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理国际贸易数据差异的方法及其在中国香港转口贸易中的应用.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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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国际贸易数据差异的方法及其在中国香港转口贸易中的应用
处理国际贸易数据差异的方法及其在中国-香港转口贸易中的应用
处理国际贸易数据差异的方法及其在中国-香港转口贸易中的应用
芬斯阙(Feenstra)、海闻、胡永泰、姚顺利
在讨论国际数据的差异之前,先谈一谈数据来源是很重要的。
全球的贸易统计数据主要来自联合国,而联合国的数据又依赖于各个成员国公布的贸易统计数据。
这些报告中明显的数据差异表现为,A国说它向B国出口的商品与服务的价值与B国所说的它从A国进口的不一致。
进口国与出口国公布的这些差异不仅仅是发展中国家才有的问题,在发达国家之间这种差异也非常普遍。
例如,从1989年开始,美国就放弃了跟踪记录向加拿大出口的努力,现在它只用加拿大提供的从美国进口的数据了(见RobertFeenstra,1997年,表2)。
在此之前,与加拿大的从美国进口的数据相比,美国向加拿大出口的数据低报了10%多。
这也说明了一个一般原则:
由于进口国要对进口的商品征收关税,所以有激励精确地记录进口,因而进口国收集的数据通常都被认为比出口国收集的数据要准确。
然而,联合国的数据则存在着两个问题:
第一,它包括了来自进口国和出口国的不同信息;第二,这些数据价格昂贵,至少从学术研究工作的低预算标准来看是如此。
在解决第一个问题方面,加拿大统计局的世界贸易数据库(WTDB)作出了一些贡献。
这个数据库中用了联合国的数据,但试图要解决进出口国的数据差异问题:
对从A国出口到B国的每一项产品的价值只提供一个数据。
这些数据放在光盘上发行,不过从学术研究的标准来看还是相当昂贵的。
为解决第二个问题,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NBER)把加拿大统计局的数据库中较早一些年份的数据(1970-1992)做成光盘发行,只象征性地收取一些费用(见Feenstra等,出处同前)。
鉴于这些数据(由联合国、加拿大统计局,或者NBER提供的数据)被广泛使用,我们有必要看一下,加拿大统计局的数据库究竟是怎样解决进出口国数据报告不一致的问题的。
我们来看一个特别重要的例子,即考虑一下美国与中国的贸易。
1996年,美国公布与中国的贸易逆差是395亿美元,而中国公布的美国贸易逆差值却只有105亿美元;这两个数字相差达290亿美元,或者说,相差3倍之多。
这些数据差异的存在实质上是由于对经香港转口到美国的产品的处理方式不同。
香港在海关事务方面是与中国完全独立的实体。
加拿大统计局在多大程度上解决了双方公布的贸易值不一致的问题并提供一些可信的双边贸易值呢?
遗憾的是,在加拿大的数据中这个问题根本就没有解决。
加拿大统计局WTDB给出的中国向美国出口的数据远远小于美国公布的数据,与中国公布的数据十分接近。
这与上面提到的一般原则(出口国数据不如进口国数据精确)相矛盾。
另一方面,美国官方公布的从中国进口的数据又过高了,因为它把在香港增加的附加值也算到了中国的出口中,而正确的方法应该是把这个附加值算到香港的出口中去。
在我们的研究中,我们综合了中国、香港和美国三方面的数据,已经缩小了这两个国家公布的贸易逆差上的差异(Feenstra等,出处同前,1998年)。
在此以前的研究中,要么只是完全依赖于香港的数据,要么只是依赖于香港和美国的数据。
从中国收集的数据为我们提供了更多的信息,使得我们能够更精确地估算产品在香港的附加值,从而更确切地度量美中贸易的实际值。
这个计算过程也有利于了解在处理由口岸国家转运而带来的国际贸易数据差异问题时需要做哪些工作。
I.中美数据的比较
尽管1997年7月1日香港已经回归中国,但它依然是世界贸易组织(WTO)一个独立的成员,直接向国际组织报告它的贸易帐户。
由于香港在经济上将继续独立于中国大陆,所以中国出口产品在香港的附加值对于政策讨论依然非常重要。
作为美国制定对华政策的一个依据,这些数据还经常被引用。
所以,获得准确的贸易数字是很重要的。
表1提供了美国与中国之间的东向贸易值(A部分)和西向贸易值(B部分),用的分别是这两个国家公布的数字;C部分计算了美中贸易平衡时东西向贸易差距。
第一列信息来自美国商业部,后三列信息来自中国海关总署。
在加拿大统计局的WTDB中,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值比第二列中国报告的数据高出5%到10%。
从表1的C部分,我们可以看到,美中两国提供的美中贸易逆差的数字不仅数量大小有差别,甚至连正负号都有差别!
美国公布对中国是贸易逆差,而且从1990年到1996年逆差增长了4倍,从104亿美元增加到了395亿美元。
而中国公布的却是,在1990年到1992年间美国是贸易顺差,从1993年开始才变成逆差。
在1996年,美国公布与中国的逆差是395亿美元,中国报告的美国逆差却是105亿美元;这两个数字相差达290亿美元,或者说相差3倍。
表1:
美中双边贸易逆差(亿美元)
A.东向贸易(中国出口,美国进口)
年份
美国
进口
中国公布的对美出口额
香港
再出口
总数
直接
出口
通过
香港
1990
152.37
51.79
38.13
13.67
105.34
1991
189.69
61.59
43.72
17.86
134.13
1992
257.28
85.94
55.55
30.39
180.58
1993
315.40
169.65
62.12
107.53
217.16
1994
387.87
214.61
79.86
134.76
252.58
1995
455.43
247.13
104.55
142.59
275.48
1996
515.13
266.83
142.30
124.53
291.58
B.西向贸易(美国出口,中国进口):
年份
美国
出口
中国公布的美国出口额
香港
再出口
总数
直接
进口
通过
香港
1990
48.06
65.88
42.29
23.59
13.27
1991
62.78
80.08
52.79
27.29
17.16
1992
74.18
89.01
56.99
32.02
23.46
1993
87.63
106.87
64.01
42.87
31.74
1994
92.82
138.94
96.90
42.04
36.97
1995
117.54
161.18
112.45
48.73
49.72
1996
119.93
161.55
116.02
45.53
58.52
C.中美之间的贸易差额
年份
原始数据
修正后的数据
美国
中国
美国
中国
1990
-104.31
14.09
-62.85
-53.35
1991
-126.91
18.49
-76.59
-69.41
1992
-183.10
3.07
-117.00
-109.82
1993
-227.77
-62.78
-146.57
-129.35
1994
-295.05
-75.67
-202.52
-146.28
1995
-337.89
-85.95
-216.15
-156.49
1996
-395.20
-105.28
-260.87
-206.21
资料来源:
美国贸易数据来自美国商业部(1997年,表6,7)。
中国贸易数据来自中国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
香港再出口数据来自香港统计调查署,1港元=0.129美元。
修正后的贸易差额数据来自Feenstra等人,出处同前(1998)。
正如表1中最后一列所示,贸易逆差不一致的最重要原因来自于香港的转口贸易。
美国商业部在计算中国向美国的总出口时,把中国大陆经过香港再出口的产品的总价值都包括在内了。
但是如果产品在香港增值,正确的作法是把附加值作为香港的出口,而不能算成中国的出口。
由于这个原因,美国公布的与中国的贸易逆差是被高估了。
另一方面,中国无法将经香港转口最后运抵美国的所有产品都计算在中国对美国的出口之内,因此,中国公布的美国贸易逆差就被低估了。
为了估计贸易逆差的“真实”值,有必要计算从中国大陆运往美国的产品在香港的附加值;反之,也有必要计算从美国运往中国的产品在香港的附加值。
把这些附加值归为香港的出口之后,中美两国公布的双边贸易逆差的差异就大大降低了。
II、香港对美国再出口的加价幅度
产品在香港的附加值等于产品运经这个转运中心时价格的提高幅度乘以产品的数量。
有几个机构估计了加价幅度。
根据美国商业部和中国海关总署联合小组的估计,1992年和1993年的平均加价幅度为40.7%。
这个加价幅度是以香港从中国进口价值的百分比来表示的。
另外,加价幅度也可以用香港再出口的商品价值的百分比表示。
为了保持一致,我们将都使用后面这种方法。
用进口价值的百分比来表示的话,40.7%的加价幅度使得商品的价格增加到了原来的1.407倍,而用再出口的价值来表示,加价幅度就是40.7/1.407=28.9%。
香港统计调查署还作过另外一种加价幅度的估算,它是根据对出口商的调查所作的,曾被Yun-WingSung(1991),NicholasLardy(1994),LoraineWest(1995),K.C.Fung(1998)和FungandLau(1998)等人引用过。
在计算加价幅度时他们也是用再出口价值的百分比来表示的,变动范围从1990年的17.4%到1998年的24.9%。
香港统计调查署报告的加价幅度比联合小组报告的加价幅度要小,这并非偶然,两者之间的差别反映了它们所用方法的不同。
我们用图1所示的例子来解释这个差别。
图1.对香港向美国再出口商品加价幅度的估计
考虑一件产品从中国运到香港,又从香港再出口到美国或者其他地方。
假定这件产品运抵香港时的单位价格是1.00美元。
这个单位价格是运抵香港的所有产品的平均价格,与它们的目的地无关。
有必要强调的是,“所有产品”的单位价格是在香港进口数据中唯一能找到的数据。
因为进口产品是由来源国家而不是由最终目的地收集的,所以不可能把运往美国和运往世界其他地方的进口商品单位价格区分开来。
正是香港数据存在的局限性,使得加价幅度的估计变得很困难。
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假设运往美国的产品是高质量的产品,单位价格是1.10美元,运往世界其他地方的产品单位价格只有0.90美元(但是这些不同的单位价格在香港的数据中无法观察到)。
为了估算加价幅度,一种方法就是比较香港从中国进口的“所有产品”的单位价格(1.00美元)和从中国经过香港再出口到美国的单位价格(1.50美元)。
这就得到了0.50美元的加价幅度,或者说,相对于再出口的单位价格1.50美元,加价幅度是33%。
在图1中,这种计算方法标为“方法A”,这正是联合小组报告中所用的估算方法。
联合小组在计算加价幅度时,就是用香港从中国进口的“所有产品”的单位价格和从中国经香港转运到美国的单位价格作比较得出的。
我们用香港的进口和再出口数据,用同样的计算方法对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进行了估算,发现从1988年到1995年间加价幅度是从26.9%到31.5%。
明显可以看出,当香港从中国进口的产品中,再出口到美国的产品普遍比再出口到其他市场的产品价格更高的话,那么这种方法就过高估计了“真实”的加价幅度。
在上面的例子中,从中国进口到香港的“所有产品”的单位价格较低,所以得到的加价幅度就较高。
为了修正这种过高的估计,我们可以考虑用另外一种可行的方法,这种方法在图1中标为“方法B”。
方法B比较的是香港从中国进口的“所有产品”的单位价格(1.00美元)和香港从中国进口之后再出口到世界其他市场上去的“所有产品”的单位价格(1.30美元)。
由于进入香港和运出香港的产品其目的地可以是任何最终市场,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来,这种计算方法是首尾一致的。
如果再出口到世界其他地方的产品比运往美国的产品价格低的话,用这个方法估计的加价幅度比使用方法A得到的加价幅度低。
用图1中的数字来计算,方法B给出的加价幅度是0.30美元,或者说相当于再出口价格(1.30美元)的23%。
香港统计调查署在对出口商的调查中所问及的问题就是方法B所计算的加价幅度。
我们用这种方法和香港的数据,得到的估计结果是从1988年到1996年间,加价幅度是从19.6%到23.7%,与使用方法A得到的结果相比,每年都低一些。
这样,联合小组的估计和香港统计调查署的估计之间的差别就很清楚了,它相当于我们用方法A和方法B估计的加价幅度。
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有没有可能对这些方法加以改进而得到另外一种加价幅度的估计?
这个估计值可能正好位于使用方法A得到的加价幅度和使用方法B得到的加价幅度之间。
为了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借助于香港进口和再出口以外的数据。
正如上面所说的那样,这些数据没有把从中国出口到香港之后再出口的目的地(美国或世界其他地方)区分开来。
这就意味着在香港的数据中,无法区分进口价格的差别(如图1所示的1.10美元和0.90美元)。
为了得到这些价格,我们使用来自中国海关总署的出口数据。
用这些数据,我们可以把从中国运到香港再出口到美国的产品的单位价格,和从中国运到香港再出口到所有其他国家的产品的单位价格区分开来。
正如图1所示的那样,以美国为最终目的地的产品通常比以其他地方为目的地的产品价格要高。
把中国的出口数据和香港的进口与再出口数据结合起来,我们就能对加价幅度作出更精确的计算,这在图1中标为“方法C”。
在方法C中,我们用中国的出口数据来计算出口到香港并且以美国为最终目的地的产品的单位价格(1.10美元),然后用这个单位价格与从中国经香港运往美国的产品的单位价格(1.50美元)相比较,得到的加价幅度是0.40美元,或者是相当于再出口价格(1.50美元)的27%的加价幅度。
我们发现用方法C估计的加价幅度,在1988年到1996年间的变动范围是从22%到28.7%,每年都正好位于使用方法A和方法B所得到的估计结果之间。
这样,我们就可以把使用方法A和方法B得到的估计结果看成是“真实”加价幅度的上界与下界,把用方法C得到的估计结果看成更为准确的估计。
我们的计算显示了如何调和联合小组报告和香港统计调查署报告之间的差别的方法,以及如何加以改进,得到一个位于这两个机构所报告的数字之间的加价幅度的估计。
III.美中贸易逆差的修正值
经香港转口的产品的加价幅度估计可以用来修正和缩小美中两国关于贸易逆差的报告的差距。
基本原则就是,产品经过香港时的附加值应该计入香港的出口,而不能把它算作中国的出口。
用我们对加价幅度的估计来修正美国经香港从中国的进口数据,就可以得到用这种方法估计的上界。
用我们对加价幅度的估计来修正中国经香港向(从)美国出(进)口数据,就可以得到下界。
例如,根据我们用方法C的估计,1996年中国经香港再出口到美国的加价幅度是26%。
1996年这些出口的总价值是292亿美元(从表1得到),所以产品在香港的附加值就是0.26×292=76亿美元。
从美国所公布的从中国的进口价值(515亿美元)中减去这个数字,就可以得到一个修正后的美国进口数据的估计:
439亿美元。
另一方面,我们用中国公布的直接出口到美国的总价值142亿美元(见表1),加上香港公布的再出口的总价值,再减去上面得到的附加值,就得到了142+292-76=358亿美元。
这样,1996年度从中国到美国的东向贸易总值就降到了358亿美元到439亿美元之间,比最初官方公布的数字(267亿美元到515亿美元之间)小了许多。
再来看从美国到中国的西向贸易。
在这方面,我们无法观察到近年来产品在香港有任何很明显的加价。
但是,中国官方公布的从美国进口价值的数据是以c.i.f.(成本+运费)为基础记录的,而美国的出口却是以f.a.s.(离岸价格)记录的,未包含任何运输费用。
为了使这些数据具有可比性,我们把中国的原始数据乘以0.94,以抵消包含在其中的运输费用的影响,得到0.94×162=152亿美元。
通过加上香港的再出口价值,将美国出口到中国的总价值向上修正,我们可以得到120+59=179亿美元。
这样,东向贸易的范围就从原来的120亿美元到162美元之间变成了152亿美元到179亿美元之间。
用修正后的东向贸易与西向贸易之间的差距,我们就得到了美中贸易差额的修正估计值:
1996年在206亿美元到261亿美元之间。
这两个数字之间有55亿美元的差距,而在原来的数据中,1996年的贸易差额是290亿美元。
因此,把香港转口的贸易流经过正确的划归后,我们就大大地降低了美国和中国关于贸易逆差的数字的差距,把这个差距降到了只有原来的五分之一。
IV.结论
也许会有人要问:
更精确地度量双边贸易逆差究竟有何重大意义呢?
经济学家们早已认识到,对微观经济竞争力和宏观经济失衡来说,双边贸易逆差是一个引人误入歧途的指标。
然而,专家们的反对并没有阻止双边贸易逆差成为美国与东亚发生贸易纠纷的重要因素之一。
由于双边贸易逆差对于贸易政策确有影响,我们就当然要解决准确度量双边贸易逆差的技术问题。
我们在本文中提到的数据问题不只是中国和香港的问题。
在印度尼西亚和新加坡、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贸易中都存在着类似的情况。
随着这些东南亚国家变得越来越重要,对美国-印度尼西亚、美国-马来西亚的贸易进行更准确的度量(更不用说日本-印度尼西亚的贸易了),不仅将是决策者的要求,也将是学术研究的要求。
我们在本文中描述的方法将有助于满足这些需要。
未来研究的明确任务就是把这个方法推广运用到更多的国家,解释口岸国家的转口贸易,从而建立更精确的世界贸易数据库。
参考文献
(作者单位:
芬斯阙RobertFeenstra,美国加州大学和国家经济研究局;海闻,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胡永泰和姚顺利,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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