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学教师绩效工资doc.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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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学教师绩效工资doc

2017年中国大学教师绩效工资

中国大学2017年教师绩效评价采用百分比法，用A++、A+、A、B+、B、C+、C、D+、D、E+、E，共5等11级表示教师绩效。

各等级定义如下：

A等：

前10%为A等；其中学术水平的前2%是A++级，介于2%～5%（含，以下同）之间的是A+级，5%~10%为A级。

B等：

介于10%～30%之间为B等，占20%；其中10%~20%为B+级，20%~30%为B级。

C等：

介于30%～50%之间为C等，占20%；其中30%~40%为C+级，40%~50%为C级。

D等：

介于50%～70%之间为D等，占20%；其中50%~60%为D+级，60%~70%为D级。

E等：

最后的30%为E等；其中70%～85%为E+级，85%~100%为E级。

教师绩效排名计算方法：

将每所大学在综合实力排行榜中的科研得分，除以投入的教学科研当量人数，并将结果降序排列，得到在同一标准下，全国721所大学的教师绩效排名。

教学科研当量人数包括专任教师、专职科研人员、附属医院高级职称人员。

其中专任教师和专职科研人员每1人折合1人，附属医院高级职称人员每6人折合1人。

1.普通高校38所985工程大学中，有7所没有进入教师绩效前38名

普通高校38所985工程大学，（含国家优先发展大学、国家重点建设大学），有31所进入教师绩效前38名，占985工程大学的81.58%。

有7所没有进入教师绩效前38名，这7所985工程大学是：

中央民族大学、东北大学、中国海洋大学、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电子科技大学、吉林大学、重庆大学。

有7所211工程大学进入前38名，依次是：

北京化工大学、华东理工大学、南京农业大学、中央音乐学院、华中农业大学、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华中师范大学。

2.普通高校112所211工程大学，有27所没有进入教师绩效前112名

普通高校112所211工程大学（含985工程大学），有27所没有进入教师绩效前112名，占211工程大学的24.11%。

27所没有进入教师绩效前112名的211工程大学是：

延边大学、青海大学、宁夏大学、海南大学、贵州大学、西藏大学、内蒙古大学、石河子大学、太原理工大学、南昌大学、辽宁大学、郑州大学、新疆大学、河北工业大学、广西大学、北京体育大学、四川农业大学、大连海事大学、东北农业大学、长安大学、北京中医药大学、中央民族大学、中国石油大学（华东）、中国地质大学（武汉）、云南大学、安徽大学、东北林业大学。

27所非211工程大学进入教师绩效前112名，依次是：

首都医科大学、江苏大学、南京医科大学、浙江师范大学、中国音乐学院、南京工业大学、上海音乐学院、湘潭大学、浙江工业大学、首都师范大学、沈阳药科大学、南京邮电大学、东北财经大学、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宁波大学、重庆医科大学、扬州大学、上海中医药大学、北京电影学院、中国医科大学、浙江理工大学、中央美术学院、上海理工大学、温州大学、燕山大学、上海体育学院、外交学院。

中国股票市场从试验转向发展，关键在于资源配置方式的转变，即由传统的以计划为基础的资源配置方式向以市场为基础的资源配置方式转变。

股票市场的基本功能是资源的配置和再配置。

股市的资源配置，通常是指如何将股市中有限的生产要素资源投向不同的地区、行业和公司，以获得最大的效益。

在这里，股市资源配置方式的选择最为关键，它不仅决定着股市的运作是否有效率，而且也对于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起着重要的作用。

与股票市场的基本功能相对应，股市的资源配置方式有配置方式和再配置方式两种类型。

股市资源的配置方式，是指一定时期内股市对生产要素的选择、分配和使用方式，例如募股资金的筹集和使用。

股市资源的再配置方式，是指继股市资源配置之后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从而产生股市资源再配置的方式，例如股市中的资产重组方式。

从经济体制角度分析，资源配置主要有政府配置和市场配置两种方式。

在政府配置方式下，生产要素资源主要是通过政府的行政权力、行政手段和行政机制来实现配置。

在市场配置方式下，生产要素资源主要是通过市场机制来实现配置。

一般来讲，二者相比，政府配置方式更能体现政府意图，按照政府的偏好，直接和自觉地配置资源，便于实现资源的数量配置；市场配置方式更能体现市场的供求关系，根据市场供求，间接和自动地配置资源，从而实现效益配置。

就中国的情况而言，完全采用政府配置方式，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通常做法，实践证明在经济飞速发展的今天是不适宜的；而完全采用市场配置方式，则会由于市场体制尚未发育成熟，同样会产生资源配置的无效率。

或许正因为如此，中国在过渡经济中所选择的是政府配置方式与市场配置方式相结合的混合型配置方式。

中国的混合型资源配置方式，在其股市中反映的淋漓尽致。

在目前情况下，从上市公司基准的确定、上市公司的选择、上市公司的评估，到上市中介机构的确定、上市公司的重组、上市时间以及上市额度的分配，其中政府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但是公司上市后股票的价格走向和运作情况则基本上由市场起作用。

不少人批评股市中这种混合型资源配置方式的种种弊端，但是对一个刚刚经历10多年和正在发育的股市而言，对中国经济发展的贡献是毋庸置疑的。

二、中国股市的资源配置及其方式：

股本与资金

目前，中国股市的资源配置方式主要是应用股本这个生产要素的载体，来实现资源的配置和使用的。

我国新股发行的办法是根据地区和部门的审定以及股指情况，利用股本把筹来的资金转化为资本并投向预先确定的生产和经营方向，是股市资源配置方式的重要特征；股市中发行筹资和配股筹资，就是通过股本载体实现其资本转化和生产要素配置的目标。

从严格的意义上讲，中国股票市场的资源配置方式有四个层次：

第一是选择什么样的公司上市；第二是如何使这些公司在一级市场获得筹资成功；第三是采取什么方式促使二级市场接受这些公司；第四是上市公司本身怎样配置募集到的资金，即增量配置问题。

就第二个问题而言，从近年来深沪股市的平均中签率来看，1996年为3．57％，1997年为2．1％，1998年上半年为0．86％，平均中签率呈下降的趋势，而且下降幅度还比较大，可见，中国股市的筹资潜力较大。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在2000年以后出现过新股发行受阻的个别情况，但这并不代表中国证券市场发展的主流。

举个简单例子来讲，中国证券市场的全部市值之和比美国微软一家公司的市值还低。

这已充分说明我国股市潜力是较大的。

因此在这一部分讨论中，我们把重点放在第一、三、四个层次的研究上。

（一）一级市场对新上市公司的选择

一级市场对新上市公司的选择是股市资源配置方式应用的第一步。

1998年5月29日中国证监会颁布的《股票发行审核工作程序》已经明确地规定对上市公司的选择分两个阶段进行。

第一个阶段是预选阶段，其中有五个步骤：

（1）中国证监会下达股票发行家数指标；

（2）地方政府或国务院有关产业部门推荐；（3）中国证监会发行部受理预选材料；（4）征求国务院有关部门意见；（5）中国证监会预选审核。

第二阶段是审批阶段，其中又有五个步骤：

（1）地方政府或国务院有关产业部门初审；

（2）中国证监会发行部受理申报材料；（3）中国证监会发行部审核；（4）发行审核委员会审议；（5）发审委审议通过后，中国证监会将根据市场情况，确定企业发行的具体时间，并按程序核发准予公开发行股票的批文。

通过严格的审批程序和产业发展要求来选择上市公司。

从实际情况来看，我国股票一级市场对新上市公司的选择基本上体现了国家的产业政策方向。

近年来，新股发行的大部分集中在水利、交通、通讯等基础产业；电子信息、生物工程、新材料、航天航空等高新技术产业，电子、石化、汽车等国家支持的产业以及其他政府鼓励支持的行业范围，特别是其中的国有企业因所在行业中的地位重要、主业突出、潜力较大，在新股发行中的比重明显提高。

从家数上看，1997年和1996年基本持平，1996年发行207家，1997年发行204家，但从发行股本数和筹资金额来看1997年增长较快，全年共发行92亿股，较1996年增长70％以上，这主要是因为1997年新股发行的平均规模是5500万股，远大于1996年的平均规模2500万股。

1997年深沪两市的筹资金额为650多亿元，较1996年增加1．6倍。

进入1998年以来管理层采取了“双向扩容”措施，即一方面有序发行并上市新股，另一方面发展证券投资基金。

这不仅扩大了证券市场需求，增加了市场资金量，也为证券市场稳健地向前发展奠定了基础。

（二）二级市场对上市股份的认同

新股扩容的规模和节奏与中国股市二级市场表现紧密相关，管理层一般根据市场供求关系去配置资源。

管理层在宏观层次上的资源配置方式：

一方面在股价指数高涨阶段抓紧发行和上市新股；另一方面在股价指数低迷阶段则放松发行和上市新股。

以深圳股市为例，从1995年1月到1996年3月大市低迷，深圳成指在958．71—1225．38点之间，新上市公司22家，月平均上市1．47家公司；从1996年6月到1997年7月大市高涨，深圳成指从2059．13点连续爬高，最高达到5210．74点，在此期间深市共上市新股192只，月平均上市13．71只。

上海股市的走向及扩容情况与深圳市场基本类似，从1995年1月到1996年3月大市低迷，

经济占了主导地位，但“三农问题”不仅远没有解决，而且它在某些方面甚至比建国初变得更加尖锐和严峻了。

中国仅以占世界７％的耕地，养活了世界上２２％的人口，这是我们常常引以自豪的。

不错，中国的人均耕地面积不足世界的半数，而且多山和丘陵、土质较差、水资源极度匮乏，凭这样的条件养活了近１３亿人口，的确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

但是，中国的农村人口已超过９亿，比整个欧洲的人口还多得多；世界上大约每３个农民中就有一个生活在中国；我们现在是以占世界近４０％的农民养活仅占世界７％的非农民！

这恐怕就不是尽人皆知的了。

这一让我们时常尴尬、又不情愿承认甚至有时有意无意地竭力掩饰的事实，足以证明中国至今仍是世界上最大的农业国。

当欧美各发达国家正在或已经迈入所谓后工业时代的时候，中国在新世纪所面临的最大的挑战，仍是如何使中国农民、农村、农业尽快实现现代化。

进入新世纪尤其是“９·１１事件”之后，以欧美各国为核心的世界经济进入全面衰退，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经济一枝独秀，保持了７％的年均增长率。

有人甚至预言，再过半个世纪，中国经济在世界上将独领风骚。

面对过于乐观的预测，理智的中国人不得不提醒世人：

如果百分之七八十的中国人在土地上为百分之二十多的本国人刨饭吃，那么这个民族就没有前途！

中国最大的国情，是中国过去是、现在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农民国家！

怎样安置数亿农村剩余劳动力？

中国的农民勤劳朴实、机智并富有魄力、耐力。

上个世纪７０年代末，神州大地开始了第二次“农村包围城市”。

这是一场农民解放自己的革命。

这场发端于农村基层社会的变革，其重大的历史与现实意义，不仅在于冲破了排斥农民的“统购统销＋人民公社＝工业化”的发展模式；而且在于开始正视中国的基本国情，把“三农”的现代化作为这场革命的主题。

中国现代化之门开启了。

中国现代化的首要任务之一，是创制各种制度使几亿剩余农村劳动力脱离土地而从事其他非农职业。

近２０年来，千百万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开始走出村落，去开辟新的天地，寻求新的生活。

家庭承包责任制不仅使农业得到了恢复与发展，而且为农民脱离土地、进城打工经商创造了条件；崛起于８０年代中期的乡镇企业，为村民提供了１亿多个就业机会；遍布全国、几乎与乡镇企业同时兴起的近２万个小城镇，使近３０００万农民告别了世代相沿的村居生活；星罗棋布于各大中城市边沿的所谓“浙江村”“河南村”等，也有近３０００万农民工生活于其中。

近２亿农民不再依赖土地过活，这是现代中国的大事件，是一场意义极其深远的社会革命。

然而，曾几何时，这场规模巨大的社会变革却遇到了重重困难。

我国的大中城市人口膨胀，就业形势日趋严峻，即使敞开城门（比如改革户籍、就业制度），亦断难吸纳更多的剩余劳力；乡镇企业在经过了８０年代中、９０年代初两个高成长期之后，体制、技术、资金等方面的缺陷逐渐暴露出来，短期内亦难有大的发展；依托于乡镇企业的小城镇，其今后的发展方向，是变为大中城市的卫星城还是依赖乡镇企业的兴衰而沉浮？

尚难预测。

由上而知，村民们弃农务工经商的规模和速度，短期内很难再现八九十年代的辉煌。

日前，国家土地管理局公布说，全国人均耕地只有一亩多一点，有７００多个县人均耕地不足０．７亩，５００多个县人均耕地不足０．５亩。

据社会学家在中原地区的调查，眼下一对夫妇加一台拖拉机可耕种５０～１００亩地，而当地每个农户平均承包的责任田还不足８亩。

由此推知，农村一多半劳力处在闲置或半闲置状态。

这在乡镇企业和小城镇不甚发达的中西部地区尤其如此。

改革开放２０多年，数以亿计的农民脱离土地投入其他职业，形成了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农民职业转移浪潮。

但是，仍未能根本改变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过多的局面。

据人口学家的推测，到２０５０年中国人口将达到１８亿，到那时，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又将是多少？

这将是一个让所有中国人都战栗的数字。

安置农村剩余劳动力是中国的世纪难题。

说它难，一是难在农村人口还在以每年数以千万计的速度增长；二是难在现有的数亿农村剩余人口无从安置。

但这又是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

因为，撇开了农民和农村，中国的现代化不可能成功，这是已为中国近现代史所反复证明了的。

家庭承包已走到尽头了吗？

新世纪“三农”现代化所面临的另一个难题，是家庭承包制的制度效应并没有人们期望的那样持久如初，制度效应递减的趋向日趋明显，农村经济制度短缺已成为农业发展的另一瓶颈。

支撑家庭承包的土地制度是所谓国家对土地的管理权、集体的所有权和农户的长期使用权。

但目前的有关法令对“三权”的界定并不十分明确。

在实际过程中，“三权”交叉、“三权”主体相互侵权的现象时有发生：

农民视承包地为自己的私有财产，抗捐拒税（河南的一个行政村，村民集体抗税达数年之久，上级派县公安局的一个处长亲任村委会主任，也被轰出）；村集体不尊重农户的土地使用权，随意更改承包合同，甚至背着村民把农民的承包地租让给村外的公司，引发村民的过激行为；某些上级部门利用行政权力，滥占耕地，乱建所谓开发区等等，不一而足。

地权不稳，投资预期自然不佳，土地经营者的短期行为不可避免，农业长期稳定的发展就是一句空话。

还有，家庭承包还造成了土地的细碎化经营。

家庭承包实际上是土地使用权的“均田制”，即以分配承包地的方式承认每一个村民的村落成员权。

中央要求土地承包１５年甚至３０年不变，但在实际执行中，大部分地区为适应人口的随时增减，往往是“三年一小调，五年一大调”，有的地方甚至每年一调。

另外，土地的质量、位置亦大有讲究，这在山区尤其如此，像豫西南地区就有“三山六坡一分川”的说法。

人口的增减、土地的好坏等都是决定承包地调整的重要因素，当平均“地权”是承包地调整的惟一目标时，土地的细碎化经营就不可避免了。

这里有一个极端的例子，贵州湄潭县一朱姓农户，７口人分得７份承包地，共计１２８块！

如此分散的土地经营，怎样实现土地的规模经营？

没有土地的规模经营，就不能实现土地资源的合理配置；但要实行土地的规模（集中）经营，被规模经营排斥的剩余劳动力如何安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