诗如作文”。
1916年胡适先与梅觐庄通信辩论“作诗如作文”合适与否,他认识到从死文学进化为活文学的途径是“用白话代替古文的革命,是用活的工具代替死的工具的革命”。
与任叔永、唐擘黄、杨杏佛等讨论中国文学改良的方法,使他得出今日所需乃是用“一种可读、可听、可歌、可讲、可记的言语”去作文、作诗、作戏曲的结论。
任叔永的长诗《泛湖即事》引起了关于雅俗问题的讨论,梅、任诸君的批评使他全力投入到白话诗的试验,立志要“作一个实地试验,‘旁逸斜出’,‘舍大道而弗由’的胡适”,[2]并对文学革命的目的有了明确的认识。
1917年胡适在《文学改良刍议》中公开提出“文学八事”,陈独秀则发表《文学革命论》进一步为文学革命鼓吹。
《新青年》为新文学的倡导提供了一个平台,除了正经文章的发表,“通信栏”也以公开信的形式揭载了许多新文学主张。
以《新青年》为中心,刘半农、钱玄同、傅斯年、周作人等五四时期的最早觉醒者纷纷发表各自的新文学见解。
如果说最初关于新文学的讨论还限于《新青年》阵营内部的话,刘半农与钱玄同的“双簧信”则把新文学问题引向了更为广阔的范围,守旧文人,如林纾、学衡派、甲寅派,先后向《新青年》阵营发难,在一次又一次的辩难中,新文学的理论体系不断完善,新文学的创作也日渐增多。
1919年的五四运动则进一步推动了白话文在全国的传播。
1920年,北洋军阀政府教育部颁布了一条部令,明确规定:
“凡照旧制编辑之国民学校国文教科书,其供第一第二两学年用者,一律作废;第三学年用书,准用至民国十年为止;第四学年用书,准用至民国十一年为止。
”[3]源自民间的五四白话文运动终于得到了官方的认可,国民学校的国文教学从民国九年起逐步改成国语,五四白话文运动取得了标志性的胜利。
关于五四白话文的成因,胡适与陈独秀就已经出现了分歧。
陈独秀认为:
“中国近来产业发达,人口集中,白话文完全是应这个需要而发生存在的。
”[4]胡适则认为陈独秀从经济史观一元论出发的解释太过简单,文学史“代有升降,而法不相沿,各极其变,各穷其趣”。
胡适注重偶然因素的作用,并不说明他忽略了这一运动的远因近缘。
他说过:
从文学自身的演变看,“第一是我们有了一千多年的白话文学作品:
禅门语录,理学语录,白话诗调曲子,白话小说。
”“第二是我们的老祖宗在两千年之中,渐渐地把一种大同小异的‘官话’推行到了全国的绝大部分。
”“第三是我们的海禁开了,和世界文化接触了,有了参考比较的资料,……使我们放胆主张建立我们自己的文学革命。
”从文学的外部环境看,“第一是科举制度的废除。
”“第二是满清帝室的颠覆,专制政治的根本推翻,中华民国的成立。
这个政治大革命虽然不算大成功,然而它是后来种种革新事业的总出发点。
”[5]此后许多年间关于五四白话文的成因争议不断,虽不乏漂亮的理论包装,却难免给人隔靴搔痒之感。
探讨五四白话文的成因也许需要借鉴一下自然科学的理念,一首流传颇广的民谣唱道:
钉子缺,蹄铁卸;蹄铁卸,战马蹶;战马蹶,骑士绝;骑士绝,战事折;战事折,国家灭。
[6]这首民谣揭示的正是混沌现象。
对于胡适、陈独秀诸人的白话文主张,不管你曾经曲为辩解,还是根本不屑一顾,都不可能否认五四白话文的发生过程与民谣叙事之间的相似性——作为一个复杂系统对初始条件的高度敏感,微小的原因最终导致巨大结果的产生。
借用一种比较专业的说法,这是五四白话文复杂系统的“蝴蝶效应”。
像胡适一样老老实实地承认一些偶然因素对“文学八事”的促成作用,并非不可想象、不可接受。
研究五四白话文的偶然性,反而有助于对五四白话文运动的必然趋势的全面认知。
历史的发展中有必然,也有偶然,在一些情况下偶然因素往往产生意想不到的作用,关注这些偶然因素会让我们对文学史的叙述更多彩、更丰富。
过去评价胡适、陈独秀诸人,我们一方面认为他们的新文学主张幼稚、片面,另一方面又不得不承认他们的确为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做出了重大贡献,原因与结果不仅不能纳入统一的逻辑,反而成了一个长期无法理解的悖论。
五四学人介入新文学的发展,也许他们给中国文学注入的新东西是幼稚的,不成熟的,但是正是这些不起眼的因素的加入却产生了翻天覆地的效果。
事实就是这样。
二、有序与无序
厘清五四白话文发生的进程的确存在一些困难。
平心静气的对话与激于义愤的攻讦相互掺杂,偶然的想法与必然的趋势彼此交合,貌似有序的进程其实充满了无序的竞争,无序的混乱中却又显露着某种有序性。
五四文化人以各种身份粉墨登场,五四新文学阵营提倡白话文,林纾等人则从反对者的角度提出公开质疑,彼此之间有对抗,有统一,而对抗与统一的错综结合使整个运动进程愈发显得复杂。
《新青年》为五四新文学阵营提供了发言的平台,但它并不具有组织的约束力,新文学阵营内部实际上是相当松散的,各成员发抒意见大多从个人出发,“我认为……”可能是当时最常用的思考与表达方式,其白话文主张多与个人的知识背景、学术兴趣相关。
比如胡适虽然早有“文学革命”之议,但在正式撰文刊出时仍提“文学改良”,正与他自由、中庸的个性,以及美国式的民主理念有关。
陈独秀的主要致力于文化与社会运动,对文学本来并无多大兴趣,偶一为之自然容易与文化与社会问题发生关联,所以他要用社会革命的方式来解决文学发展的问题。
钱玄同是古文字研究专家,他对文学语言与文化的关系自然比其他人要敏感一些,对文言文携带的封建专制文化要素要更为深恶痛绝,而他创造“桐城谬种”、“选学妖孽”这一流行语更与他那“有十分想法说十二分话”的痛快淋漓的个性相关。
五四新文学阵营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没有事先组织,没有预定方案,仅有一个模糊的远景目标,近乎即兴表演。
五四新文学阵营各成员自说自话,汇聚到《新青年》这个平台却构成了彼此互补的关系。
胡适的“文学”主张与陈独秀的“革命”理论相结合开启了“文学革命”的大门,为文学进化确定了“革命”的基调。
在钱玄同、刘半农等人的响应中,钱玄同以激烈的态度论证白话文取代文言文的必然性,响应了陈独秀。
刘半农、傅斯年则从技术的角度提出改革韵文、散文,使用标点符号、制订国语等建设性意见。
“双簧信”是刘半农与钱玄同的一次成功合作,结果使新文学的理论主张引起了广泛的注意。
胡适此后的一系列文章,如《历史的文学观念论》、《建设的文学革命论》等,阐述文学革命的宗旨与发展方向,周作人则以《人的文学》、《平民文学》等进一步丰富充实了关于文学革命内容的表述。
林纾、学衡派、甲寅派以反对者的姿态介入了五四白话文运动,诋毁与提醒相互交织,以至于长期以来我们无法细加区分。
在五四白话文运动之初,林纾就明确表示要维护文言文的正宗地位。
后来随着反对者阵营的日渐壮大,林纾也重新披挂上阵,攻击《新青年》“覆孔孟,铲伦常”,“尽废古书,行用土语为文字”,[7]并在《新申报》连续发表文言小说影射和谩骂胡适、陈独秀诸人。
反对者们质疑五四白话文可以说是前仆后继,甚至到了1925年,章士钊还在《甲寅》上重刊旧作《评新文化运动》,运用逻辑的方法对“新”、“文化”、“运动”这三个关键词逐一批驳,力证其不通,并倡言“吾之国性群德,悉存文言,国苟不亡,理不可弃。
”[8]林纾和章士钊以反对者的面目质疑五四白话文,并希图借助政治力量强行推广文言于中小学确实给五四新文学阵营带来了不小的麻烦,但因学理性的欠缺只是为五四新文学阵营提供了攻击的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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