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铭实:如何用制度来引导人讲实话.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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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铭实:
如何用制度来引导人讲实话
(大学问第68期)
编者注:
8月16日,美国杜克大学政治学系教授牛铭实在吉林大学行政学院,以《如何用制度来引导人讲实话》为主题发表演讲。
什么样的制度才能让人去诚实表达心里的想法?
牛铭实认为与博弈论有关,在制订政策时,要知道别人可能会有什么对策,这样制订的政策才会是好政策。
牛铭实认为聪明的制度能够让人们诚实表达,比如孙中山时期对土地征税,并没采取让专家进行土地估价的办法,而是规定由地主自主报价,根据地主的报价要么对土地进行收税,要么按照地价收购土地,这一方法能够让大部分人诚实报价。
怎么样让人说实话也与社会控制方法有关,牛铭实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政治运动中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就类似“囚徒困境”,坦白是两人的最优选择,但最终却可能造成人与人之间的疏离。
而社会控制方法也可能客观上造成人与人之间的友善,利用制度将人与人之间的利益绑定在一起,可以使个体不会选择背离团体,牛铭实列举了日本江户时期的乡村控制方式,如果村内出现盗贼却抓不到,就通过投票方式从村民中选出,最高得票者要接受惩罚,最后造成的结果是村民都比较注意维护自身形象,不会特立独行,不敢偏离中间路线。
牛铭实据日本经验得出的结论是,“为什么人与人之间选择友善,也是受到社会控制方式影响”。
同时,让民众不害怕的制度可促使人们真实表达意愿,牛铭实以陕甘宁边区广泛推行的秘密投票形式“豆选”为例,认为这是让人诚实表态的机制,“不秘密投票,金钱暴力就会影响个人的选择”。
牛铭实,美国杜克大学政治学系教授,香港大学客座教授,香港中文大学讲座教授(2004-2006),中国民政部联合国开发总署村委会选举项目外国顾问。
主要研究领域有博弈论、国际政治、选举制度与行为,关注中国地方自治与民主化的发展。
编辑:
周东旭
以下为演讲实录
大家好,我1958年在台湾出生,父母都是河南人。
1981年在台湾大学政治系毕业,并到美国读书,1987年拿到博士学位,已经在美国生活了二十几年,之后就在美国任教,在杜克大学任教25年。
我这几年与国内的高校接触比较多,发现国内的公共管理、政治学发展非常好,身为一个中国人,也就想把国外的一些学术资源尽量引进来。
今天有机会来到吉林大学行政学院,我与几位老师建立了不错的关系,心情很愉快,希望能够把更多的学术资源带到吉林大学。
今天的题目很难,《如何用制度来引导人讲实话》,我会用一些例子来说明。
怎么样设计制度,制度也就是游戏规则,才能让参与游戏的人,去诚实的来表达他心里的想法?
这多少会与博弈论扯上关系。
社会科学不管是经济学、社会学还是政治学,往往研究人与人之间的互动,人的行为就是人与人互动产生的一些现象。
人与人的互动会尔虞我诈,在选择策略时,你必须要去想,对手可能会有什么策略,这就难了,因为对手也在想你可能怎么样,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之一就是博弈论。
为什么我们在读《孙子兵法》时,感觉有些字句很有智慧,它虽然没有发展出博弈论,但包含了博弈的精神,这种智慧已经在文字中充分运用,它掌握了人与人之间策略互动的奥妙。
今天我们讲制度如何让人说实话,其实也就是说存在尔虞我诈,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所以,在制订政策时,要知道别人可能会有什么对策,那样制订的政策才会是好政策,现在用一些例子来说明。
怎么样让人说实话与社会控制方法有关
我是在台湾长大的,要读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三民主义提倡平均地权,孙中山说中国最大的问题是土地问题,地主占有的土地太多,经济发展地价上涨之后,要地主缴纳增值税,但在收税时,必须要知道地价是多少。
在西方收财产税,一般是派专家对财产进行估价,派人实地测量,看有没有加盖,每十年查一次,通过计算小区的平均财产价格,估算你的财产价格。
孙中山先生说,派专家实地丈量在中国比较困难,有人来估价,很容易收红包,明明是万亩良由,会被写的很差不值钱。
孙中山先生在1905年就说,兄弟我提一个明确的办法,让地主自报地价,按照地主报的价格收税,或者按照地主报的价格收购土地。
这是很聪明的,你说地主会故意报高价格吗,假如地价是100万,他高报就要缴更多的税。
他会低报吗?
低报土地就可能被政府拍卖,政府借此可以赚一笔钱。
这是一个很简单的办法,但是能够产生好的效果,因为若派专家估价,很容易产生腐败,而且估价的人力成本和时间成本非常高,成本都要百姓承担,而这一方法能够让大部分人去诚实报价,这就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制度。
再比如同住一个小区的人共同建一个会馆,提供养生、健身、保健等休闲活动,现在由业主来决定休闲中心要盖多好,大家的想法会不一样,假设现在的选择空间是每户每月出100元到200元之间,有些上班的年轻人很少会用这个会所,他们就会希望少出一些,但是也有一些人想把会所盖好一点,提供服务多一点,就希望每户多出一些钱。
如果最后取所有业主报价的平均值,每户会怎么填?
真正想每个月付150元的人,会写多少钱?
他会填写比自己真实想法少的金额,因为他会想到,希望建好一些的人也会故意拉高出资额,所以他已经在想别人会怎么做。
如果用取平均值的方式,是不是每一个人都会撒谎?
写出来的金额都不能代表他心里面的想法。
那么,有没有办法让人说实话?
如果换一个办法,不取平均值,而是取中位值,比如有99个人,按价码高低排位,以第50个人的金额为准,这样一来,低报不会影响中位值,高报也不会影响中位值,中间的人也不会改变,这么一个很简单的差别,取平均值,还是取中位值,就能够让人的计算完全改变。
大家都听过“囚徒困境”,两个人做坏事后被检察官抓住,检察官告诉他们,如果两人都抵赖,各判1年;如果两人都合作,坦白行为,各判5年;如果两人中一个坦白而另一个抵赖,坦白者放出去,抵赖的要判10年。
每个人可以坦白,也可以抵赖,当然,如果两人都抵赖,各判1年,是最好的结果,但是,他们并不一定会那么选择,因为不管同伙选择什么,每个囚徒的最优选择都是坦白。
如果同伙抵赖、自己坦白,那么自己就会被放出去,如果同伙抵赖、自己也不坦白,那么你会被判1年,坦白比不坦白好;如果同伙坦白、自己坦白,那么自己会被判5年,如果同伙坦白、自己不坦白,自己会被判10年,坦白还是比不坦白好。
结果,两个人都会选择坦白,最终各判刑5年。
囚徒困境也是可以破除两人共谋的方法。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大陆政治运动中常常进行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就属于囚徒困境,一旦政治运动来了,同一个单位的人彼此之间都要写检讨报告,要批评自己的思想和行为,也要批评同单位其它人的思想和行为。
假如说我与某人是朋友,喜欢在一起看书,谈政治理想,政治运动来了,我可能就会检举他。
此时,两个人就好像是在一种“囚徒困境”中,我要不要检举他,要看他会不会招出我,最好的情况就是我们两人都不招出对方,但是我并不知道他会不会招,他也不知道我会不会举报他,就这样两人陷入“囚徒困境”,最终变成两个人都会坦白,因为招供是两人的最优选择,虽然这对两个人来说不是最好的结果。
批评和自我批评也算是比较有效的社会控制措施。
因此,在同一个单位的人有过一次这样的经历后,以后怎么相处?
虽然我们仍是好朋友,非常不想“出卖”对方,但为了以后避免这种情况,就都会选择冷漠。
同一个单位的人表面看起来非常冷漠,其实是彼此保护的对策,因为谈太多,一旦政治运动来了,你会说我的坏话,我也会说你的坏话。
虽然中国人貌似是在同一个大单位,但人与人又好像很疏离,比较冷漠,这与制度设计有一定关系,是彼此保护的一种对策,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过激运动下,最好的办法就是你不要跟我讲,我也不跟你讲,进而避免尴尬情况的出现。
中国的连坐法和批评与自我批评,都包含一些“囚徒困境”的策略互动,造成人与人之间的表面疏离。
怎么样让人说实话与社会控制方法有关。
中国的控制办法和西方的控制办法不一样。
西方是自己决定,比如超速后被警察抓住,肯定要罚款,你自己决定要不要犯罪。
中国的社会控制办法,已经不是一个人做决策,而是把两个人绑在一起让他们共同做决策,不是一个人决定自己是不是罪犯。
制度绑定人与人之间的利益个人就很难背离团体
在社会控制方面,日本的一个办法很有趣,同样是让人说实话,方法却有点不太一样。
我曾读过美国学者写的一本著作,描写的是H本江户时期的情况,没想到当时还有这么聪明的社会控制方式。
在江户时期,日本的地方控制很严,百姓一般都不能随便到别村去,住在同一个村的人如果谁家遭到盗窃,全村都要去抓小偷。
有人犯罪就先把罪犯抓到,村里会花十天去抓,如果抓不到,就用投票的办法,最高票就是小偷。
而对小偷的处罚是很严重的,得最高票的人要绑在桥头三天,百姓可以对他打骂、吐痰,甚至小便,三天时间就要这样被羞辱,三天之后脸上刺青,而后被驱逐出村。
最高得票者会被驱逐出村,但这一制度最漂亮的规定是第二部分,任何人得票超过5票都要受罚,得票越高处罚越严重。
想想看,如果你住在日本这样的农村会怎么办,是不是就要对人友善?
自己要多为村子做服务,见到人也要非常有礼貌,让人觉得你总是在为他人着想,怎么可能会去偷别人的东西,塑造个人形象的目的是不要别人投票给你。
II本民族的同质性非常高,是什么样的制度在驱使它?
没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
II本人不是生下来就这样,只是因为在某种制度的驱使下,使他们选择了不敢偏离中间的路线,标新立异很危险。
假如你的朋友看起来就像坏人,你敢常常跟他混在一起吗?
你知道这个人的好坏,但是别人不知道,你自然也就不敢再常常与他一起,因此,人们会花更多的成本去塑造形象。
这就把一个社会从彼此之间没有利益关系,用社会控制方法使他们之间的利益全部挂钩在一起。
因为我到底是不是犯罪,不是我来决定,而是由别人投票决定,我能改变的只是别人投票给我的可能性,我该做的是减少别人对我的投票,所以要投资经营个人形象。
从博弈的角度来讲,这种社会控制把整个社会带到另外一种均衡中,使得人与人之间要有礼貌,彼此之间很和谐。
最终的均衡点就是别人都很和谐时,你不会选择去改变现有策略,如果你选择特立独行,有个性,有大哥气质,那下次你的得票就会是高票。
这种制度把人与人之间的利益绑在一起后,个人就很难再去背离,个体也不会选择背离,因为太危险。
日本民族的同质性也是一种文化,为什么人与人之间选择友善,也受到社会控制方式影响,这是我的解释。
当然,我不是说日本的制度能够让日本人说实话、中国六七十年代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就让人不诚实,只是说不同的社会制度对社会产生不同的结果。
日本人为何要与人为善,他是必须要做的,要不然别人会投票给他,你说他虚伪吗?
这是策略的理性选择,不要谈人性本善本恶,最佳的策略选择往往是受制度的影响,自己在做选择时要知道别人做什么,不同的社会控制办法可以让个人的整个选择策略不一样。
我再给大家提出一个有挑战的问题,对于研究气象的人来说,在有卫星气象预报之前,我们怎么知道他们有没有很认真的研判气象?
他们说明天有两成机会下雨,与有八成机会下雨,是不是都是对的?
因为不管明天下不下雨,你都没有办法说他错误,这种情况下让他们去诚实说话就会很难。
但可以通过将工资的多少和预报准不准确挂钩,这是一个很好玩的例子,但数学上的演算很复杂。
类似的情况就是机票票价问题,比如我从北京飞到长春,早一点买或者晚一点买,票价有很大差别。
我记得1990年回来的时候,那时不管飞机上哪一个人的机票票价都是一模一样的。
在美国买机票的花样很多,如何找到比较便宜的机票,有很多窍门,要花很多时间去研究,才能找到比较便宜的,其实背后的道理很简单,就是要让你把对金钱与时间的兑换表现出来。
他想知道,有些人有钱,不在乎时间,愿意花比较多的钱去买机票,不在乎钱,不用花很多时间去找一张便宜的票;而有的人时间很多,一天到晚在网络上找便宜机票,你的确可以找到便宜的机票,但要花点时间,何必弄那么复杂?
复杂是故意的,目的就是让你诚实把对时间和金钱的兑换表现出来。
因为它要让有钱人不在乎钱的人多付钱,让那些没钱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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