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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曹禺的生命意识论文
论曹禺的生命意识论文
摘要
对宇宙人生的积极思考和不懈探索构成了曹禺观照世界的重要内容,并由此形成他独具特色的生命意识。
他的戏剧特别是他前期所创作的一系列作品诸如《雷雨》、《原野》、《北京人》等等,代表了他剧作在思想、艺术等各个方面成就的最高成就。
曹禺先生始终站在人文关怀的视角上来审视“人”在宇宙间的自我存在、尊严、欲望和价值诉求与社会历史、文化理性、道德文明之间不可调和的冲突与对抗,对人存在本身及个体精神在这种现实矛盾中所呈现的残缺和病态的深刻反思,在形而上的层面深掘生命自然本真的存在与人而外的意识形态间诗性与悲剧的非对应状况,并对它作了哲学人类学的剖析与阐释。
本文从分析其剧作的相关人物形象及其形象内涵的文化意义入手,简要探讨作家曹禺生命意识的基本内涵,展示出作家内心深处对宇宙人生另类的看法。
他以一个有着时代良知的知识分子对人在宇宙中的病态存在、人与文化的冲突、“文明的缺憾”等进行无情地批判,极力讴歌“人样的生活”。
作者用独特的戏剧艺术生动淋漓地展示了一幅幅人性与文明的对垒,体现出作家极具反思意识的生命悲剧意识。
关键词:
曹禺;存在;悲剧;生命意识
Abstract
Totheuniverseandlifepositivethinkingandunremittingexplorationconstitutetheimportantcontentontheworldworks,andhasformedhisuniquelifeconsciousness.Heplaysespeciallyhisearlyworkscreatedaseriesofsuchas"thunderstorm","field","Beijing",etc.,representsheplaysintheideological,artandotheraspectsofthehighestachievementachievement.MrWorksofhumanecarealwaysstandinperspectiveat"people"comeupintheuniverseitself,dignity,desireandvalueappealandthesocialhistory,culturalrationality,betweenmoralcivilizationincompatibleconflictandconfrontation,thepeoplebeingitselfandtheindividualspiritinthisrealisticcontradictionispresentinmorbidincompleteandprofoundreflection,metaphysicalleveldiggingintheexistenceoflifeandtruenaturebetweenideologyandoutsidethepoeticandtragedyofitscorrespondingcondition,andtheanalysisandinterpretationofphilosophicalanthropology.Basedontheanalysisofitscharactersanditsrelevantplaystheculturalsignificanceofimageconnotation,brieflydiscusseswriterthebasicconnotationofworkslifeconsciousness,revealawriteroftheuniverseandlifeinsideofalternativeviews.Heasaconscienceofintellectualswithageforpeopleintheuniverseexists,peopleandculturemorbidconflict,"civilizedimperfections"relentlesslycriticized,etctoeulogize"humanshapelife".TheauthorUSESuniquedramavividgoryshowsfightswithcivilizationwhichhumanity,reflectwriterextremelytragicconsciousnessoflifereflectconsciousness.
Keywords:
caoyu;Exist;Tragedy;consciousnessLife
引言1
一、生命存在的价值诉求1
(一)原欲意识2
(二)宗教救赎意识4
(三)宿命意识5
二、自杀与自我拯救的死亡意识6
结语9
参考文献10
谢辞11
引言
人之于宇宙的存在,其意义首先是时空维度下生命的自觉。
这种对宇宙、存在、生命的自觉具体表现为一种积极的反思意识,也是一种主动的生命观照。
由此我们可以这样粗括曹禺先生的戏剧创作,即生命意识从本体论上奠定了曹禺戏剧的基础,它首先让我们在视角上重新调整了对曹禺戏剧的解读,诚然,曹禺先生的戏剧意蕴是非常丰富且复杂多义的,我们这里只就其某一方面进行相关的论述。
纵观曹禺先生的剧作及其不少有关戏剧创作的论著,在作家的意识深处,他早已把生命看成为有意识的一种存在,人也成为自我的主体。
在这个意义上,生命意识包含了生命的主体意识及自我存在的价值诉求,并在畸形的现实生活中不可避免地显示出它的病态且与人的原初力相抵触,这就使得曹禺的戏剧在本质上就带有悲剧的色彩,具体的悲剧表现形式在戏剧中的安排是多种多样的,但曹禺先生所热衷的死亡悲剧意识无疑是最令人深思和反省,特别是剧中不同人物各种各样的自杀动机和理由,都有其特定的内涵和意义。
戏剧人物形象也就具有了人的生存状况的自我审视。
“人类生活的真正价值,恰恰就存在于这种审视中,存在于这种对人类生活的批判态度中。
”[1]曹禺先生正是在这样的审视中深刻剖析宇宙人生诸问题,探索幽微。
一、生命存在的价值诉求
曹禺关注人自身的存在并在现实的生活中不断拷问人的灵魂、追寻生命存在的意义与价值是有其深刻的社会背景的,他深受时代的洗礼、特殊的家庭背景及其成长环境的熏陶,他对积郁地生活在当时那样一个“万恶的旧社会”之下的人进行了肉体与精神的双重拷问,怀疑人“如此”活着的合理性,特别是对“这样的生存状况和方式提出了价值、尊严与意义的问题,引起了人们的普遍的关注和焦虑。
”[2]事实上,我们不难从曹禺先生的剧作中感受到人们在道德的某种程度上身份在其社会的无序性中失落和混乱了,尊严在伦理的错位和敷衍下失去了它必然的约束力而变得厚颜廉耻,从而在人性与道德之间生硬地隔开了一道鸿沟,这势必使之在我们作为一个完整的人的可能性中提出对生命意义本身的哲学寻根。
在20世纪前半叶的中国文坛中,曹禺是对此探求得最着力的作家之一,并且他从一开始就站在了一个非常高的角度来审视人存在的真正内涵,并贯穿其创作始终,这就是历来为人所称道的对人性的全方位的深掘。
他不再是复写式的关注人的生存状况探求人“之所以如此”的社会根源,无不带有乌托邦色彩地为人的生活环境和条件呼喊奔忙,曹禺先生跳出了这个窠臼。
他以更具时代前沿的思想意识走进了人的本来的世界,对人的精神和自身存在的价值与意义进行了积极的思考,诚如熊育群先生所说:
“我的生命意识太强烈,因此,我从个体关注上升到了人类,到了人类学的视界,涉及到生存,到文化,甚至宗教,永恒的时空。
我有这样的敏感,这样的感受。
我只是在表达自己的感受而已,夹杂了一些个人的思考。
文学是我人生的精神支撑,是我的宗教。
依赖它,我想找到一些充实的感觉,来排解人生的空虚。
但我时时还是被空虚所左右,它像黑夜一样腐蚀着生命。
人生的意义毕竟都是人为的。
”[3]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对这个问题有很多相似的理解和阐释,即把个人的价值上升到人类意义,带有哲学人类学的高度,为人的存在作了形而上的理论探求和实践;在其作品中如实地呈现现代人的生存境况,演绎着在他们身上发生的文化与个人、本能与意志、理想与现实的内在冲突,上述特征使曹禺的剧作从对时代的简单复制走向了具有共时性的文化反思。
特别是他自觉的生命意识的理性反思和求索,具有本体论意义的哲学追问。
对于生命的价值赋予,曹禺先生用他天才的创作向我们揭示了在生命维度下的意义探求,在其代表作《雷雨》或是其他的诸如《原野》、《北京人》、《家》等成熟的作品中,曹禺先生时时抛给我们这个严肃的命题,并将这些命题都注入了其剧作角色的灵魂,在不同的剧作时空和各具特色的人物形象和行动中为我们作了多视角、多层次和超阶级的注解。
那么对于读者来说这个命题是无论如何都无法绕过去的,必须面对并对其作出相应的判断,才能根据其判断结果作为解开曹禺剧作深刻的思想内涵的一把最基本的密匙,这同时也是曹禺作为一个时代先锋作家在剖析时代弊病所反应在人身上的各种变形的、扭曲的、病态的生存状况的一次大胆的尝试和摸索。
以前不少批评家在解读作品时多限于社会历史批评方法且以一定的意识形态作为基准,我认为这在某种程度上削弱了文本阐释的有效性和深刻性。
以《雷雨》一剧为例,我们一般理解为一部反封建主题的剧作,但是仅仅作反封建主题的阐释无法充分表达这部伟大作品的全部内涵,当我们跳出历史批评方法的单一和意识形态的局限,重新审视《雷雨》,不难发现它绝非仅是一部反封建的作品,它更是一出乱伦的悲剧。
如果没有这个视角的剖析,忽视对乱伦本身的研究,我们是无论如何都无法进入剧中人物的复杂的内心世界的。
其实《雷雨》而外,曹禺大部分剧作的蕴涵,都不止于具体的民族与时代,与任何伟大的作家一样,曹禺先生也是一位极具超越意识的作家,表现出对人类共同问题的探索与思考:
命运、复仇、亲情、乱伦、自杀等,这些对人类共同母题的个性理解与书写正体现着作家独特的生命意识,而由此所进行的生命价值、尊严与意义的思考就更加深刻和独到。
(一)原欲意识
这一意识根源于是人性自然属性一面,它首先强调本能。
作家的这一生命意识我们可以从《雷雨》的主人公蘩漪这个形象具体感知。
蘩漪是一个在专制制度下消解道德意义的女性,是尊严与理性的践踏者和受害者。
当然,我们在对蘩漪作这样的批判时,首先要摆脱一般性的成见,从人性的根本(自然状态)去触摸这个被人们所批判的的灵魂,辩证地去分析蘩漪这个形象所蕴含的生命意识的深刻性和复杂性。
她的反抗是生命欲望与文明理性的冲突,也就是打破曹禺所设定的“人类的欲望与理性的平衡”[4]的完满状态,它给人的最直接的启示就是在这两个端点之间找到一个合理的入点,这个点非常的重要,它是人之所以为人的一个重要标准之一,集中体现了人的价值、尊严和意义,蘩漪作为一个被批判的形象,其批判的最根本的依据就是她没有把握好这个“人”的度。
当然这个度应该是一个有一定范围的域,这就意味着在一般意义下包含了完满,辩证法认为,绝对的完满状态是不可能常态存在的,否则它的存在意义应该被质疑。
人本身就是不完满的,并由此去刺激人向理想域进发,追求生命的意义。
但它作为人所向往的一种理想的生存方式却是有必要的,这也正是蘩漪反抗的内在合理性。
与此同时它又时时受到来自现实和人自身欲望无法抑制的缺点的挑战,使它不得不打破这种理想状态。
生命欲望总是要求人按照生命的原初逻辑发展,而理性是人类进步的标志。
随着社会的进步,理性必然会限制着人性中的某些欲求,于是新的矛盾冲突又诞生了,生命欲望与理性文明又在更深的层次中开始新一轮的矛盾斗争。
德国哲学家尼采认为“理性的最大原罪”就是压制生命本能,“一步步走向颓废”。
[5]尼采透析了理性文明对生命欲望的重重桎梏,产生了他著名的“超人”思想,但是,“超人”在现实的生活中是不存在的,而生命欲望与理性文明之间的冲突却仍然存在着。
蘩漪是一个受过现代教育的旧式女人,这是这个形象复杂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由于受到过现代教育的熏陶,她敢于大胆追求自由与爱情,体现了个性解放意识和现代女性的自我意识。
与纯粹的旧式的女人相比,她多了几分幻想与野性。
但现实的残酷使她所有的美梦都化成了泡影,她十七岁就嫁入了监狱一般的周公馆,丈夫的冷漠专横彻底击溃了她对于美好的家庭(爱情)生活的期盼,在压抑和愤懑中她郁积着一股无法宣泄的仇恨。
直到周萍的出现,才真正唤醒了她早已灰灭的爱情幻想,使她的情感找到了一个可以释放的空间,她疯狂地爱上了这个“美丽的空形”,把他视为生命的热火并孤注一掷,爱与恨的双重力量使她敢于冲破一切道德与理智的束缚和压抑,蔑视人伦纲常,且其气势有如夏日午后的“雷雨”。
然而我们说蘩漪终究还是一个旧式的女人,在当时的环境下,她无法仅仅依靠她自己一个人的力量彻底和那个让人“踹不过气来”的社会叫板,她渴望走出这个专制的家庭,但是传统文化赋予女子的依附性又使她不可能独自迈出脚步,因此她把希望寄托在周萍身上,凭借他的力量冲出家的牢狱。
为此她情愿将生命与名誉丢掉也在所不惜。
所以当周萍这个“空形”最终离她而去时,她自己却欲罢不能,曹禺写道:
“她的生命交织着最残酷的爱和最不忍的恨”,[6]深刻而有力地概括了蘩漪这个爱恨交织的矛盾体。
直至她所有的努力换来的只是周萍的厌恶与唾弃,她的生命里便只剩下阴鸷的仇恨。
蘩漪对周萍说:
“一个女人,你记着。
不能受两代人的欺负。
”[7]她开始不顾一切地进行复仇,这是一种带有原欲式的报复,疯狂残忍而又极具摧毁的力量,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即使出卖和利用自己的儿子也在所不惜,完全被复仇的火焰扭曲人性,终于在一连串的悲剧之后精神彻底崩溃,成了一个真正的精神病患者。
这种带有宗教色彩的结局处理,使得整部剧作又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蘩漪在其一生的反抗与挣扎中似乎无法逃脱这种宿命,注定是一场人性的悲剧——人性本应得到的正常欲望满足而不得的悲剧。
蘩漪在这种封建家庭中寻求人的正常欲望、人性的自由,这本身就预示了她悲剧的必然。
而她的这种原欲式的反抗,显示了人类欲望与理性的不平衡所带来的悲剧的深刻意义。
她最终变成疯子的结局意味着她精神的真正死亡,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个体生命的“人”的自我毁灭。
她“母亲不像母亲,情妇不像情妇”,在践踏道德的同时她不可避免地丢失了自己的身份,在生活中她彻底模糊了自己的身份定位,致使她成为道德谴责的众矢之的。
但是曹禺没有简单地把蘩漪这个形象作为纯粹的谴责对象加以粗暴的批判,而是深入她的内心底处,深掘她之所以如此的真正根源。
并从其生命原欲的视角上给予了一定程度上的同情、赞美和尊敬,把人性与理性同时放在批评的平台上,没有流于单面的道德的、阶级的或者是意识形态的批判,这就是蘩漪这个女性形象成为不衰之经典的原因之一。
她压抑的性爱心理在封闭郁闷的环境中结成了一种“最不忍的恨”,这与她年轻而充满生命的活力和激情且富于幻想的少女情怀是背道而驰的,她“希望爱,更希望被人爱”[8],所以她冲破一切压抑她追求自我幸福的伦理束缚,不顾一切地炽热地爱上其“儿子”周萍,她把周萍视为拯救她生命的“命根子”,在周萍的身上,她重新找到了一个女人所需要的激情与活力。
从这个角度来讲,蘩漪的反抗已然不仅仅是一般意义上的反封建反专制了,这个行动显示了蘩漪自觉的的生命意识,她的反抗是一切压制生命自然形态的原欲式的反抗,具有超时代超民族超阶级的性质特点,这种反抗在它内部自成系统,体现它作为生命自然存在的尊严和价值,是一种审美的存在,不涉利害而呈现出生命的“自由的愉悦”[9]。
这是曹禺赋予蘩漪这个形象的另一个深刻内涵,沉淀着曹禺先生对人性本体存在的深切关注,集中体现了作家自觉的生命意识和人文关怀。
(二)宗教救赎意识
在宗教的弥音中涤荡罪孽的灵魂是作家曹禺一个重要的生命意识原则,。
《原野》中的仇虎即是一个的在宗教原罪与自我救赎系统中挣扎和求解的一个典型,是一个在宗教中重构价值与意义的生命本体。
“曹禺是一位有浓厚宗教情结的作家,这与他的成长环境是有密切关系的(如与基督教的关系)。
”[10]此不赘述。
作家的这种情结深刻地影响着他的戏剧创作,在他的许多作品中无不渗透着浓厚的宗教气息,成为作家生命意识中一个显著的特点之一。
宗教文化作为一种潜意识的存在,深刻地影响着作家的创作理念和剧作内容,甚至情节和结构的处理,体现着作家的人文素养和思想,在宗教视域的独特文化下作家给我们呈现的一种另类的审美视角,由此产生特殊的审美心理效应。
宗教是人类的精神的终极关怀,仇虎就是一个宗教教义所体现的“救赎”精神的关怀下灵魂归于宁静的形象代表,他的一切行动都是作家在宗教文化下对现实人生与社会的积极思考和反思。
仇虎复仇的逻辑是“父债子还”,这种封建宗法思想本身已经把事实扭曲了,但是仇虎却把它作为唯一的生存信念,这种顽固的封建传统观念一旦同强烈的复仇精神结合,便会产生一股巨大的破坏力,形成了他无可阻挡的复仇欲望。
然而当他最终杀掉焦阎王的妻儿报了不共戴天的父仇后,他的内心并没有雪恨和复仇的快感,反而又陷入迷乱的恐怖和忏悔中,承受着巨大的精神绞痛。
强大的复仇欲望严重地扭曲了仇虎的人性,使他无法在理性中把握自己以致酿成了更大的错误。
仇虎的生命意识觉醒在于人性的复苏,但是人的欲望一旦超越了范围,不再受理性的控制时,最终的牺牲品只能是觉醒的个人。
所以仇虎最终选择了以生命的终结——死亡作为逃避理性的最终出路。
这样的代价无疑是巨大的,它以个体生命的毁灭作为自我的救赎的一种方式,在生命尊严的背后也彻底消解了生命存在的意义的可能,但诚如前面所述,这一行动本身最终极的意义在于生命意识的觉醒——人性的复苏。
作家正是在这样的设置下使一系列的意象和话语很自然地进入宗教的原罪与救赎系统,在人类的终极关怀中得到灵魂的解救和升华。
仇虎的行动是一种生命的反抗的极致,是一种“蛮性的遗留”与“原罪意识”的集结,在他的身上散发着原初的生命张力,复仇使他的心灵蒙上了一种无法自释的负罪感与焦虑感,他终究逃不出那一片“黑森林”[11],等待他的或者说能拯救他的只有死亡。
这似乎这一切都是注定的,对于仇虎这个人物形象本身来说,他残忍的同时,在本质上又是善良的,这使他能够在罪孽的面前忏悔。
作家自我的人生修养与对人和社会的终极关怀的探索构成了这种宗教情结的复杂性、多面性。
仇虎的整个复仇行动都是建构在人性的复杂和创痛的基础之上,展现着个体复杂的内心世界与生命丰富的精神内涵,体现了作家对生命价值与尊严的高度反思和对生命的彻悟,闪烁着自我反省和救赎的人性的光辉。
(三)宿命意识
曹禺的戏剧中有许多有关命运和无常的思考,以周萍为例,他是一个被伦理道德近乎彻底否定的生命存在个体,又是一个始终卷在命运漩涡中的毁灭者。
历来研究者对这个形象的批评者大多是从道德这个角度出发的,诚然,在曹禺所塑造的所有的人物形象中,在道德上最应当受到批判的当然非周萍莫属。
他不仅与后母乱伦而且与妹妹乱伦,可以说罪不可赦无耻之极。
但是道德而外,其实这个形象的内涵也是十分的复杂的,有研究者把周萍与蘩漪的乱伦理解为“俄狄浦斯情结”的生命观照等等不一而足,[12]但深入这个形象本身,我们可以很清楚的发现周萍其实是一个有一定自由的生命体,他是有很大的自择和社交空间的,可是他却“搭上”了他的母亲蘩漪,堕入难堪情网的生命悲剧,沦为情欲的罪人。
限于篇幅和文旨,这里不深究他作此选择的原因和动机,重点在于把他与蘩漪的乱伦和他与四凤的乱伦结合起来,从他们畸形病态的关系及其行动所带来的巨大的毁灭性后果考察周萍这个人物形象生命存在的价值和意义。
他打破了人们一切常态的生命期待。
曹禺对这一问题的思考立足于人类在荒谬、恶劣的社会环境中生存的悲剧性体验,表现人在荒唐、变态的人伦关系下隐藏的巨大的危害性,让本来在各自命运里挣扎的无辜的人都被无情地摧残、撕裂,不能不感到无比的愤慨和恐惧。
周萍的怯懦、动摇和背叛彻底击溃了蘩漪,使她在歇斯底里的抓狂中成了一个真正的精神病患者;而他与四凤的交往虽然主观上并不是他们自己的错,但同样在兄妹乱伦的关系中带来了更加可怕的后果,四凤因此而触电遇难,连周冲——这个作家寄予着他美好理想和憧憬的人物也在这场梦魔中无辜地死去,作家的理想愿望终于破灭。
最后周萍也在“雷雨”中饮弹身亡,了结了其罪孽的一生。
纵观这个形象,他都是在否定的意义中病态的生存,曹禺把对人和社会中许多诸如行动、关系、情感等事物的追问注入悲剧创作之中,且不乏宿命的色彩,但这正是一个有责任和良知的知识分子在对现实观照时产生的迷惘与愤懑,更表达了他对命运的无可奈何以及对道德的抑制不住的焦灼。
对于曹禺而言,他对现实人生和命运无常的多维度的生命探索,在很大程度上拓宽了其作品的承载容量和审美空间,赋予了作品震撼人心的艺术魅力。
[13]这不仅于这部戏剧创作本身的贡献是巨大的,更在于作家对人类自身命运的孜孜不倦的探索,具有哲学人类学的普遍意义。
二、自杀与自我拯救的死亡意识
在曹禺的戏剧里,一直有着某种人类不可抑制的生命张力在窒息的生存格局下选择了力量瞬间的猛烈迸发抑或悄然的沉寂,更明确地说即是哈姆雷特式的“生存还是毁灭”的人生自择。
事实确实如此,在他的戏剧中有许多极具生命野性的男女,面对如此压抑的现实世界,他们在生与死的边缘苦苦地挣扎,企图从与残酷生存环境作野蛮的对抗中打破“非人”的现存秩序,以求得在困境中获取生命力的永恒。
然而他们的反抗最终都归于沉寂,特别是以死亡作为个体生命意识苏醒与抗争的结局无疑带有浓厚的悲剧色彩,死亡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但在曹禺早期的戏剧中,自杀却是一种具有特殊寓意的较普遍的死亡方式,值得深思。
蘩漪无疑是最坚决最彻底也是最具破坏力的一个反抗者,虽然最终她没有真正地自杀甚至都没有死亡,但从更深的层次上来说,她的反抗其实也是一种带有“自杀”性质的举动,从她把周萍视作救命的稻草并死死地抓住不放的心理状态来看,她其实是在作一场自杀式的赌博且知道胜算不大,所以她才变得神经质般的患得患失。
她反观自身,如此压抑的活着只是生命的一种浪费和虚延,也是某种意义上的自杀,但她绝非甘于这样的自杀,于是她在周萍的身上找到了另一种由“自杀”可以带来的真的“人”的意义,即杀掉行尸走肉的毫无生气的生活,重新燃起理想生活的激情,为此她可以践踏一切规范,“蘩漪人格的极端意义——强悍的原始生命力甚至以撕裂天然母性的方式穿越了人类原初的社会角色——对自尊清醒的蘩漪而言,这样的撕裂无疑是极端痛苦的。
”[14]但她愿为之一搏,哪怕声名扫地。
当周萍另有所欢最终抛弃她时,蘩漪抓狂一般的强留及其不可挽留之后的阴鸷报复确实是一个惊心动魄的“自杀”过程,她原欲式的反抗冲破了一切的现存秩序和道德原则的束缚,她越是反抗激烈就越是加速接近死亡的边缘,剧中我们可以看到剧中的冲突达到顶峰时,蘩漪终于“杀死”了自己所有关于理想与现实的精神意识,成了一个无意义的生命躯壳,曹禺把她放在基督教的弥音中俯耳救赎的灵魂在无意识的宗教情怀中宁静地与雷雨的燥热尘绝,这相对此前梦魔般的激烈抗争所带来的身心具焦的痛苦来说,更是一种精神上的解脱,也是另一种意义上的自杀,最值得注意的是她的“自杀”是与救赎同时进深的,并且蘩漪的这种自杀相较于曹禺其它作品中自杀的人物形象所祈求的超自然的解脱是具有现世意义的精神拯救内涵的。
蘩漪的“自杀”比起陈白露的自杀确实是一种解脱,而陈白露的自杀则具有更大的超越意义和更加丰富的文化韵味。
《日出》中的陈白露演绎和阐释了中国文学传统中风尘女子这一形象类型的现代呈现状态及其变化形式,陈白露具有丰富复杂的性格内涵,她爱生活又厌恶生活,她把个人的青春美丽作为资本交换得以享受的权利。
她在少女时代感受着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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