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剧作模式论电影艺术doc.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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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剧作模式论_电影艺术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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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刚刚从中学校门踏入北京电影学院的学生大多怀着强烈的标新立异之心,希望能搞出点惊世骇俗的东西来。
他们言必称伯格曼、基耶斯罗夫斯基,写出一些哪怕是伯格曼或基耶斯罗夫斯基也无法看懂的剧本来。
然而到了大学三年级,他们便会惊慌或抱怨起来,说是基础的东西都没学会,连基本叙事的技巧也没有。
然而时不我待,他们常常就在恍惑之中走出了校门,面向了数亿人构成的观众……说来老师也有责任,比方说,当他们不屑一顾地说“那些东西太传统”的时候,我们如果逼问一句:
“那你能说说传统的意义是什么吗?
”是不是会给他们一个提醒?
事实上,我们如果踏实地研究,就会发现电影剧作观念的发展并不是对传统模式的彻底摧毁,而是对它不合乎时代要求和观众的新的审美习惯的那些部分的改革。
就以前面我们提到过的“情节剧电影”的模式为例,它实际上也是随着时代而发生着变化的。
当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或刚刚终结时,尽管描写女人在婚姻爱情生活中历尽磨难的情节模式依然在《魂断兰桥》、《雁南飞》、《鸳梦重温》、《雨夜物语》、《一江春水向东流》、《白毛女》……一系列影片中重复着,但如果你再将阻碍两个人美好爱情的原因归结为门第观念显然就太不合时宜了。
因为那时人们更加关心的是战争对人生的影响,所以在那些影片里,战争就代替了门第观念而成为制造爱情悲剧的罪魁祸首。
尽管如此,我们依然可以看到门第观念的影子就象没有变化完全的猴子留下了尾巴一样。
从结构模式上来看,情节剧电影太借重于巧合。
千载难逢的偶然机缘几乎成为制造人物命运大起大伏的原因和形成冲突高潮的契机。
在《魂断兰桥》和《雁南飞》中,人为制造的误会决定了人物爱情的悲剧性命运;在《一江春水向东流》中,旷世难寻的巧合使被遗弃在千里之外的妻子恰巧来到了丈夫的豪宅当女佣,并恰巧在丈夫的婚礼上认出了自己那负心汉;《鸳梦重温》更是将偶然的机缘作为情节突转的动力,一个在战争中失去了记忆的富家男子与一个歌女结婚(这里依然保留着门第观念的尾巴),但当他外出寻找工作的时候却意外地(这种意外在那时的影片里却常常是编剧滥用成癖的)被汽车撞倒,奇迹发生了——他想起了自己的身世,并回到自己战前的家中当起了富翁,却把歌女忘记得一干二净!
接下来便是歌女漫长的等待,等待他自己有一天能恢复记忆回到自己的身边来。
终于那一天到来了,观众在大团圆的结局中被感动得泪如泉涌……您可以一目了然地看到,这时虽然把战争当作了间离情人的罪魁,但实际上影片对战争并没有多少批判,相反,故意制造出来的情节牵引着观众的心。
现在,人们都会将法国“左岸派”电影人看作是对传统情节剧的反叛者。
但如果你仔细解剖一下他们的剧作就会很容易看到那些故事与传统模式之间的亲近关系。
例如玛格丽特.杜拉的《长别离》讲述的依然是一个与《鸳梦重温》几乎一模一样的故事:
一个男人在二战中失去了记忆,一个女人努力启发他回忆过去。
看来她的确是熟知那样的传统情节模式的,而且她利用了它来完成自己的创新。
她摒弃了在那个男人身上制造偶然事件的情节剧方式,而是将注意力和笔墨都集中到表现女人的内心创伤上,利用平凡的动作和细节来展示她可怜的希望,甚至直到最后我们也没有等来一个大团圆的结局——那男子依然没有恢复记忆。
巧合没有了,人为地煽情没有了,大团圆的结局也没有了,但是我们却看到了对战争更深刻的批判和对人物更深层次的内心的揭示。
在她的另外一部名篇《广岛之恋》中,我们依然能够看到传统情节模式清晰的影子:
一个法国女孩在二战中爱上了一个德国士兵,女孩被家人关入地下室,德国士兵却被打死。
这显然是36情节模式中的第29模式“爱恋一个仇敌”,即“被爱者为爱人的亲族所仇恨”这一款。
苏联电影《第四十一》便是这样的情节,甚至在莎士比亚的《罗蜜欧与朱丽叶》时代这样的故事已经屡见不鲜了。
杜拉在这里所做的无非是将情感冷漠化并将这个故事与广岛发生的恋情穿插起来,以此制造出一种跨故事和跨时代的理性思考氛围。
我们很难设想,如果玛格丽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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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我国电影的创新尝试更能证明创新者与情节剧电影的联系。
在文革前的十七年中,我们的观众和电影创作者们并没有对情节剧中过于借重巧合的结构模式有什么反感,相反,人们常常会对失散多年的亲人意外相逢这种“认亲”模式感兴趣。
例如《达吉和她的父亲》就是围绕着“认亲”展开情节的。
甚至在《英雄儿女》这样表现战争的影片中依然会有个兄妹找到亲生父亲的情节。
应该说,直到文革过去的八十年代初期,这样的观念依然左右着我们的电影创作,《小花》在“认亲”,《小街》在“认亲”,《樱》也在“认亲”,甚至在试图用纪实手法讲述的《女大学生宿舍》中,同宿舍的上下铺女生依然会突然发现对方竟是自己同母异父的姊妹!
《红色恋人》里,国民党狗特务竟发现自己追捕的对象是自己的女儿!
实际上,在此后第四代、第五代、第六代(如果有所谓“第六代”的话)导演的追求中,我们能够看到的恰恰是对情节剧电影中不符合时代的部分特征的改革。
例如在国产影片的创作中流行着一种情节模式:
无论你歌颂的主角是医生、警察还是导弹专家,你都需要将他们放在一种冲突之中:
一方面是事业,而另一方面则是由亲人或爱人所构成的个人生活。
比如一位警察,他不仅常常顾及不了自己的个人安危,而且会顾不上亲人病危这样的重大事情。
他无法满足老婆对生活的抱怨,甚至还要拒绝身边年轻女性的追求。
而他如果是一位身在边疆的教师或医生,就一定也会面临这样的困境,一方面亲人希望他能调到大城市里生活,一方面他却无法离开自己的岗位。
这便是36情节模式中的第20种“为了义务而牺牲了自己的幸福”。
渐渐地人们会感觉这样的情节模式太过说教,就希望能将人物牺牲自己个人生活的过程中设计的困境更加自然一点、感情表达更有分寸一点、最后也不要太明显的大团圆。
例如:
《沙鸥》写的是一个女子为了排球事业牺牲自己个人生活的故事,尽管她的男朋友之死依然有人为安排的痕迹,但比以前的影片要自然得多了,而且在沙鸥的情感处理方面也不再象情节剧电影那样声嘶力竭地煽情;张元的成名之作《妈妈》依然写了一个女人试图使她所爱的人(尽管这次是儿子)神智康复的故事,这几乎就是前边我们所提到过的杜拉的《长别离》情节的现代版,而且这依然是一个“牺牲”模式的变奏——这个母亲为作母亲的义务而牺牲了自己个人的生活。
但显然他却表现得更加冷静。
结局更加的冷酷——直到最终,那个母亲也没能使儿子的神智出现一点点可怜的奇迹。
当然,任何量变最终都有可能会带来质变。
今天的影坛上肯定会有很多36种情节模式所框定不住的电影情节。
例如你如果细细地查阅一下就会发现在36情节模式中没有《为戴丝小姐开车》这类影片的情节类型。
也就是说,人们在创新,而且创造出了新的情节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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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一种新的情节模式便应运而生了。
首先,你得找来两个性格存在着差异的人物。
这些差异有可能产生于如下原因:
1、性别;2、种族;3、年龄;4、宗教;5、文化;6、国度;7、民族;8、生理;9、地位;10、爱好;11、气质……总之,你可以找来任何你想象得出来的差异,但这些差异并不会给人物与人物之间带来你死我活的冲突,相反,作者所关注的是他们如何一步步地突破这些隔膜和障碍达到真正动人的沟通和交流的。
这类影片的情节线实际就是两个人物之间关系渐近的历史。
例如《雨人》表现的是两兄弟间的关系发展变化线,他们不仅性格气质和价值观念有很大差异,就连生理上也差异很大(弟弟是个很机灵的人,而哥哥却是个病态的智障者);再如《为戴丝小姐开车》表现的是一个性情怪异的犹太阔老太太和她的性情温和的黑人司机之间的关系变化过程。
两人之间除了性情差异外,还存在着种族、地位方面的差异;捷克影片《给我一个爸》(KOLIYA)则选择了一老一少;日本影片《谈谈情,跳跳舞》则选择了一个呆板的中年男子和一个美丽的舞蹈教师……影片总是从这两个过去毫不相干的人由于偶然的机缘相遇开始的,他们的关系常常开始于相互的反感甚至对立,但影片不是通过激烈的外部事件来近一步强化和发展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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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在最初人们会将这种情节的尝试看作大逆不道的对传统模式的挑战,例如安东尼奥尼的《奇遇》,人们期待着讲述一个富有悬念的破案故事(妻子突然失踪,丈夫和妻子的女友一道开始了寻找),然而,人们看到的全部情节却是对丈夫和妻子女友之间关系的逐渐演化过程。
那时人们真的是很不习惯,十分惊讶。
然而在今天,谁又会对一部影片将两个人物的关系逐渐演进作为情节主题而大惊小怪呢?
我信手就能为您开列出大量的这一情节模式制造出来的作品:
《相见恨晚》(大卫.里恩导演)、《两个人的车站》、《办公室的故事》(梁赞诺夫导演)、《远山的呼唤》(山田洋次导演)、《老姑娘》(法国影片)、《花边女工》(法国影片)、《火车》(施奈德主演)、《中央车站》(巴西)……其实,即便是在我国,这样的影片也已经开始出现,例如《大撒把》、《不见不散》等等,便是这类情节模式的典型。
今天的美国喜剧片几乎都是在重复地使用着这种情节模式。
与欧洲电影不同,欧洲电影并不刻意夸张所选择的两个人物之间的差异距离,相反,他们追求自然。
例如《两极天使》中,两个打工妹之间虽然在性格和气质上不同,但地位和境遇差异不大。
然而,美国喜剧电影却有意将两个人物之间的差异拉得尽可能大,例如《绿卡》中,男方是一个外来的非法移民,他不仅教养不佳,而且外表邋遢,而女方却是个热衷于环保事业的白领美女,有着极好的职业和生活地位。
剧作者硬是将他们二人拉到了一起,为了各自的目的不得不假扮作恋人。
最终使他们产生了爱情。
更极端的例子是《漂亮女人》,男方为财大气粗的大老板,女方竟是个街头妓女。
编剧却用不到两个小时的时间里让他们产生了爱情!
《四月的傻瓜》也惊世骇俗,男方是新到一家大公司里的打工族,他土头土脑,傻里傻气,为公司里所有的人都看不起;而女方却是高高在上的老板夫人!
最后的结局是,老板夫人竟为了这个被人戏称作“四月的傻瓜”的男人抛家舍业,和他私奔了。
从主题意义上看,这样的喜剧是好莱坞一种新的梦幻,它们都一再告诉人们无论人与人之间有多么大的障碍,只要心诚,最终会达到相爱的最高境界。
这种梦对于今天巴勒斯坦和以色列人、南韩与北朝鲜人、南斯拉夫塞族与阿族人……对立的时刻,无疑会使人们的心灵得到虚妄的抚慰。
从情节意义上看,这简直就是一种智力游戏,对编剧是一种挑战。
如何在短短的两个小时放映时间里顺理成章地完成在现实生活中根本无法想象的人际沟通呢?
现在,这样的喜剧太多了,而且在美国电影中已经到了泛滥成灾的程度。
所以,当我在网上看到一个网友称赞“《漂亮女人》象一首诗”的时候,就对他说:
“教你一招儿,你也能写出那种诗来。
”我让他写的故事是这样的:
一个女大学生租了一间公寓房来写论文,但当她搬进去的时候才发现那是个两室一厅的房子,另外一间竟然租给了一个河南来的“偷自行车的人”!
我给这位朋友的任务是先让他们冲突起来,然后在结尾的时刻让他们产生动人的爱情。
当然,千万别忘记最后来一个好莱坞式的拥抱,注意在处理拥抱的时候不要到游泳池里,因为那样的方式太滥了;也不要再让一方爬楼梯上去,因为那个《漂亮女人》用过了;踩着人的头顶过去拥抱?
还是不行,《鳄鱼邓迪》里使过了。
哈哈!
也许可以让他们到热气球上或翻滚过山车上什么的!
别有畏难情绪,国人在这方面也不是没有天赋,你瞧《东宫西宫》,在警察和被抓住的同性恋者之间都产生了爱情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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