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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几个问题
1、“教书先生”恐怕是市井百姓最为熟悉的一种称呼,从最初的门馆、私塾到晚清的学堂,“教书先生”那一行当怎么说也算是让国人景仰甚或敬畏的一种社会职业。
只是更早的“先生”概念并非源于教书,最初出现的“先生”一词也并非有传授知识那般的含义。
《孟子》中的“先生何为出此言也?
”;《论语》中的“有酒食,先生馔”;《国策》中的“先生坐,何至于此?
”等等,均指“先生”为父兄或有学问、有德行的长辈。
其实《国策》中本身就有“先生长者,有德之称”的说法。
可见“先生”之原意非真正的“教师”之意,倒是与当今“先生”的称呼更接近。
看来,“先生”之本源含义在于礼貌和尊称,并非具学问者的专称。
称“老师”为“先生”的记载,首见于《礼记?
曲礼》,有“从于先生,不越礼而与人言”,其中之“先生”意为“年长、资深之传授知识者”,与教师、老师之意基本一致。
如何理解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
其实,任何一门学科都离不开死记硬背,关键是记忆有技巧,“死记”之后会“活用”。
不记住那些基础知识,怎么会向高层次进军?
尤其是语文学科涉猎的范围很广,要真正提高学生的写作水平,单靠分析文章的写作技巧是远远不够的,必须从基础知识抓起,每天挤一点时间让学生“死记”名篇佳句、名言警句,以及丰富的词语、新颖的材料等。
这样,就会在有限的时间、空间里给学生的脑海里注入无限的内容。
日积月累,积少成多,从而收到水滴石穿,绳锯木断的功效。
一般的说,农村劳动力大规模地由农业向非农产业、从农村向城市、从经济不发达地区向发达地区的转移是各国在现代化、工业化以及城市化过程中必然发生的现象。
对于这一规律,400年前威廉·配第就发现了。
而且后来经济学家如克拉克、库兹涅茨、钱纳里等人都进行了深入的分析。
但是,不是所有的农村劳动力转移现象都说成是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
因为在许多国家尤其是早期工业化国家中,存在的不是农村劳动力剩余问题,而是工业劳动力不足的问题。
他们的农村劳动力从农业部门的释放是农业工业化、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的结果。
要练说,得练听。
听是说的前提,听得准确,才有条件正确模仿,才能不断地掌握高一级水平的语言。
我在教学中,注意听说结合,训练幼儿听的能力,课堂上,我特别重视教师的语言,我对幼儿说话,注意声音清楚,高低起伏,抑扬有致,富有吸引力,这样能引起幼儿的注意。
当我发现有的幼儿不专心听别人发言时,就随时表扬那些静听的幼儿,或是让他重复别人说过的内容,抓住教育时机,要求他们专心听,用心记。
平时我还通过各种趣味活动,培养幼儿边听边记,边听边想,边听边说的能力,如听词对词,听词句说意思,听句子辩正误,听故事讲述故事,听谜语猜谜底,听智力故事,动脑筋,出主意,听儿歌上句,接儿歌下句等,这样幼儿学得生动活泼,轻松愉快,既训练了听的能力,强化了记忆,又发展了思维,为说打下了基础。
中国的情况是不同的。
首先,中国是个长期以农业经济为主的国家,人口的增长、土地占有的不均、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对土地的压力长期是通过土地的开发、战争以及移民等方式进行的。
到了明清以后,这种机制逐渐稳定成为一种内卷化的小农经济生产方式,劳动生产率的下降与土地生产率的提高把大量剩余劳动力稳定的储藏在中国农村。
因此,在建国初期,尽管多年战乱,但是中国农村仍然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
其次,建国以后,中国采取了重工业优先的工业化战略,而实施这一战略的制度基础是统购统销、户籍分割与人民公社。
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不是随着农业剩余的移出而流动,而是通过集体化的方式进一步沉积在土地上,由此出现了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严重扭曲的经济增长结果,中国的二元经济社会结构由此进一步强化了。
再加上一度的人口政策失误,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在经过30年高速工业化之后不仅没有减少,反而急剧膨胀了一倍。
而这也就是70年代末中国所面临的战略性问题之一。
这里有2点说明。
首先,能不能说是重工业优先战略导致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停滞。
我曾就这个问题请教过蔡昉,而他以及林毅夫、李周在90年代初的观点还是认同上述判断的。
请问蔡教授,用重工业优先战略解释前30年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停滞是不是过于目的论?
从逻辑上可以倒推吗?
回答:
的确,劳动力转移的停滞是实行重工业优先战略的一个成本或代价。
不过,反过来说也是必要的。
经济学的含义在于用一个一以贯之的逻辑,解释现实经济生活中出现的问题和预测可能出现的现象。
为什么在中国出现这种特殊的结构扭曲现象,在实行重工业优先战略以及相关的经济模式之间是有逻辑联系的,而这一整套体制和政策必然导致某种经济增长结果。
那么,作为经济结构变化的一个重要方面,农村劳动力转移被滞后了,当然也应该到这个发展战略模式以及体制模式中去寻找。
显然,蔡教授依然还是坚持重工业优先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停滞之间存在因果关系的观点的,但是他的第一句话实际上已经正面肯定了我的问题。
“劳动力转移的停滞是实行重工业优先战略的一个成本或代价”。
显然,成本或代价是不能等同于结果的。
或者说,体制的因素并非停滞的外变量而是内变量。
那么,如何理解这种内变量的作用呢?
温铁军曾写过一篇文章“我们是如何失去迁徙自由的”,指出实际上50年代后期对人口流动的严格控制的形成实际上与当时国内外因素所造成的经济危机有关,由此引申,可以这样认为,不是重工业优先战略直接导致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停滞,而恰恰是由于这种战略不能有效应对外部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所造成的。
因此,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停滞可以理解为是把这种战略的外部压力进行内部消化的结果,如果没有这种停滞,重工业优先战略根本无法应对外部的冲击而长期坚持下去,而代价就是刚性的经济社会二元结构。
其次,大家都知道,50年代的时候马寅初先生曾经提出“人口论”,主张通过计划生育加强人口控制,但是后来被批判了,“人多好办事”否定掉了人口控制的合理主张,并导致了中国人口一度高度膨胀,这是农村剩余劳动力急剧增长的重要原因。
我对此并无疑义。
但是,我重读了马先生的著作,觉得不能简单说是因为“人多好办事”的观点否定了马先生的主张,因为马先生在文中的观点以人口控制有利于把更多消费资金转化为积累资金的观点实际上存在内在的矛盾,而人口控制的观点与重工业优先战略的冲突才是他的观点被否定的根本原因。
为什么呢?
因为大家知道,当时中国缺少的是资金,富裕的是劳动力,而重工业优先战略的核心实际上就是通过把这种劳动力优势转化为大量的经济剩余,然后由重工业部门内部资本的自我循环使资本迅速膨胀。
马先生仅仅强调了人口的消费问题,而没有注意到人口本身所具有的劳动力存量对于重工业优先战略的重要性。
实际上这与早期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通过工业人口过剩的压力来榨取剩余价值是一个道理。
从实践上看,为什么会出现大跃进?
恰恰是这种资本积累思路的体现。
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急剧膨胀不是一个偶然性的政策性失误,而是一个在重工业优先战略下必然要付出的代价。
现在国内很多社会学家都反对用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来解释农村人口的大规模流动。
他们的论据是:
1、很多人口严重外流的地方出现了抛荒,农业青壮劳动力严重不足的问题,因此,他们认为转移出去的不是剩余的;2、很多农村家庭的主要收入已经不是农业收入而是非农收入,因此他们认为这些劳动力不是由于剩余的压力而转移,而是由于农业收入不足导致的普遍贫困。
本文认为这种观点是荒谬的。
首先,劳动力本身是平等的,哪些劳动力转移出去是市场选择的结果,这并不能成为区分剩余与非剩余的依据;其次,农村剩余劳动力存在的依据是二元经济结构的存在,是农业与非农产业之间巨大的比较劳动生产率差距。
剩余首先是结构性的、制度性的,这种制度性剩余所作用的不是单独的个体而是整体,不仅影响到那些家庭劳动力存在剩余的家庭,更影响到那些家庭劳动力不存在剩余的家庭,同时转移的实质是发展而不是仅仅为了解决贫困问题。
所以,我把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解释为通过各种社会资源重新配置与结构性重组对劳动力进行开发利用的过程。
我们不能仅仅关注劳动力这样一个单一生产要素的运动,更重要的是要认识由这种“最活跃的生产要素”的运动所引发的各种社会资源的结构性重组过程。
如果没有这种资源重组的支撑,所谓转移与历史上的“流民”根本没有差异,其结果必然是社会的混乱与经济的停滞。
从这个意义上说,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不能用简单地在劳动力供给与需求的框架内分析,而需要把这个过程看作是一个生产过程,劳动力的“社会化”(这一概念,帕森斯与斯梅尔瑟提过,但是我主要在马克思的孤立劳动向社会劳动转化的意义上使用)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农民作为微观主体,其所获得的生产者剩余多少才是最重要的指标。
也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在80年代就地转移为什么比异地转移优越。
2、就地转移与异地转移的比较
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的改革首先在农村取得突破,那就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交足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的都是自己的”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更重要的是解放农村的劳动力,使农民家庭对劳动力有了自主支配的权利。
但是,这也使另外一个问题暴露出来,那就是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显性化。
对于这个问题,费孝通教授当时就指出,中国的工业化道路选择的中心问题是如何解决劳动力剩余的问题,而国内第一个对这个问题进行实证研究的是宋林飞,见他在1982年《中国社会科学》第2期发表了他在江苏南通的调查报告。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这两个方面的矛盾在当时,应当说提高农民生产积极性从而提高了农民收入的作用是主要的,因为这同时还为农民自主转移提供了经济基础,尽管这种经济积累从人均来看是微不足道的。
那个时期,农村产生了很多“万元户”,就是一个例子。
但是毕竟大多数农民凭三亩二分地是成不了“万元户”的。
尤其是1985年取消了统购统销、粮食价格下跌之后,农村劳动力剩余问题的严重性便越来越突出。
而在这个过程中,乡镇企业的发展在解决这一问题中的作用日益突出。
乡镇企业的前身就是所谓社队企业,其最初形成于大跃进期间,叫公社企业。
后来在70年代曾有一定程度的发展。
但是由于计划经济体制的严格控制,社队企业始终没能得到大规模的发展。
对于这个问题,潘维的分析很值得一读。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与乡镇企业的发展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既有一致的一面,也有冲突的一面。
潘维提出,越是那些分田到户彻底的地方(比如安徽、四川),乡镇企业越是难以发展,这是有一定道理的。
不过,也不能不注意到,还存在许多其他因素,比如地理因素,农民收入因素、人地关系因素等等的影响。
乡镇企业为什么能够发展起来?
一方面,公社体制(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即所谓小公社体制,定型于60年代中期)下形成的一定数量资金积累、土地的集体所有制、传统体制所具有的组织资源以及多年锻炼形成的农村能人都为其发展提供了条件,另一方面,也是最重要的一方面,是乡镇企业通过劳动创造资本的方式为乡镇企业发展弥补了资金不足的问题,提供了第一笔资金。
我曾经去江苏吴江开弦弓村调查,那是费孝通教授30年代准备著名的《江村经济》调查的地方。
我在阅读该村80年代档案的时候发现,那时候(一直到90年代中期)村里的劳动力调配完全与城市企业的计划机制一模一样,比如,村里决定谁去包鱼塘,谁去企业,谁退休,等等。
这样一种方式落后吗?
不,一点都不,在当时的情况下,实际上是节省了大量的交易成本。
正是在这样一种基础上,乡镇企业发展起来了。
这些条件决定了80年代的乡镇企业的首要目标是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
当然,不能仅仅局限在狭义的乡镇企业发展问题上,1984年允许农民自带口粮的政策也对于推动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起到了重要作用。
因为这个政策直接推动了小城镇的发展。
为什么说狭义的乡镇企业?
因为那时候在进行乡镇企业统计的时候,很多个体工商户也是包括在内的。
现在看来,这两者之间性质是完全不同的。
小城镇的发展为有了一定经济剩余的农民自主转移创造了条件,但这也是属于就地转移。
当然,狭义的乡镇企业的发展与小城镇的发展并不是分开的,因为乡镇办的企业同样是小城镇发展的重要动力。
有的地方小城镇的发展主要是以工业为主,比如苏南模式;有的地方以商业为主,比如温州模式;还有的地方与外部资金的注入有关,比如珠江三角洲。
通过发展乡镇企业与小城镇就地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高潮一直延续到90年代中期。
但是90年代的情况有所不同。
1992年宣布开始市场经济之后,一方面金融政策的放松(这点与国家对乡镇企业的高度推崇有关),另一方面经济环境的活跃都对乡镇企业与小城镇的发展起到了支持的作用。
但是,也正是由于这段时间外在的因素的影响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同时乡镇企业的劳动资本比出现下降,更重要的是随着乡镇企业的发展,相应的微观机制改革没有很好跟上,导致后来乡镇企业在外部经济环境紧缩以及内部机制的共同作用下大批垮台,形成大量坏帐。
发展乡镇企业与小城镇主要是“离土不离乡”,就地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另一种转移方式则是“离土又离乡”,异地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
需要强调的是,这两者之间并不是对立的。
尤其是发达地区乡镇企业与小城镇的发展在逐渐消化完本地劳动力后也吸引了大量外来劳动力。
比如广东作为50%跨省流动劳动力的流入地,既与当地建立的三资企业的发展有关,也与本地早期的乡镇企业的发展有关。
异地转移早在84年政府宣布允许农民自带口粮进小城镇就开始了,85年以后,由于农业比较利益的下降,大量农民开始走出本乡本土外出寻找就业机会,并在80年代后期形成了民工潮。
所谓民工潮,其实当时规模还不够大(现在到了1亿的规模,潮的性质反而减退了,比如广东省就宣布民工潮已经消退了)。
之所以被称为潮,一是因为流向集中,当时主要就是沿海以及大城市;一是因为交通系统、城市公共设施不能适应徒然这么大的人口流动。
规模的进一步扩大在92年以后。
当时由于基础建设规模突然扩大,很多地方建开发区,所以需要大量的低层次的工程队,比如挖土工。
92年扩大的另一个因素是当时农产品过剩,国家进一步放开了粮食流通体制,从而为农民流动创造了条件。
关于这个问题,温铁军在他的《我们是如何重新获得迁徙自由的》一文中已经作了分析。
应当说,92年到95年之间是民工潮最为鼎盛的时候,这不是说流动的量,而是说对城市以及总体社会秩序的冲击。
这种冲击的结果就是政府开始正视这个问题,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有序转移,管理机制也开始改革,从90年代初还坚持的严格控制转向了合理流动,居住证等制度都是在这个时期形成的。
但是,96年前后,为了防止经济过热,国家又一度加紧了控制,尤其是东南亚危机爆发以后,东部沿海地方外资企业与乡镇企业大批破产,大量农民工失业,再加上城市国有企业改革进入攻坚阶段,就业问题正式成为头号社会问题,于是导致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出现退潮。
当时城市政府盛行“腾笼换鸟”,遣返农民工蔚然成风。
从国家统计资料来看,这时期农村劳动力在1992年绝对数量开始下降后甚至出现了上升的趋势。
当然,也有学者对此数据提出质疑。
不管怎么说,农民外出就业的难度加大了。
尤其是欠资问题,就是这时候开始的,一直到现在,仍然没有得到有效遏止,据报道,规模在千亿左右。
从2019年开始,政府开始强调城市化,逐渐把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重点从过去的发展乡镇企业与小城镇转变到加快城市化的问题上来。
户籍制度改革也开始加快。
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进入了一个全面流动的时期。
应当说,这意味着转移的市场化进程已经是不可扭转了。
需要注意的是,在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地转移与异地转移之间并不完全是一个先后的关系,尽管我们可以说80年代是就地转移为主,90年代是异地转移为主。
问题是如何看待国家政策的转变。
这里存在两种观点:
一种认为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最终还是需要靠就地转移,一种观点认为过去的就地转移完全是错误的,应该以城市化为主。
本文认为,这两种观点都是片面的。
80年代的转移,并不能说异地转移比就地转移更有效,而仅仅是制度的因素导致了农民不得不发展乡镇企业与小城镇。
其实,那时候,异地转移的主要是一些有一定技术和资本的劳动力,即使有关制度放开了,城市与沿海也没有能力吸收那么多的劳动力,更何况各种资源的流动还受到严格控制;而乡镇企业与小城镇发展的根本不是就地的形式,而是就地可以有效地实现劳动与资本的组合,充分发挥有限的资本存量。
但是后来国家经济总量扩大了,同时城乡收入、农村内部收入差距扩大了,地区差距扩大了,再局限在本地组合资本与劳动的交易成本(包括机会成本)急剧上升,一个下,一个上,这才是农民外出规模扩大的必然性。
这里还要谈到90年代中期以来的乡镇企业产权制度改革。
乡镇企业产权制度改革改的对不对?
在这个问题上,我不同意潘维的观点。
应当认识到,这一改革是大势所趋。
为什么说是大势所趋,这里有内部的机制问题,也有市场环境问题。
也就是说,由于乡镇企业本身劳动资本比的下降,同时所有制结构的进一步多元化,都使得那种靠集体创办企业来吸收剩余劳动力的社会成本不断上升。
比如拿苏南来说,很多企业已经停滞不动了,而外部资本包括国外资本都在寻找良好的投资地,这时候通过改制进一步盘活原有资本不仅仅是不得已而为之,而且是一种着眼于发展的举措。
而一度被人们看好的温州却由于对自己的模式沾沾自喜而出现了资本外流的问题。
这都是这两年发生的事情。
由此可见,市场经济的确是形势多变的时代。
但是,我们也不能不注意到,农民为乡镇企业改制所付出的代价。
土地积累、劳动积累在改制的过程中出现大量流失,集体利益受到损害,农民的权益受到损害,成为一种普遍的趋势。
对此,国内很多学者有过分析。
我的总的观点是,如果这样一个代价能够换得经济质量的上升,换得一个更加合理的产权制度,那么这个交易成本付的还是值得的。
同时,我相信,对于那些真正具有竞争能力与发展眼光的乡镇企业,他们不会在这个过程垮下去,反而会进一步出人头地,比如我访问过的华西村、胶洲湾地区。
我相信,人民的创造力是无穷的。
3、农民剩余劳动力转移与农民增收问题
90年代后期以来,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愈显突出,一个重要的背景就是农民收入增长的缓慢。
正如我曾经给大家介绍过的,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从2019年到2000年,中国农民收入出现了连续3年的增幅下降,这是20多年来所没有的,而2019、2019年虽然出现增幅的上升,也还是恢复性的增长,2019年经过一场FD,前大半年农民收入只有3.8%,出现增幅下降应该不是意外。
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的后果不仅导致经济增长的内需缺乏有力支撑,而且也会随着城乡收入、农村内部收入、地区收入差距的扩大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许多不确定因素。
因此,中央政府从2019年开始就把农民增收作为重中之重提了出来。
但是,显然这个任务是非常艰巨的。
如何增加农民收入?
很多学者都指出根本出路在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
为什么?
因为,现在导致农民增收的若干原因都与农村存在的大量剩余劳动力这个基本的结构背景有着密切联系。
从90年代后期的情况来看,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的原因包括三个方面:
农民增产不增收,农民负担加重以及农民非农就业难度的加大。
实际上,这也就是人们常说的三农问题。
首先看农民增产不增收。
这个问题实际上在80年代中期取消统购统销的时候就存在了。
当时粮食价格出现下跌,农民出现“卖粮难”,而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也就是那个时候开始提出来的。
但是,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本身并不能彻底解决问题,因为调整本身的市场空间很有限,因此80年代后期往往出现“调什么烂什么”的现象。
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增加农民的农业收入主要是靠政府提高主要农产品的收购价格。
主要的提价有3次(记得不太清,可能不止)。
第一次是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时候,第二次在1994年的时候,第三次在2019年,即粮食保护价政策。
但是一个明显的事实是这种提价政策的作用越来越难以凑效。
80年代初的时候的成效是很显著的,94年的时候是全面的通货膨胀,粮食提价只能是保证农民在这个过程中收入的同步增长,而97年开始的粮食保护价政策几乎无效。
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由于粮食价格已经接近甚至超过国际市场价格,市场本身接受的能力越来越有限,另一方面是因为涨价对于农产品商品率只有30%的中国农村家庭来说,作用是受限制的,加上农业生产资料价格的上涨,农民负担的加重,提价的效果被进一步抵消。
进一步看,为什么农产品商品率低?
与农村劳动力的剩余有着密切的联系。
劳动力剩余的增加必然使得农业生产方式的内卷化(有的学者用过密化取代内卷化,可是我认为并不合适,因为内卷所涉及的不仅仅是劳动力过密,更重要的是其他生产要素的无效和低效配置)进一步加剧。
关于这个问题,张晓山曾经指出过。
我在农村调查的时候也发现,单就农民的农产品生产来说,其实生产效率还是不低的,但是很多农产品实际上是在内部循环的,并没有拿到市场上出售。
当然,一方面是因为存在市场的问题,但更重要的是农民这样做实际上是在不考虑劳动力成本的情况下投入劳动与物资。
一个农民养猪一天要花3个小时,这三个小时难道不用算劳动成本吗?
我曾经计算过,如果是养猪仔的话,一个农民一年养猪的劳动力时间甚至赶上种田的时间,养猪的饲料又有大部分是来自自己的农产品(大麦),而猪肉的价格却只能保证农民在不计劳动力成本的情况下刚刚保本。
但是,农民还是要养猪,问为什么?
劳动力的过剩是最主要的原因,“闲着也是白闲着”,而这种劳动力过量投入的“内卷化”生产方式已经成为一种习惯的力量,比如农村的俗语“穷的连猪都养不起”(当然,与农民现金收入缺乏也有关系,即“积小钱为大钱”)。
由此可见,农民增产不增收的关键是建立在农村劳动力剩余基础上的小农生产方式。
当然,近几年来,各地“圈地运动”盛行,也从外部影响了农民的农业生产和收入。
其次看农民负担加重。
这是90年代以来人们关注的农村社会尤其是中西部等不发达地区的一个重要问题。
农民负担加重有过3次高潮,一个是80年代后期,一个是90年代前期,一个是90年代后期。
80年代前期并不是很严重,主要是农民的农业收入下降与物价的上涨使得农民负担相对加重了,不过也是当时出现“抛荒”潮的一个重要原因。
90年代前期则既有物价上涨的因素,也有基层政权人员扩大带来的乱收费现象,同时还有“打白条”的问题。
中央政府提出5%的负担标准就是那个时候,但是由于各地在农民收入统计上的并不严格,负担超过5%仍然比较普遍。
90年代后期农民负担的加重还与2019年提高粮食收购价格有关,乡镇政府趁此机会以各种名义提高负担,农民并没有从粮食提价中获得实质性的好处,而税费却不断上升,导致一些地方社会矛盾的激化。
这里还要说一个细节。
90年代后期以后农民负担逐渐由以前的粮站的统一扣留转为上门收缴,这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交易成本,实际上变相地提高了农民负担的相对痛苦系数。
那么,为什么农民负担问题会愈演愈烈?
正如我所指出的,根本原因在于长期以来农村经济制度的迟滞。
原来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交足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的都是自己的”,这种制度在促进农民增收上的作用主要是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但是在农村剩余劳动力大量存在,农业劳动生产率已经不可能在家庭经营基础上进一步提高,同时比较利益差距不断扩大的情况下,这种促进作用已经被大大抵消了,而这样一个制度的另一面即再分配本身所存在的不平等则进一步暴露出来。
这样一个产权制度本身存在的模糊性又在乡村体制没有根本变革的情况下被强势的政府进一步利用,成为增加农民负担的基本制度依据。
所以,如果不从农村政治体制改革入手,现在的税费改革也不可能持久下去。
问题是,这样一种制度为什么没有在农民已经丧失赢利可能的情况下发生变迁?
有人说这是由于基层政府阻力太大。
我觉得根本原因还是在于农村劳动力剩余问题。
正是由于农村劳动力剩余的压力把已经在利益上激烈冲突的农民与基层政府(包括村级机构)紧紧地绑在了一起。
我们应该这样问,在农村劳动力存在大量剩余的情况下,仅仅靠减轻农民负担能真正有效提高农民收入吗?
我在农村调查中发现,在那些已经实行了税费改革的地方,如果不是外出劳动力就业收入的支撑,农民的家庭收入并未出现大的提高。
而与此同时,农村基层组织却陷入了严重的财政危机,债务累累,农村的一些社会矛盾反而向其他领域例如耕地的占用、乡村小学的撤并。
显然,如果仅仅局限于减轻农民负担并不能真正促进农民增收,而农村如果没有进一步的发展,农民负担的反弹也是可以预料的。
因此,减轻农民负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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