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效民胡适怎样当大学校长.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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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效民胡适怎样当大学校长

智效民：

胡适怎样当大学校长

●智效民

    胡适的一生，当过两次校长。

第一次在他的母校——上海中国公学，第二次在被他视为母校的北京大学。

有意思的是，两次当校长都为政治原因而离任，这与颇具中国特色的政局有关。

从表面上看，他是失败了；但是他所坚持的办学模式、教育理念、思想原则、文化追求，却是一笔丰富的遗产，值得仔细清理、认真研究、不断学习、好好继承。

只可惜大家觉悟太晚，否则我们的大学不会办成这般模样。

（）

    上篇：

在中国公学

    一、担任校长之前

    胡适就任中国公学校长，是在1928年春天。

这所学校成立于1905年，是由中国留日学生创办的。

当时日本文部省公布了《取缔清国留日学生规则》，引起中国留学生强烈抗议，陈天华愤而蹈海，大批留学生退回上海，自行筹办了这所学校。

1906年至1909年，胡适曾在这里读书，从他的《四十自述》中可以看出，该校对他的成长起过至关重要的作用。

（）

    胡适离开中国公学后，以庚款留学生身份赴美国留学。

学成回国后，一直在北京大学任教。

1926年7月，他借出席伦敦“中英庚款委员会议”之机，做环球旅行。

没想到1927年4月即将回国的时候，中国政局发生了翻天地覆的变化。

（）

    从许多朋友的来信中，可以看出这种变化对胡适非常不利。

    张慰慈说：

“现在北京一般人的口都已封闭，什么话都不能说，每天的日报、晚报甚而至于周报，都是充满了空白的地位，这期的《现代评论》也被删去两篇论文，这种怪现象是中国报纸的历史上第一次看见。

同时一切书信与电报都受到严格的检查，听说被截留的甚多。

并且无故被捕的人也不少。

上海的情形也与北京相同。

”（《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第423页，中华书局香港分局1983年版）（）

    高梦旦也说：

“时局混乱已极，国共与北方鼎足而三，兵祸党狱，几成恐怖世界，言论尤不能自由。

吾兄性好发表意见，处此时势，甚易招忌，如在日本有讲授机会或可研究哲学史材料，少住数月，实为最好之事。

”（同上，第429页）（）

    面对这种局面，胡适在日本稍事停留后还是回到上海。

因无法返回北京大学，他只好就任光华大学教授并在东吴大学兼课。

第二年春天，中国公学爆发学潮，学校董事会先后推举于右任、蔡元培出任校长，都被学生拒绝，理由是“于、蔡二人道德学问虽好，可惜兼职太多，恐不能专心办学。

”（白吉庵《胡适传》第272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无奈之下，关心公学命运的王云五、朱经农等人找到胡适，请他出山，以解危难。

（）

    在朋友劝说下，他答应维持两个月，到本学期结束后就辞职。

即便如此，他也有点后悔，认为这是给自己“套上一件镣铐”（《胡适日记全编.5》第64页，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两月后胡适提出辞职，校董会为了挽留他，特设副校长处理行政事务，让他有更多的时间从事学术研究。

（）

    二、主张无为而治

    胡适上任后，受到师生的热烈欢迎。

他发现学校连一本正式校规都没有，便首先召开校务会议，通过“校务会议组织大纲”、“教务会议组织大纲”和“学校章程起草委员会”等议案。

他说：

“我想从组织与法律两方入手，不知有效否？

”（同上，第74页）（）

    有了规章制度以后，胡适对学校事务便采取无为而治的态度。

副校长杨亮功说：

“胡先生对于学校行政常以‘无为而治’自嘲，实际上他是以无为而为，与自然主义教育家卢梭以不教而教同是一样的态度。

胡先生只注意于学校的重要问题，付与各主管以事权，并为之排除困难，因此养成各人自动自发的工作精神。

”（《追忆胡适》第250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与杨先生的评价相比，一位名叫陈咸森的学生讲得更透彻。

他说：

胡先生一贯主张无为而治，“这在当年我们做学生时还不大了解，直到三十年后在台湾看到胡先生的一篇‘无为而治’的文章，那篇文内说到艾森豪做哥伦比亚大学校长和做总统时两件故事，方才明了胡先生的‘无为而治’的深厚道理。

”（同上，第255页）（）

    艾森豪就是艾森豪威尔。

为了弄清楚所谓“深厚道理”，我们先看看这两个故事讲了些什么。

第一个故事说的是艾森豪威尔担任哥伦比亚大学校长时，各部门领导都要前来拜访，谈谈各自的工作。

于是他每天要接见两三位院长或部门负责人。

几天以后，他问副校长，像这样的人一共有多少，对方说共有63位。

艾森豪威尔两手举过头顶高声喊道：

“天呵！

太多了！

太多了！

我当盟军统帅的时候，只接见三位将领。

我完全相信这三个人。

他们手下的将领，我从来不用过问。

想不到我当一个大学校长，竟要接见63位负责人，他们谈的我不大懂，又说不到点子上，这对学校实在没有好处。

”（）

    另一个故事是说艾森豪威尔当总统时爱打高尔夫球，有一天白宫送来一份急件，助手替他准备了两份批示，一份“表示同意”，一份“表示不同意”。

没想到他居然在两份文件上都签了字，并交代说，请副总统尼克松替我挑一个吧。

（）

    在许多人眼里，这两个故事是嘲笑艾森豪威尔的，但是胡适却从中看出民主的真谛。

当时他讲这两个故事，是为蒋介石祝寿的。

他的意思是要蒋介石学一学人家的风度，做一个“无智、无能、无为”的人，只有这样，才能乘众势，御众智。

（《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2551-2553页，台湾经联出版事业公司1884年版）（）

    胡适的这个观点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陌生的，许多人一旦大权在握或负点责任，就想要搞出些名堂来。

他们不懂得一个人智力和认识是有限的，因此“不轻易做一件好事，正如不轻易做一件坏事”一样，应该成为每个人、特别是各级领导遵守的一条戒律。

这也是胡适初次与蒋介石见面，就把自己写的、阐述这个道理的《准南王书》送给对方的原因。

（）

    因为不能天天在学校，胡适每月只领100元车马费。

朱经农过意不去，曾在信中关切地询问：

“兄近日个人经济问题如何解决？

闻兄在中国公学依然每月只领夫马费一百元，似不够用。

上学期所定夫马费是一种过渡办法，似不应永远如此。

今年你未在他校教书，仅此一百元安能度日？

”（《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第488页，中华书局香港分局1883年版）限性从这里也可以看出胡适做人做事的原则。

（）

    三、沟通文理学科

    所谓“无为”，并不是什么也不干。

胡适上任时，全校共有三百多学生，分散于四个学院十七个系，致使学校经费异常困难。

为此，他大刀阔斧地裁掉工学院、法学院和经济系，只设文理学院和社会科学院以及中文系、外语系、哲学系、数理系等7个系。

为了沟通文理，他亲自兼任文理学院院长，让有志于数理的人学点文史知识，有志于文史的人学点自然科学。

事实证明，胡适的这一做法效果很好，比如吴健雄当年是数理系的学生，却肯在文科方面下很大功夫。

有一次她还在胡适指导的作文课上获得100分，这件事不仅对吴健雄的影响很大，也成为胡适津津乐道的话题。

（）

    沟通文理不仅有利于提高学生的素质，而且还是涉及到教育的目的何在。

简单说，过早接受专才教育，不仅会因为知识面狭窄而难成大器，还容易成为会说话的工具，不会思考的奴隶。

这一点，我在《清华大学与通才教育》等文章中已经屡有申述，在此恕不赘述。

（）

    为了提高教学质量，胡适请来一大批著名的学者前来任教，其中有人们熟悉的高一涵、张慰慈、杨亮功、罗隆基、梁实秋、郑振铎、陆侃如、冯沅君、全增嘏、叶公超、饶孟侃、黄白薇等。

这里特别要指出的胡适用人不仅看学历，更注重学力。

比如他当时延聘沈从文，人们就有非议，觉得沈仅仅是小学毕业，又没有学术论文，怎能到大学上课？

何况沈从文还不擅言词，第一次登台就因为胆怯，在讲台上站了十分钟说不出一句话，搞得非常尴尬。

但是胡适却坚信自己的眼力，后来沈从文也的确是深受学生的欢迎。

这在今天简直是天方夜谭，是不可思议的事。

（）

    在胡适的努力下，中国公学很快改变了过去的形象。

一年间，学生由三百多人猛增至一千三。

后来，一位学生在写给胡适的信中说：

“中国公学我不敢说它好，但我可以说它奇特，为什么呢？

思想自由，教职员同心协力，有向上的精神，没腐化的趋势，就凭这点，在全中国可说是找不到的。

”他还说，我的进步应该“感谢您和陆先生（侃如）、沈先生（从文）的思想言论”（白著《胡适传》，第274页）。

（）

    四、抵制“党化教育”

    这种局面的形成，首先与胡适对“党化教育”的抵制有关。

推行“党化教育”是国民党掌握政权后的基本国策。

1929年4月颁布的《中华民国教育宗旨及其实施方针》指出：

“各级学校之三民主义教育，应与全体课程及课外作业相贯连，……以收笃信力行之效。

”（《中华民国教育法规选编》第45页，江苏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随后公布的《三民主义教育实施原则》规定，在大学设立党义课程的目的是：

“一、应以阐扬孙中山先生全部遗教及本党政纲、政策及重要宣言为主要任务。

二、应以理论事实，证明三民主义为完成国民革命，促进世界大同之唯一的革命原理。

三、应依据三民主义，比较批判其他社会主义学说。

”此外，大学生还要“一律参加孙总理纪念周及其他革命纪念日，以增进爱护党国之精神。

”（同上，第53-54页）（）

    把一个人或一种思想神圣化，是专制制度的主要特征。

它的目的，就是让全体国民变成不会思考的驯服工具。

面对这种局面，胡适采取了抵制的态度。

罗尔纲回忆说，在中国公学读书时，“进了学校，首先使我痛快的，是不挂国民党旗，星期四上午不做国民党纪念周。

”（《师门五年记·胡适琐记》第89页，三联书店1995年版）（）

    胡适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只要看看任鸿隽在《独立评论》上发表的两篇文章，就明白了。

他说：

“教育的目的，在一个全人的发展，党的目的，则在信徒的造成。

教育是以人为本位的，党是以组织为本位的。

”因此当人的利益与组织利益冲突的时候，自然要牺牲人的利益了（《独立评论》第三号）。

在这方面，胡适堪称大学校长的楷模。

（）

    五、树立良好学风

    树立良好学风，已经成为当今学界的一句口头禅；但什么是良好学风，却似乎无人追究。

胡适担任校长后，同事们办了个《吴淞月刊》，“目的在于鼓励我们自己做点文字。

”为此，他在发刊词中立了“两条戒约”：

第一要小题大做，不要大题小做；第二“要注重证据，跟着事实走，切忌一切不曾分析过的抽象名词”。

（《胡适全集》第3卷，第707页，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关于前者，既是老生常谈，也是胡适的一贯主张；至于后者，却需要多说两句。

    早在五四时期，胡适就写过《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

这件事似乎早已成为定论，但是仔细读一读他的文章，就会有另外的感觉。

事实上，当年胡适反对的正是“一切不曾分析过的抽象名词”。

他认为只知道高谈主义却不想研究问题的人，是“畏难求易”的懒汉；而“偏向纸上的主义，是很危险的”（同上，第1卷，第324-328页）。

（）

    1928年7月，胡适决定继续担任公学校长时，写了一篇题为《名教》的文章。

这篇文章是“问题与主义”思想的继续。

文章说，所谓名教，就是信仰“名”、认为“名”是万能的一种宗教。

什么是“名”呢？

胡适认为“名”就是字，或曰文字，而名教就是崇拜文字的宗教。

他说，名教的具体表现不可胜数，从古人生辰八字、名号避讳，到如今的标语口号，都是名教的“正传嫡派”。

比如革命者贴一张“打倒帝国主义”，与豆腐店老板贴一张“对我生财”完全一样。

他还说：

“南京有一个大学，为了改校名，闹了好几次大风潮，有一次竟把校名牌子抬了送到大学院（按：

当时的教育部）去。

”（同上，第3卷，第66页）可见直至今天，我们并没有摆脱名教的束缚。

多少年来，我们一直生活在名词术语和标语口号中，而前几年流行的大学改校名，也是一种名词崇拜。

遗憾的是，许多人并没有认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

（）

    如何才能改变这种状况呢？

除了上述“两条戒约”外，胡适还在1928年写过一篇《治学的方法和材料》，其中谈到治学既要有科学的方法，又要有鲜活的材料。

所谓科学的方法，就是“尊重事实，尊重证据”，即“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所谓鲜活的材料，则是要摆脱纸上的学问，从故纸堆中走出来，到科学试验室里去寻找材料。

只有这样，才能摆脱名教的影响，建立良好的学风。

后来，他在学校以“怎样医治浪漫病”为题举办讲座，也谈的是这个问题。

他告诫学生：

浪漫病就是懒病，懒人没有做学问的兴趣；只有打破浪漫病，才能研究学问（白著《胡适传》第354页）。

（）

    六、重视同等学力

    胡适重视同等学力，不仅表现在聘请教授方面，还表现在招收学生上。

他虽然不管具体事务，却对许多事情非常留心。

比如每年招生结束以后，教务处总要发出大批公函，向考生所在学生查询文凭真伪，如果发现假文凭，便照章开除。

但这件事操作起来十分不便。

有的学校根本不存在，发出的公函只能石沉大海；有的学校回信后，学生已经上了半个学期的课。

他不忍心开除这些学生，便建议教务处看看他们开学后的成绩，对学习好的从宽发落。

然而教务处的人却不愿开此先例，“所以我们只好硬起心肠来干那‘挥泪斩马谡’的苦戏。

”（《胡适全集》第20卷，第185页）后来，胡适还发现在学生遗弃多年的杂物中，有一个大学的公章和一枚校长的私章。

这显然是伪造证件的证据，然而作伪者早已毕业。

（）

    另外，他还听说四川有位校长每次外出，都要带些空白毕业证送人。

起初他还不相信，1929年他在北平，一位本家居然同他商量，让他的侄子去考清华。

他听了很吃惊，说自己的侄子初中刚毕业，怎么可能去考清华？

对方说，一位朋友是中学校长，他可以办一张高中毕业证。

胡适气愤地说：

“我们家的子弟怎么好用假文凭！

”气愤归气愤，但面对这种情况，胡适知道这种文凭的确是“真”的，无论怎样去查，也不能证明其假。

（）

    胡适认为，这种状况从根子上说与教育部有关。

当年教育部废除具有同等学力者可以报考大学的规定，才使假文凭泛滥起来。

如果不能容许具有同等力者报考大学，就等于“政府引诱青年犯罪”（同上，第188页），就不会从根本上消灭假文凭现象。

（）

    重视同等学力，是胡适的一贯主张。

1934年，他在《大公报》发表《谁教青年学生造假文凭的》一文，把上述事实和想法写了进去。

1937年7月，他在庐山谈话会讨论教育问题时，又提出承认同等学力是“救济天才，以阻止作伪犯罪”（《胡适日记全编.6》第694页）的好办法。

（）

    只有唯学历，才有伪学历。

看看胡适对同等学力的重视，对于如今治理办假证现象，也应该有所启发。

    七、提倡体育精神

    胡适在中国公学任职时间很短，满打满算才20个月，但是他的所作所为却可圈可点。

别的不说，单说他对学校运动会的认识，就让人振聋发聩。

（）

    我们从小受的教育是“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

在国人心目中，体育的功能不外乎两个：

一是争夺奖牌，为国（包括为集体）争光，这是前半句话的所指；二是强身健体，延年益寿，这是后半句话的含义。

基于前者，人们对中国健儿在奥运会等国际比赛上“夺金获银”欢呼雀跃，兴奋不已；但是我总觉在“体育兴”与“国运兴”之间不能简单地划上等号。

至于后者，许多人热衷于保全个人生命，对身外的大是大非不闻不问，这又隐含着对整个社会的无奈。

（）

    看看胡适对体育的理解，也许可以纠正上述偏见。

    胡适从小体弱多病，不大喜欢运动。

到美国后第一次观看橄榄球比赛，在队员的厮杀和拉拉队助威声中，他有些不习惯。

心想：

“这真是罗马时代的角抵和斗兽的遗风，很不人道的。

”（同上，第20卷，第89页）随着对西方文明的深入了解，他认识到体育不仅可以锻炼身体，对人格的养成也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

    大约在1930年春季，中国公学要召开学校运动会，为了让同学们踊跃参加，正确对待竞赛中的胜败，他亲自撰写运动会会歌。

这首歌的歌词如下：

（）

    健儿们大家向前，

    只一人第一，

    要个个争先。

    胜固然可喜，

    败亦欣然，

    健儿们大家上前。

    健儿们大家齐来。

    全体的光荣，要我们担戴。

    要光荣的胜，

    光荣的败，

    健儿们大家齐来。

    在运动会开幕式上，他还致词说：

“运动会是一种教育，是一种训练，不是一种游戏。

”他还说，大家都在跑，而得奖的只有一人。

假如按照平时的成绩，已经知道某人一定会夺得锦标，难道我们就不参加了吗？

不，大家还应该参加。

有了我们的加入，他才会有第一；没有我们的陪衬，他一个人算不得第一。

正确的态度是：

他得他的第一，我们搞我们的训练；他的光荣，也是我们的光荣。

这才是真正的体育精神。

在开幕词结束时，他还说：

“祝诸君人人有光荣的胜，人人有光荣的败！

”（白著《胡适传》第279页）（）

    拿这个标准来衡量，可以看出体育比赛不仅仅是一种对抗，更是一种合作。

所谓重在参与，就是体育精神的具体体现。

如果以为在国际比赛中夺得锦标就是光荣，就意味如何如何，其实是一种偏私狭隘的见解。

用这种态度来对待体育，永远也无法摆脱输不起的阴影。

这一点很重要。

因为再过几年，万众瞩目的奥运会就要在北京召开，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小自运动员人格、大到国家的国格就会有缺陷。

到那时，即便获得更多奖牌，又有什么用？

（）

    胡适倡导的体育精神是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适用于体育比赛，也适用于其他领域。

1948年初，胡适得知李宗仁准备参加副总统竞选，认为这是实行宪政后的第一次大选，要多些人参加，才能充分表现民主精神。

他给李宗仁写了一封信，信中抄录《中国公学运动会歌》的第一段，并且说：

“第一虽只有一个，还要大家加入赛跑，那个第一才是第一。

”（《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2013页）可见无论是体育还是政治，都要提倡“重在参与”，不应该唱独角戏。

（）

    八、寄语毕业同学

    1929年7月，中国公学18级学生毕业，胡适语重心长地对他们讲了一番话——

    诸位毕业同学：

你们现在要离开母校了，我没有什么礼物送给你们，只好送你们一句话罢。

    这一句话是：

“不要抛弃学问。

”以前的功课也许有一大部分是为了这张毕业文凭，不得已而做的，从今以后，你们可以依自己的心愿去自由研究了。

趁现在年富力强的时候，努力做一种专门学问。

少年是一去不复返的，等到精力衰时，要做学问也来不及了。

即为吃饭计，学问决不会辜负人的。

吃饭而不求学问，三年五年之后，你们都要被后进少年淘汰掉的。

到那时候再想做点学问来补救，恐怕已太晚了。

（）

    接下来，胡适针对一些人的想法，谈到所谓没有时间、不具备条件，都不是问题；真正的问题是你对自己负不负责任。

在此基础上他告诫自己的学生：

“学问便是铸器的工具，抛弃了学问便是毁了你们自己。

”（《胡适全集》第3卷，第825-826页）（）

    这里涉及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上大学的目的究竟是什么。

是为了解决“饭碗”问题，还是为了让生命更有意义？

如果把大学文凭当作“抢饭碗”（蔡元培语）的敲门砖，一旦文凭到手，就意味着万事大吉。

许多人以为自己不在研究单位，就不需要做学问了。

有些人即便在研究单位，也对学问没有真正的兴趣。

这恐怕是多少来我国“人才死亡率”高居不下的主要原因。

（）

    其实，即使是为了吃饭，学问也具有长久的竞争力，这是常态社会的通则；至于文革那样的变态社会，则是另一回事。

因此，在目前的社会机制不可能为年轻人提供足够就业机会的情况下，不要抛弃学问，乃是每一个人的最好选择。

何况，人生的目的绝不仅仅是为了找到一碗饭吃。

（）

    胡适认为，生命的意义是每个人赋予它的。

“人生固然如梦，但一生只有这一场做梦的机会”。

因此，要想“努力做一个轰轰烈烈像个样子的梦”，而不是“糊糊涂涂懵懵懂懂混过这几十年”光阴（《胡适全集》第3卷，第818页），唯一的选择就是不要抛弃学问。

（）

    九、争人权、争自由

    一位校长能够办好一所大学，这是他的本分，不值得夸耀；如果他在办好大学的同时，还能时刻关注社会动向，履行文章报国的义务，才令人钦佩。

也就是说，“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不算什么；“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才是英雄。

（）

    我注意到，1929年3月10日，在《新月》第二卷第一号《编辑后言》中，提到要办一个思想性刊物。

这是由于《新月》是“专载长篇创作和论著的”，因此“我们几个朋友”决定在这个月刊以外再办一个周刊或旬刊，取名《平论》，由“平论社”发行，无非是想说几句平正的话，表示一个平正的观点而已。

（）

    3月23日，徐志摩、梁实秋、罗隆基等人造访胡适，劝他担任《平论》主编，胡推辞不掉，只好答应，并商定于4月1日出报。

3月25日，胡适为《平论》撰写一千六七百字的发刊词。

这篇文章被收入最近出版的《胡适全集》第21卷中，题目是《我们要我们的自由》。

（）

    文章说：

“近两年来，国人都感觉舆论的不自由。

在‘训政’的旗帜之下，在‘维持共信’的口号之下，一切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都得受种种的箝制。

异己便是反动，批评便是反革命。

报纸的新闻和议论至今还受检查。

稍不如意，轻的便停止邮寄，重的便遭封闭。

所以今日全国之大，无一家报纸杂志敢于有翔实的记载或善意的批评。

”（）

    接下来，文章分析了没有言论自由的严重后果，指出这是一个民族的最大耻辱。

然后又明确表示：

    我们是爱自由的人，我们要我们的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

    我们不用说，这几种自由是一国学术思想进步的