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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王迷》的后殖民解读
《国王迷》的后殖民解读
牛薇威, 郑 飞
【摘要】摘 要:
吉卜林的中篇小说《国王迷》从各方面反映出作者的早期思想,为其后来的创作方向埋下伏笔,对读者理解彼时的意识形态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从后殖民主义视角出发,结合萨义德、G·斯皮瓦克及霍米·巴巴等后殖民批评理论,分析小说中所构筑的东西方形象,指出《国王迷》中两个流浪汉殖民扩张行为从正面宣扬了白人征服新世界的精神,与此同时对被殖民者卡菲利斯坦人的忽视和异化又将殖民行动合理化,从反面进一步巩固了殖民者的霸权话语权。
通过西方的“优越文化”与东方“低等文化”的碰撞与交流,打破了东方的隔绝,形成一种文化混杂的状态。
【期刊名称】河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年(卷),期】2018(018)002
【总页数】6
【关键词】英国文学;《国王迷》;后殖民主义;他者
基金项目: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WF-17-SK-G-44)
鲁德亚德·吉卜林(RudyardKipling,1865~1936)是20世纪英国小说家,他凭借精准的观察能力、新颖独特的想象力、雄浑的气势和杰出的叙事才能成为英国首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代表作品在国际上广受欢迎。
艾略特(T.S.Eliot)曾对吉卜林的作品表示了赞赏,认为他是一位“没有加冕的桂冠诗人和一位被冷落的名人”[1](P81~85)。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大英帝国的统治地位受到了动摇,许多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意识到帝国主义的危害,开始猛烈抨击帝国主义,而吉卜林的文学创作正值大英帝国向海外殖民扩张时期,诗歌和小说中浸透着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意识,这使他在一战结束后饱受诟病,无怪乎成为“英国文学史上最有争议的作家”。
然而随着近几年来后殖民主义文艺批评理论的兴起,吉卜林的传记不断问世,批评著作也逐渐增多,重新成为了批评界关注的焦点。
[2](P1)
《国王迷》(TheManWhoWouldBeKing)是吉卜林于1888年创作的早期中篇小说,收录于小说集《鬼影人力车》(PhantomRickshaw)中。
小说主要讲述了两个极富冒险精神的英国流浪汉丹尼尔·德雷沃特和皮奇·卡内汉在狂热欲望的驱使下,依靠武器和知识在阿富汗的卡菲里斯坦建立帝国的故事。
国外不少学者对这篇小说的价值给予高度肯定:
阿瑟·柯南·道尔(ArthurConanDoyle)将这篇小说纳入空前绝好短篇小说之列;保罗·福赛尔(PaulFussellJr)称对他而言,这是吉卜林所有短篇小说中最好的一篇。
然而相比之下国内对吉卜林的批评则较少,大多集中在《基姆》(Kim)这部成名作上,《国王迷》则鲜有相关文献可寻。
基于此,笔者从后殖民主义视角出发,结合爱德华·萨义德(EdwardSaid)、G·斯皮瓦克(G·Spivak)及霍米·巴巴(HomiK.Bhabha)等后殖民批评理论,通过分析吉卜林所构筑的东西方形象,探究《国王迷》中两个流浪汉殖民扩张一行所构筑出的深层含义,以当代视角探究吉卜林作品中的思想观念,重审其文学价值。
一、后殖民批评的兴起与《国王迷》的新解读
后殖民主义文艺批评理论的兴起为《国王迷》的解读提供了全新的视角。
1978年爱德华·萨义德的著作《东方学》(Orientalism)出版,成为后殖民主义的滥觞。
萨义德在书中探讨了殖民者与被殖民者的二元对立关系,认为是西方人编造出了东方,实质上并不是真正的东方,这个东方乃是一个被东西方对立两分思维以西方为中心投射出来的“非我”,不仅“东方”被本质化、定型化,而且“东方人”也被非人化为无个性的概念。
在爱德华·萨义德之后,G·斯皮瓦克运用解构主义作为文化批判的武器,对“殖民者”和“被殖民者”之间的双重关系进行了重新审视,聚焦在有关“从属阶层”(subaltern)的论述上,认为从属阶层的发言是没有听众的;而霍米·巴巴在对后殖民社会文化关系的考察中,充分运用了后结构主义的批评方法,提出杂交(hybridity)、模拟(mimicry)、第三空间(thirdspace)等理论,试图打破殖民者与被殖民者的二元对立,寻求差异前提下异质并存的缓解方法。
[3](P35~64)可以看出,从爱德华·萨义德到G·斯皮瓦克再到霍米·巴巴,从殖民者对被殖民者中西对立的认识,到二者接触后产生的碰撞冲突,再到殖民实践后二者寻求共存状态,后殖民理论的关注点逐渐发生了变化。
而后殖民理论批评的这一转变过程在《国王迷》中正有着清晰的体现。
卡内汉和德雷沃特两人对卡菲利斯坦以及当地居民从认识到征服再到被覆灭的经历,正反映了从爱德华·萨义德、G·斯皮瓦克再到霍米·巴巴这几位后殖民理论家的殖民话语演变过程:
殖民者与被殖民者从中西对立的认识,到二者接触后产生的碰撞冲突,再到殖民实践后二者寻求共存。
二、被美化的“白人国王”
殖民意识形态构建的第一个重要部分是文中对白人殖民者的美化。
德雷沃特和卡内汉这两个殖民者是经过美化了的白人形象,首先表现在对主人公的圣化描写上。
吉卜林出生在清教家庭,尽管并非虔诚的宗教徒,但经过基督教的核心理念耳濡目染,作品中的主人公也带有浓重的圣化色彩。
[4](P28)德雷沃特与卡内汉原本身份低微,是无知堕落的冒险者、无耻的欺诈者、普通的骗子、勒索者和醉鬼,为了成为国王不惜滥杀无辜,然而在吉卜林的描述下,这两个白人却俨然成为王者典范,甚至罩上了一层神性的光环。
在去历险前,“我”曾多次警告他们目的地凶险难测,有去无回,然而德雷沃特和卡内汉并不因此畏惧退缩,反而他们被一种激情驱使,迎难而上,这种激情与耶稣基督明知十字架的苦难命运却仍选择前往各各他的救赎情怀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德雷沃特在成为国王后,每天一清早,端坐在英布拉老神像身边,人们都纷纷前来顶礼膜拜,他的言语行为间也常常穿插着《圣经》中的经句,体现出超然的神圣。
他嘱咐当地土著:
去掘地,生养众多,昌盛繁茂,俨然塑造出一个神化了的国王形象;即使在牺牲的时候,也先向卡内汉认错,让弟兄们先逃跑,这种担当甚至让人动容。
而被捕后他“一点儿都没有左顾右盼,径直往外走出去”[5](P102),凸显出真正的王者之风和烈士精神,大义凛然地死去了。
对卡内汉的描写则更具有传奇色彩,“他们让他如同在十字架上那样受刑”[5](P103),但他并没有死,反而一路带着德雷沃特的首级,在经历跋山涉水宛如朝圣一般的旅程后将西方对东方的洞见带了回来。
其次,对白人形象的美化还体现在他们所签的合同上。
在探险之前二人签订了一份合同,规定不碰酒和女人,保证对对方的忠诚。
这份合同体现出西方文明社会的契约精神,是一种平等、自由、守信的精神,而契约精神的介入,为荒诞、野蛮的殖民行为披上了合理化的外衣,使其变得高尚富有理性,进一步歌颂赞扬了两个白人的殖民活动。
而这样的美化背后则有着更深层次的社会历史原因。
生长在维多利亚殖民扩张的大环境之下,吉卜林深受“白人国王”神话的影响,《国王迷》中的白人国王形象在历史中也有迹可循,德雷沃特和卡内汉的原型是维多利亚时期的探险家詹姆士·布鲁克(JamesBrook),他是第一位统治砂拉越州(Sarawak)的白人酋长,而他的生活经历作为殖民幻想的罕见化身,几乎使整个维多利亚都为之着迷,显然有着帝国主义情结的吉卜林也不例外。
两个流浪汉在选择卡菲利斯坦作为其殖民目标时,心中浸染着布鲁克的砂拉越神话:
“我们的结论是,在当前世界上,可供两个铁腕人物瓜分(Sar-a-whack)的,只有一个地方。
人们都管他叫卡菲利斯坦”[5](P86)。
而德雷沃特在想象中构筑他王国的宏伟蓝图时,曾提到“赶明儿我们就要当皇帝——当威震四方的皇帝!
布鲁克王公在我们看来,只不过是一个乳臭未干的小伢子”。
“当每一件事情都弄得井然有序的时候,我就会跪下来,把这顶王冠——就是这会儿我头上戴的王冠——奉献给维多利亚女王,女王陛下她会说:
‘起来吧,丹尼尔·德雷沃特爵士’”。
[5](P97)德雷沃特渴望征服并扩大他的帝国版图,并以上贡的方式体现自己对大英帝国的忠心耿耿,而这一情节也并非单纯地夸夸其谈。
事实上,布鲁克于1846年将马来西亚的纳闽(Labuan)拱手奉予英国政府,不难看出吉卜林对充满光荣和崇高的交接仪式抱有怎样的感情。
作家的作品不可避免地会打上社会大环境的烙印,即萨义德曾提出的文本世界性的概念:
“文本自有它存在的方式,即便是最纯粹的文本,也总是受到其存在的环境、时代、地点和社会的影响,因此文本出于世界之中,它是世界的。
”[6](P35)吉卜林受维多利亚晚期主流思潮和自身共济会背景的影响,信奉盎格鲁—萨克逊民族的优越和殖民地土著居民的低劣,因此他的帝国主义思想带有极端理想化的色彩以及东方主义态度。
而这种美化正如萨义德所认为的:
“每一个欧洲人,无论他怎样表述东方,最终都会成为一个种族主义者,一个帝国主义者,和一个完全的种族中心主义者。
”[7](P204)不容忽视的是,两个征服者的政权归根结底是建立在血腥和压迫上,吉卜林在文本中对白人形象的美化实则宣扬了白人征服新世界的精神,巩固了殖民者的霸权话语。
但对于吉卜林来说,帝国的扩张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情。
艾略特曾如此评价,“对于吉卜林来说,帝国并不仅仅是一个观念,并非是一个或好或坏的观念,而是他所真切感受到的现实。
”[8](P28)《国王迷》中的形象构建并非刻意所为,而是吉卜林自然而然的表露。
而这也进一步印证了萨义德有关文学与帝国扩张的理论:
“文学自身不断涉及并以某种方式参与了欧洲的海外扩张,然后创造出了威廉姆斯说的‘情感结构’,正是这一结构,支持、说明并巩固了帝国的实践。
”[9](P87)这种殖民者与生俱来的特权与当时盛行于维多利亚时期的欧洲文化中心主义和种族中心主义一道,构建出了吉卜林的帝国主义思想,使得他所创作的小说有意无意间参与了英国的殖民扩张过程,成了鸣锣开道的帝国主义鼓号。
三、失语和异化的“臣民”
除了对殖民者的美化,殖民话语构建的第二个重要部分是文本中被殖民者的失语状态以及对当地人的异化描写。
小说中当地人的失语首先体现在被殖民者话语的描写上。
卡菲利斯坦人在文本中是从属阶层,他们几乎没有任何语言,没有描述自己的方式,我们所看到的只是他们俯首帖耳的顺从。
更有从属之下的从属——被德雷沃特选为妻子的当地女子。
她不愿意嫁给德雷沃特,害怕与天神结婚后自己死去,然而毫无任何执行意愿的能力,完全沦为他者的欲望对象,她的失声表现出殖民主义与男权社会对她的双重遮蔽。
与之相对,德雷沃特和卡内汉则掌握了整个话语权,决定着帝国的构筑和历史的走向。
大英帝国的意识形态透过话语表述成为文本中首要存在,当地文化体系与价值被扼杀在一片沉默中,我们无从知晓当地的风土人情,也看不到多元文化的交流碰撞,二者相处的唯一方式就是暴力冲突与武装占领。
其次,当地人的失语还体现在“命名”这一行为上。
在成立卡菲利斯坦国后,德雷沃特和卡内汉对当地的首长重新进行了命名:
“我们根据他们的样子长得很像我们在印度时所认识的那些三朋四友,就分别给他们命名为——比利·菲什,霍利·迪尔沃思,以及我在姆豪结识的市集上的老板皮基·克尔根”[5](P96)。
名字是身份的表征,而命名则体现着权力的行使、对他者的掌控,德雷沃特和卡内汉根据自身文化背景来命名当地人,这表明大英帝国的殖民征服不仅仅停留在经济和政治上,更通过语言渗入到当地的居民意识形态中,参与了对被殖民者身份的改变与重塑。
肯尼亚作家恩古吉(NgugiwaThiong'o)特别强调语言对于“思想非殖民化”的重要性:
“语言的选择与运用对于人们确定自己在自然和社会环境中,甚至在宇宙中的身份是至关重要的。
”[10](P1)可以说,后殖民认识的焦虑首先是语言的焦虑。
著名后殖民理论家G·斯皮瓦克曾就从属阶层这一失语现象进行论述,在1985年发表的《从属阶层有发言权吗?
》一文中,她如此总结被殖民者的话语权:
从属阶层的发言是没有听众的。
“说话”是“发言者”与“听众”之间的交流,而从属阶层的发言,是没有进入对话和交流状态的“说话”[3](P60)。
《国王迷》中卡菲利斯坦人就是这样的从属阶层,他们无法为自己发声,他们的声音不具备传达出去的能力,在殖民霸权话语的绝对权力下变成了沉默的他者。
除了被殖民者话语的缺失,对其形象和行为的异化描写也体现出浓重的东方主义思想。
“那里完全是蛮夷之邦”[5](P86),“他们都是异教徒,简直多如牛毛”[5](P87)。
在吉卜林笔下,被殖民者毫无招架之力,在两只枪的威胁下全部乖乖顺从德雷沃特和卡内汉的领导;他们毫无分辨能力,仅仅因为德雷沃特在神像前装模作样的表演就将他奉若神明,天天俯伏拜他;他们头脑简单,在德雷沃特偶然对上共济会大师傅的标志时对他更加死心塌地。
然而这一切在政权被颠覆后又有了戏剧性的变化,他们瞬间变成暴力血腥、忘恩负义的形象,不但残忍地杀害了德雷沃特,更在卡内汉反复声明从没伤害过他们的情况下将他钉上十字架。
在吉卜林的表述下,当地人是野蛮、低等、缺乏分辨能力,又极易于统治的,然而我们对于他们真正的文化体系却几乎一无所知。
这是因为审视他们、表述他们的不是他们自己,而是白人以及白人作家。
在这样的描写下,被异化的被殖民者与殖民者之间则形成了一种不对等的二元对立关系。
正如1978年爱德华·萨义德在其著作《东方学》中指出,西方人“编造出了东方,实质上并不是真正的东方,并且把东方认为是不可同化的他者。
”[11](P43)他谈到:
“表述的外在性总是为某种似是而非的真理所控制:
如果东方能够表述自己,他一定会表述自己,既然他不能,就必须由别人担负起这一职责,为了西方,也为了可怜的东方。
”[12](P21)也正因如此,在西方强大的话语支配领地中,东方成了一种需要西方注意,甚至重新拯救的地方,“在构建自己文化身份、知识形式和历史的时候经受着深深的无力感。
”[13](P175~176)怪异、落后、沉默、冷淡、柔弱、怠惰的东方也因此成为了理想帝国主义者宣扬自身普世精神的绝佳场所,卡菲利斯坦人在殖民实践中失去话语权,形象和行为被异化,表现得非常软弱,这种描写成为西方用以控制、重建和君临东方的一种方式。
四、从冲击到融合——“国王”与“臣民”的对话
在经历殖民实践后,殖民者与被殖民者此时已不仅仅是建立在简单的优劣二元对立模式,而变成了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混杂状态。
在《国王迷》中,被殖民地在政治军事、意识形态等各方面都发生了改变,受到了来自殖民者的猛烈冲击。
德雷沃特和卡内汉退出殖民统治后,殖民地的一切已经不可能恢复如初,这种改变在他们对国王倒戈相向的过程中就已经有所体现。
军事方面,他们的“正规军队猛烈地在开火”,“山顶中央有一溜士兵以逸待劳摆好了阵势”[5](P101),等着逮捕德雷沃特和卡内汉,而这里的用兵之术是德雷沃特和卡内汉教授给他们的,这些武器也是德雷沃特和卡内汉为他们运送过来的;文化方面,当地人受白人圣经文明和共济会的价值体系的影响,最终选择以“钉十字架”作为惩罚卡内汉的方式,但卡内汉幸存下来了。
之后他们没有赶尽杀绝,反而发扬仁慈精神又留存了他一条性命。
除此之外,文本并没有过多交代殖民过后殖民地的状况,然而不难从前文看出,在曾经国王的带领下他们已经建立起了一套政治制度与外交政策,而德雷沃特和卡内汉曾经为他们修的路、造的桥、拓展的疆域则会继续在他们的公共生活中发挥效用,进一步推动了他们向西方文明的靠近。
可以说,在殖民地,处处可见殖民者在经济、政治、军事、信仰包括自我认知等方方面面留下的影响。
而殖民者这一方在整个过程中也不断地被重塑,被殖民者的存在深刻地影响着殖民者的主体构成。
霍米·巴巴认为,殖民者的主体构成也不可能是单方面的,他脱离不了作为“他者”的被殖民者;殖民主体的形成徘徊于“自恋”与“侵略”的身份之间,而威胁正来自于作为参照的“他者”的缺失,因此传统的以单一主体为单位的二元对立模式也自然瓦解。
[14](P47)德雷沃特和卡内汉在侵略过程中已经不再单纯是欧洲白人,而成了西方宗主国的殖民者,他们一方面寻求自由民主,另一方面又实行公开的殖民统治,“自恋”是西方内部的现代性,而殖民性是其外在的侵略性。
现代性与殖民性之间相互依存,形成一种奇妙的关系,既是当地人的父亲又是压迫者,既公正又不公正,既谦逊又贪婪。
无疑德雷沃特和卡内汉一开始是以血腥征服的方式统治了卡菲利斯坦国,他们考虑的无非是经济掠夺与权力带来的快感,然而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却开始谋划如何才能成功治理一个国家,并为此殚精竭虑。
德雷沃特甚至为被殖民者感到骄傲,满怀热忱地想要把他们作为臣民献给维多利亚女王,一种前所未有的责任感和家国意识因为殖民实践悄然进入这两个流浪汉心中,这充分说明了被殖民者对殖民者主体性的构建。
除此之外,霍米·巴巴还提到一种殖民者与被殖民者的重要关系——模拟,它指当地人对于殖民者的一种模仿,但这种模仿却并不完全一致,而是内含着嘲弄与变形。
[15](P109)当地人最后追杀德雷沃特和卡内汉时的方法即是模拟的表现,模拟他们当时传授的带兵术,处死卡内汉时钉十字架的方式也是一种对殖民者文化的模拟,它“通过差异和欲望的重复滑落破坏了自恋的权威,它是一种殖民性的定位过程,是一种在被阻断的话语中跨类别的和差异性的知识”。
[16](P90)由此德雷沃特和卡内汉作为征服者所具有的优越地位受到挑战,主体性受到被殖民者的威胁,消解了传统二元对立的明确分隔。
由此可见,两个白人国王的侵略实际完成了殖民者与被殖民者之间从冲击对抗到互塑融合的转变,完成了“国王”与“臣民”的对话,形成了霍米·巴巴所说的第三空间,即殖民者与被殖民互相渗透的状态,它是两种对立文化之外的第三者,为异质并存提供了可能,是一种为打破僵化的二元模式寻求多元结构并存所做出的探索。
五、结语
吉卜林的《国王迷》具有重要的文学地位,被视为殖民主义文学的典范之作。
[17](P88~102)他塑造了两个经过美化的白人国王德雷沃特和卡内汉的形象,从正面宣扬了白人征服新世界的精神;与此同时对被殖民者卡菲利斯坦人的忽视和异化又将殖民行动合理化,从反面进一步巩固了殖民者的霸权话语权;西方“优越文化”与东方“低等文化”的碰撞与交流,打破了东方的隔绝,形成了一种文化混杂的状态。
吉卜林在创作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受到当时帝国主义的影响,将两人的贪婪、谋杀、暴政等行为隐藏在美化的外衣之下,这是本作的局限性。
然而吉卜林在内心深处对当时帝国主义所存的弊病也开始有所察觉,德雷沃特的死亡、卡菲利斯坦帝国的没落极有可能是他对大英帝国的一个预设和警示,以此提醒当时的英国人:
统治一旦与道德的力量割裂开会发生怎样的后果。
《国王迷》在当代也有着巨大的隐喻功能,德雷沃特和卡内汉的悲惨结局警示我们无论处于什么时代出于何种动机,暴力殖民的结局必然是失败,真正的统治绝不应当建立在剥削和专制独裁的基础上。
处在这个不断朝着多元化方向发展的时代,我们应当做的是努力寻求一种异质共存的状态,寻求与他者的对话与交流,而非将他者妖魔化,对立化;当我们重新审视那些看似离我们遥远的殖民作品时,应当从中看出超越时空的隐喻对我们当代所具有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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